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认为，为大众解经，这才是自己做过的一点真正有意义的小事。李丹摄
在许多个周六的下午，许多成都市民，以及远道而来的外地听众，从四面八方赶往僻静偏窄的成都市文翁路，在成都图书馆听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用生动诙谐的成都方言，讲诗经、唐诗。这个老人就是流沙河。受成都图书馆邀请，每月第一个周六下午，流沙河会准时出现在成都图书馆，讲一堂对市民免费开放的传统经典讲座，至今已经持续了9年。
流沙河近年咽喉有恙，声音很弱。有时候说话都困难，可称“气若游丝”。但他依然坚持公开解经，他自己这样解释这份乐此不疲：“对这些古人的诗很有兴趣，讲起来很过瘾。在为听众服务的同时，自己也很快活……对成都市图书馆的信任，我是感谢的。”
一个老人，年至耄耋，在普及传播传统文化知识方面，真正做到了身体力行。身为邀请方的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深有感触，“沙河老师曾跟我说，每次讲座前，他要备课两天。沙老年龄这么大了，他对文化传承的热情，对传授经典文学之美，全身心投入，令人感动。”更让肖平很感慨的是，沙河老师讲授的对象，不是专业的学界后生，而是各阶层对古典文化感兴趣的市民。“而且他讲课没有保留，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见解，很真诚地给大家讲出来……这种面对大众的传道授业解惑，对于文化普及，更是可贵的贡献。”
布衣文人流沙河：
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
一个文人，因诗而名，也因诗堕入人生的最低谷，却在低谷之中找到汉字、找到庄子，找到诗经，找到唐诗。他真心热爱承载着庄子、诗经、楚辞、唐诗的方块字。它们滋养过他的身心，在他坎坷的人生中，给他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情感与知性的慰藉。看清世事浮沉，在文字里安顿自己，在经典里找到归宿。人生的苦楚、命运的无常、令人惊恐的残酷和荒谬，被他用知识的探求、文化的智趣、历史的参照给与一一消解。
一生活在汉字里的流沙河感慨：“感谢古老的汉字，收容无家的远行客。感谢奇妙的汉字，愉悦避世的梦中人。”而与写诗相比，流沙河也认为，为大众解经，这才是自己做过的一点真正有意义的小事，“是报答恩师的一炷香。”
任职《星星》诗刊
让余光中广为人知
上世纪80年代初，身为编辑的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正好凑成“十二家”。编选《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引起轰动。流沙河也成为将台湾诗介绍至大陆的第一人。这些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达到的艺术性、美感，给当时的大陆诗歌界带来一阵强烈的震撼。也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推介，余光中在大陆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流沙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对汉语诗歌文学界的重要贡献，“因为之前大陆这边从来没有机会读到台湾的现代诗。”
虽然诗人名声很大，但流沙河对自己的诗并不满意，认为自己过于理性，感性不足，不太适合写诗，“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晚年专心说文解字
探究汉字前世今生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流沙河不再写诗，改作训诂，专心说文解字，乐在其中。他以文人的角度、作家的身份，发挥自己多年研读经典的功底，讲庄子，说诗经，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的前世今生。他用尽量通俗、有趣的方式，面对大众诠释讲经典。他在图书馆讲，也在网络上讲，出版《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流沙河讲诗经》等多部著作，甚至用解字的方式去写自传体小说，比如《字看我一生》。
对于自己对文字和经典的研究，流沙河很谦虚，“老实说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我是作家协会的，年轻的时候学着写小说，后来写新诗。古典文学是我个人的爱好。”他也不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有好了不起，“我所知道的一些都是常识，我所用的这些方法都是人家做学问的起码应该用的那些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文本细读，追根究底。没有什么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意思。”他乐意受邀到图书馆、校园去讲传统文化，也看得清爽淡然，“听众觉得我讲的还有点味，来听一听，感到收获点知识，又还有点娱乐，我觉得这就符合社会文化教育的方式，这样就很好了，我也乐于做这些。”
做文字学的“福尔摩斯”
强过任何补药
流沙河小时候喜读《福尔摩斯探案》，读得入迷，就想做个侦探，专破世间疑案。上高中的流沙河，偶遇一套蓝封面的侦探小说丛书，一本接一本借来读完，更想做侦探了。他自嘲道：“这是因为我这个人从小体弱多病，嬉闹扑打不行，所以退而耽于梦想。其实自己胆小口吃，交朋友都困难，哪能是做侦探的坯子，十足妄想可笑而已。”现实中的流沙河没有成为警匪片里的侦探，倒成了文字侦探。每天独坐书房窗前，俯身大案桌上，感觉很不错，“一个人总要选择一件他自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才觉得没有白活。我就是文字学的福尔摩斯了。读者看我怎么破案，我便洋洋自得，有成就感。心情一舒畅，就延年益寿，比吃啥补药都强。这样说来，我倒该感谢亲爱的读者。”
在《就是那一只蟋蟀》中，流沙河吟诵过的《古诗十九首》，在他之后诠释经典的工作中，也是他重点研读的对象。在此，学者流沙河和诗人流沙河，形成一个奇妙的呼应。从诗人到学者，从作家到文人，晚年流沙河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满意的，“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记者张杰）
川报情缘先生曾在川西日报工作
2018年，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曾推出“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推荐各自心目中的文化地标，流沙河力荐川报集团所在的红星路二段70号应该入选。
作为一名对成都历史文化有多年精深研究的学者，流沙河先生详细谈到他推荐“红星路二段70号”有资格成为“天府文化地标”的理由，“既有历史传统之根，又有现代文化馨香。”
流沙河曾向记者介绍，清代成都的布政使署所在地就是现在的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所在地。他解释说，布政使署，功能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民政厅。沙河老师阅读广博，对这一带的地理历史掌故非常熟悉。
他为本报题写“光影三十年”
华西都市报自创刊以来，有过许多机会采访流沙河先生，每每得到先生态度诚恳的接待。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他皆是知无不言，其渊博的学识和真挚的性情在一则则报道中彰显。
近年，流沙河先生身体状况不佳，仍多次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虽然身体瘦弱，嗓音细微，但在与记者的交流中，仍然带着他最饱满的精神状态。
2008年12月22日，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华西都市报推出“光影三十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特刊”，有幸得到流沙河先生的亲笔题词。
2018年7月，在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的“口述历史”栏目，流沙河先生从布衣文人到芙蓉秋梦，娓娓讲述了他的前世今生和诗文梦想，也成为华西都市报最珍贵的采访之一。（记者薛维睿）
名家追忆魏明伦：沙河兄非常超脱很有成就
得知老友离世，“巴蜀鬼才”魏明伦难过不已，“流沙河和我之间的渊源，是从1957年开始的，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
当年，流沙河因其托物言志的《草木篇》遭受“劫难”，魏明伦专门写杂文为其抱不平，后又向《文汇报》写了篇“不平则鸣”的短文。魏明伦说，这件事后被流沙河知晓。“他也曾经支持我，我们俩算是多年的‘患难’朋友，我没到成都之前就经常来往。”魏明伦最后一次见到流沙河，是今年6月份，“我们在他家里长谈，聊些岁月感慨。”
“几月前，沙兄已很衰弱。”魏明伦说，“他成名很早，也遭受过很大劫难，但跟很多人不同的是，从改革开放之后，他就非常超脱，而且很有成就。他以前是诗人，后来转为学者，专门研究文字、古典文学，研究庄子，每个月坚持去讲座……他没有‘吃老本’，他有新的文化成就，有独特成就，改革开放后这四十年他没有白活。”
阿来：“我是老先生的读者，读过他全部作品”
11月23日，流沙河先生去世的消息，让全国文学圈尤其是四川诗人作家圈陷入缅怀的情绪之中。
“我到作协工作的时候，流沙河老先生已经退休了，所以没有机会跟他本人有太多的交集。但是，我是他的读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读过他出版的所有作品。”
让阿来印象深刻的是，流沙河老先生上世纪80年代在《星星》诗刊上开了一个专栏，介绍台湾地区的现代诗歌，“是他最早向大陆的读者们介绍了余光中、洛夫、痖弦等人的诗作。我认为这是流沙河先生对于中国文坛非常重要的贡献。”阿来格外提到，“沙河老师对《古诗十九首》《诗经》的解读、以及对老成都文化的探究，都非常有见识，有意义。”
梁平：先生一辈子干干净净做人、作文
流沙河先生去世消息传来，全国文学圈尤其是四川诗人作家圈满屏哀悼。《星星》诗刊前主编，《草堂》诗刊主编、诗人梁平沉痛表示：先生去世，我非常难受！
“这个消息已经折腾了一上午，各种祷告和期待都是希望能够发生奇迹，沙河先生能够挺过这一关。最后沙河先生还是离开了我们，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到站了……我曾经说过，沙河先生年事越高越有仙风道骨，越有大儒气象。先生真的走了，他的一生有过曲折和坎坷，但他在经历曲折和坎坷之后，获得的是人生的真谛，那就是一辈子干干净净地作文，干干净净的做人，留给我们的也是干干净净的文学庇护和人生庇护。”
龚学敏：“他编的《台湾诗人十二家》影响巨大”
流沙河曾在《星星》诗刊当过多年编辑，栽培过多位后辈诗人。忆起往事，现任《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提到，沙河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编的《台湾诗人十二家》诗选对中国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星星》诗刊复刊之后，沙河老师负责引荐、编辑的《台湾诗人十二家》，给当时在写诗的年轻人很大的启发。事实上，当时很多人在读了那些诗作之后，才真正意识到现代诗的重要性。”
吕进：他是蜀中大儒，大写的人
沙河去矣，留下风流在人间。重庆直辖以后，我就几乎没有再见到他，但是，许多往事却珍藏在心里。
流沙河是我遇到的蜀中大儒，大写的人，此去远方，祝他走好吧！（记者张杰闫雯雯荀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