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本报记者王逸群王健知识能改变命运吗？
离开沂南湖头镇曹家小河村的那天，没人知道35岁的曹继华在浮来山下的那棵银杏树下坐了多久。
那是他辞职回家后常去的地方，村里人不大去那儿，他一个人，可以不受打扰地在那里静坐、发呆。
他把小河图书馆的借书记录、押金条用塑料袋包得好好的，埋在银杏树下，走了。
从临沂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出来，到北京上了12年学，从本科、读到硕士、博士；30岁了，还没有一次完整的恋爱；毕业两年后，连工作也辞了；回到老家，想办一个他理想中的乡村图书馆；最后，却无法在理想和现实之中找到一个容身之处，于是离家出走，六年不知所踪。
“他走到这个地步，活该。”在村里人眼里，甚至在父亲眼里，他是一个标准的失败者。
但这样一个“失败者”，却把“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的信念传递给弟弟———让他从一个无所事事的农村小伙，通过读书、学习、培训，成为一个有一技之长的兽医。
弟弟曹向荣在《书改变了我的生活》中这样写道，“在我身上，我想我三哥看到了中国农民的缩影。”
现在，他接手了哥哥留下的图书馆，并准备扩大规模。
老三“噩梦”的开始
2月28日，沂南县湖头镇曹家小河村。
村头，小河图书馆铁将军把门，几个书架孤零零地伫立着。300多米外，一片整齐的大瓦房中，夹着几间破旧的矮小毛坯房，曹继华70多岁的父母住在这里已经30多年了。
“曹继华办起了图书馆，但这肯定不是他的工作，听说早就出去找工作了呢。”村里的人都这么说。曹继华是这个村里几十年来走出去的唯一一名博士，至今，附近的中学里，还有老师以曹继华为榜样，教育学生们好好学习，走出曹家小河。
排行老三的曹继华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内向、不爱说话，但心肠好。
1990年，他考上中国农业大学，寒假从北京回来，曹继华组织几个高中同学，借用村里的小学教室，给周边村子里的十几个中学生免费指导学习。
曹继华的父亲曹淑令今年76岁，提起20年前的事，他有些感慨。“天太冷了，孩子们回家不方便，老三就让孩子们到我们家吃饭。”当时，老三还不知道家里供他上大学有多么困难，？他母亲连火柴都不舍得用，每次都用火石生火做饭。
1994年，曹继华大学毕业，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开学的时候，同学帮曹继华把学费垫上了，曹淑令觉得不是个事儿，卖粮食、卖花生，借钱，把老三欠同学的钱还上。
“就不该让他上这个学。”曹淑令始终认为，这是老三“噩梦”的开始，“上了研究生就想考博士，上了这么多年的学，就只会学习了，人情世故都不懂。”
而在沂南老家，小他2岁的弟弟曹向荣已经准备要结婚了。
“上了个研究生，又考了博士，把什么事都耽误了。”老四结婚后，曹淑令为了老三的婚事越来越犯愁。
“你家老三在北京上博士呢，以后不是当大官，就是挣大钱。没出息的才这么早结婚、生孩子……“村里人都这样议论着。听说在城里读书的人都结婚晚，老两口这才不逼着曹继华找对象，他们盼着好日子早点到来。
后来，老两口再也供不起了。在济南钢铁厂打工的曹家老大，每月工资不足1500元，隔三差五地给三弟寄几百块钱生活费。
曹继华从没意识到过钱的问题，有一次回家，已经30岁的他突然问了父亲一句，“爸，我上学一共花了多少钱？”
“你怎么不问问，你结婚还要我花多少钱？”曹淑令闷闷回了一句，曹继华不吭气了。
2002年，学习土壤学的曹继华该博士毕业了，但他并没有拿到毕业证。曹淑令说，曹继华不肯修改毕业论文，根本没去参加论文答辩，学位也没拿到。
“他不够圆滑、不灵活，在北京上学这些年，从未带过沂蒙老区的特产送给老师、同学尝尝。”周绪保是曹继华的老乡，也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友，如今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上班，他这样评价师兄。
“我已经辞职了，我要回去！”
2002年，曹继华从中国农大博士肄业。
同班同学大都留在北京的事业单位、研究院……而他执意去了海南。“北京几个单位想和他签约，但他却去了海南一个科学发展院。”曹继华的同学崔晓君说，“不过听说在那里，领导也很器重他。”
毕业前，曹继华给同学们说，自己想给村里办个免费图书馆。他的弟弟曹向荣通过看书自学，当上了兽医。这让曹继华觉得，知识的确能改变命运，他也是从农村出来的，要帮助更多的农村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家乡办图书馆，是他计划中的第一站。
同学们给了他不少书，有一本书的扉页这样写着，“赠送给曹教授”。在同学眼里，“曹教授”想在全国范围内的农村普及免费图书馆，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有这样的“远大理想”，一点不奇怪。
同学崔晓君和“曹教授”走得近，在他看来，这是件好事，但仅凭曹继华个人的力量，办不下来。
曹继华把想法告诉父亲，父亲答应了。2004年，大年初二，小河图书馆对外开放了。房子借用的是曹继华大侄子的新房，几块木板、一张床，所有的书摆在床上供人借阅。
曹淑令问为什么，曹继华不说话；问他以后的打算，还是沉默。
“这个图书馆，我一个不识字的人就足够了，你回来干什么？”曹淑令试图劝说他，辛辛苦苦花钱供出来的“博士”，就应该在大城市里找个像模像样的工作。
“我已经辞职了，我要回去！”儿子的语气就像在下通知。
正月初二的家庭会议
这年“五一”，曹继华回家了。工作两年，他手头上几乎没什么积蓄。脚上穿的，和村里人一样，都是胶鞋，只是鼻梁上多副眼镜。这两年，他在海南到底遭遇了什么、为什么辞职回家，家里人都没问出个名堂来，老三本来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来借书的人络绎不绝。村民牛庆元送来两把扫帚，不过，他也数落了这个博士几句，“这个工作不用你来干，一个识字的初中生就能干好。”
在曹淑令看来，图书馆拖住了儿子外出工作的念头，这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
农忙时，曹继华偶尔跟家里人去田里，但他拿锄头的架势，总让旁人笑话，“上学上傻了，庄稼都不会收了。”
后来，曹继华索性呆在图书馆里不出去了。
他脑子里只有图书馆了，怎么才能把图书馆长久办下去？怎样才能让家人接受这个图书馆？
饭，在家里吃；衣服，几乎不买，曹继华几乎零消费，图书馆，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但每月的电费，还得靠父亲出。
34岁的曹继华开始认真考虑赚钱的路子。他想到一个办法，给一些企业翻译资料，一次赚个二百多块钱。
白天，他翻译好资料，然后坐班车去沂南县城，在县城找个网吧，把翻译好的材料在电脑上打出来。为了省住宿费，半夜12点，曹向荣骑着摩托车赶来，把干完活儿的三哥接回家。
半年下来，这样的“生意”做了不到十次，最后一次，那家企业没有把翻译费汇来，曹继华挣钱的路子断了。
每天，还是早晨8点，图书馆准时开门，晚上很晚了，他才关门回家吃饭。人，却越来越沉默。
2005年春节，从外地打工的亲人回家了。正月初二晚上，全家开了会，讨论曹继华的出路。
“你还没成家，得攒钱结婚啊，没钱，怎么买房子……”
大家想法一致，老三必须外出找工作，一个博士生怎么能闲在家里呢？
“他大哥给了2000元，二姑2000元，曹向荣给了1000元……凑齐5000元钱。”曹淑令说，“我们给他下了通缉令，必须出去找工作，不能再呆在家里了。”但曹继华只是沉默。
正月十六，曹淑令去图书馆时，发现曹继华的行李箱不见了。曹淑令心里高兴，老三终于外出找工作了。
“在我身上，三哥看到了中国农民的缩影”
曹继华走后三个月，村里一个孩子在离曹家小河村15公里的浮来山下放羊，在一棵银杏树下发现了一个塑料包。塑料包里，整齐地包着小河图书馆借阅记录、押金单据。
孩子把这个塑料包交给了曹家人。曹向荣知道，三哥回家后，就喜欢到浮来山下坐坐，这里清净，他能想点事儿。
再有关于曹继华的消息就是，有人说，2006年，曾在内蒙古见过曹继华……
76岁的曹淑令现在已不常去图书馆，到了那个地方，他心酸。
曹继华出走后，曹向荣给三哥的好友崔晓君写了一封信，“都说三十而立，我三哥已经三十多了，既没成家也没立业。我爹说他走到现在这个地步，真是活该。我对他也是又气又爱。”
在曹向荣眼里，三哥很聪明，但书呆子气重。不过，他从心底里感激三哥，“要是没有三哥，我现在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靠天吃饭；或者，离家很远外出打工……”
1990年，曹向荣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整天混日子。那年，三哥考上北京的大学了，一直往家里寄《读者》、励志的书籍，鼓励他自学成才。
慢慢地，曹向荣也愿意看书了，掌握了一些饲养知识，又通过后期培训，成了一名兽医。
曹向荣接手了三哥留下的图书馆，妻子极力反对，“村里人都靠养鸭发财致富，你怎么把图书馆当正事干了呢？”
越是反对，曹向荣越能理解三哥当年的心情。邻村的学生经常骑自行车赶来借书，遇到他外出给牲畜看病，学生们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
“只有坚持下来，才能对得起三哥。”曹向荣说。
在图书馆的办公桌上，4本厚厚的“借阅归还记录本”已经泛黄了。这些记录中，最早是曹继华的笔迹，再后来是曹向荣的。现在，曹向荣13岁的儿子曹燕京也帮着记录。
“中外名著、学习资料、杂志……”曹向荣翻着记录本说，“大部分借给中小学生了。”而村民，也只有在庄稼和果树遇到问题时，才会到图书馆翻翻书，寻找解决办法。
现在，小河图书馆藏书6万余册。除了先前曹继华从海南、北京等地寄来的3000余册书外，更多的是靠社会各界捐赠，这些捐赠来自于曹继华的老师、校友，以及湖头镇政府、沂南县图书馆、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
书越来越多，屋子显得更加狭小。侄子不可能一直在外打工，早晚会回来，图书馆迟早要挪地方。
曹向荣计划盖6间大瓦屋，专门当图书馆用。再盖上2间小平房，配上几台电脑，建成信息检阅室。盖房子、配电脑、新书架……一共要花13万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