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论及赵尔巽，很容易联想到他主持编纂《清史稿》的故事，可能还会记起他在日俄战争后期出任盛京将军，折冲樽俎于两大外强间，最终在辛亥革命后下野、隐居青岛的往事。多年来，学界同仁在研究赵尔巽时，非常重视其信函、电报和奏折，其私人档案以缩微胶卷的形式收录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全宗档案”（以下简称“一档馆藏赵档”）中。可以说，细致考索“一档馆藏赵档”业已成为研究赵尔巽的关键途径。
赵尔巽
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阅近代文献时，偶然发现一批馆藏“赵尔巽遗稿”，这批遗稿总页数超过一万页，几乎可以视作“一档馆藏赵档”之外的另一股文献源流。这批“赵尔巽遗稿”共有6种：（1）《赵尚书电稿》，稿本，总76册，共4616页，索书号：T28143-218；（2）《盛京军署机密函电稿》，稿本，总9册，共264页，索书号：T28219-27；（3）《赵尚书遗稿》，稿本，总1册，共12页，索书号：T28228；（4）《赵尚书奏议》，稿本为主、兼有档案原件，总75册，共7816页，索书号：T28072-142；（5）《赵尔巽奏稿》，铅印本，总1册，索书号：线普长85689；（6）《赵尔巽电稿》，抄本，总1册，索书号：线普长465257。上述文献大多以稿本形式存世，探其源流可知，这批遗稿系由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前身）同人搜集、整理而得，叶景葵在此过程中出力甚多。
二
合众图书馆筹备始于1939年，正值日本侵略中国、掠夺中国文化遗产之时，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藏书家叶景葵“感于江、浙文物摧毁之烈，谋有以保存之。约张元济、陈陶遗创设私立图书馆，首出所藏为倡，名曰合众”（顾廷龙：《叶公揆初行状》，氏著：《顾廷龙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42页）。图书馆同人在抗战时期广泛搜集文献，从战火中抢救了大量文化典籍。1953年，张元济、顾廷龙决定将合众图书馆及其藏书捐献国家。次年，合众图书馆改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并入上海图书馆（沈津：《顾廷龙与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编：《顾廷龙先生纪念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51页）。故而如今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和近代文献部的藏书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合众图书馆旧藏。
这些捐赠文献中包含有大量清末名流的日记稿本、抄本及手札、电报稿，许多是顾廷龙、张元济、叶景葵等同人从故旧、友朋处征集而来的。较为著名者有《汪康年师友书札》，关于其入藏史，顾廷龙云：“一九四二年秋，合众图书馆与叶揆初先生先后移入新屋。揆老退居多暇，有时安步当车，访问附近亲友。一日至汪振声君家，见其检置资料一大堆，询其何为？则曰将以废纸弃去。盖深恐日本侵略军随时闯入搜查，如被发现，必致滋生祸端。揆老随手检视，则皆汪穰卿先生师友所贻手札，而经其弟颂谷先生手加整理者”（顾廷龙：《汪康年师友书札跋尾》，氏著：《顾廷龙文集》，第343页）。其中，“揆老”即叶景葵，字揆初，号卷盦，浙江杭州人。整理汪康年手札的“颂谷先生”为汪康年之弟汪诒年。可见，《汪康年师友书札》能入藏合众图书馆，叶景葵抢救保存之功甚大。
叶景葵
类似的案例还有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为征集这部文献，叶景葵出面斡旋，“拟公函颜骏人之夫人，提议归合众图书馆保存，因仲玙之子，颇不更事，颜夫人为仲玙胞妹，或有力量可以玉成此事。余到京应试时，与仲玙常往来”。其中“颜骏人”为颜惠庆，“仲玙”为孙宝瑄，叶景葵与孙宝瑄在会试时曾有往来，借着这一层关系，叶景葵着力斡旋收藏《忘山庐日记》，只是最终“仲玙之子坚欲取回《忘山庐日记》，谓将由己手编印，不假他力，因再向商借抄一副，如仍不允，祇好奉还”（叶景葵：《卷盦札记》，叶景葵撰、柳和城编：《叶景葵文集》中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86、701页）。
《忘山庐日记》书影
《顾廷龙日记》书影
叶景葵在保存、整理“赵尔巽遗稿”方面出力颇多，只是与偶然发现的《汪康年师友书札》不同，“赵尔巽遗稿”绝大多数来自于叶景葵的收藏或征集。叶景葵自赵尔巽1902年护理山西巡抚时便担任其幕僚，1905年赵尔巽任盛京将军、1911年任东三省总督期间，叶景葵亦跟随其左右。对于这一段经历，叶景葵在致其乡试房师薛褧铭的信函中曾道：“受业由晋而湘而京师，皆佐赵次帅幕府。乙巳之岁，次帅奉命渡辽，延调人才，百无一应。受业激于义愤，襆被相从。到奉之时，锋镝未已，委办文案，兼理粮饷”（叶景葵：《致薛褧铭函》，叶景葵撰、柳和城编：《叶景葵文集》下册，第1304页）。1927年赵尔巽逝世，叶景葵撰挽联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叶景葵：《叶景葵杂著》，叶景葵撰、柳和城编：《叶景葵文集》上册，第406页）。以上诸端可征，长期追随，襆被相从的叶景葵是赵尔巽的心腹幕僚，两人甚有知音相逢之感。
或许正是这一段密切的佐幕经历致使叶景葵重视收集赵尔巽的私人文献，在他民国时期的藏书目录《卷盦藏书目录·分箱册》中即记录了“赵尔巽遗稿”的收藏情况。其中“分箱目第五册”记载了大量“赵尔巽遗稿”的条目，分别有：《赵尚书奏议》五册；《赵尚书奏稿第四辑》一册；《赵尚书奏稿第五辑》卅九册；《赵尚书奏稿第六辑》一包；《赵尔巽原奏折片》一百零九件；《赵尚书遗稿》一册；《赵尚书奏折》六件；《赵尚书奏稿（底稿）》一册；《赵尚书奏稿（专件）》二册；《盛京军署机密函电稿》九册；《赵尚书东三省总督任往来电稿》四册（叶景葵编：《卷盦藏书目录·分箱册》，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线善T29905-10，第410、413、443、485页）。与当下馆藏目录比对可知，上海图书馆藏《盛京军署机密函电稿》《赵尚书遗稿》《赵尚书奏议》《赵尚书电稿》四种文献皆出自叶景葵的收藏。
《卷盦藏书目录·分箱册》中所记载的“赵尔巽遗稿”条目
然而，通过叶景葵与赵尔巽之关系以及藏书目录，仅可推断合众图书馆所藏“赵尔巽遗稿”中的一部分文献来自叶景葵。至于这批遗稿是叶景葵担任幕僚时期的留存文稿，抑或是叶景葵在赵尔巽过世后刻意征集的成果，如今已不得而知。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赵尔巽奏议》在《卷盦藏书目录·分箱册》中的保存形态多样，或被按辑整理、装订成册，或以散件的形态直接装箱。这种保存形态之所以出现，与《卷盦藏书目录·分箱册》编订时合众图书馆同人尚未完成对“赵尔巽遗稿”的整理不无关系。
三
在“赵尔巽遗稿”中，体量最为庞大者为《赵尚书奏议》。因是，叶景葵等合众图书馆同人先后多次对这批文献进行整理，其情况见下表：
表一合众图书馆同人对《赵尚书奏议》的整理情
《赵尚书奏议》第一辑书影
《赵尚书奏议》中所收赵尔巽东三省总督任上往来电稿
在图书馆同人整理《赵尚书奏议》之初，或许是因为文书体量过于庞大，很快便出现了重复整理、重复收录的差错。1939年12月，叶景葵在《赵尚书奏议》稿本第四辑的封面上批注云：“《赵尚书盛京将军任内奏稿》一册。第四次辑。附御史折一件、山西护抚折一件。与前三辑有重出者，应重编”（柳和城编著：《叶景葵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60页）。关于第四辑所收文献，叶景葵复于1944年再次批注云：“第四辑各折片均已载于第一辑内”（叶景葵：《赵尚书奏议第四次辑录题识》，叶景葵撰、柳和城编：《叶景葵文集》中册，第944页）。上述批注应当是叶景葵在整理赵遗稿时的备忘，提示第四辑主要为“赵尚书盛京将军任内奏稿”，与第三辑存在内容重复的情况，且第四辑所收折片与第一辑近乎相同。由此一例可以想见，在合众图书馆同人分批整理《赵尚书奏议》时，各辑所收文献存在重复的情况，叶景葵在1940年代初即意识到该问题。
在完成对《赵尚书奏议》的初步整理后，叶景葵着手编纂奏议目录。《杭州叶氏卷盦藏书目录》中曾记有“《赵尚书奏议目录》一卷，附《赵大臣奏议目录》一卷，民国杭州叶景葵（揆初）编，民国三十三年手稿本，一册”（叶景葵编：《杭州叶氏卷盦藏书目录》，上海合众图书馆1953年铅印本，第23页）的字样。同时，据《卷盦札记》所述，叶景葵“编《赵尚书奏议目录》竟，未分卷，附《赵大臣奏议目》一卷。自去秋至今始写成”（叶景葵著：《卷盦札记》，叶景葵撰、柳和城编：《叶景葵文集》中册，第718页），在《目录》的封面亦上写有“叶景葵编辑，甲申三月清明写完”的批注（叶景葵辑：《赵尚书奏议目录七卷附赵大臣奏议目录一卷》，1944年稿本，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T03401，封面页）。结合上述三则信息可知，叶景葵编订目录当始于1943年秋，完稿于1944年清明，其中《赵尚书奏议目录》为赵尔巽奏议目录，《赵大臣奏议目录》为乃弟赵尔丰的奏议目录。
《赵尚书奏议目录》书影
整理《赵尚书奏议》之外，合众图书馆同人还着力于从其他地方辗转搜集赵尔巽的文献，其中《赵尔巽电稿》即为顾廷龙委托燕京大学图书馆代为转抄的抄本。顾廷龙1940年2月20日日记云：“燕抄《赵尚书电稿》来，计一万三千字，纸五角，每千字四角，外酬二元”（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第52页。需要注意的是，顾廷龙虽然在日记中称之为《赵尚书电稿》、《赵尔巽电奏》，但实际上抄本的封面题名为《赵尔巽电稿》）。“燕”者，即为燕京大学图书馆，在合众图书馆与燕京大学图书馆的“馆际借还”记录中亦有：“本馆托从彼藏外务部电档中钞录《赵尔巽电奏》一册。本馆代彼钞补《肃皇外史》二卷、《知希庵集》、《不远堂集》”（《一个图书馆的发展——从合众图书馆到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第665页）。上述记录揭示，合众图书馆藏《赵尔巽电稿》为抄本，共一万三千字，由顾廷龙委托燕京大学图书馆辑录馆藏外务部电档而得。
相较之抄本《赵尔巽电稿》，稿本《赵尚书电稿》多达76卷，分为来电簿和去电簿，下设吏科、礼科、边务垦务、民政旗务、度支、军政、法科、农工商、邮传、交涉等分簿，皆为赵尔巽东三省总督任上的电报稿，且《赵尚书电稿》上并无叶景葵或合众图书馆的藏书印，亦无合众图书馆同人整理批注的痕迹（赵尔巽撰：《赵尚书电稿》，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T28143-218），应当与合众图书馆时期征集、入藏的“赵尔巽遗稿”无关。尚需赘述的是，上海图书馆还藏有一册铅印本的《赵尔巽奏稿》，该奏稿凡19页，仅收有两份护理山西巡抚任上的奏折，封面有“元和徐麐石识”字样，无叶景葵或合众图书馆藏书印（赵尔巽撰：《赵尔巽奏稿》，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85689），与合众图书馆同人整理的“赵尔巽遗稿”当不属于同一源流。上述两类文献未见诸叶景葵的藏书目录，亦未见诸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辑：《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藏书目录》，1957年，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线普420868-79），或于上海图书馆时期征集而得
《赵尚书电稿》书影
《赵尚书遗稿》书影
四
（附识：在本文的写作、修改过程中，笔者蒙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皓老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王思雨同学、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廉皓晨同学指点、提示良多，特此致谢，文责由笔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