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
图书馆是人类知识、思想和智慧的汇聚地，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也是人们心灵的港湾。
中国图书馆的起源
早在公元前1600年，殷人将甲骨文按“册”为分类方法加以保存，那时已经出现了我国图书馆的萌芽。在周代，出现了掌管保存盟约文书的官府，称为“盟府”，是我国图书馆的雏形。据《史记》记载，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守藏室”，是古代保存书籍的地方，“史”，是专门管理图书的官职，所以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可谓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图书馆馆长”。
西汉初年，在宫廷中，皇室们喜好收藏书籍，丞相萧何在宫中设置了石渠阁用于藏书。石渠阁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国家图书馆。后来又建立了天碌阁，用于搜集各地文献图书。汉武帝在位期间，非常重视典籍的保存，他不但在宫内修建了专门收藏图书的“秘府”馆舍，还命令在全国广泛征集图书。
中国图书馆的发展
随着朝代的更替，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到了唐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化、科技的鼎盛时期。在国家统一、政治开明、文化繁荣的社会氛围下，人们对书籍产生了大量的需求，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也使图书馆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北宋庆历间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宋代图书馆有沿自五代的史馆、昭文馆、集贤馆，连同宫廷藏书的“秘阁”，总称四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曾两次任“馆阁校勘”，并参与编辑大型书目《崇文总目》。
明朝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文学以小说达到了最高艺术成就，诗文数量也浩如烟海，不仅作家众多，而且各成流派，我国的藏书事业在此期间得到空前发展，特别是私家藏书数量巨大，种类浩繁。明代还专门设立了皇家图书馆，如文渊阁，皇史及内阁等处。
清朝时期，设置了许多专门用于收藏文献古籍的图书馆，乾隆年间，为了编纂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搜集来的全国图书，堆积如山，不计其数。在《四库全书》编成以后，还在北京及各地修建了收藏《四库全书》的“七阁”，分地珍藏。
千年来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发展，对当时朝代的文化、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藏馆也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稀有的文化典籍。
清末两江总督端方于1907年奏请清廷创办了江南图书馆，馆内珍藏宋、元、明、清秘籍珍本，名家批校本，精抄本共达5万余册，“江南图书馆”是开创了我国“图书馆”新篇章的图书馆，是一所真正的大众图书馆。
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开办新式学堂，翻译西方书籍，创办报刊，开放言论。一些学堂、校馆、书局先后设立藏书室，传播新思想。1904年清末兵部郎中徐树兰创建了古越藏书楼，因藏书楼的藏书供公众阅览，藏书的学科范围非常广泛；业务组织机构分工细密，规章制度完善等。因此，国内外图书馆界都一致公认，古越藏书楼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了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洗礼,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潮流。在此期间我国许多省、市、县都建立了公共图书馆，私立和专业的图书馆也相继诞生。到了1936年，全国有据可查的图书馆就有5196家，藏书量达2600多万册，这是我国解放前图书馆的“黄金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省、市先后建立图书馆，其名称统一叫“图书馆”,图书馆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诞生，把几千年来封闭状态的藏书楼，拓展为一个较为广阔的文化空间，同时也将图书馆作为面向公众的文献服务机构，使图书馆文献资料成为人民的共同财富。
现如今，随着我国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得到越来越好的保障。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新型公共阅读空间已初具规模，并衍生出社区智慧书房、群艺展览等形式各异的新型公共空间，延伸公共文化服务链条。在拓展公共文化服务，打造城市文化名片，融合文旅产业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艾迪讯是国内最早从事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的公司，同时也是全馆型委托社会化运营的开拓者和先行者。多年来，公司秉承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理念，不断创新，打造专业运营团队、提升服务品质、创新服务内容、加强文化供给，全力推进全民阅读，为地区、地方公共图书馆事业、公共文化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