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他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四年级。他可以保送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参加了我们所的入学考试后，研究室建议我考虑他。面谈后，我同意了。
事情开始得非常顺利，他请我担任他大学毕业论文的导师，我给了他一个解矩阵半张量积方程的小题目。讨论了几次之后，他就做下去了。他很快进入角色，做了一些小的结果。他的毕业论文，我修改过。后来他告诉我，得了“优”。我也比较满意，觉得他赢在了起跑线上。
硕博连读的第一年，他在研究生院上课，接触不多。第二年回所，我很快发现了他的优点。从素质上说，他数学基本功扎实，和他讨论数学问题是一种享受。一些需要细想或计算的问题，交给他就好了。少则数小时，多则一、两天，一定会给你一个“Yes”或“No”的解答。
他在实验室口碑很好，他负责研究生的一些组织工作，很负责，室领导也很满意。他被认为是室里最用功的学生，白天、黑夜都在实验室干活。虽然家在北京，但周末常不回家，有时回家看看，半天就回来了。
他几乎是个无可挑剔的好学生，听话出活，对我的要求（现在反省可能有些过份了），从来不说：“No”。我渐渐地被他感动了，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我跟他说：“我是一个失败的运动员，当我成了教练员，就把全部希望放在了学生身上，但愿他们能实现自己当年的梦想。”
我让他自学“随机过程”，每周报告一次，用的教材是Z.Brzezniak,TZastawniak,BasicStochasticProcesses。我要他连每一道习题都要讲清楚。到了第二学期，听众只剩我一个人，我们还是一直坚持到讲完。事实证明，这些结果在他后面关于概率布尔网络及混合策略博弈的工作中得到很好的应用。
我自己一生吃了英语的不少亏，因此，我一再强调他英语一定要过关。从博一开始，我每年都安排他出国开会至少一次。博三，在我的协助和支持下，安排他到英国、美国、新加坡等进行学术访问。上个暑假，他到英国Glasgow访问了两个半月，他明天就要去美国TexasTechUniv.访问四个月。新加坡的Xie教授答应他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他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获得若干种奖学金，今年得了数学院的院长特别奖。他还得过控制界很有影响的关肇直奖。他才二十五岁！我对他充满期待，也充满信心。他成了我对未来的一个梦！
我坚持要求，他毕业后到国外做两年博士后。他已经得到英国GlasgowUniv.和瑞典RoyalInstituteofTechnology的博士后邀请（注意，不是“申请获准”，而是“邀请”）但我认为他应当到正在最前沿做最好的研究工作的地方去。半年前我和UCSB大学的一位当红教授联系，他当时口头同意接受他。不久前在日本见到该教授，确定在今年CDC两人见面一谈，算是Interview罢。
这似乎是一个美丽的故事。然而，矛盾出现在半年前。一天，他突然跟我说，毕业后他想去银行，或者到中学当教师。他还告诉我，他已经考过会计师。我大吃一惊，但以为是年轻人一时头脑发热。几次争辩后，我甚至义正辞严地对他说：“你就死了这条心罢，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后来，他同意了我这样的建议：先做两年博士后，两年后再做决定。我跟他明确说：“我既不要你跟我做，也不要你做与我有关的题目。但你天生就是做科研的材料，不能自暴自弃。”
周一见了他，就问他想得如何。他说回了一趟河北老家，和父母以及老家亲戚都谈过，他们都支持他。我傻眼了，说他们不了解科研，也不了解你的情况，你应该和教授们谈谈。昨天，室里许多人跟他谈。我还搬兵找到陈老师，心想：“我的话你不听，老院士劝你，总该听罢？”陈老师是个爱才的人，一听这事也急了，立刻答应：“我可以找他。”可惜，陈老师似乎也没能动摇他的决心。
昨天我们对他是连番轰炸，直到晚上，几位年轻人，还有一位来访的年轻教授，一起请他吃饭。准备在席间再劝劝他。
昨晚我回到家里，饭后一个人发呆，欲哭无泪。我曾对他说过：“我的底线是：最后的决定权还是你的，我不会强迫你。”那位访问教授背后曾问我：“你明明是为他好，明明知道他的决定是错的，为什么不能强迫一下？”这勾起了我的心病，我告诉她：“因为强迫儿子按我的意志生话，我把他逼上了困境。我不能再……”
现在的我，是又一次“哀莫大于心死”。可谁能告诉我：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