在中华书局伯泓书店，店员将“中华国学文库”丛书的部分摆放在桌上。本报记者邓伟摄
《四书章句集注》原来最畅销
七辑70种，哪本书最有读者缘，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尹涛说，第一辑的《四书章句集注》至今已印刷12次，每次印刷一两万册，是“中华国学文库”中最畅销的一本。
“第一辑选目时，不仅要收入经史子集各部的经典书目，我们还抱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把最好卖的十种先推出。”尹涛说，事实证明，《四书章句集注》《史记》《三国志》《老子道德经注》《庄子注疏》确实最好卖，而《四书章句集注》作为解读《四书》的经典之作，更是受到读者珍视。“中华国学文库”责任编辑之一石玉说，“这本书读起来更加简明扼要，让大家感觉不那么繁难。有的时候，长篇累牍的注释，尽管资料性很强，但还是太枯燥。”
“繁”转“简”似易实难
“中华国学文库”不就是把繁体字转成简体字吗？貌似一按电脑键盘就能办到。但事实是，字体转换恰恰最让编辑们犯愁。“从繁到简，这里面的艰难，我觉得用语言都无法表述清楚。”尹涛如此说道。
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朱兆虎回忆，他编辑的第一部书是《增订文心雕龙校注》，这是杨明照先生研究《文心雕龙》学术成果的集中体现，书中涉及很多细微的校勘，如果用繁体字会一目了然，但转成简体字后，杨明照的学术观点就很难辨别。朱兆虎以实例为证，“观”和“亲”繁体字相近，但转成简体字后，两者字形差距很大，“这个时候就要体会到校注者的用心，校勘涉及两字，需要根据语境来保留繁体字。”
而对于一些多音字，由繁到简的转换同样让编辑头疼。石玉说，“于”的繁体字为“於”，但它又是个多音字，读“wū”的时候是个虚词，就不能转成“于”，一定要保留繁体字。“《诗经》中就保留了这个字，比如‘於乎’就时常出现。”但如果“于”作为姓氏，就必须用简体字。
正是因为由繁转简很难，读者熟悉的《说文解字》一直没有推出简体字本。石玉解释，这里面会涉及很多问题，简体和繁体两者字形差距非常大，因此需要慎重再慎重，斟酌再斟酌才能出书。
将无名的好学者推向大众
关于已推出的70种图书，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中心主任张继海做了大致统计，在世的校释者、编著者大约有二十余位，其余的都已不在世。
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许富宏是此次推出的《鬼谷子集校集注》的校释者，他回忆，自己读博士期间，曾经做过《鬼谷子》研究，在老师提议下开始着手写这本书，前后耗费了十年功夫。“实际上，这本书在今天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书里的推销观点、外交策略、军事策略等很有借鉴意义。”许富宏认为，学界对《鬼谷子》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他希望随着该书的面世，引发更多研究者的兴趣。嘉兴学院文法学院教授富世平是《释氏要览校注》的校注者，这是他费时3年的研究成果。他告诉记者，该书2014年曾收入“佛教典籍选刊”，面对的是专业研究者、读者，这一次该书将与更多读者结识。他很珍惜这一机会，于是在前言部分，特别对版本情况做了补充说明。
在这套文库中，不少已故学者不被大众熟知，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用一生换来的学术成果，最终会以亲切的面目问世。记者在网上搜索了一番《越绝书校释》的校释者李步嘉，有关他的信息非常少。在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知名教授介绍中，出现过他的名字，还有就是孔夫子旧书网正出售他的早期论文手稿。此外，没有任何其他信息。“中华国学文库”责任编辑之一王勇告诉记者，《越绝书校释》一书，1992年首次出版只印了1000本，此后作者英年早逝。“为了一生中唯一的这本书，他生前勤勤恳恳地在图书馆搜罗各种材料，付出了一辈子的心血。”
众多读者共同参与纠错
“三八二页，‘齐师、曹师伐厉’下逗号误，应为句号”“四三八页，‘夏五月庚寅’下注庾寅误，当为庚寅”，这是读者为繁体字本《春秋左传注》进行的纠错。石玉说，光是《春秋左传注》的纠错信息就有五六十条，这些意见不少都在简体字本中予以采纳。
石玉说，“中华国学文库”所选书目都已行销多年，比如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以前为铅排，几年前就想用电脑重新排版，因此一直在采集读者信息。“不少读者写过札记发至网上，他们都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包括引言、断句、错字、标点符号等，我们一一搜集起来。”
即便是已推出的书目，也会根据读者意见不断加以修订。但读者意见要经过仔细斟酌、考订后，才予以采纳。王勇提及一个细节，有些读者反映《史记表》中的1120页就有好多字印倒了，因此怪罪中华书局。“但事实上，这就是《史记》中特有的，在《表》中倒着书写，俗称‘倒文’。对此，很多学者也做过研究。”王勇说，无论怎样，编辑都会根据读者意见进行判断，即便他们的意见有错，也会耐心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