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文作者卢世源系原国营武汉印染厂老职工，他是从一个老工人的切身体会和特有视角，来思考讨论中国经济的昨天、今天和未来。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王今朝教授对此进行了一些修编加工。本文的观点不一定全面准确，但它是鲜活的、独特的、真实反映实际的，可作为有益的参考。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经济基数大了，经济增长率自然就小了。简而言之，它认为经济基数越大，增速越难保持。这有一定的道理，比如一些重要行业出现饱和，还有些产业仍蓄势未发。然而，这种纯数学的观点没有解释，经济基数有多大算大，才会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这种纯数学的观点没有解释为什么在近年的基数基础上，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这种纯数学的观点没有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到多少才是合意的；这种纯数学的观点也没有看到导致经济增速趋缓的其它重要因素。因此，这种纯数学的观点所给出的解释是笼统的，无法令人满意的。按照这种观点，仿佛中国对下降了的经济增长率就无能为力了。这当然是荒谬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并非必然，只要应用好我们经济政策工具箱里还有的一些工具，经济不难继续高速增长。一方面，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确实并非必然；另一方面，在稳增长政策的选择上依然可能落入西方经济学的窠臼。如果经济政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与病急乱投医就差别不大了。到头来要么是隔靴搔痒，要么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要么是南辕北辙。比如，留抵退税、缓缴养老等社保费、失业保险留工培训补助、普惠小微贷款支持、个人贷款短期延期还本付息、取消不合理限高等规定和收费、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支持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新开工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有用吗？真正有用的经济政策必须对症下药，不能讳疾忌医、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是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的，因为它会涉及较大的社会变动，会对既定利益格局产生较大影响，见本文第六部分。
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早在1997年，即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之后的5年，中国就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之下第一次暴露出内需不足，为了维持一定的增长率，就需要出台刺激措施了。而也正是在1997年前后的几年中，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国企倒闭和私有化运动，数千万工人下岗。之后的十几年，中国太多的产业在国企改革和多种所有制并存政策下已经由包括外资在内的私人企业主导了。十八大前，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资产阶级分子，其中不乏亿万富翁，有的财富高达数百亿。而一些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又借助合资、股份公司等形式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当一个阶级兴起了，必然有另外的阶级坠落。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出现，不加遏制，必将继续扩大。党中央明确提出，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就难免像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那样，经过一段快速增长时期之后，经济增速下降了。而这与中国实际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有无关系呢？这个体制是否有进一步优化的必要呢？
中国借助过去的改革似乎实现了不错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成就使得一些人依然沉湎于过去，而没有看到我们国家要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危险。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1978-2012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中国这种以民营企业为重要推动的经济发展，为什么能在世界上众多国家中几乎是一枝独秀？为什么其他诸国，例如印度和中国在实行私有经济制度方面基本相同，在同时期却未能取得与中国相似成绩呢？从经济上看，如下两点应该是极为重要的。
美国一流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没有及时指出这种寅吃卯粮的制度设计的危险性呢？他们许多人根本上是限于了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专业里发展到极致，而很少关心社会发展的前沿领域，没有意识到前沿领域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实际上，就连美国金融领域最前沿的人士许多也没有意识到美国次级贷款的危险性。前几年，世界经济学顶尖学府——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学生罢课，原因是他们认为该院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经济学教授们，竟然都提不出解决当前世界上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发展问题的方法。他们对资产阶级学者的学术能力表示怀疑了。这点，就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无能，即便在西方学界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了。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生产力的发展一直受到消费市场的制约，因为在私有制经济社会，资产阶级处于强势地位，导致相对弱势的广大劳动群众购买力不足。本来，资本主义一直苦于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中国等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外找到了向开放国投资以及外包等生财之路，在国内则更加热衷于以钱生钱，认为金融比实业更来钱。于是，美国的经济日益高级化和空心化，人民生活日加困难，而大资本家则大赚其钱。直到特朗普上台，才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但也困难重重。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模式与国际惯例接轨，也发行了信用卡，也发展了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一度成为中国可能是最大的支柱产业。但是，现在房子卖不动了，支柱动摇，信用卡似乎也不再增长了，甚至可能已经萎缩了。日本自上世纪中期后，经济快速增长，房地产的疯狂炒作，也是主要助推力之一。但好景不长，然后是“停滞的30年”，其中，不乏有房地产业泡沫破灭的因素。十八大之后新的党中央也看到了美日的前车之鉴，提出了房住不炒的方针。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要停止寅吃卯粮的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于此前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制度时期，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也就是说，给寅吃卯粮留下的空间非常之大，能使私有制经济制度生产力，在初、中期时不受社会消费能力制约的负面影响，无阻碍地发展。虽然中国寅吃卯粮还有空间，但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这样饮鸩止渴。而这样一来，中国的内部需求，如果没有其它政策（如共同富裕）的出台，就必然降低，就使得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了。
第二，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收益、国际市场红利和资本主义技术转移收益减少。我们在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运营时期，曾有过巨大规模的资产积累和培养造就了数以千万计的熟练技术人员的独特技术传承机制，能被后来的私有制企业现成使用。包括印度在内，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过这样的庞大资产积累和技术传承机制吗？毛泽东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思想在中国早已深入人心。这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一些领域依然能够攻坚克难，取得显著成就。然而，这些经验在许多其他领域没有得到充分的传承。只有在十八大后，我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拨乱反正，果断停止“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错误，中国产业界人士才得以突破禁忌，不断攻克高科技产业难关。
中国实施的开放战略也有赖于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力资源的积累。在开放战略下，中国能够通过购买技术、合资、外商独资接收到来自资本主义国家一些过时的技术。这些技术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多少使用价值了，但它们在中国依然有。这就使得中国能够借资本主义之鸡下蛋。可是，经过几十年的引进外资，开拓国际市场，现在，美国不想跟中国玩了。来自国际市场红利和资本主义技术转移收益必然减少，中国经济的外在动力必然降低了。
当上述有利因素日益消失之后，又恰逢新冠肺炎病毒流行，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就不可避免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而且这种模式以前埋下的负作用隐患会像定时炸弹一样开始接连爆发。
在效率上，公有资本优于私有资本，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是公有资本。毫无疑问的是，在同等条件下，公有制更有效率。如果认同这个命题，哪里还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命题呢？即使在很恶劣的情况下，公有制也表现出极高的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效率。社会主义苏联接手的是一个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国家，仅仅30多年后，中间还遭到过战争的严重破坏，便进入了核时代和超级大国时代；新中国更是从“一穷二白”开始，也只用了20多年便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也拥有了核武器和许多先进科技成果。两国的生产力发展速度都远远地超越了私有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认可这样的历史事实，哪还会对中国经济进行舍本逐末的私有化改造呢？
如果我们承认公有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优于私有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从整体上说，公有资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优于外来资本。
国内一些学者已经系统地证明了，从总体上看，1949-1976年时期的中国公有制企业的效率效益是高的。这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基于我切身的经历，在这段时期，中国公有制企业效率还是有较大的波动的。
1949-1976年时期，中国还没有无人工厂。企业的效率效益只能依靠发挥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公有制为广大工人发挥积极性提供了最基础性的保证。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都能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这是第一位的事情。我基于解放前后数年的对比，对此认识得非常深刻。
然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企业是否能够把效率尽可能地放大，就不是一件确定性的事情了。这一点，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就有精准的描述。柯察金被分配管理仓库时，就发现仓库一团混乱。柯察金辛辛苦苦地把仓库整理好了。可以想见，初创的公有制企业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该自来水厂生产成本主要是净水剂原料消耗。以前，工人们的工作原则是图个人的方便省力，完全没有成本核算概念。自从有了企业主人翁的感觉之后，就不同了，开始琢磨怎样的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节省消耗、杜绝浪费。经过大家持续不懈地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终于创造了“巡视检查法”（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字）。根据该法操作，原料消耗成本可减少一半以上。这一成功的操作方法改革，好比自制“紧箍咒”戴在自己的头上，从此工作标准大大提高了。工人们若无一种高尚的政治意识力量自我推动，会如此干吗？
但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仅仅依靠政治鼓动还是不够的。毛主席说过，要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所以，我以为，公有制企业的效率效益在相当程度上主要取决于是否实施按劳分配。中国共产党革命为什么那么成功？这也是与用人公道，谁在战场上敢拼命、有好主意、能打胜仗，谁就能得到晋升重用分不开的。在和平年代里，谁的贡献大，谁就应该多拿钱，特别是在钱比较关键的时候。亿万劳动群众之所以衷心拥护社会主义，因为人所共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有个著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说到底，是因为这个主义及其原则符合自己的阶级及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依靠亿万劳动群众都各尽其所能。各尽所能是为实现经济建设高效发展目的的根本条件，而按劳分配就是有效实现各尽所能的主要手段。换句话说，按劳分配是一种经济手段，能调动起劳动群众各尽所能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促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实现高效运营的目的。人们应当理解这个道理了吧？但究竟什么是按劳分配呢？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资本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也是用高薪来刺激工人努力工作的。他不顾其他股东反对，把当时工人日薪3.5美元一下子提升到5美元，创造了今天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效率工资概念。而这在当时，无疑得到了工人的拥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激励应该是不可输于福特的。当然，福特本身从很小时就痴迷机械，他对于制造和管理的看法是有高明之处的。他虽然是资本家，但他身上多少有些社会主义的影子，这可能与他出身也较为贫穷有关。今天的中国应该已经有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个福特式甚至超越福特的人物。但福特毕竟有资本家的局限性，中国如果培养出更多的社会主义福特，那将是何等的景象啊！还用担心经济增长下行吗？
我们上面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是高效率的。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已经达到了最大的效率。实际上，即使没有社会运动，公有制企业的效率也大有提高的余地。这里，我们不谈社会变动方面的原因（这很重要，包括一线二线划分等等），仅仅从生产方面来看。
1957年，我就有个感觉：以前开会，工人群众深感兴趣，因为大家畅所欲言，甚至牢骚不满也不妨尽情发泄，批评领导更是毫无顾忌。当然，主要内容还是相互探讨，各自提出对工作中的意见和建议。后来就不同了，人们发言谨小慎微，内容也大多是传达上级指示精神，然后，必须表态拥护和支持，如有一人不开口，则不能散会。人们对开会开始感到烦恼了。这样，许多生产中的问题就难以开会解决了。
我厂附近另有一家造纸厂。五十年代后期，该厂调进一批工人（数目不详），原为集体生产合作社社员。这批手工艺者，以前在社内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一般月收入七八十元，高时上百。这在当时可谓“小康”了，因为物价很低。例如，我有次去医院拔牙，手术费只要0.5元，加上挂号费五分，共计五角五分。回厂后公费报销了五角，自己实际上只花了五分。为什么要将这一大批工作繁忙、并不缺活干的合作社熟练生产骨干跨行业调往公私合营（实已为国营）的企业改行当外行工人？听说原因有二：一是集体合作社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档次较低，需要升级了；二是手工技艺没有发展前途，不如趁早让他们学习操作机器。但问题是，将他们原来高收入一律降为二级工，三十五元八角，而且是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不容讨价还价，更不允许回社。这一下子，这批上有老、下有小的手工艺者生活陷于困境。可想而知，这家造纸厂由于工人们闹思想情绪，消极怠工，生产经营每况愈下。后来毁于一场大火。该厂有知内情者怀疑，可能是人为纵火。
中国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当然是高的。但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1978-2012年时期中国是否能够达到更高的增长率。我认为，完全可以。
上世纪80年代（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偶然听说，上级有一个“保密文件”下发到了厂里，好像叫什么《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我想这有什么密可保的？便去问一位厂领导，可有此事？他说有。我又问怎样奖励？他回答说，合理化建议采纳实施后，产生了效果，奖励年增产或节约金额的百分之一点五，一次性发放。我猜测，可能厂领导认为奖励比例太低了，没有人会感兴趣，或者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省得麻烦，所以才未向下面职工传达这个文件。但我这个穷光蛋饥者易为食，只要多少有点进账，先干起来吧。
当时，官方媒体提倡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劳动者中的致富标志就是成为“万元户”（指年收入）。万元户往往又同“专业户”相联系，如“运输专业户”“供销专业户”“养殖专业户”等等，似乎都是单干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唯独在全国企业工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成为万元户。我以为，即使奖励比例如此之低，我也有把握成为万元户！
近来，据《工人日报》2022年5月16日报道，“新八级工”时代来了。人社部近日制定出台《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将上世纪50-80年代的“八级工”更改为“新八级工”，即由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构成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资制。
据说，“新八级”不是“老八级”的翻版。“新八级”是在新技术环境、新工作现场中“生长”出来的更高水平的技能评价体系。其目的是，让年轻的技术工人看到向上发展的无限可能，从而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工厂，沉在一线。
应当承认，尽管姗姗来迟，人社部制定出台这一“新八级工”试行方案，如果认真实行的话，无疑将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加速增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我怀疑作用有限，而且还难以排除其不确性。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好事多磨”，可谓之人们的社会经验总结。如果现在实行“新八级工”技能评价规则，今后是有可能加速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如同1956年那次开始实行“老八级工”时也存在这种可能性一样。
毛主席决策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是大手笔，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毛主席会不会开放？当然会。苏联能够援助中国“一五”计划，就是中国至今为止实施的最重要最成功的开放。当苏联的大门对我们关上后，我们当然要对世界其他国家开放。毛主席推动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背后做了多少工作，有多少人想过！但毛主席的开放必然是把基点放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础上，不会做出过多的让步。如果说为了开放而做出过多的让步，是叫开放，但这是好的开放吗？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建设倡导和实行的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主辅关系明确，却被说成是“闭关锁国”，而对这种与我不利的“国际分工”，却见怪不怪，认为理所当然。这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了。而中国这种开放的结果是什么呢？据世界银行2008年估算，中国经济总量的40%是外资创造的。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五位的企业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中国互联网业一百强中的78家被外资控股。这叫开放吗？中国真正爱国的民营企业家，是否会愿意把自己的财富让外国资本来控制呢？
如何看待外来资本？资本是逐利的。允许外来资本追逐利益无可厚非，但放纵它们得到超额利润就得不偿失了。外来资本为了得到利益，甚至可能是舍得下血本的。从十九世纪甲午战争开始，历经二十世纪的“九·一八”，“七·七”事变，日本曾使中国河山破碎、尸山血海，但日本人付出的“成本”也不小，仅只人命一项，累计伤亡大概不会少于百万。他们的目的何在？主要的最终目的就是掠夺中国财富，包括侵占中国国土，也是服务于这个目的。但是，尽管日本人当年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最终目的仍然落空。现在时移势易，中国已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外资为我所用，有何不可？不过，如果它仅得20%的利润就满意了，为什么让它们得到远远大于20%的利润呢？中国某些人喜欢走极端，纠正了“左”的倾向，如今又跑到极右那边去了。现在倒好，外国资本不费吹灰之力，中国人的巨量财富就悄无声息源源不断地不掠自来，再也不用大动干戈而能达到同样目的。现在，中国人普遍都懂得美国在收割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的财富了。美国人早就在收割世界，为什么这种观念直到现在才得到传播呢？
外国资本何以在中国能够如此攻城略地呢？有人说，不让出巨大利益，中国就得不到巨大利益。中国是否为了加入所谓的全球化体系而停产下马许多重大技术呢？毛泽东主席逝世时，中国已经生产出来了飞机、汽车、芯片，为什么都下马了呢？不是有人说，文革使中国技术停滞了多少年吗？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战略性技术领域是否实现了本来应该实现的发展呢？当然，部分是实现了，但也放弃了生产飞机、汽车、芯片等产品的重大利益。或许，可以说，这种利益的放弃是为了世界和平，但这种代价是否太大了呢？和平是否祈求得来呢？而且，1991年苏联解体了，中国对美国的价值也就降低了。中国这时为什么不苦练内功，大力去抓自身的技术进步呢？中国和美国谈判在2001年加入了WTO。不料，仅仅六七年后，美国即陷入1929年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时，又有人提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国需要这样去救吗？
万幸的是，中国开放也实现了一些突破。我们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有发展。也许，邓小平同志也高瞻远瞩，看到了这种前途。当资本主义国家发现，这种哪怕是低水平的技术转移之下，中国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想追求更好的发展，这种技术之门和国际之门就开始要关上了。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严重侵犯美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了，这就是中国人违背了以前的默契，让他们受到欺骗、悔不当初了。结果，供应链价值链开始断了，中国经济上升的动力就不足了。因而，中国参与全球化国际分工的环境，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将越来越严峻，不再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当美国的对华政策改变之后，我国的对策当然也要变化了，要更加明确依靠自主创新了。
回想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我觉得，可以用险象环生来形容也不为过。大家应该都知道，在2010年前后，我们国家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事情是不少见的，许多人对于国家的前途是忧心忡忡的！所幸的是，我们党选出了习近平同志作为总书记，成为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
在新时代，有利于公有制发展的社会形势和世界形势已经形成。
1978-2012年时期，反毛几乎成为时尚。据说，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幸有黄克诚出来仗义执言，并得到邓小平的赞成和支持！晚年王震说毛主席比我们多看五十年，而且要求身边人为毛主席老人家多讲话。王震老为什么这么要求呢？有许多老革命都看到了，毛主席是不能否定的，也是否定不了的。可是，还是有不少人试图蚍蜉撼大树。“伤痕文学”讲什么呢？不就是讲在毛主席时代受伤了吗？不就是想要控诉吗？只是不敢大张旗鼓地控诉。现在我们知道，连“伤痕文学”这个名词都是美国CIA制造的，“伤痕文学”的局限性也就比较清楚了。当时许多人喜欢邓丽君的歌，邓丽君的歌声确实甜美，但情爱歌声一起，革命歌声落地。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歌星确实璀璨，但唱歌成为天王巨星，在打仗时有什么用？发展到后来，又吹捧起“超女”“小鲜肉”等等；还有造谣抹黑我们党历史和今天的反动作品在国内外获奖，不以为臭、反以为香，在文学文艺领域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在经济领域，一些人说毛主席不懂经济！这真是井底之蛙了。毛主席太懂经济了。虽然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各种无效率的情况似乎到处可见，人浮于事啊，凭票供应啊，平均主义啊，但毛主席时代，以那么低的成本干成了那么多那么大的事情，不懂经济，可能吗？而且，有很多例子说明，不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仅仅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中国人民就爆发出了巨大的建设热情。比如，山西大寨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全是靠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的；河南红旗渠也不是靠国家拨款，一开始全是靠自己动员全县人民奋斗建造的；黑龙江大庆油田有国家投资，但大庆铁人王进喜也是学深学透毛主席思想的。这还是国内宣传过的，有的没有宣传过的甚至比宣传过的还做得好！有些农村甚至在改革开放后依然坚持毛主席确定的发展集体经济的路线。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教导基因，无论反毛分子怎样竭力抹煞，仍然深深地扎根于劳动者的心中。他们冲破禁忌，自行其是，继续向高科技产业进军，而且成果越来越丰硕。这就威胁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不等价交换规则了。例如，一种叫做盾构机的机械设备，原来欧盟某国卖给中国是三亿元，后来我们自己能制造了，再买，只要一亿元。再后来，他一亿元也卖不动了，因为中国制造的盾构机，从进口变为出口，而且更加便宜。以前，该国看在能够卖高附加值产品赚钱的份上，对华比较友好，现在态度就发生了微妙变化，开始同中国讲究起“价值观外交”了。另一个例子是日韩。二三十年前，日本的家电业在世界上几乎是一枝独秀，但以后逐渐式微，中国则后来居上，取而代之。中韩建交三十年，韩方一直是对华贸易顺差，2022年起，已经连续几个月转为逆差了。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进口替代工作不断顺利推进。
事实教育了人民！毛主席离开我们越远，我们反而越怀念他老人家！这样，就可以理解中国此伏彼起的纪念毛主席热潮了，就可以理解韶山日益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圣地了！
不经过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华民族就无法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从现在起，就需要未雨绸缪，开始改弦易辙。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十分靠得住的力量，立于不败之地，战胜强敌。我认为，中国今后能否长治久安和实现和平崛起，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解决下列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调整生产关系，是解决中国的生存问题。我们只有在国内筑起了铜墙铁壁，才能使美西方无隙可乘。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有这样的“铜墙铁壁”么？
第二个是调整产业关系，是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我们的产业结构是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而高端产业又不足。美国对中国打贸易战和科技战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使我们这两个产业结构问题进一步恶化。我们必须针锋相对，时不我待，要使这个结构问题加速解决。
近些年来，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我们党严肃认真地反腐，不少高官纷纷落马，取得了显赫的战果。但这也从反面证实，过去和现生隐藏的腐败毒瘤相当严重。“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毒瘤在此情况下不可能根除。将来如果有人又讲宽容，会不会前功尽弃？所以，我认为行政反腐，决非长久之计，因为私有制是产生腐败的土壤，只要社会上存在这种土壤，必然产生腐败。总结建国以来的反腐经验，真正要解决制度反腐，恐怕最重要的还是要靠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基础，要把公有制为主体落到实处。
改革开放后，中国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没有错。经济发展不可能齐步走。问题在于，你制定的政策倾向有利于哪个阶级的人先富起来？是按劳分配先富起来，还是不劳而获先富起来？让资产阶级先富起来，从长远观点看，只会使贫富差距难以遏止的扩大，谈何共富？与之同时，也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这里指的是加速高科技产业发展。只有使劳动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先富起来，从而激励人们群起效法，促进经济高质量和高效率发展，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个道理，很深奥么？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上，只有实行公有制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而不是实行私有制经济制度，以按资分配为主的情况下，才存在着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和达到共同富裕目的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制度有两种组织形式，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两者共同点是按劳分配为主。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种适当的生产关系已经成熟，横空出世了，它就是华为半导体公司。华为虽然也是一家民营企业，但它与众不同，党的十五大将它定性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的新型集体企业。”华为是世界五百强中，唯一不上市企业。其创业者任正非持股最高，据说也仅为1.4%。尽管其企业内部职工分配可能非常悬殊，有人年薪几千万元，一般大概只有数十万元，但这种分配的根据主要是看其人工作质量的高低，而非他的持股资本的多少，总体而言，属于按劳分配，而非按资分配范畴。一个企业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性质，主要标志就是看它的资产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华为代表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还可以从美国人杀鸡用牛刀，以举国之力打压，必欲置之于死地看出来。美国打压华为，不只是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我认为这仅是一方面，真正让美国人害怕的，更主要的是以华为为典型代表的这种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表现出了其优异的能促使经济高质量地加速发展的特性，可能将现实地使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推向被淘汰的危亡境地。
华为生产关系不是全新的。抗日战争时，宋庆龄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曾倡导和组织过“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在旧社会的最初萌芽，后来自生自灭了。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全国也曾涌现数以万计的集体工业生产合作社。后来改革时期，在以私人承包名义下，绝大多数变质了，仅留下寥寥无几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企业组织，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等。这种具有适当生产关系的企业组织尽管一再遭到挫折，仍然顽强地躁动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母腹中。华为是第三次出现，同前两次比较，它已成熟多了，并在继续完善，不断地茁壮成长。
回顾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当时主要依靠亿万农民群众，为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提出的口号是：“耕者有其田！”今天，为取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我们的主要依靠对象已换成工人阶级了，那就需要贯彻“劳者有其权”，维护和保障他们的政治经济权利，以调动起他们的主动创新精神和发挥出他们的无穷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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