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兴藏匿多年、一直以底片形式存在的秘密终于揭开。展览上的照片只在台北幼狮画廊举办过一次个展，此后都锁在盒子里。这一藏就是40年，直到2015年3月27日，才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陈传兴个展“未有烛而后至”上重见天日。
“它们原本就相当不合时宜，我才会压了40年。这些照片我从来没有给朋友看，连我太太都没看过。”拄着拐杖的陈传兴嗓音沙哑、低沉，酷似已故著名配音演员邱岳峰。
1975年，23岁的陈传兴是台北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三年级学生，为了追悼去世的父亲，来到观音山的乱葬岗。他拍下了幽灵一般游荡的人们、芦洲镇上没落颓败的李宅、做丧葬法事的道士、因为海水倒灌而废弃的田野、酷似楼兰古国的沙漠，和寂静的灵堂和棺柩一样，无不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未有烛而后至”是一个以死亡和哀悼为主题的展览，陈传兴希望以此作为对即将逝去的银盐时代的哀悼。他计划十年内，用编年的方式，分五次展出那些多年潜藏在黑暗中的照片。
2012年从清华大学（新竹）退休时，陈传兴的职称依然是副教授。孤傲的陈传兴为了避免见同事，从不进办公室和研究室，而是径直走进教室，上完课就闪人。在别人眼中，陈传兴是一个异类，他称自己是一个怪物。
“觉得自己是一个末道”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把这些照片都埋葬起来？
陈传兴：我已经够“不一样”了，这些东西没有拿出来，已经造成很多人对我的看法，再拿出来不会得到任何结果，所以就等吧。对我来说，人生是一刹那，手一摆，也就过去了。
南方周末：你师从克里斯蒂安·麦茨，是在法国读博士的时候？
陈传兴：对，我博士论文就是跟他。硕士论文是用数理逻辑写的，写了一套人工语言。那是1980年，还没有像现在的电脑。我用数理语言学跟分析哲学编的一套程式码，分析一部很奇怪的电影《怪物》。那个电影在拍马戏团，全部是一些没有手、没有脚的，侏儒、驼背、有胡子的女人。
南方周末：你在法国读了三个不一样的方向，是为什么？
陈传兴：我就是一个怪物。我念戏剧的时候，是学表演，那时候就有点功利性，想回台湾拍电影。我在美术学校学摄影、学剪辑，都是自己摸索。我回台湾教书，开的课也是电影表演跟中国绘画史。
我的博士论文是做电影拍摄场景方面的研究，我是第一个，到现在也是唯一的，研究拍摄现场跟我们看到的影片之间的关系。
南方周末：你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看大量的摄影原作，主要是看哪些人的？
陈传兴：从十九世纪全看。看完才知道，好的摄影作品是什么，十九世纪的摄影作品跟我们今天讲的摄影作品有什么差别。不是从印刷品看，不是在展览上、在画廊里看，就摊在你前面，而且是一整个历史脉络在看。我到美国去看，到MoMA去看，到普林斯顿去看，还到罗切斯特去看柯达的收藏。那时我已经拍完这批照片了，可我深深知道，还有好多好多我不知道，还有好多好多高山我要去仰望。
南方周末：你讲过，看完这些照片是脱胎换骨了。
陈传兴：完全脱胎换骨，觉得自己是一个末道，大概就是小指头这么粗。之前觉得自己好大，当时觉得不太对，所以就藏着。但是我四十来年一直在拍，可是不会拿出来。
南方周末：你担忧自己创作力衰退吗？
陈传兴：当然会担忧，如果不担忧，我不会拿出来展览。
我不想造成我的后代的困扰。我到底还是有学生，学生不知道我在拍照，可是到时候他们一定会知道老师到底留了哪些东西，挖这一堆出来。我就自己先打自己巴掌。一万五千张照片是目前我知道的，但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塞在哪里。每次展览就算一百张，最后也才展出五百张。
南方周末：你说自己是“坏老师”，但事实上这样的老师，学生是最欢迎的。
陈传兴：当然欢迎，有学分啊。然后撒野，疯狂得令人开心。他们最开心的是下课缠着我，一个小时做集体的精神治疗。就是聊天，讲他们生活的困惑，讲最近念书，看了哪些电影，情感上面的挫折等等。
我像吸血鬼一样，也吸取新一代的想法。特别碰到比较有自主性的，不会跟着同一代，念完书了，出来找个好工作，赚大钱等等。都是一些调皮捣蛋的，要么就是男同性恋，女同性恋，要么就是双性恋。又都绝顶聪明，又写诗、拍电影，看了好多乱七八糟的电影，乱七八糟的文学。他们才是真正未来的精英。
陈传兴：我甚至开过快两年的《聊斋》。学生听得都快疯掉了，那一堂课就真的满堂了。
我对哀悼、对死亡很感兴趣。《聊斋》那是死亡之后的幽冥世界，很多是人鬼、人兽、变形。我又在教精神分析，《聊斋》里面有很多的精神征兆、精神疾病。我把《聊斋》的不同版本、蒲松龄自述都找出来。他说最喜欢黑暗，那时候眼睛快瞎了，破房子，晚上暗暗的，他听了蝙蝠还是鸟在那里，下面老鼠跑，开心得要死。
你知不知道，蒲松龄是阿拉伯人。我不知道是无意识，还是来自家族里面有伊斯兰的遗传，他的东西很多是来自两河流域、亚述的一些神话。没有人做过这个研究，我上课把它考古挖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