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在平型关大捷后不幸负伤，被送回延安治疗。延安有一座中央图书馆，林彪是图书馆中借书最多的人。20世纪50年代林彪在北京养病，只要身体稍好，他就像在延安一样，要秘书到北京图书馆为他借书。
林彪秘书谈林彪的读书生活
李德口述，舒云整理
原载《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
1960年1月，林彪在广州珠江宾馆主持召开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作为新任国防部长的林彪，要在会上就形势与任务发表讲话。新任伊始，有许多问题需要明确的回答，特别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被国际上某些人搅得十分混乱。虽然林彪并不是发表公开讲话，但是面对几百万解放军官兵，在这个大是大非上必须旗帜鲜明亮出自己的观点，林彪决定从列宁的著作中看一看列宁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观点。因为列宁的话更具有权威性。他向秘书交代：“从广州军区政治部借一套《列宁全集》来，现在就要！”
他一边翻检，一边分类。有的还用红笔在旁边加注，显然他已经胸有成竹。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为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权威性的回答，竟然把《列宁全集》全面复习了一遍，这种严谨的态度确是不同寻常。随后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会议结束了，大政方针基本上定下来了。于是如何带兵、爱兵、用兵的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会上确定的大政方针也要一项一项落实。林彪让公务员找秘书来。秘书一进屋，林彪就说：“你再给我找一些书，主要是古代的兵书。这些书里有许多带兵之道、养兵之道、用兵之道，很有用处。能借就借，不能借就买。”这时已进入2月，临近春节，林彪正是想利用假期，较少日常公务的干扰，多读些书。秘书从广东省图书馆古籍书刊部查出一部《武经七书直解》，是清代末年的木刻本，一共十册，看起来还未曾借出过。秘书立刻请广州军区政治部协同办了借书手续，把书借到手。
《武经七书直解》是从先秦到唐朝初年先后刊行的七部兵书的合编。有《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唐李对问》等。
提起这部《武经七书直解》，还有一段插曲。林彪有个习惯，凡是他读过的书就单独保存，其他人员甚至叶群都不能随意翻动。
4月，林彪回到北京，他让秘书到书店买一些古代名家论述政治方面的书。秘书听了他的话之后有些发愣，不知该买些什么书。林彪觉察到这一点，立刻补充说：比如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等等都属于这一类。秘书恍然大悟，于是到书店给他买回了一部线装的《昭明文选》。林彪连连说：对，对，我想找的就是这一类的书。一连十多天，他就读这部《昭明文选》。
在读书上，林彪还有一个习惯，他的书桌平时只摆一部书，其他书刊统统不能放。这部书读完，再换另外一部。他曾引用一位古人说过的话：“心中书不可少，案头书不可多”，这样才能专心致志作学问。
这一年4、5月间，林彪围绕“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个命题，反复研读了毛泽东主席有关政治工作方面的论述，在这个基础上林彪提炼了“政治工作是提高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这句话，以题词的形式公开发表。
7月，林彪全家到庐山度假。林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曹注孙子》，也就是曹操对孙子兵法的评注。这本书他不知已经读过多少遍了，封面都破了。林彪在书上作了不少眉批和腰批。另一部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是一部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军事理论著作，而克劳塞维茨也因这本书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战略理论家之一。林彪是围绕克氏的主要命题：“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来研究这部名著的。
顺便提一下，林彪读过西方许多名著，他的小图书室内陈列的书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他常常挂在口头上的，也是他比较喜欢的西方名著有“四论”，即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一次林彪自言自语：“四论四论，都是学问。”林彪涉列的范围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8、9月间，林彪阅读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哲学笔记》、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这时林彪正在酝酿他准备在9月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一篇讲话。他让秘书“帮助”他围绕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在一定条件下意识对物质有巨大的反作用这样三个命题，从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中找出有关论断。林彪说：“不要怕重复，即便是词句完全相同，只要在不同的段落、不同的著作上出现．都要摘抄，这样就自然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林彪擅长于从他自己的阅读中，从他反复地推敲这些语录中，提炼、凝聚出自己的观点。
11月，林彪带着叶群到广州。到广州的第二天，林彪就让秘书搜集东西方各发达国家军队的各种条例、条令。如步兵操典、野战条令、内务条例、训练纲要等等。林彪说：“这些东西过去黄埔军校、保定军官学校、云南讲武堂都有一些，现在大都散失，广州也许能找到一些，不然就花钱到香港旧书店、旧书摊找找看。”
这次秘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搜罗到几本。林彪也显出几份惊喜，拿出放大镜，一本一本看。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小学生字典那么大，字体也小，翻译得很粗糙。叶群担心林彪把眼睛看坏了，几次劝阻他不要再看了，“让秘书给你读一读吧”，但是林彪没有理会她。原因是中央军委要召开条令条例会议，研究制定人民解放军的内务、纪律、战斗等条令，只有亲自摸一摸这方面的有关材料，到了会上才有发言权。
以上是l960年一年间林彪读书的大致情况。
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是建于清代的京师图书馆
20世纪初，在变法图强和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有识之士力奏清政府兴办图书馆和学堂，以承扬民族文化，吸收先进科学。1909年清宣统元年，9月9日宣统皇帝御批兴建京师图书馆。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首任监官，馆舍设在北京广化寺。辛亥革命后，京师图书馆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1916年京师图书馆按规定正式接受国内出版物呈缴本，标志着它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部分职能。1928年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29年8月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仍名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分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
圆明园被焚毁后，为了便于保护其遗址上的华表、乾隆御制《教谕骑射碑》、刻有乾隆御制诗的圭形昆仑石等一些文物，被移至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其门前的一对石狮也是原长春园东大门前的旧物。
这幢被列为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文津阁北京建筑出自德国建筑师之手。其实外国建筑师也并非只能搞西式建筑他们的作品也可以“很中国”图书馆内部的设施非常先进完全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一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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