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间，邵燕祥先生来太原参加一个会议，我前去拜访。记得邵先生曾和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极少谈起十年以前的事情，邵先生说不知这是什么缘故。回到家后，我一直没忘邵先生的话，想来想去是过去比现在有值得回忆的东西吧。今天的年轻人，的确容易怀旧，这可能是对现实的另一种评价，也可能是一种对未来的无望，过去的事总能唤起他们的另一种情感。
对于大学教授，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最主要力量。做为文化的承载者，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同时在精神品格和文化传统方面，都是民族的楷模，很难想象，在一个大学教授普遍丧失了为社会正义鼓与呼的环境里，人们的精神状态会是怎样一回事。道理其实极简单，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大学教授不能主持公道，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依靠呢！靠官员、商人、工人、农民来主持公道吗！显然不可能。
今日的大学教授和普通人一样，也被固定在单位里，一切都依赖单位，所以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佳，也不能全怪他们，这是时代的普遍精神。我研究西南联大的教授时，最留意大学教授的自由流动问题，我觉得这是使旧日大学教授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始终保持最佳的一个基本前提。
自由流动是大学教授的命根子。它的实现依赖于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还有一个教授的经济地位，就经济地位而言，今日的教授绝不可和旧日的教授同日而语。我说一个梅贻琦执掌清华后的例子。梅贻琦掌管清华后规定：教授的收入为300至400元，最高可达500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至200元；助教为80至140元；一般职员30至100元；工人9至25元。我们可以发现各个级别之间的差距，教授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20倍。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差距是有道理的，就如一个家庭，主妇的收入不超过保姆的10倍以上，她很难管理好这个保姆。想到今日的教授，想到他们的经济地位，再想他们的精神状态，也自有他们的苦楚。
有钱，有自由流动的便利，也就有了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张东荪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听了就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这在当时是何等犯忌的事。西南联大时，国民党为了拉拢教授，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了就说：“扯淡，我就不入。”也没人敢把他怎样。
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大不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
过去的教授也不光是敢说话，还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其道德水准也让人肃然起敬。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的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呼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为了一百块政府津贴，撕破面皮，打得不可开交，真让人感慨不已啊……
遥想教授当年
教授的心态
教授不入党
过去的大学里，教授对于党派活动一般是比较反感的，这种态度源自西方的大学理念，还不仅是对某一具体党派好坏的评价，而是说，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在大学里进行党派活动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派活动，教授们都不赞成。王瑶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说：“他平日并不过问政治，1942年昆明学生发生倒孔运动后，国民党大批拉拢大学教授入党，在1943年月5月9日的日记中，曾记载闻一多先生和他商量一同加入国民党，因了他的拒绝，才没有加入。”（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第55页）那时西南联大三青团的负责人是陈雪屏，他就劝闻一多说：你这两年喜欢公开讲话，加入了国民党，讲话就更自由了，成了自己人，更可以随便讲话了。再说入了党，生活上也会有所帮助。同时陈雪屏还让孙毓棠劝闻一多加入国民党，但闻一多都拒绝了。（《闻一多年谱长编》第664页）闻一多当时和孙毓棠在一个家住，后因为孙毓棠加入了国民党（他的理由是入了党骂国民党就不会被怀疑了），闻一多知道后就不和孙毓棠在一起住了。（同上）可见那时的教授都不把入党当成一件光荣的事，在他们内心深处，对于加入任何党派，都觉得是不应当的。
讲课自由
教授与图书馆
教授和学生之间
学生对教授的信任
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要体现在它的日常生活中，旧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比之今日，有许多让我们感慨的地方。教授和学生平时也许不那么亲密，但在遇到大事的时候，学生对教授的态度则是充分信任，而教授对学生也可以说是爱生如子，对于学生的政治兴趣和政治选择，教授一般是有一个态度的，有时教授也会劝劝学生，希望学生能够听他们的话，教授有苦口婆心的时候，也有和学生冲突的时候，但教授和学生之间的信任是旧大学里师生默认的，一倒关键时刻，这种信任就体现出来了。冯友兰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很珍惜当年他和学生之间的这种情谊。有一次，清华接到当时北京当局的一份学生名单，要清华把这些学生交出来。梅贻琦召集校务会议，讨论应付办法，决定由教务处通知这些学生，叫他们小心在意，尽可能隐蔽起来。
教授情谊
教授之间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在旧大学里，这一积习也没有绝迹，教授之间相互看不起也是常有的事。不过总得说来，旧大学里教授之间的风气还是较为正常的，过于下三烂的事情比较少。
在西南联大时期，钱锺书先生就不很愉快，钱锺书那时刚从英国回来，年轻气盛，喜欢臧否人物，据传，他曾说过，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俗，吴宓太笨。
钱先生只在西南联大呆了一个学期就离开了。刘文典也挖苦过沈从文，据传，有一次躲警报，刘文典见沈从文也跑，就和人说，我跑是怕没人教《庄子》了，学生跑是为了将来，他沈从文跑什么。刘文典是古典文学专家，看不起新文学，才出此言，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我们现在从许多人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尽管教授之间难免有些矛盾，但从整体上说，还是融洽的。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记下了很多教授之间发生的故事。李埏先生回忆他在西南联大时的生活，对联大的学风非常怀念。他说，那里的门户之见、文人相轻的陋习是比较少的。这个大学，像不择细流的湖海一样，把许多的专家学者汇集在一起。一位教授，在他研究的那个学术领域内，可能是不容争辩的权威，但在那个领域之外，还有很多领域，很多权威。对那许多领域，即使是最渊博的学者，也总有许多不是他专长的，那成百上千的选修课，个人所能开出的不过数门，这就不能骄人了。李埏说他在联大时，常常听到一些他很心服的老师谦逊地说，自己对某方面所知甚少，某个问题最好向某位教授去求教，这种态度对他有很深的教育。他还经常看到已经颇负盛名的教授去到别位教授的讲堂里，和学生们同坐在下面一齐听课，比如沈有鼎先生就经常去听别的先生的课，这在联大也是一种风气，教授之间的这种风气，也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西南联大的学生很受今天人们的敬重，与他们具有这种气质是分不开的。
教授的境界
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国文课本中露面了。（张源潜《大一生活杂忆》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63页）这看似小事，但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却是很博大的，这样的小事，我们今天的许多教授就不一定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