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培养创新性人才是我国教育的重要使命。如何培养适应时代发展和变革的创新性人才？是我国当今国际化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重要挑战。
为进一步了解国际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深度挖掘国际学校办学特色，由教育部主管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学分会与京领创新人才课题组联合多位哈佛、剑桥、牛津、北大、清华的专家学者共同发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中教育大数据实验室提供学术支持的“国际学校百校调研”于2020年7月正式启动。
“校长领导力”是此次调研的重点环节，国际学校校长作为掌舵人不仅需要具备一系列超越普通教师能力的素质，还需要具备强有力的领导力、品牌意识、创新意识以及优质教育教学人才的鉴别与吸引能力。“校长领导力”是学校办学成功的关键所在，本次百校调研团队专门对北京市中芯学校执行校董周宪明进行了专访。
北京市中芯学校由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投资兴办，自2005年成立以来，中芯学校始终坚持“品格第一，追求卓越，胸怀世界，快乐成长”的教育理念，以全人教育的目标，发展中西合璧的特色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自主探索和终生学习的能力，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鼓励孩子有世界性的眼光和批判性思维，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世界公民。
北京市中芯学校提供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完整教育。学校和幼儿园拥有大量优秀的外籍教师资源，教师们坚持“爱心与责任”的教育操守，采中西教育之长，荟多元文化之萃。学生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多元文化氛围为学生提供国际化的学习环境。
十几年来，中芯教育为区域优质教育做出很大贡献，得到社会的一致好评和广泛赞誉。
●嘉宾介绍●
BeijingSMICPrivateSchool
周宪明
执行校董
2008年加入中芯学校，自从2012年担任北京校区执行校董迄今（于2017-2019兼任上海校区执行校董）。
京领：您认为中芯学校的核心文化是什么？
周宪明先生：我们学校的核心文化可以用四句话概括：品格第一，追求卓越，胸怀世界、快乐成长。我们一直在研究这四句话的内涵，因为这四句话是我们的核心教育理念。
首先，品格第一是很重要的，它代表一个内心的动机和价值观，好品格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一个人如果有创意的品格，他就会一直朝着创意的方向走；追求卓越简单讲就是不甘庸俗，永远在找更好的方式，我们的学生上课时还会挑战老师，他们会问老师：老师，你这是追求卓越吗？
新老师刚来的时候，面对学生的挑战可能会很疑惑。其实，学生们不是带有恶意地讲这些，只是希望鼓励老师一起追求卓越。因为很多老师来到中芯学校的时候已经有10多年教学经验，会有固定的思维等，中芯鼓励老师将去年教的内容放下，今年就不要再拿出来，简单说就是不要“炒冷饭”。
其实，这是很挑战老师能力的，很多老师教书10年就把10年的知识和方法调调味再拿出来教，但在中芯，我们希望老师教的是新的内容，学生很欣赏这样的风气，也会给老师压力，我们会一直鼓励老师不要放弃。
老师是一个高度智慧型、创意型的工作，“炒冷饭”“大锅菜”的老师在中芯是不受欢迎的。中芯的学生很厉害，他们会去看老师去年怎么教，今年是不是还是这样，旧的讲义是不是又拿出来。
所以，我们学校的整体文化就是创新，就是一直往前走。有老师会觉得在中芯工作很累，我当然知道，但是我们既然要办一个国际型的优秀学校，创新就是我们的命脉。
京领：您认为学校目前最让您引以为傲的一点是什么？
周宪明先生：不敢骄傲，我觉得中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有很多机会去观摩不同国家的的教育，我觉得我们的教育虽然做得不错，但与一些很先进的国际教育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可能还差10-15年的发展。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去探访一所国际学校的时候，我们发现学校的设计是蜂巢型的，就是六边形，学生走出教室后要先进入一个很漂亮的图书馆才到外面的草地，一二年级是一边，三四年级是一边，图书馆的书都是他们所在年级读的书，这会让人感受到需要一直更新自己。
在很多方面的设计，我觉得我们距离人家还有很大一截。所以我是战战兢兢，一直希望能够继续努力，包括在学校管理的思维等方面也还是要继续学习。
京领：您认为校长领导力的核心是什么？
周宪明先生：我觉得一所学校的校长很大程度上就代表这所学校。我就读台湾清华大学的时候发现学校面积很大，只有1600个学生，环境舒适，真是地广人稀，但是学校不断追求学术领先和科技创新，而且有很多宝贵的人文精神。
举个例子，70-80年代大学生非常喜欢跳类似迪斯科之类的舞蹈，这种做法在当时是禁止的。如果学生在校外住宅楼场地跳舞，很容易就会被附近居民投诉，警察就会去现场加以禁止，有时还会开罚单，非常麻烦。
清华校长在询问并得知学生很喜欢跳舞后，就决定让学生们在大学校内的场地去跳舞，他同意将大学最漂亮的湖滨交谊厅（占地四百多平米）设为学生们的舞厅，学生团体只要来登记，交场地清洁费，就可以进来跳舞，甚至还可以邀请其他学校的同学参加。大学会派两位保安，负责同学们的安全。有时，校长会亲自过去与同学握手，欢迎学生到来。从前学生跳舞都要躲躲藏藏，现在可以正常化的举行，清华将这种大学生喜爱的活动正常化了。
其他大学知道清华的做法后，也产生不少质疑的声音，认为不能将禁止跳舞的规定公开化。而清华校长却认为，学生们以前的躲躲藏藏才更容易出问题。现在，学生们直接到校内跳舞，有教师进行陪伴和保安管理，减少不必要的问题发生。所以，观点的改变是需要有人去思考，有人去探索。
校长领导力的核心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校长的眼界很重要，校长的作为影响一个学校的方向、方针和文化。我们常常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所以校长本身要有国际观，看待一件事情不能只想到自己学校，更要想到国情和用国际化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校长不能自大，做决定要先进行科学调研，不能拍脑门做决定。
第二，校长要赋能，赋能就是让老师和学生拥有很多的动力，有动力才有发展。赋能要提供简单的规则。中芯学校很强调规则意识，这不是告诉学生不要做，而是告诉学生在规则内是安全的。比如，我们学校的学生在课间休息时是可以自由行动，到操场蹦跳和玩闹的，虽然在办校的十多年间会遇到孩子磕碰这种情况，但这是孩子的天性，不能用“鸽子笼”将他们关住。
第三，校长不能只说不做。举个例子，如果我作为校董不读书，却要求大家每天都要阅读，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校长要求员工不能说谎，但如果自己不真实，就无法领导一个团队。校长不难做，重要的是校长要以身作则，当我没有做好榜样，我也会向学生道歉。
最后一点，校长要成为一个倾听者。如果一所学校的所有人只听从校长的命令，那学校一定无法发展。我希望学校的四百名老师都能够动脑筋提出建议：学校怎样建设才会更好、更安全？学生怎样才会更加快乐？校长要做的，就是积极倾听。
京领：您在办学实践中，如何践行校长领导力？
周宪明先生：从中小学一直到大学，每个学校的校长都是影响学校校风的关键人物。很多人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学校教育最好标准化，最好尽量统一。中国的普遍思维“枪打出头鸟”，对于办教育者是一种挑战，因为我们需要个性化的教育。
我们中芯学校在开学的时候会问孩子一些问题：你跟别人不一样吗？你喜欢你的不一样吗？很多孩子想到的‘不一样’常是负面的。
比如有的孩子觉得自己个子矮，而其他同学都很高，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虽然同学个子比较矮，人却很勤快，个子高矮不是重点，勤快才是重点，老师才更欣赏和喜欢。再比如，有的同学虽然学习成绩没那么好，但是他很喜欢服务、关怀别人，这就是好事，他有很多成功的机会。
我们的教育常常把“与别人不一样”往负面去解读，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亮点，而且我们也应该教育学生：你跟别人不一样，也不应该一样，做好你的特点就会成功。
这就是为什么说中芯学校的学生都是“快乐成长”，我们的快乐是不一样的，学校虽然课业很重，但是学生都很快乐。因为老师与学生会沟通交流，很多事情都由学生来做决定。
以校服为例，学校让学生代表来决定是否采用学校设计的校服，因为校服是穿在学生身上，所以中芯学校的校服是学生自己设计的。
最初一共有九个学生设计的样式，每个样式的设计者说出自己的设计理念，然后进行投票。第一轮投票选出来三个样式，第二轮再从三个样式中选出最终结果，最后学生们穿到身上的校服是他们经过自主设计、讨论与协商的，而不是学校强迫他们穿他们不喜欢的校服，所以他们非常高兴。
在中芯很讲究“快乐成长”这一说法，这也是学校创新的一部分，学校希望孩子们的思想是主动的，活跃的。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学校只有校长一个人在思考，其他的老师只是听命行事，那这个学校就缺少发展的动力。
有两种工作态度分别被叫做“红灯理论”和“绿灯理论”。绿灯理论就是传统的想法，认为领导开绿灯了，才可以做，如果领导没有指派，作为员工则应少动为妙，否则领导可能会不高兴，我们不少看到遵从绿灯理论的工作心态。
另外一种积极的做法，就是鼓励员工清楚知道自己的任务后一直推进工作，做各种尝试，不需要等领导开绿灯。直到某天员工的工作内容已经和他人有重叠，领导说停在这里才会停，如果领导没有让他停，他就不会停下自己的工作。
团队的各个部门会有工作上交集，基本上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交集侵占到对方的领域了，领导说停，员工才停，这样的的思维是红灯思维。
所以，当领导就要释放一个正确的讯号，请员工停止工作并不是负面的意思，相反，它是好的。比如两位员工的业务有交集，其实是没关系的，团队应鼓励员工尝试错误，奖金也会根据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分发。
如果领导喜欢并且推行红灯理论，他就要多为属下负责。所以我会对老师们说：可以提出创新想法，因为创新是有一定的冒险性的，所以无论能否成功我会负责。这就为老师提供创新的动力，创新的人拿应得的功劳，如果创新出现问题，由我承担，由此一来大家就敢于创新。
我们常常讲创新，其实需要先克服本身存在的矛盾，但如果知道矛盾点在哪里，又愿意冒险，学校就会有创新精神。
我们学校对老师、学生，基本上也是鼓励他们去尝试。很多时候孩子会在尝试中犯错误，这是需要被包容的，中芯学校发现鼓励尝试的效果其实是非常优秀的。
比如说，我们曾将学校图书馆的上百本书投放到班级的图书角中，从管理角度起初担心图书可能会被毁损甚至丢失。但我认为，培养孩子乐意阅读是更重要，丢失以及毁损这些行为并不是学生有意为之，我们要对孩子有信心，他们并不会偷盗书籍，可能只是忘记登记或者回到家中随手放在一边忘记归还。
因此，学校告诉家长，在期末之前将孩子带回的图书归还就可以，学校不会对此做处罚。同时学校也简化借书手续，现在借书只需要孩子本人在机器面前刷一下号码就可以，而不是用卡片之类容易丢失的东西，避免让低龄段学生负太多不必要的责任，反而使他们喜欢阅读的动力打折扣。
中芯学校的创新具有细节化的体现，学校食堂共有6个取餐点，每个取餐点的菜品种类各不相同，学生可以自己选择，依据食量自己打餐。自由才能够创新，如果将一个人的思维框住，那他很难进行创新。
京领：您认为国际学校治理的核心是什么？
周宪明先生：中芯学校很重视师德，非常看重老师。我在学校管理期间，大概把教育分成三大部分：第一，老师要教知识；第二，老师要教技能；第三，老师要教态度，也可以说是学生的性格。
学生虽然能够学习丰富的知识，但是未来AI智能会取代很大一部分知识丰富的人。比如现在很多学生写作业会直接百度搜索，甚至对百度的信任，胜过对别人的信任。
我们很强调技能（skills），技能就是如何将学到的知识拿来使用。我带着孩子从台北刚来到大陆的时候，孩子考试总是三四十分，我发现卷子上的题目都是知识型题目而不是技能型题目，孩子不具备这个知识点就考低分。
我更推崇学生应该学习技能，技能型题目是需要去理解和分析的。所以，我强调中芯学校一定要考验学生的技能，并且我们学校很多课程已经从考察知识点变为考察技能了。
比如正常来说，试卷就是老师出题目，学生作答。但是在中芯，试卷中有一些部分是学生出题目，给学生提供四幅漫画，如果学生提出的问题只可以用‘是’或‘不是’就能够回答，那么孩子就能得到一分；如果学生问的题目有一定的设计性，就可以得到四分；如果学生提出的问题非常好，可以得到十分，会提问是最关键的。
部分家长在初期时，对于技能型的评分有疑虑，因为两个老师可能批出的分数不同，他们认为这样对孩子是不公平的。
但其实孩子要有创意，不能只会回答问题，还要会提问，设计问题。这些并不简单，家长最终也不会为了那一分封杀这个创意，因为有些创意并没有具体标准去衡量，这个衡量方式我们都需要学习。
过去我们常问标准答案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教育太追求标准答案，创意就会被弱化，但有些问题的确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教育当中不要让孩子感到害怕。孩子们如果感到害怕就无法做好事情。
譬如老师让你沿着一条路直走，那你会走得很顺畅，但如果老师告诉你路的两侧都是万丈深渊，作为学生就会感到害怕，不愿意尝试迈出那一步，但是物理意义上来讲其实这条路没有任何改变，改变的只是学生心里的想法。
如果让一个人害怕，他会连很平常、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了。
认真寻找孩子的亮点，也是因为受到我的硕士论文指导教授的影响。有一次，我与教授谈话后，发现他和孩子约好要去吃牛排，经过细查原因发现是他儿子的第二语言考了70分，本国语考了60分--第二语言比本国语言的成绩还要好，所以被奖励去吃牛排！
我对这样的思维非常惊讶。因为换成传统家长的思维，如果孩子的英文成绩好，但是中文成绩低，这不是什么值得奖励的事情。
我们常看到的是孩子缺点，而不是他的闪光点。这个孩子后来的成绩越来越好，内心充满自信。我鼓励我自己和所有的家长，都要认真观察孩子的闪光点，好好的鼓励他的闪光点！这是建立孩子自信最重要的过程。
京领：在目前的国际化教育领域，您认为校长普遍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应该获得哪些方面的支持？
周宪明先生：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是国际学校校长目前面临的比较难解决的，大概有下面几个。
首先，因为K-12一贯制学校涵盖的年级范围很多，学校的校长一般不是小学校长资历，而是具有中学经验的校长。一般情况下，学校都会请一名高中校长来管理K-12学校，因为如果学校请一名小学校长来管理的话，高中老师可能不信任他的能力。
但是凭心而论，高中校长不见得真的明白如何管理幼儿园和小学。但是他因为担任那个职位，需要面对指挥，有时就会产生问题，国际学校的校长要有巨大的包容心，倾听专业教师的声音，避免“瞎指挥”。
我于1992年时在东南亚做了5年的K-12国际化学校总校长，当时校内只有400多名学生。而后来接任的校长比我更资深，他的学校有将近1万名学生。来接手我的工作时，他认为这份工作太轻松了，但是他接任后不到一个学期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没办法继续管理。
他认为高中老师应该比幼儿园老师的薪资要高，所以在上任的第一天他就发问为什么周校董发给幼儿园老师和高中老师的薪水是一样的。而这导致幼儿园老师产生非常大的挫折。
第二就是有些校长从公立学校转至国际学校时，抓不到管理国际学校的精神。管理国际学校是很复杂的，英国老师有英国老师的想法，美国老师有美国老师的想法，当各种文化相互碰撞时，校长要用智慧去协调，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出问题。
比如说我在东南亚任职的时候。当地的气候没有春夏秋冬，一年只有干季和雨季，雨季每天下雨，就导致草猛涨，总务处常常需要割草。有一次开会，一位外国籍老师提议学校可以养五六只羊，让羊去吃草，就不用每天割草，还可以当作生态景观。
提出养羊的外籍老师觉得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自己也可以当志愿者去照顾羊。但是中国教师就会更加谨慎，因为大家都没有养过羊，对此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和担忧。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作为校长到底要同意还是反对？我最后以小局部实验的方式进行，让教师团队获得共同成长的机会，以后的沟通也就更顺畅。
有一些国际学校校长在碰到问题时，可能连问题都还没弄清楚就做出了决定，然后会有一方好像得了优势，一方就觉得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所以，管理国际学校的校长一定要懂“国际理解”。
我首先问家长：当老师坐在后面喝咖啡时，班上是什么状态，比如有没有吵闹，学生都在做什么。家长们回想后说道：同学们都很忙，班级内也没有吵闹。其实这位老师是教练型的，教练型的老师在教跑步时不会一直跑给学生看，而是告诉学生跑步的方式，让学生去尝试。
如果在家长来反馈时，校长首先是责备老师，老师会觉得自己很冤枉，因为他花了三个小时进行备课，但是讲课只有15-20分钟，虽然一般家长在一开始是不能理解和接受这样的讲课方式，但当真正明白老师的教学方法就会接受。
还有，我们小学三年级开始教英文写作，就是类似《我的生日》《我的爸爸妈妈》这种短篇小作文。大概教了两个月后，有学生家长反馈说老师不负责任，因为学生写的英文词语缺字母，时态也不对，但是很多老师的批语是‘优秀’，然后打5颗星。家长们认为，这样教学的话学生的英语水平会很差，同时他们很生气，也不想和老师交流，就直接来找我反馈。
我听完后，首先协调家长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提议将老师请来问清楚原因。老师来了后首先跟家长鞠躬，听完家长的反馈后，他解释道，“听说读写”的写作是最难教，孩子在刚刚写英文时一定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是这时要以鼓励为主，孩子才会有继续写的欲望，作文长度也会由五六句到满满一页。这期间只要鼓励孩子，他就会越写越多。
哪怕是我现在写一篇英语作文，假设就以今天的专访为题，我也会想第一句要从哪里开始写，因为写作很难，很考验人的语言水平。
但是如果按照爸妈的想法，孩子才写了三句话，就给他打了5个大红叉，非常认真的纠正她的错误,孩子就失去了写作的欲望。
当老师解释后，家长们意识到自己需要转变思维，也和老师道了歉，他们表示将会支持鼓励式教学方式。
作为校长一定要了解这种情况，如果直接责备老师，胡乱指挥的话，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在与校长们交流的时候说：做校长一定要小心，不要热心地乱指挥，一定要听老师设计课程和教学的原因，尊重老师的专业性。
京领：您认为学校应该如何培养创新性人才？
周宪明先生：第一是认识到创新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创新一定是未来国家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第二，要给他们平台。我们学校会为学生搭建很多平台。
创新的第一步是模仿，我们鼓励学生模仿之后一定要优化，不要只是停在模仿，因为模仿很方便，很多时候将创意模仿过来后只能做到模仿，但是没法创新。
同时在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学校也鼓励欣赏创新。举个例子，如果两名同学都拿到创新奖，另外三名同学可以评估他们的创新奖是怎样得到的，也能因此获奖。两名学生因为创新得奖，另外三名学生可以向他们学习，明年这三名学生很可能也可以得奖，所以，我们鼓励学生在创新的过程中学会欣赏。
另外，我们很高兴家长非常支持学生的创新行为，学校会告诉家长不要直接动手到学生的创新工作中。因为很多家长直接动手参与进去之后，很多的创新就不是原创，所以学校告诉家长只能在旁边看，或者可以给他一些小建议，但是不要帮他亲力亲为。
就算孩子万一失败，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好多孩子失败了我们也会鼓励他们继续尝试，失败为成功之母。
此外，我们会给孩子一些比较宽松的政策。比如说孩子有创新的想法，可以跟校长约吃午餐，和校长讲一下他的想法，校长如果接纳这个想法，学生可以获得奖学金，当然孩子要把想法的细节写出来。
换句话说，校园里面的大大小小的地方都可以当作孩子的创新点，不一定要到类似国家级那种，比如我们学校的椅子能不能更好？草地能不能更好？活动能不能优化？图书馆的管理方式能不能优化？这些都是很好的想法。学校是从各方面鼓励孩子的创新，孩子感受到被鼓励，就会感觉自己越来越好。
但是在培养创新思维时，要先学如何独立审视，我们请家长一定要容忍一件事：孩子在学习创新的过程中有时候会跟家长顶嘴，他们会质疑和挑战家长。
比如家长说的一件事涉及数字，孩子会质疑数字是否准确，家长会认为孩子不听话了。我会劝家长不要和孩子生气，如果孩子质疑自己的话，可以告诉让他自己去查，去证实一下刚讲的数字是不是对的。
所以，其实不仅学校要培养孩子学习创新，家庭也要配合。我每年都要多讲几次，告诉家长们孩子不是长大不听话，而是开始有一个独立判断的能力，从大概三四年级，他就会开始去挑战家长。作为家长，要学会接纳和理解，不然家长和孩子就会彼此产生不必要的碰撞。
京领：您认为创新人才培养和升学结果的关系是什么
第二，20多年来，我一直在国际教育领域工作，我发现创新的过程是非常长的，不要在中小学就将孩子的创新能力扼杀，很多创新的想法在最后能达到一鸣惊人的效果。
从我们上海中芯学校毕业的一名同学，在大学阶段写了一个提案，48小时内就在美国募到将近五千元美金资助金。在这些平台只要有一个好的想法，就会有人为这个想法投资。
因为他们班级同学都募到几百块美金，只有他是几千块，他也从中得到很大的鼓励。这样的同学在我们中芯学校有很多，都是经过长久的实践和自律,培养出极大的创新潜力。
我们的教育创新，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值得教育者去探索。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们不难发现有些电影看15分钟就差不多知道结局，常常是相同的套路。但是很多优秀的影片，没有到最后两分钟，观众永远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因此电影是否卖座跟创新很有关系，这其中的差别就是思维的差别。所以我鼓励孩子们多创新，不要害怕，我们其实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京领：新时代数字化、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当下，如何更好把握国际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
周宪明先生：我觉得有几点很重要，一个是要进行思维沉淀，校长和老师要沉淀，思考怎么样能办好一个迎接未来的教育。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教“人”，因为如果我们把人教成机器，以后他就会被机器取代，比较简单的首先就是要会发问，因为机器不会发问，只有人才会发问。人会探索，问的都是自己不懂的东西。
所以我和老师们说不要那么纠结，教孩子会发问、会探索、会欣赏。比如机器人肯定不能够欣赏，评价东西好漂亮，那些是需要程序员输入程序的，只有人会去欣赏花、欣赏图画，艺术的欣赏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我们教孩子们要被别人信任，拥有被人信任的品格，就是正直的好品格，无论以后是做什么工作，都会被别人接受。
比如现在下单，在淘宝等软件买东西的时候一定是看这家店的风评怎么样，当我们看到这家店真的是很好，就会去尝试购买。在未来人际关系更疏远也更紧密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人的信任是很必要的。
京领：您对当前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的判断是什么？
周宪明先生：我认为有些国际学校可能会关掉，特别是在中国大地纯以赚钱为目标的学校。但是，国际教育在整个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是必备的，因为国际学校是与国际社会交流的管道，我觉得愿意好好办国际化教育的学校会越来越受欢迎。
换句话就是会有两个维度，一种会消亡掉，一种会越来越好。我个人的看法，中国还是非常需要有更多的优秀资本投资到国际教育发展，这方面的发展空间还是巨大的。
京领：您认为未来什么样的国际学校最受家长欢迎
周宪明先生：我相信受家长欢迎的是将本土教育国际化的学校，就是看重中华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是有中华文化自信的，同时又能够与国际接轨的教育。
现在很多学校都是说中西合璧，也就是两条线，又教中文又教英文。但我常常问我自己，我如何避免办出一个“不中不西”的学校。做中西合璧的教育是要很小心的，如果一所学校是不中不西的话，对孩子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中文和英文水平都不是很好，这会变成很大的麻烦。
所以对于未来的学校，以校长来讲，我觉得要研究学生，要研究家长，也要研究老师，因为这三组的人都不一样。
我是1992年开始投身国际教育的，我那个时候教的学生、老师跟现在的学生、老师的思维观念已经是不一样了，当校长要去研究老师如何教学，孩子的思维是怎样，不能把过去成功的方式套用到现在。
比如到了2030年，那个时候面对的老师和孩子也跟现在不一样。所以一个校长要一直注意到他在面对不同历史的人。有些校长会觉得现在的老师不听话，常常会开小差，讲那些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现在人的行为是现在的产物。
如果校长一直停留在过去的话，会很纠结。其实老师也是，以前的学生很乖，讲一句话就能听进去，现在就要和他们讲三次。同样，现代家长的思维也是转变了的。
因此，在未来，一定是可以跟上时代思维的国际学校才会更受欢迎。因为时代在变化，老师、家长和学生也在不断变化和更新。我对国际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还是相当具有信心，我认为国际教育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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