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近代史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籍贯为浙江温州，然无经商潜质，只有读书心性。2010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法律史、法律社会学和法学学术史，倡导跨学科研究风格。
发表有中英文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有专著《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以及《司法、政治与社会：中国大陆的经验研究》《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国（当代台港卷）》等多部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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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组稿
章永乐：《后知后觉者中的先醒者——评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支振锋：《法治转型与国家能力》
侯猛：《法律职业与国家建设》
摘要: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论古衡今的大学者。本文主要根据梁启超饮冰室藏书的实用性、文化性、传统性对其图书馆学理念进行了深入阐述。经过饮冰室藏书的文化积淀，梁启超的图书馆学理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超前性，他不但开天辟地地提出“文献学”这一词语，更是积极倡导建设“中国图书馆学”，促使目录学获得突破性发展，并构建了崭新的图书分类体系。
梁启超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祖籍广东新会，别号饮冰室主人，是我国近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世人对梁启超的印象一般都停留于戊戌变化这一层面。殊不知梁启超自幼饱读诗书，学富五车，还是一个通古论今的大学者。梁启超在我国近代史学术研究界占有重要地位。他撰写的论著至今为止还具有较大的思想价值、实用价值，在学术研究界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这足以说明梁启超在我国近代学术界的卓越地位。可是对于梁启超的饮冰室藏书以及图书馆学理论世人却知之甚少，梁启超的饮冰室藏书特点鲜明、与众不同，并助其形成创新型图书理念，推动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大力发展。
1饮冰室藏书的特点
1.1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我国近代藏书承袭宋朝之风，喜好精装，而对常用文献或有关科学技术的书籍颇不重视。而梁启超则因好学而好书，与一般藏书家专于鉴赏古本不同，抛却陈风陋习，对那些注重外在包装，却忽视内容实用价值的藏书方式极为鄙视【1】。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梁启超的饮冰室藏书与世俗藏书迥然不同，不刻意追求刻印精美的古籍，而是注重收藏文本的实用性。因此，饮冰室藏书虽达十余万卷，大多皆是清咸同光宣及民国初期的通行本，甚少有明朝的精品刻板，宋元本则未有入藏。文献内容皆是与近代社会发展形势以及科技有着密切关系。此外，饮冰室藏书还收集了大量的实用外文书籍，以日文书居多，且多为具有实效性的改革创新之作。可见，其藏书目的既没有崇尚注重外在包装的精品书籍，也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集中外实用之书，和传统的藏书目的有着天壤之别，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藏书原则以及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趋势。
1.2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治学”藏书文化特色
1.3藏书中旧藏珍本、获赠之书颇多
我国历代藏书家喜好收集前人旧藏，而饮冰室藏书也充分继承了这一特点。譬如梁启超甚为崇拜力主新式学风的晚清学者陈沣，并自称为其弟子，在教学期间力荐学生阅读陈沣的论著《东塾读书记》。而收藏在饮冰室中的著作《梦溪笔谈》也是陈沣的旧藏，对此书籍梁启超视其为珍宝【2】；再如饮冰室收藏的《绝妙好词笺》（宋朝周密辑）也是陈沣早年之旧藏，而梁氏得之深感幸运；还有藏书中的《路史》（宋朝罗泌辑）也乃清朝汉学家惠栋之旧藏，且该书中每册都印有惠栋的姓名，并整书界被圈点，其中有手批条注一百六十条，校补注释十三条。得此珍本梁氏彻夜难眠。饮冰室藏书不但旧藏居多，而且赠书颇丰。梁氏曾在讲学期间曾听得欧阳竟无有关佛学的讲座，深有心得，并就佛学问题向竟翁请教，深得欧阳竟无好感，随之竟翁乃赠梁氏颇多佛学珍本，被藏之于饮冰室。譬如饮冰室中的《解深密经疏》、《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真实品》皆是欧阳竟无所赠。
黄琦琨：梁启超饮冰室藏书及其图书馆学理念研究综述
2梁启超的图书学理念
梁启超通过独具特色的饮冰室藏书，不但丰富了学识，而且还令其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图书学理念，具体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2.1对文献学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2积极倡导建设“中国图书馆学”
2.3促使目录学获得突破性发展
2.4构建了新的图书分类体系
梁启超在饮冰室藏书中的长期实践让其对图书文献资料的分类以及著录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对古代到近代的图书目录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分析，认为古代传统的图书分类形式（根据经史子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集的分类）缺乏一定的严谨性，且认为这种书目分类方式过于泛化，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开展。对此，他进一步指出文献资料的分类与学术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对古代各种图书目录的分类情况从微观角度进行了仔细的探究，提出了创新式的书目
3结语
总之，梁启超饮冰室藏书正是因为具有标新立异的个性化特色、较强的实用性、浓郁的民族文化意蕴才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梁启超也正因在饮冰室藏书的文化底蕴中形成了超前的图书馆学理念，为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吴雨.梁启超饮冰室藏书开拓性之探微[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2]金性尧.梁启超饮冰室藏书之探究[J].读书，2010（8）.
[3]彭树欣.梁启超的“文献学”概念的历史地位和影响[J].图书馆论坛，2010（6）.
[4]朱苏南.梁启超图书馆学理念发展的探索及其意义[J].铁道师院学报，2009（3）.
[5]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词[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民国”十四年）.
关键词:史料;史料实证;初中教学
中学历史到底教什么？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认为历史不仅是要教会学生基础知识，教会学生记忆。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知道历史知识的产生和形成过程，让学生知道史料就是历史的证据。学会提取整理史料中的信息，学会判断不同类型史料的价值，培养论从史出的证据意识。下面笔者从四个维度对史料教学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价值进行探讨。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史料实证的必要性
中国近代史学家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史料为史之细胞，史料不具或不解，则无复史之可言。”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也曾说：“史学即是史料学”，历史是基于史料证据和视角的解释，这足以证明史料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学生步入初中后，开始接触历史，在他们走进历史殿堂之初，培养这样的史料实证意识至关重要。其次，《2011年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知识与能力的目标。学生应该了解历史多种呈现方式，包括文献材料、图片、图表、实物、遗址、遗迹、影像、口述以及历史文学作品等，提高历史的阅读能力和观察能力；形成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一定的历史情境想象。初步学会从多种渠道获取历史信息，初步形成重证据的历史意识和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高中历史学科课程标准(讨论稿)》中提出历史教学中必须培养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核心方法便是进行史料实证。再者，史料实证在现目前的中高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检测学生知识水平掌握程度的试题当中，材料分析题的比重也在逐步加大，将史料引入教学与考试已成为趋势。为适应中高考的需要，历史教学中也应该贯穿史料实证教学。
二、史料与史料实证的理解
要发挥史料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史料。史料是那些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并能帮助我们认识、解释、理解和重构历史发展过程的痕迹，包括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等。按照史料的价值不同，史料分为原始史料和间接史料，当然原始史料的价值远远高于间接史料。在对史料进行甄别时尤其应当注意文学作品、影视剧、学者的论述，虽然可能包含历史信息，但他们不能作为史料使用。其次，史料实证是指运用可信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在此过程中教师必须教会学生处理史料的方式方法。学生应该学会对史料进行辨析，对史料作者意图进行认知，判断史料的真伪和价值；从真实可信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的方法，并据此得出自己的历史认识。
三、史料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四、培养学生史料意识，逐步掌握史料分析方法
一、哈罗德英尼斯生平及学术成就
哈罗德英尼斯(HoroldInnis,1894-1952),1894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乡村的一个浸礼教家庭。受宗教环境熏陶,个人主义和政教分离观念是童年英尼斯最早确立的信仰,直至影响其一生的学术追求。
根据学术视野的不同,哈罗德英尼斯的一生,先后可分为“作为经济学家的英尼斯”和“作为传播学家的英尼斯”两个不同阶段。“作为经济学家的英尼斯”其学术成就集中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长期的田野调查、超强的综合整理能力,使他成为当时加拿大著名的经济学家。这一阶段其主要著作有《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加拿大的大宗商品生产问题》、《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等。“作为传播学家的英尼斯”从1940年起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传播学史论研究,英尼斯把传播媒介放在社会历史运转工具的宏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开创了后来蔚为壮观的媒介环境学派。这一阶段其主要著作有《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等。
二、哈罗德英尼斯的传播思想
(一)英尼斯的“大媒介”观念
英尼斯认为媒介性质决定内容特征。媒介性质不同,其传递的内容和对使用者的要求也存在差异,新的传播媒介不仅能产生新的内容形式,也能改变人们使用媒介的方式。新媒介出现伊始,会使用己有媒介的内容,但当新媒介的长处和短处被使用者熟悉了解后,就会发展出相应的新的表达方式。①
此外,英尼斯强调,每一种媒介都有不同于其他媒介的特征,有其长处和短处。每一个社会都会有多种媒介并存,它们共存时既能弥补彼此性质上的差异,也能抵消彼此的功能。社会上主导媒介和非主导媒介之间的竞争从未间断,而一个稳定的社会需要认识不同媒介的价值,在媒介的使用上保持平衡。
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新文明的诞生――以媒介作为文明分期的标志。英尼斯以媒介为考察文明兴衰的工具,将漫长的历史划分为9个部分:A、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B、希腊/罗马文明(拼音字母);C、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D、中国纸笔时期;E、印刷术初期;F、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G、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等);H、电影时期;I、广播时期。同时,他还有一个简化的版本:“为求方便,我们可以把西方历史分为文字和印刷两个时期。”值得指出的是,无论采用哪种分期方式,英尼斯论述重点都是历史上各帝国和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媒介。他的研究通过分析主导媒介性质及主导媒介对文明的影响,旨在探寻人类文明兴衰的内部机制。
(二)传播偏向论
(三)知识垄断
英尼斯把“垄断”这样的经济学术语应用于文化传播领域,深入研究了传播媒介之于知识的控制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知识垄断与商品垄断类似,意味着人类知识及话语权的独揽。与金融寡头类似,知识寡头拥有对世界的唯一解释权,由此形成被某一部分人所独有的政治威权和文化权威。
英尼斯强调,形成知识垄断的两个条件是:一是主要媒介的占有,二是媒介使用技能的掌握。他说,“一种书写的复杂系统成为一个特殊阶级的所有物,并且倾向于支持特殊阶级。”媒介是权利的工具,传播是思想的扩张。回顾西方近代史,口语社会的口头传播,成就了具有超群记忆的人。文字的出现,使识文断字的读书阶层成为文化精英。印刷文明又使神权式微,人权彰显。这种知识垄断的形成依赖于传播媒介的以下潜质:不同的媒介对使用者的能力有着不同的要求,相对稀缺、不能广泛传播的媒介或需要特殊编码和解码等技巧的媒介很可能被拥有权力和资金的上流阶层所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英尼斯指出:现代社会知识垄断并没有消失,而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会上的媒介资源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仍然需要掌握专业的技巧才能使用。虽然人们接触媒介的机会增多,但是缺乏控制媒介和反馈信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媒介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政府组织和商业组织对传播的控制日益加强,知识垄断的机制已经根深蒂固。②
(四)西方文明危机
英尼斯发现,媒介的变革与传播的进步,并不必然带来文明的进展与兴盛。反而在很多情况下,导致文明一蹶不振。他在《帝国与传播》的“作者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断言:“我认为,一切文字的著作,包括鄙人这一本,都对口头传统的活力和文明的健康,构成威胁。如果它们挫伤了人们对文化的兴趣,其危害会更加严重。”
在对西方文明的危机表示悲观的同时,英尼斯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通过政治、遏制技术社会的扩张主义倾向、在现代技术之外创造民主讨论与参与的途径,才能控制技术的偏向;只有通过发展道德力量去与物质科技的力量相抗衡,才能阻止现代社会中文化的消亡。
三、英尼斯传播思想评析
(一)英尼斯传播思想的开拓意义
1、开创了全新的研究方向,确立了独特的研究视角。英尼斯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性地运用了宏观历史的研究方法,它后来成了媒介环境学派大家惯用的方法和一大理论特色。美国传播学者凯里这样评价:“在美国还没有其他人这么做的时候,英尼斯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种学术探讨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历史的、经验的、解释的和批判的。”④
(二)英尼斯传播思想的缺陷
首先,传播是创造和维系社会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或最重要的手段。英尼斯过分强调传播对社会的重要性,与社会互动论的辩证视角存在很大差异。
最后,传播技术的使用者或使用情境会因人而异地左右传播技术的运用,英尼斯传播思想中并没有包含这种动态的思维。事实证明,媒介使用不当引发的问题会是灾难性的――二战中,法西斯国家对媒介的运用不可谓不成功,但它带来的却是社会的退化,而不是人民所期待的充分民主。
在传播技术领域,英尼斯和他的“门徒”麦克卢汉及其追随者一般被称为“媒介环境学派”或“多伦多学派”,他们的思想早己越过美加边界,对现代传播理论和传播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介形态本身极其周围环境中制度系统的影响,这对于传播媒介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①②唐克军,《哈罗德英尼斯的传播思想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③毛峰,《文明传播的偏向与当代文明的危机――伊尼斯传播哲学中的历史智慧》,《史学理论研究》,2005(2)
④【美】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512页
⑤胡翼青,《试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与传播学技术主义范式的建构》,《国际新闻界》,2006(8)
我到乡间，生活上感觉最不习惯的要算大便这件事了！……无论乡间或镇上，可以说没有一处的厕所不是很简陋与龌龊的，破蓬烂席就当墙围绕，一个不大的粪缸不是满满的，便是屎尿荡漾，坐在装在粪缸前面的木架或蹲在两条湿滑的薄板上大便的时候，总得要提心吊胆！晴天的时候，已然如此，遇到雨天，更觉难堪！[8]
绍兴江河密布，湖泊众多，解放前，水乡农民习惯饮用河水、天落水，山区、半山区饮用溪水、塘水，且人触畜混用，易受人畜粪便和各种地表废弃物污染，饮水不洁，常引起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传播流行[16]。
（民国时，无锡）城区无完整的下水系统，污水塘、臭水沟较为多见。病媒昆虫大量孳生繁殖，居民饮用水采自河道，倒洗马桶和淘米洗菜同在一个码头，一些烈性传染病经常大流行[17]。
元和张
江南苏州府长洲县正堂沈，特调江南苏州府正堂加级记录次黄，（中缺）
吴陈
等下，则请匝，高僧桂锡供皆题再建圣祖仁皇帝行宫，万年御书龙案，必当肃敬肃。蓦有狡狯，于皎缸（中缺九字）染作过（中缺七字）荡布（中缺十五字）渐致纠壅河滨．流害匪浅，圜山四，雨灌溉，定伤苗。姓之饔餐等（中缺七字）且白公堤衅，口口口口在生（中缺十五字）系民生物命。缘塘花市．红紫芬菲，口口相承，滋生时口口虎丘口胜概，荡（中缺六字）桥年代口之于水前（中缺六字）兹（中缺八字）概且毒口肠胃。更有甚焉，傍山一带，到处茶棚，较资（中缺二十五字）味．不堪饮啜，（中缺十六字嗟）嗟嗟！亘千百余选佛名胜之场．一旦渐成湮（中缺七字）蒙（中缺）介（中缺七字）获准（中缺）作口飞不寒心。雍正二年，曾有异籍冀创漂（中缺十四字）奉批：虎丘（中缺二十二字）故敢口口口口，伏乞俯电舆情，即赐饬县查案[21]。
盖凿井而饮，其语最古。《易》只六十四卦，而有井卦，信有二十八宿，而有井宿，其要可知。而今人乃匀焉不察，听其填塞，蔽固等之无用之地，而别取污秽之河流以自给。宜其饮水而多疾，服药而不灵，皆不明乎资一之故也[28]。
这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所谓“其水，用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29]的观念已有显著的差别，反映了当时苏州水质状况的恶化。而咸丰时王士雄到上海后，看到此地，“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30]由于大量城市工业和生活垃圾大多不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河中，使水质遭受污染，“在20世纪初，市内的众多小河浜已经变成了肮脏的水沟”[31]。在棚户区，情况更是糟糕，比如，在沪西药水弄，数千间破烂的草棚和“滚地龙”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到处是垃圾堆、臭水沟，曾有一首民谣这样反映道：“走路不平，吃水不清，点灯不明，出门不太平。”[32]而且，在一些人烟稠密的乡下，水污染也与时疫发生了关系。下面这样一则带有些“迷信”色彩的故事中，似乎有所反映：
华藏寺前，旧有望湖亭，今遗址荡然，其西南有一泉，泉水清澄，合湾取汲。清光绪二十五年间，泉中青石上现光绪元宝一文，迄二三月忽然不见。宣统时，现同上金钱六七文，逾年余而没，其时四方疫气厉行，惟此湾人民无恙[33]。
显然，该地未受时疫之患的原因，不是泉中出现铜钱，而极有可能是合湾取汲的泉水清澄。
六霍乱对医药卫生事业的触动
瘟疫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刺激和触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34]。这一世界性的霍乱流行发生后，在欧洲，不仅引起了医学界瘴气学派和接触传染学派的论争、新式卫生保健法的陆续出炉，还直接促成了英国新下水道系统的建立[35]。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充满生机，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的社会，那么，古老而被认为衰败的中国情况又是如何呢？
即使仅仅是以上表面化的列举，已不难部分看出传统医学对疫病刺激的能动方应。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医学究竟是如何应对新疫病的出现的，以下就进一步对传统医学对这一疫病的认识和治疗发展过程作一探索。
上文曾谈到，霍乱刚刚出现时，社会一时出现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景象。即便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还是使不少人留下了不少对疫病症状颇为准确的描述。比如我们前面引述的一些地方志中的记载以及郑光祖的描述。疫灾过后，一些医家便纷纷开始积极探索这一疾病原理和疗法，十几年后，王士雄出版了《霍乱论》。虽然王著并没有把真霍乱与传统的霍乱作区分，但他在论著中提出霍乱有“热霍乱”与“寒霍乱”之别[47]。寒霍乱说法实际已部分表明了真霍乱的特性，民国年间鄞县的曹炳章在编纂《中国医学大成》时对《随息居霍乱论》所作的提要指出：
霍乱本有因寒因热之分，而属热属湿者多，寒者俗名吊脚痧，西医谓真性霍乱，死亡甚速。此书对于属寒属热属湿，俱各分析详明，实为治霍乱之最完备之书也[48]。
继王之后，山阴田雪帆著《时行霍乱指迷辩证》一书[49]，对真霍乱作了更为准确的描述，并提出颇见成效的治疗方法。据陆以湉的转述，其主要内容如下：
世俗所称吊脚痧一症，以为此真寒直中厥阳肝经，即霍乱转筋是也。初起先腹痛，或不痛，泻利清水，顷刻数十次，少者十余次，未几即手筋抽掣，呕逆，口渴恣饮，手足厥逆，脉微欲绝，甚则声嘶舌短，目眶陷，目上视，手足青紫色，或遍身青筋硬凸知索，汗出脉绝，急者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缓着二三日或五六日死。世医认为暑湿，妄投凉泻；或认为痧气，妄投香散（十香九、卧龙丹之类），鲜有不毙。宜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当归二钱、炒白芍钱半、桂枝钱半、炙草一钱、通草一线、吴萸钱半、细辛八分、生姜三片、黑枣三枚，水煎冷服），轻者二、三剂（－日中须须进二三剂）即愈，重者多服数剂，立可回生，百治百效，其神方也[50]。
有人认为徐子默是中国对真霍乱作出典型和准确描述的第一人[51]，不过从以上的描述来看，这一荣誉似乎应归于田雪帆。而且田所用的四逆汤也确实有效，据章太炎的回忆：
余十六岁时，尝见一方数百里中，病者吐利厥冷，四肢挛急，脉微欲绝，老医以四逆汤与之，十活八九。三十岁后，又见是证，老医举四逆汤吴茱萸汤与之，亦十活八九。此皆目击，非虚言也[52]。
此后，嘉兴徐子默不仅再次对真霍乱（即其所说的吊脚痧）做出典型、准确的描述，并进一步对真霍乱和类霍乱（即其所说的霍乱）作了比较。他说：
古无吊脚痧之名，自道光辛巳夏秋间，忽起此病，其症或吐或泻，或吐泻并作，有腹痛者，亦有不痛者。吐泻数次后，即两腿抽搐，或手足并皆弯挛，痛愈甚，抽亦愈甚，顷刻肌肉近削，渐觉气短声嘶，眼窠落馅。渴欲饮，冷周身，冷汗如冰，六脉渐无，或半日即死，或夕发旦死，或旦发夕死，甚至行路之人，忽然跌倒，或侍疾之人，传染先死。医以霍乱之法治之，百不救一。……余创为温经通阳之法，遇所见信者，必苦言相劝，或候其服药，坐守片刻，治之未有不生者[53]。
霍乱之症，吐泻者为轻，不吐泻者为重，或取嚏，或引吐，或攻下，或外治挑刮，或内服痧药。因其病，由于热闭，嚏则开其肺气，吐则开其胃气，下则开其脾气，挑刮开其皮毛经络之气，痧药开其脏腑之气，总取其通，通则气行热亦泻矣。从无愈吐愈重，愈下愈剧者，此吊脚痧之不同于霍乱也。盖霍乱为病发于阳，吊脚痧为病发于阴，霍乱为热，霍乱为热一语，似未尽然，盖霍乱尚有寒热之分，若吊脚痧则未有不因寒者。读者勿以辞害意可也。吊脚痧为寒。霍乱初起，心中不爽，不吐不泻，必须引吐引泻，使其热毒一出，中脘即松，则四肢必温；吊脚痧初起，心中不爽，非吐即泻，必须治吐治泻，倘阴寒不散，中脘关住，四肢渐冷。更惨之病机外象，何致涉于疑似哉[54]。
同治元年，王士雄重订《霍乱论》，虽然仍将类霍乱和真霍乱混称为霍乱，不过他在原有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思考，增加了不少的新内容，特别有关“寒霍乱”的内容。比如，他说：
如风寒暑湿，皆可以为霍乱，则冬寒内伏，至春夏不为温热病，亦可以为霍乱也，特不多见。故从来无人道及。今年（同治元年）春夏之交，余在濮院，即有是证。未交芒种薄游海上，则沿门阖户，已成大疫。盖去冬积雪久冻，伤寒者较深，而流离失所，斗米千余，精神之不藏者既多，中气之不馁者亦罕。且今春过冷，入夏甚凉，殆肃杀之气未消，发生之机不畅，故伏邪不能因升发之令外泄以为温，久伏深藏，如奸匪潜匿，毫无觉定。或其人起居饮食之失调，或外感稍侵而引动，遂得乘机卒发，直犯中枢而为霍乱，故多无腹痛之兼证，而愈后辄有余波。与向来夏秋所行因于暑湿为患者，证候则一，病情回殊也。治法亦稍有不同[55]。
这里王显然已准确地认识了当时所流行瘟疫的性质，而且还以自己深厚温病学理论素养，对此做出了理论阐释。
忆昔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疫而亡者[57]。
该书首刊于道光八年（1828年），嘉道之际的大疫刚刚过去。汪为安徽旌阳人，不过道光元年他似乎在南京亲眼目睹了霍乱（他称之为脚麻瘟）的流行[58]，因此，他所谓的昔年入夏之疫很有可能指的这场瘟疫。若如此，则显然是霍乱流行促发他观察到了苍蝇能传播瘟疫，并进而提出了驱蝇避疫的新思想。此后不久，王士雄根据他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明确指出了环境污染与疫病的关系。他说：“今夏余避地来游适霍乱、臭毒、番痧诸证盛行。而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59]并针对这种情况，对居所环境和用水卫生提出了要求：
一、人烟稠密之区，疫疠时行，以地气既热秽气亦盛也。必湖池广而水清。井泉多而甘冽，可藉以消弭几分，否则必成燎原之势，故为民上及有心有力之人，平日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须积污，或广凿井泉，毋须饮浊，直可登民寿域，不仅默消疫疠也。
一、当此流离播越之时，卜居最直审慎，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扫除洁净。设不得已而居市廛湫隘之区，亦可以人工斡旋几分，稍留余地，以为活路，毋使略无退步，甘于霉时受湿，暑令受热，平日受秽，此人人可守之险也。
一、食井中每交夏令宜入白矾、雄黄之整块者，解水毒而辟蛇虺也。水缸内宜浸石菖蒲根、降香[60]。
二、
虽然，我们很难将这些认识的提出完全归功于霍乱的刺激，但它所起的激发和推动作用应该是不容忽视的。
转贴于七结语
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和国际交流的日趋频繁，各种地方性的传染病就愈益容易越过原有的地理界域而远播各地，人类共享同一个“疾病库”的程度也便越发加深。在人类社会重要的传统烈性或急性传染病中，真性霍乱乃是最后一个加入世界性疫病行列的成员。尽管这场发生在嘉道之际的江南大疫在人类乃至中国的疫病史上，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个案，但它显著地体现着国际交流日趋加强的时代背景，亦为疫病国际化进程序列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自的炮声打响以后，中国人民便开始经历一段灾难深重的历史，对江南民众来说，除了西方的影响外，还遭受了更为严重的战乱。然而比起这些，霍乱这一冷面杀手显然是捷足先登了。由于这一疫病明显属于“舶来品”，因此，如果从一些通行的历史理念出发，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新的罪证，或者西方对中国影响日趋加深的又一例证。这些认识尽管都不无道理，但似乎都是以西方为基点而展开的。不管怎样，假如我们抛开各种既有的成说和预知的结果，回到历史本来的起点，从中国社会自身演进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便很容易发现，这场大疫的出现，既有一定的偶然性，同时又与对外交往频繁和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似乎是不可避免又十分自然的事。通过以上围绕这一事件的论述，我们已然看到，当时的江南社会，既不封闭，也非停滞：对外贸易持续增长，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业渐趋昌盛，人口日渐加增，由滥垦山林、早期工业化[61]以及不断增多的生活垃圾造成的社会环境破坏正趋加剧，传统的医学和社会人士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一新的疫病做出不无成效的能动反应，如此等等。由此显现出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
真性霍乱主要由于工业革命的车轮滚滚而流播四海，最终又因现代医疗技术的改进和公共卫生制度的确立而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在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同传染病恣肆相互竞逐的典型案例中，中华文明尽管不是完全无所作为，但没有做出决定性的贡献显然是无庸讳言的不争事实。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蔽于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和强势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呢？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对十八世纪以来中西文明之间的显著差异进行比较和思考，固然是必要而深具意义的，但如果这种比较和思考不能建立在实事求是地深入认识各自社会变迁本来面目的基础上，那又将会具有怎样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呢？！
注释
[1]参见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第750页。程还罗列了其他五家的说法，迄止年代都互有出入，不过差距不是很大。伍是其中唯一熟悉中国情况的学者，故这里仅举其一例。
[2]上官悟尘：《霍乱与痢疾》，第3—4页。
[3]详细的论述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55—57、209—221页。
[4]苏州市卫生局编：《苏州市卫生志》，江苏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
[5]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七十本，第二分，1999年6月，第376—377页。
[6]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110—112页。
[7]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104页。
[8]张国高：《看，江南乡村的环境！》，《大众医学》，第4卷第2期（1950年6月号），第79页。
[9]《苏州解放前公共卫生概况》，第6页，见《苏州市志·卫生分志》（送审稿，手稿本），第2卷，第4篇，《预防》，苏州市卫生局编志组1988年。
[10]张国高前揭文，第80页。
[11]参阅李伯重：《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30—38页。
[12]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年——1911年）》（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1页。
[13]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57，《吴熊光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册，第11324页。
[14]张国高前揭文，第80页。
[15]如道光时期，江宁的梅伯言曾指出，“沿河居民，日倾粪桶污水，荡涤无从，郁积日增，病症日作。”（甘熙：《白下琐言》卷9，第10b页。）并参阅张国高前揭文第80页下半部的两幅图片和文字说明，以及根据笔者多年的生活经历。
[16]《绍兴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绍兴市卫生志》上海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17]《无锡市地方志·卫生卷》（送审稿，油印本），无锡市卫生局卫生志编纂领导小组1987年，第3页。
[18]可参阅：安·奥思本：《丘陵与山地：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与生态互动》，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第349—386页（原载LateImperialChinaNo.1，1994，pp1—50）；陈桥驿：《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植于山林破坏》，《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第211—215页；罗桂环、苏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3、59—69页；张芳：《清代南方山区的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措施》，《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第50—61页。
[19]王凤生：《浙西水利备考·序》，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4页。
[20]梅曾亮：《柏梘山房文集》卷10，咸丰六年刊本，第6a页。
[21]苏州博物馆等遍：《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73页。
[22]民国《嘉定县续志》卷3，《赋役志·灾异》，第1册，第224页。
[23]比如受西方影响最深的上海到光绪年间才彻有阴沟。（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见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凇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无锡到民国十八年时，城区尚无“完整的下水系统”。（《无锡市地方志·卫生卷》[送审稿，油印本]，第3页）
[24]比如在常州，清道事业要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由商会创办。（《常州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州市卫生志》，常州卫生局1989年，第283页）
[25]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页。
[26]不著撰人：《杭俗怡情碎锦·扫除垃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21页。
[27]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见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凇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2页。
[28]潘曾沂：《东津馆文集》卷2，《资一药房记》，咸丰九年刊本，第12a—12b页。
[29]傅树勤欧阳勋译注：《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30]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4页。
[31]参阅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
[32]参阅刘吾惠编著：《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398—399页。
[33]奚铮：《无锡富安乡志》卷28，《杂著》，乡镇志专辑，第22本下，第948页。
[34]马伯英曾提出“灾难激发机制”一词，其涵义为：“古代疫病流行如此频繁复杂且危害巨大，历代医家目睹惨状不能不怦然心动，积极寻索治疗遏制之法，并创造出新的理论。”（《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9页。）以笔者的意见，就医学发展而言，灾难一词范围似嫌过宽，或许以“疫病激发机制”为名更为恰当。
[35]参阅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307—321页。
[36]见陈修园编著：《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
[37]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38]见陈修园编著：《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
[39]参阅庄树藩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
[40]见裘庆元辑：《珍本医书集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7册，《内科类》。
[41]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42]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43]参阅庄树藩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第207页。
[44]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45]许起：《霍乱燃墀说·自序》，第1页，《珍本医书集成·内科类》。
[46]连文冲：《霍乱审证举要·序》，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714页。
[47]《霍乱论》卷上，见陈修园编著：《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第2426—2433页。
[48]曹炳章：《随息居霍乱论·提要》，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43页。
[50]陆以湉原著朱伟常考注：《冷庐医话考注》卷三，《转筋霍乱》，第151页。
[51]比如马伯英，见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599页。
[52]章太炎：《霍乱论一章》，见徐衡之、姚若琴主编：《宋元明清名医类案》（正编），附录《章太炎先生论医集》，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88年，下册，第1236—1237页。
[53]徐子默：《吊脚痧方论·总论》，《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4册，第1961页。
[54]徐子默：《吊脚痧方论·论吊脚痧与霍乱相似不同》，《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4册，第1961—1962页。
[55]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6页。
[57]汪期莲编：《瘟疫汇编》卷15，《诸方备用·逐蝇驱疫法》，道光八年刊本，第15b页。
[58]他在该书中写道：“麻脚瘟，其症脚忽麻木，肚疼痛，吐泻交作，朝发夕死。道光元年，金陵患此者甚众，用此多有生者。”（《瘟疫汇编》卷15，《诸方备用·三物备用》，第7a页。）
[59]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