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变暗，白日将尽，纽约又变成了伟大的城市，白天是牢狱，晚上是柴堆。”——加缪
作者：夏榆（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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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酒店。建于1919年。这是我在纽约的下榻之处。
“我身上带着纽约，仿佛人们在眼睛里传送一个陌生的躯体一样，带着因温情和否定一切的愤怒而产生的泪水。也许这正是人们称之为激情的东西。”阿尔贝·加缪在随笔《纽约的雨》中写道。1946年3月10日，加缪在勒阿弗尔登上俄勒冈号轮船前往纽约，这是一艘没有起居设备的货船。加缪眺望曼哈顿与哈德逊河（HudsonRiver）沿岸景色心潮激荡。
2017年9月27日，我站在曼哈顿的布鲁克林大桥远眺纽约城。这是抵达纽约的第三天。纽约东河海滨就在脚下。透过钢索大桥木质桥板的缝隙，能看到桥下涌动的河流。东河海滨辽阔壮美，碧绿清澈，高悬天空的太阳直射的光给河流镀着一层耀眼的金色。有舰船停泊在河面，行驶着的舰船不时驶过划开河面，白色涌浪散开。极目远眺，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高耸如浩瀚森林。此刻，仿佛与我们的爱侣相会——有谁没有爱过纽约呢？它的自由和开放，繁华和包容令我在离开它的时候怀念不止。我想起加缪的话：“是的，我不知所措。我知道有些城市像某些女人一样，推搡你，擦破了你的灵魂，从你的全身带走珍贵的灼伤，既是丑事，又是乐趣。”
到纽约之前，我就开始留意到过纽约的作家，以及生活在纽约的作家和从纽约离开的作家。似乎凭借作家们的多重视角和繁复的体验更有助于我理解纽约。这当然是个人习惯。
加缪是我给自己找到的第一个陪游。在C城我的卧室的书架上放着多种加缪的著作，其中有《孤独与团结：阿尔贝·加缪影像集》，我将这部开本为889毫米×1194毫米，1/16的影像集如同供奉在龛位的圣像一样竖立在书架上。看到加缪写纽约的文字我感到莫名的亲近。在加缪的影像集的第111页，我看到他写下来的话：“我爱过纽约，以一种有时使您充满犹豫和厌恶的强烈的爱；人们有时候需要流放。”这段话来自加缪的随笔《纽约的雨》。
“如果有天空的话，纽约也许就什么都不是了。延伸到视野的四个角落，赤裸、张扬，这天空赋予城市早晨的荣耀和夜晚的尊贵，在这样的时刻，烧得通红的落日扑在第八大街上，扑向巨大的人群。”加缪在《纽约的雨》中写道。
“天空变暗，白日将尽，纽约又变成了伟大的城市，白天是牢狱，晚上是柴堆。”
加缪的这句话写得漂亮，修辞意味深长，也传达出他对这座城市的爱恨情感。
纽约的天气有些阴晴不定，白天尤其是午间的时候太阳炽烈，照耀的你会有眩晕的感觉，到了夜晚则清凉。遇到下雨的时候更是寒气逼人。我当然会仰望纽约的天空，因为摩天大楼太多了，巍峨大厦如森林矗立在纽约街头，每一座高楼都是说不尽的故事。纽约真正的城市化是在20世纪来临之初，1889年，百老汇大道50号建起纽约第一幢钢结构摩天大楼，这是一幢13层高的塔式大楼酒店。
1890年16层高的世界报大楼在公园街揭幕。1893年曼哈顿人寿保险大楼完工，被称为漏斗大厦的福勒大厦于1902年完工，位于百老汇大道、第5大道和第23街交会的三角形街口。自此纽约无与伦比的天际线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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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有世界之都和艺术之都的美誉。
“纽约市寒冷，沉闷，神秘，是世界的首都。在第七大道，我路过了一幢大楼，那曾是沃尔科特·惠特曼居住并工作过的地方。我停了一会儿，想象着他在那里写出并唱出他灵魂深处真实的声音。我也在第三街爱伦·坡的故居前做过相同的事，对着那些窗户投去哀悼的目光。”这是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民谣之父鲍勃·迪伦在自传《像一块滚石》里写下来的回忆：“这个城市就像一块未经雕琢的木块，没有名字，形状，也没有好恶。一切总是新的，总在变化。街上的旧人群已经一去不返。”
在纽约期间，每天清晨出发，走出我下榻的位于第七街的宾夕法尼亚酒店，在纽约城不同的区域漫游，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纽约公共图书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摩根图书馆、中央火车站、中央公园、纽约市政府大楼、卡内基音乐厅、百老汇剧院、唐人街，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特朗普大厦、帝国大厦、世贸纪念遗址、自由女神像，这些纽约地标我都去过。
然而前往格林威治村是我最为钟情的。当然是很早就知道这个地方，我清楚它是美国非主流艺术家的聚居区，包括作家和诗人也是这个村落的重要成员。我想象过它的样子。以为它会是一个都市里的村落。到纽约的第二天上午，离开酒店步行到格林威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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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第五大道东行是前往格林威治村的方向。途中会经过华盛顿广场公园、纽约大学、马克道格大街、贝德福德大街。华盛顿广场公园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是毒贩的巢穴，但它的声名日炽更多是因为聚集在此的嬉皮士运动。创立于1831年的纽约大学，深受格林威治村的影响，是一所自由、开放、独具个性的学校。这个街区的贝德福德大街的街道上的建筑呈现着18世纪的风格，这里也是著名的同性恋街区。然而我要寻找的是马克道格大街。20世纪60年代时，这里曾是著名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的汇聚之地。现在这个街区作为历史景观保留下来。凯旋门。喷泉。花坛和树丛。这里曾经是自由艺术家们聚集的地方。摇滚歌手在这里演唱，嬉皮士聚集在广场。这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文化的标志。反战。反潮流。反主流。集会不断出现在这里。
每个地方我都要坐一坐。华盛顿广场公园、纽约大学校区、马克道格大街的酒吧。
据说这里是艺术家和作家经常光顾的地方。第十二街上有家艺术电影院专放外国电影——法国的，意大利的，德国的。这很符合格林威治村的气氛。鲍勃·迪伦在那里看了一些意大利人费里尼的电影——有一部叫《大路》（LaStrada），另一部叫《甜美生活》（LaDolceVita），“这片子看待生活的角度就像一面狂欢节的镜子，用怪诞方式讲述普通人。”
鲍勃·迪伦在自传里回忆自己当时在格林威治村的境况：“清晨走在曼哈顿第七大道上，你有时会看见有人睡在轿车的后座上。我很幸运有个地方住——甚至是纽约人有时都没地方住。有很多东西我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身份。‘我是一个流浪者，我是个赌徒。我离家千里，’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我。”
格林威治村到处都是民谣俱乐部、酒吧和咖啡馆。歌手们在这里演唱旧时的民谣、乡村布鲁斯和舞曲。歌得民谣城是纽约一个极为出色的民谣俱乐部。位于格林威治村边上靠近西百老汇的梅瑟街上，虽然它位于市区，但却是个非闹市区风格的俱乐部。它的歌手大多是在全国范围内有知名度、出过唱片的民谣歌手。歌手必须得有工会的联卡加上一张卡巴莱卡才能在那里工作。星期一晚上，叫作名歌之夜。不知名的歌手可以在那里演出。鲍勃·迪伦经常会在这里演出。他住在朋友那里。夜晚演出，天亮前回到那儿，爬上黑暗的楼梯，小心关上身后的门。就像钻进一间地窖一样钻进那张沙发床。
迪伦在自传中回忆他初到格林威治村的时刻时说：“回到格林威治村，一切都很正常。生活并不复杂。每个人都在等待新开始。有些人等到了，他们就走了；而有些人永远等不到。我的新开始来了，但现在还没到。”
1966年，鲍勃·迪伦在一次几乎送命的摩托车事故之后退隐。
1974年1月，鲍勃·迪伦和他的乐队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音乐会上复出，迪伦隐而不出已经八年。迪伦演唱了人们喜爱的怀旧歌曲，音乐会接近尾声时，全场到处亮起了火柴和打火机，人们点燃了蜡烛。随着迪伦演唱《像一块滚石》，现场的观众随着他的音乐激情狂舞。此时，摇滚音乐，反对越战与和平示威，性与毒品和群居生活，成为美国文化的狂潮。这场被称为嬉皮士的运动培养了大批的艺术家，他们集中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并散见于许多其他城市和大学城。嬉皮士文化和垮掉的一代构成的景象成为美国1960年代最接近波西米亚式的艺术潮流，它们对美国当代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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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在合众国旅行/从今开始航行到每一块陆地/每一片海洋。
我们乐意向所有人学习/给所有人教诲/爱所有人。
这是美国国宝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题为《在合众国旅行》的诗句。如今出现在中国公共媒介（电视和报纸）中的“美国”是混乱的，衰退的，恐怖的，灾难不断。然而真正进入美国，会发现它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国家有序地运行，尽管当政总统特朗普遭到广泛批评和反对，但是权力系统和社会都在稳定地运行。作为国家政体的支撑——独立的司法、独立的议会以及独立的新闻，这些民主社会的基石坚固地支撑着国家和社会有序地运行。美国的国民也很出色，他们安详、镇定、文明，属于高素质的国民。在地铁、火车站这种人流稠密的公共空间很少看到人们拥挤，礼让优先；道路上也很少看到汽车抢路，任何时候都是汽车礼让行人，这种日常化的社会景观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为美国制造恐怖和混乱的多是来自境外的恐怖分子，本国的只有精神异常者才会仇视社会，制造恐怖事件。美国作为全球文明国家的样本，目前依然是先进的。
离开唐人街再步行数百米就是布鲁克林。问询过之后沿着林荫道前行，看到了那座著名的钢索桥。哈德逊河。在海明威的笔下可以看到。辛克莱·刘易斯，最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初到纽约的情景。就是从哈德逊河上岸的。
杜鲁门·卡波特在布鲁克林高地居住过。
剧作家阿瑟·米勒在布鲁克林出生，他的名剧《推销员之死》以布鲁克林为背景创作。
布鲁克林大桥（BrooKlynBridge），横跨东河海滨，连接曼哈顿与布鲁克林。
在一百年前，布鲁克林是美国的第三大城市。到1898年，原来仅有一个曼哈顿岛的纽约市扩展，布鲁克林作为一个行政区被囊括进去。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就是在布鲁克林长大的，在那里当过排字工人，主编过《布鲁克林时报》。1819年5月31日，惠特曼出生于纽约长岛的西山。父亲是农夫和木匠，有八个孩子，惠特曼排行第二。1823年，全家迁至纽约布鲁克林。惠特曼在布鲁克林公立学校读书，中途辍学在律师事务所当勤杂工。后来又在布鲁克林印刷厂当学徒。青年时期，惠特曼迁往曼哈顿，为报社做排字工和记者，此时开始创作短篇小说，1842年发表他唯一的中篇小说《富兰克林·伊文斯》。1848年，惠特曼返回布鲁克林创办《布鲁克林自由人报》，同时开始《草叶集》中的诗歌创作。
美国内战期间，惠特曼作为伤员和探视员先后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战地医院义务工作。1865年，惠特曼在华盛顿观看林肯总统的第二任就职典礼。当年还没有布鲁克林大桥，他去曼哈顿要乘渡船，他写过一首诗《过布鲁克林渡口》。在纽约的曼哈顿岛和布鲁克林区之间的东河入海口岸，即为布鲁克林渡口。在1883年布鲁克林大桥建成通车前，是纽约重要的交通枢纽。他们将走进渡口的大门，从口岸到口岸/他们将看到潮水汹涌/他们将看到曼哈顿北边和西边的航船，看到南边和东边的布鲁克林高地/他们将看到大大小小的岛屿/今后五十年，太阳还有半个钟头就要落下的时候，将有人看见他们过河/今后一百年，或者几百年后，又将有别人看到他们/欣赏这夕阳西下，潮涨潮落。
我知道的作家保罗·奥斯特就住在布鲁克林。他还以布鲁克林为题写过长篇小说。保罗·奥斯特是很奇特的一位作家，儿时被雷电击过。他被称为“穿着胶鞋的卡夫卡”。
保罗·奥斯特写过长篇小说《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他在另一部小说《纽约三部曲》之一《幽灵》里写到主人公对布鲁克林大桥的遐想：“布鲁克林大桥何以成为当时全美最高的建筑。老人出生在布鲁克林大桥落成那一年。约翰·罗布林，大桥的设计师，刚做完设计没几天，就让码头桩和渡船挤了脚，不到三个星期就死于坏蛆症。约翰·罗布林死后，他的儿子华盛顿接手成了总工程师。当时华盛顿·罗布林只有三十一岁，除了在国内战争期间设计过一些木桥外，没有什么建筑经验。然而事实证明他比他父亲更有成就。在布鲁克林大桥开始建造不久，在一场火灾中他困在水下沉箱里长达几小时，出来时就得了严重的沉箱减压病，这是一种血液病。那场灾祸几乎要了他的命，后来他成为残疾人，不能再走出他和妻子在布鲁克林高地那座房子的顶层卧室。那些年华盛顿·罗布林每天只能坐在那儿，透过望远镜观看布鲁克林大桥的施工进展。每天早晨由他妻子将他的旨意精心绘制成彩图带过去，为了让那些不懂英语的外国工人能够看懂下一步的工序。整座大桥完全装在他的脑子里，他把每个部件都记下来。包括那些最细小的钢栓和石头构件，尽管华盛顿·罗布林从未踏上过大桥，可整座大桥就像是铺展在他的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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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野人”，这是诗人艾伦·金斯堡对“垮掉派文学”明星的形容。
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跟伦敦的莎士比亚书店一样，可以载入20世纪文学史。原因当然是书店与作家的渊源。在美国文化史留有“垮掉一代”的大本营。从这里走出过“垮掉一代”文学潮流的主将，比如创作小说《在路上》的凯鲁亚克和创作诗歌《嚎叫》的金斯堡。他们作为“垮掉一代”潮流的旗手已经载入美国20世纪先锋文化史。
我在赴美前就计划好到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我的出版人住在旧金山，她专程自驾到洛杉矶接我们，做完在洛杉矶的读者见面活动，开车载着我们沿着美国西海岸的1号公路行进。这是对美国的一次泛览。在赴旧金山的中途，我们停下来。寻找萨利纳斯小镇，这是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故居，生于1902年，逝于1968年的斯坦贝克一生共创作27部作品，很早我就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萨利纳斯小镇是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斯坦贝克的出生地，在纪念馆里珍藏有作家生前的遗物。他和父母兄弟住过的房屋的模型就建在展厅里，仿佛那是真的家。展厅更多的是作家的手稿和著作陈列。在晚年之后，斯坦贝克开着汽车周游美国，那部汽车如同现在的房产，里边有写字桌、桌上有打字机、睡觉的床榻以及沙发等。斯坦贝克说：“我要去了解我的国家，我已经忘记了它的味道、气息和声音。我不去城市，我要去小镇、农庄和牧场。我要坐在酒吧里、汉堡店里，星期天要去教堂，我要隐姓埋名地去。我只想去看和听。”1962年，斯坦贝克完成《寻找美国》，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到城市之光书店是我们到达旧金山的第二天午间，远远看到书店，我的心里就涌起潮水般的温情，如同朝圣者拜谒圣地。在紧邻着书店的一条彩绘涂鸦的胡同，胡同口开着一家名叫凯鲁亚克的酒馆。据说这是当年“垮掉一代”主将们经常聚会的地方。
密集排列的书架之间以及墙壁都挂着黑白照片，那是当年“垮掉一代”的影像。
在里间的楼梯口有个专区陈列着金斯堡的《嚎叫》当年印制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