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160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二、商品意识渗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⑩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识所“侵蚀”。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如端午节,东京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紒紜矠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了传统民俗节日中。许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商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场所。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因此,它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相国寺的和尚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无法稳坐禅床、念好经卷,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一个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紒紝矠商品经济使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难堪,寺庙与市场简直同辙接轨,成了逐利趋财之场。
[关键词]商品经济学;生产和分配;人生存和发展;人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学革命
一、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一)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
关于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其实不然。在经济学史中,有过非商品经济的思想,这一点在经典文献中是可以找到的,也可以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教科书中找到已经建立但并不完善的理论。然而,由于西方商品经济学的坚持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放弃,当前的经济学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商品经济学了。在经济学史中,还有一个问题被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学者(也包括非经济学学者)忽略,那就是在对经济学的分类中,西方经济学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简称。非商品经济的思想源于人们认为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可以不通过商品经济的办法,而商品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正因为这样,现实经济发展的原因被经济学的目的搞混了,在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时候,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目标指向。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后,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向因生产效率、gdp、资本的利润率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强烈动机所掩盖,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一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被淡忘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得不认真讨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经济学问题。
(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二、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需要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
(一)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即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产生就是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谓生产行为,指的是人用自身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并生产出生存和发展必需品的过程,亦即人创造并保障自身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一种行为。生产行为有三个要素:人、生产资料和人的劳动。生产行为的目的是创造并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所谓的分配行为,指的是按照生产条件和生产目的对生产出来的产品(或产品的价值形式)进行分配并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以具备的行为。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商品经济学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的生存和发展。在商品经济学里,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不一样,一些人(主要是资本家及其聘用的管理人员)会得到很多,一些人
(主要是雇佣工人)勉强维持生存和获得一定的发展,一些人(失业者、待业者和无业人员)被作为自由市场竞争的条件而大量“储备”起来,要靠社会救助或靠别人供养。
(二)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从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经济行为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造成不同后果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的社会思想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其给人所造就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经济学不能忽略的。不幸的是,现有的经济学,特别是商品经济学,并没有把这一点当作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即便是在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问题的学者中,能够这样看的也不多,更不用说深入研究了。
(三)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
三、以商品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学传统是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相脱离的原因
(一)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
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是商品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与人们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有关。笔者认为,把经济学定义为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这是西方经济学因要服务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偏见,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泛滥,它又转变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偏见。这个经济学偏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是正常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社会主义国家把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学当作显学、作为主流学科,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不管它是通过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毫无疑问,在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经济学影响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必然要以(不择手段、不顾资源浪费、不断增加无效消费和大量耗费社会资源)获取商品最大价值和资本最大利润为目标,因而使生产和分配行为严重背离其要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相脱离,完全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50年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就已经有所揭示。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行为如何为获取资本的最大利润而牺牲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分析就更加透彻了。
(二)在商品经济学中人被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甚至沦为商品
商品经济学把手段当目的,就是把发展经济从而得到财富这一创造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手段,当成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即以获得财富为目的。这一点,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体现得非常充分,它探讨的就是财富怎样增加得更快的问题。在商品经济学里,由于把追求财富当目的,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问题就被搁置不管了。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变成了仅仅是生产工具(当然不是全部,资本持有人和他的人是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主体,另外的人只能是生产工具或稍好一些——即生产要素),人的需要就必须服从于利润的需要了。在这个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成为资本持有人争夺和充分利用来增加利润的对象,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变成对利润源泉的保护,把劳动力按质论价、当成商品就是其有的保护,即便是这种特有的保护,也只出现在能够为资本带来最大化收益的少数人身上。
(三)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是商品经济学理论的必然产物
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要寻找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的原因,得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情况来判定。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远古社会,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人们是因直接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生产和分配。那个时候,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几乎不可能摆脱依靠直接的生产劳动来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应该承认,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
相脱离的情形是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近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具备有只为了追求财富增加而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存在。但是,即便是在现代,人类社会也曾经出现过直接按照社会中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来有计划地开展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活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已经坚持了50年以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朝鲜、古巴,其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基本上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现实相结合。与朝鲜和古巴的情况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出现的严重贫富差距、“新三座大山”等情况,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没有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实际上,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情况的国家,主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国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到较好保障的如北欧的几个国家,都对商品经济运行的方式进行了较大改革。这样看来,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的原因。
(一)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
从上面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应该把以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为中心的研究与以商品分析为核心的研究相分开,即把经济学区分为人的发展经济学和商品经济学。由于商品经济学会误导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商品经济学会使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愿,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引导经济学回归到能够指导经济发展为社会中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得到保障的服务上来。鉴于商品经济学思想已经在社会中造成深刻的影响,许多领域已经被其彻底渗透,为清理和消除商品经济学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做到经济学指导经济实践时真正能够保障好人的生存和发展,用人的发展经济学纠正商品经济学的偏差很有可能会引起一次经济学的革命。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随着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的呼声不断高涨,经济学革命的到来是迟早的事。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学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人们感受得更深刻,也更有经济学变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从商品分析转向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直接决定经济活动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好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从传统经济学以商品分析的视角转移到以分析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来。前文已经指出,经济学要表明其自身的科学性,必须说明经济学为什么只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无需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必须回答经济学为什么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经济学不能回避的,因为经济学首先是研究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学问,离开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学就不成其为与人关系密切的科学了。由于经济学首先是人的经济学,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解决人的经济活动怎样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而要解决好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除了研究怎样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应该不会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说,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己任的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确定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
注释:
①笔者了解的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理论。本文作者对苏联及东欧、蒙古、印支三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了解,仅限于书本介绍;对目前仍然在实践着的朝鲜、古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则知之甚少。此处讲非商品经济理论的不完善,是鉴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而言的。同时也表明,本文所讲的人的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史中出现过的非商品经济学不同,也不同于现有的商品经济学。
②在笔者看来,以研究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为主的经济学理论,都属于商品经济学的范畴,中国目前正在试验并冠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被包括在其中,西方经济学是商品经济学的典型代表。
③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至199页。
④原本的表述是:“把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问题提出来,是要说明,我们的经济活动、我们要使经济运行良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解决好人的发展问题。”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9页1至3行。
⑤笔者对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批评,原话是:“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学不管经济的目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也表明这一点。而经济学撇开经济目的不管,只研究经济的手段、技巧、过程,最终就会变成技术表演,探求纯粹原理,与现实的经济运行脱离得越来越远。实际上,正是经济学的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使我们忘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人的生活需求。”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页最后一段。
⑥据笔者所了解,意识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的,除了笔者本人,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许建康教授和广西民族大学陆壹东。但把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结合起来并作为人的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进行研究的,目前只有笔者本人。
⑧为了弄清资本积累的问题,马克思分析了不以财富仅以需要为目的那个年代的生产。“我们在古代人中间,根本找不到有谁去研究哪一种土地所有制形态是最生产的,是能创造最大财富的。虽然伽图曾经很详细地研究过哪一种耕地方法可以取得最大的收获量,甚至于布鲁图(brutus)还曾研究过把他的金钱怎么样贷放出去才能弄到顶多的利息,但并没有把财富看作生产底目的……所以在古代,尽管处在那样狭隘的民族、宗教、政治境界里,毕竟还是把人看作生产底目的;这种看法就显出比现代世界高明得多,因为现代世界总是把生产看成人底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底目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苹稿)》(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第1版第104页。)——参见巫文强《论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及新时期经济学的使命》,《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12期第4页。
关健词:商品粮基地;村庄;路径
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体系中,商品粮基地的重要性不断突显。随着我国全面振兴农村经济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不断推进,给整个商品粮食基地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作为生产商品粮最基本单位的村庄,必然要顺势抓住这个时机解决制约村庄发展的瓶颈问题,加快村庄快速稳定可持续发展。
一、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吉林省S乡的基本情况
(一)自然情况
吉林省S乡隶属吉林省农安县,位于松辽平原腹地,伊通河东岸,幅员面积251平方公里。乡辖23个行政村,200个村民小组,农户13502户,总人口50075人,其中劳动力资源28042人,农业从业人员19870人,工业从业人员989人。从全乡二十几个行政村的人口流动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的成年劳动力人群外出务工,剩余人口中,除去从事工业和服务业人员,丧失劳动能力人员、老人、儿童、闲散人员外,专业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足万人。
(二)土壤及农业发展情况
(三)村庄发展存在问题
1.农民的整体素质不高。大多数农户不适应产业化发展的要求,普遍对种什么好卖、靠什么赚钱、发展什么有优势不清楚,甚至有顾虑,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在综治方面,“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及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及宗教活动频繁等各类问题,仍是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主要治安问题,也是各级组织高度重视和严厉查处的问题。
2.产业结构调整缺乏特色。农产品单一、市场竞争力不强,未能形成按比较优势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少,产业链条短,多数农产品未能通过加工企业收购、加工、升值,生产效益难以真正发挥出来,提质增效不明显,市场竞争力不强。
3.农业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在组织建设、运行机制和服务功能上还与农业产业化建设不相适应,发展相对滞后,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建设不健全,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向更深层次推进。
4.区位优势不明显。S乡不靠近大中城市,不具备得天独厚的交通和经济优势,交通建设相对滞后,投入不足,各村屯道路建设不完善,给村民生活带来相当程度的不便。
二、以S乡为例,分析国家商品粮基地村庄的发展路径
(一)保证粮食生产的稳定是村庄发展的基本前提。从S乡来看,粮食总产量常年稳定在19万吨左右,可见农业粮食生产仍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保证,而吉林省乃至全国的商品粮基地村庄,无论村庄采取何种发展方式,必须保证粮食生产这一基本前提,不仅要建设商品粮基地,还要建设粮食战略后备基地、农畜产品加工基地、绿色食品生产基地。从目前情况看,要保证粮食生产的稳定,一是要对村庄区域进行统筹规划,科学布局。大力建设优势的商品粮村庄,集中力量加强商品粮村庄建设。二是要严格保护耕地,依据法律和制度严控耕地流失。“谁占有,谁补偿”,严格限制农用耕地转为非农用地。加大高品质农田建设,确保耕地高产、高效、高质量。三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信息系统建设,尤其是加强道路建设,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同时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增强农业防灾抗灾等抵御风险的能力,减少农业和农民损失。四是增强农业的科技含量,发挥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优势,加大科技在农业方面的应用和推广,增强对粮食生产的技术支撑。
(二)加强村庄文化建设,提高村庄居民的整体素质。无论村庄怎样建设,人始终是关键的决定因素。所以在确定村庄走何种道路和怎样发展之前,首先要提高农民即村庄建设者的整体素质。随着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农民接触外界的刺激更加多样,在自身文化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极易丧失对是非物欲的控制和辨别,因此在农村中出现的各类治安案件也日趋复杂和多样。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亟待提高。一是要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觉醒,增强村庄的共识感和归属感。如S乡的情况,有相当一部分的青年劳动力外流,不利于村庄的建设发展,必须激发他们建设村庄的热情。二是加强基础教育,必须严格贯彻执行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和实践技能,摒弃头脑中糟粕、落后的思想意识,摆脱宗教控制。三是加强宣传,控制青壮年人口的外流。保证高质量的劳动力留守村庄,才有实现村庄建设目标的前提和基础。
(三)建立产、学、研相结合模式,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商品粮生产基地,必须注重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村庄的行政组织和带头人要积极推动农业产、学、研模式的形成,要将科学技术和高端农业人才带到农村中,带到农民中间,这样先进技术和新品种才能应用到田间地头。随着农业基础设施、生产条件的改善和日益完备,商品粮基地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新品种的应用普及都会明显提高。如S乡依托某大型公司拓展绿色农产品,加大科技投入和应
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带动全乡出口绿色农产品。还有乡里的面粉、小米等农产品已申请注册商标。科技的应用不仅降低了粮食和农产品的成本,也实现了产品的优势化和规模化种植。
(五)依靠龙头企业、合作社的带动作用,实现粮食生产规模化、产业化。粮食生产产业化、供求商品化是我国粮食发展的基本方向。商品粮生产的村庄长期以来从事原粮生产这一单一的粮食产业链,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在靠天吃饭,致使粮食产量增收难以有较大突破,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容易挫伤,且农民收入难以有较大幅度增长。这就要引入龙头企业,发挥其在生产和经营方面的优势和带动作用,由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多元化生产,由原粮生产转向深加工,实现粮食生产的持续走高,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增加农民的生活收入。如S乡依靠某公司带动全乡开展绿色农产品出口,收入达到3000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3.5%。全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基地农户700多户。在合作社会建设中,乡里重点抓住产业,壮大规模。乡里特色豆腐在县城内乃至长春地区都很有名,做豆腐的加工坊几乎村村都有,销路好的已经利用客车每天销往长春,销路相对一般的也能做到在当地日产日销。在全乡23个村成立合作社的有14个,有蔬菜种植合作社、食用菌生产合作社、牧业养殖合作社、豆制品加工合作社等。在龙头企业及合作社带动下,实现了粮食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多样化。
参考文献:
[1]魏旭红.吉林省中部商品粮基地县的空间发展研究[J].农村科学实验.2011:6-7.
[2]刘万兆,王春平.政府嵌入绿色农产品供应链机理研究[J].农业经济.2012:119-121.
在电子商务日益繁荣的前景下,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应用电子商务技术,提高自身的发展能力,增强农村经济的核心竞争能力,有效地促进农村整体发展,缩短城乡差距,提高农民的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
一、电子商务对农村经济的作用
二、电子商务背景下农产品经济发展的创新途径
要想在电子商务背景下全面推动农产品经济的发展,就要不断地创新营销模式,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对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摘要】在电商发展陷入低迷之际,以品牌“扫库存”为销售手段的电商唯品会却扭亏为盈。本文从唯品会的定位与转型、运营模式的差异化及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竞争忧患等方面,来综合分析其盈利内因和发展威胁,并提出建议性举措,希望能为电商从业人员提供一定的商业思考及启示。
关键词闪购模式用户粘度消费狂欢
仅成立5年多的唯品会,自2010年后开始真正盈利,在2013年1月的市值已是老牌电商当当的3倍,①业绩在众多电商中一路遥遥领先。唯品会是如何迅速获得发展的?目前面临着怎样的问题?日后如何应对其他电商的竞争并寻求突破?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一、舶来品的本土化——唯品会的定位与转型
1、适应市场需要,及时调整定位
唯品会的全称为广州唯品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由沈亚与洪晓波在2008年5月成立,是一家以“名牌产品+限时销售+低价打折”为销售模式的公司,其创意借鉴于国外的会员制名品折扣网站——法国VentePrivee(2001年成立)。起初,该网站的销售模式几乎照搬Gilt模式(会员制+折扣+奢侈品牌),定位为“奢侈品闪购”,因为中西文化的不同与市场发展阶段的差距,中国的消费者对奢侈品网购并不买账。洪晓波经过市场调研,感知到二三线城市的白领对国内二三线品牌的销售有一定的购买欲,而这种购买欲通过网络才能迅速得到满足。于是,唯品会将目光转向国内一二线品牌,如耐克、卡西欧、阿迪达斯等国内消费者更耳熟能详的品牌上,大幅增加二三线品牌的品类倾售,成了一家“专门做特卖的网站”。2010年,唯品会的商品交易量迅速攀升,至此,源于法国VP而又本土化后的盈利模式初见雏形。
2、大环境的助推,赢取得天独厚的商机
唯品会选择以传统零售业的最大品类——服装为主打品牌。
2010年前后,正值中国经济低谷,整个服装零售行业都处于大量的库存无处可销的被动阶段。在线下零售销量无大幅增长的情形下,如何更好、更快、更优雅地处理库存,成为品牌商的头等难题。要维持品牌形象,就不能大量举行“清仓打折扣”的活动,也不能在多处服装电商平台进行甩卖,必须要让品牌商尽可能减少曝光度,避免“负效应”。在低价销售的同时,还要确保不亏损,从尾货中赢得可观利润。而唯品会的闪购模式,加之低价倾销,恰好弥补了线下传统销售渠道的不足。
3、供应链关系的改变,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
唯品会运营之初,公司选择花大量资金从品牌商采购仓库积压的存货,买回的存货在无法全部倾销后难以处理,业绩也并不理想。加之公司知名度不大,不少品牌供应商对公司的折扣销售模式及销售能力持怀疑态度,不肯供货。随即,公司改变了货源策略,先从帮助线下的小品牌处理库存开始,并将原来的“买断”策略改为“寄售”策略,销售不完可以退还给供应商,从以前的“赚差价”转变为收取供应商的销售提成,充分展现出公司解决库存的能力,同时极大地缓解了现金压力,再去找知名品牌供货,就容易得多。通过努力,公司从最初只能接触到商,再到后来可以逐渐直接与品牌商建立合作关系,采购成本逐步降低,毛利率提高,如此良性循环,又可引进更多高毛利率的商品类别入驻。唯品会的资金周转速度由此加快,同时又保证了货源充足,避免了库存风险。
二、倾销模式的差异化——定位的精准着力
1、诱人的商品展示平台,营造消费狂欢氛围
通过对消费者喜好的精准拿捏后,唯品会的自营模式又为产品的呈现及消费狂欢氛围的营造打开了通道。在网站包装上,专业的模特、造型和摄影,加上后期的精美处理悄悄将“商品尾货”这一标签隐藏,做足了产品的视觉包装;在网站色彩上,以玫红色为主基调,其他品牌文案,也大都以暖色调为主,迎合了女性消费群体的喜好;在网站运行上,每天100个品牌强势展现,每五天更换一次页面,还有不同的“品牌故事”和“flash动画”免费为品牌商进行品牌传播与渗透;在网站设计上,商品一旦抢购完后马上标注“已售完”标签营造稀缺性,“今日新品”“最后疯抢”、“即将推出”等板块内容又无时无刻不在构建着一种“商场购物狂欢”的节奏。
2、“闪购”模式,引导消费者“迫切性购买”的心理
同时,唯品会擅长为消费者制造需求。商品剩余不多时页面会给出提示,“库存名品”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商品一旦卖光立刻标注“已售完”,这种饥饿营销极大地调动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一方面,“闪购”模式能够快速销货,吸引更多品牌商的加盟,其优质低价也能刺激众多消费者的持续购买,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可以通过网络社交媒体或口碑传播加以推广,从而吸引更多消费者注册唯品会。如此循环,这种模式便会为唯品会带来高用户黏性和高用户活跃度,只要平台的销售力起来了,长尾的效力也会逐渐体现出来。
3、正品保险与干线物流,成为消费者的贴心保障
唯品会是电商中首家推出为品牌购买正品保险的公司,由中华保险公司为货品承保。在每一件所购商品的快件中,消费者都会收到商品的正品保险卡与商品票,如果发现所购商品为非正品,可以在收到商品后的90天内通过正规的保险理赔手续得到全额赔偿。②
三、持续化生存——唯品会面临的忧患与电商分食
1、运营模式的副作用
(1)危机过后低折扣恐难以延续。唯品会成长于服装市场的面临库存危机的时候,并在这一时期赚了个盆满钵满。然而,作为一个“尾货市场”,能否走向可持续发展,还要看品牌在货源数量大规模下降时,还能否以如此低的折扣来与唯品会合作。而这一点,尚未可知。
(2)售后服务难以及时跟进。唯品会因运营模式的特殊,售后短板仍是尚未改进的难题。唯品会网站目前的订单数量相当可观,但由于这些特卖商品往往是非标准品(服装、家纺等),通常是由第三方入驻商家直接销售和发货,一旦面临消费者不满意的状况,就只能选择退货而非换货。这是因为唯品会的库存极浅,如果消费者有因为颜色、尺码、款型等不满意而产生的换货需求,不一定能够得到满足,而且换货会拉长公司与品牌的资金结算周期。虽然唯品会增加了物流成本,设有针对消费者退货返还十元的运费补贴,但是这种“只退不换”售后策略,可能在短期内吸引众多消费者进行消费,最后却因为服务质量跟不上,用户体验差而离开。
(3)奢侈品销售仍缺乏信度。唯品会的奢侈品销售最终能否做大,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首先,在电商中做奢侈品并非只此一家,还有走秀网、第五大道、尚品网等电商,行业竞争已愈演愈烈,如果唯品会想要获得竞争优势,势必要在同类商品中获得更低的折扣,同时保证产品的纯度和品质。其次,人们在奢华的专卖店中购买奢侈品,更能够体验到那种细致入微的服务,而网购并不能为消费者提供这些。电商奢侈品销售的另一根软肋是售后,它不能让消费者像在实体店那样享受一整套令人满意的售后服务,这也成为消费者在选择网购奢侈品时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
2、十面埋伏——电商鏖战中的分食
众电商看到“闪购”这一利润丰厚的蛋糕之后,纷纷摩拳擦掌,相继推出了特卖频道。如凡客、当当网、京东商城、优购时尚商城、1号店等。这些电商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流量,其平台销售的商品与唯品会也有类似,在模式上,都采用铺货式平台模式,成为第三方服务平台,这与唯品会的自营模式区别开来,但唯品会并不能借此占优势。因为对消费者而言,虽然商品的视觉呈现的确是影响购买决策的因素之一,但总体而言,影响不大。除了“拼价格”外,京东商城的“闪团”和优购特卖商城还会有新品的折扣商品首发,这势必会使唯品会流失一部分流量。电商同质化竞争的今天,唯品会竞争对手的力量不容小觑。
四、应对竞争的策略
商品的高性价比和高用户粘度已经成为唯品会的积累优势,只有再接再厉,扬长避短,才能在电商拼杀中稳操胜券,大步向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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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当代文学发展商品经济关系
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学作品的发展一次次受到来自于经济方面的巨大冲击。关于文学发展与商品经济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面对日益发展的经济社会,在新的机遇下,文学界一定要调整好心态,适应好社会的发展,从而提升文学作品的质量。下面将对当代文学发展与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讨论。
1商品经济下文学作品的性质
2商品经济给文学发展带来的冲击
在我国的自然经济发展和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是十分巨大的。随着文艺协会的经费紧张和刊物发行困难等问题的出现给文学创作者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问题,经济问题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话题,也促使二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文学被带入到商品经济当中之后,市场机制的影响也对文学作品的社会流通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文学在雅和俗以及义与利之间出现了分歧[2]。同时,各种关于纯文学和俗文学的内容也纷纷出现,不同的观点之间毫不妥协,促使文学走向了今天这样无可适从的地步。从纯文学的角度上来看,当前对于纯文学的知音已经越来越少,严肃的文学作品不仅稿费低,出版困难,同时所获取的效益也比较少,这使得一些在文学作品上严谨的作者们开始显得囊中羞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通俗的文学作品在当前市场上的销售量却十分可观,无论是武侠小说还是言情小说,都能在市场中获得一席之地。尤其是一些写作风格低俗的文学作品,由于能带来很高的销路和利润,所以导致出现了文学行业当中的一些暴发户。在当前的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文学应当怎样接受挑战、怎样进行更进一步的发展,是现代文学作者们所面临的重大难题[3]。
3商品生产与文学消费的关系
4商品经济促使社会民主化
5商品经济下的当代文学发展
6结语
商品经济与当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同时商品经济也给文学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因此只要我们能正确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适当地利用商品经济,就一定能促使二者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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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明清;湘鄂赣;人口流动;商品经济
地处中国南方腹地的湖南、湖北、江西因地域、地理、政治等诸因素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经济联系,至明清时期已然构成一个非常重要且对全国有着重大影响的经济区。近年来,对于此区域的研究成果颇丰,方志远教授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无疑是重大成果之一。全书分为七章及导论,该书以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的密切关系为主线,研究这一地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整个中国经济格局的重要影响以及明清时期湘、鄂、赣三省经济联系的密切性。第一章为导论,介绍了该课题的学术基础,对湘鄂赣地区的政区变化、生态状况、水陆交通以及一些关键的学术概念进行了讨论;第二章论述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论述人口流动的原因及其特征,从而指出该时期此区域内人口流动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第三章阐述由于人口流动引起的变化,由此指出社会风气的变化也促进了该地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阐述人口流动对于商品化生产的影响,作者从农业、手工业以及矿冶业等各方面的论述;第五六七章主要是对湘、鄂、赣地区商人、商品、商人组织进行了讨论。作者层层递进,逐步深入,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经济社会画卷。
关于本书的读后感,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学术方面的认识:
该书以明清时期的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及城乡商品经济为研究重点,由一般上升为普通,深入分析整个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从而全面地认识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在本书的余论部分,作者指出一个误区,即中国古代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不同于前西方资本主义时期,它们之间并不是对立面的关系,中国古代两者之间是并行不悖、和平共处、相互补充的。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和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已成为秦汉大一统的经济基础,而几千年来政治上的大一统,也使得国内市场早已形成。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已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内容。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早已是水融,并共同构成政治上大一统的基石。只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民为国民的主要成分,个体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否定商品经济的存在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反过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会促使自然经济的稳固。
二、历史借鉴的认识:
本书作者以其博大的学术基础,向我们展示了明清湘鄂赣地区社会经济的画卷,梳理了近半个时期湘、鄂、赣三省的历史渊源,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指出社会只有在流动之中才会有活力,商品经济只有符合自身的经济规律才能发展;政府应站在时代的高度,正确引导而不是破坏,社会才能进步。“以史为鉴”,这对于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存在的不足:
《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以人口流动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主线,以将近500年间的地域历史,将宏观与微观结合,紧紧贴近历史推移变化的主流,真实而具体地揭示湘鄂赣社会的前进运动。其学术方面和现实意义方面都具有重大影响。然而,本书也存在少许不足,本书研究的是湘、鄂、赣三省的人口流动与商品经济,然而作者对江西部分的研究比重显然高于湖南和湖北,侧重江西对湖南和湖北的影响;对于人口的流动与商品经济关系方面,着墨于人口的流动对商品经济的作用的阐述,而经济的发展对于人口流动方面的研究则较为少见。
[1]吴必发:《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地缘纽带》,《五缘文化力研究―福建省五缘文化研究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
[2]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02期
[3]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5期
[4]郑卫荣:《斤十年来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综述》,《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4期
Abstract:Inpre-modernstages,Therehappenedtobeacontinualdevelopmentofcity.TheconditionsofthemovementofJapaneseCitywasinquiredintoapproachasubjectfromdifferentangles:thesystemofBaku-han,theproductiveforcesinsociety,thedivisionoflabourinsocietyandcommodityeconomy,etc.
Keywords:themovementofcity;thesystemofBaku-han;theproductiveforcesinsociety;commodityeconomy
摘要: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由于日本的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城市社会建立起来了。从幕藩体制、社会生产力、社会分工、商品经济等方面,探讨日本城市运动的历史条件。
关键词:城市运动;幕藩体制;社会生产力;商品经济
城市的兴起和成长,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是历史前进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特别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人类进入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后,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推动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使人类的原始居住点最终分解成城市和乡村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社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农村的对立物,开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中世纪时期的西欧,由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西欧的城市完成了从“城”到“市”转变从而使商业和工业为主的城市逐渐成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澳大利亚著名的历史学家V-G-柴尔德把城市起源和发展的社会进化过程称为“城市革命”。[1]p296城市革命则把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个非连续性的社会过程连接起来,构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完整过程。因而,城市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前提条件。
西欧的现代化是从十五、十六世纪开始的,而日本的现代化却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的。这容易使人产生疑问!在研究日本史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到十九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这次城市革命在日本历史研究中受到忽视,一般情况,研究者多集中于对城市历史特别是城下町的研究,而没有从城市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的角度来把握日本的城市发展。
“到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7%左右而日本则为16%—17%左右。”[2]p116这是日本城市发达的结果,日本的城市化率在现代化初期是世界各地所不及的,特别是江户、大阪、京都等三个中心城市的发展。“江户到18世纪中叶人口便超过了100万,1650年前后大阪人口已近80万人。”[3]p236“人口在五万左右的有金泽、名古屋、广岛、长崎等;人口在万人以上的城市大约有五十多个-------这样的人口集中,是由于城市经济的优越性而产生的。”[4]p86从城市人口的数量来看,日本的城市在十九世纪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这里的城市化运动并不是产业革命的结果,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日本历史,在1550—1800年,完成了一次城市运动,创造了日本的“原城市化”运动。它是日本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本文便来看一看日本城市运动的历史条件。
一、它是日本战国后期,幕藩体制建立的结果,形成了国家对商业和城市的统治,这样,日本的城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起来。城市作为社会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重要载体成长起来。
德川幕府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幕藩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日本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完成,它是日本武家政治的最强盛时期,完好地运行了近三个世纪。日本的幕藩体制是以石数制为基础的兵农、兵商分离制的身份制社会。它们决定了城下町的发展方向。这一条件是日本城市发展即原城市化的决定性前提。
(一)、幕藩体制不是一种绝对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体制决定了它“与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它是集权的,同时也是分权的,但又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彻底的分权制。”[5]p184幕藩体制是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它塑造着日本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德川幕府实行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治。幕府支配着全国重要都市,三都为中心的全国经济中心点成为全国性流通体制的枢纽,形成了全国性的中央市场。这是由集权获得的。“一国一城令”要求每一个藩国只有一个城下町,这样各藩就以城下町为中心形成了藩的领国经济,城下町成为全国性流通体制的支点,形成了全国各地的地方市场。而藩国林立的状态在全国统一条件下,有利于形成各藩国之间的竞争与交流,推动着地方市场的繁荣。
同时,这种集权和分权的体制,又由于“参觐交代”制度的实施使其进一步完善化,促进了幕府对全国的控制。在稳定统一的政权统治下,这一制度不仅促进了全国物资流通范围的扩大,而且促进了交流的发展,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江户、大阪为中心形成了全国性流通经济体制,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开始出现。这样,城下町便成了大名的领国经济与中央的全国经济圈进行交流的枢纽,地方市场的繁荣不能脱离中央市场,有利于民族统一国内市场进一步发展。因而,幕藩体制下的城下町成为日本典型的城市,它们与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变动密不可分。城市作为国内统一市场的载体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
(二)、以石数制为主体的兵农、兵商分离政策是城下町成立的根本性的前提条件。
正天16年(1588年)的《刀狩令》和正天19年的《身份统制令》[6]p89-90明确实行兵农分离等制度,它使日本社会发生以下变化:
首先,建立了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以石数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用身份制和村请制把农民变为国家的农民,国家依靠农民的自然经济所生产的年贡来维持收入。而且,通过“检地”来确定农民的社会地位。“检地的特点是否认过去的名主领有地,承认直接生产者为领有土地的本百姓即自耕农。”[7]p164日本江户时代通过这一政策形成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日本具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8]p785因而,这种土地所有制保障了农民的自由生产,农民各自独立地专心从事农耕;他们成为国家的农民,免受其他中间阶层的剥削。
其次,兵农分离制——武士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随着军事制度的革命──火器的使用和从而产生的以坚强堡垒进行防御的必要──武士都集中了城下町因而将他们的田地交由农民去耕作。”[9]p16丰臣时代,使日本武士完全脱离农业生产,成为幕藩体制的维持力量,而武士被要求完全居住于城下町,他们便成为城市中最大的消费者阶层和文化的载体之一。“促进城下町形成的政策,造成了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过渡。这本来是为了集中统治武士而推行的政策,但由于武士阶层消费的扩大,城市经济发展起来,战国时代的居城及要塞已丧失军事意义成为政厅与大名的宅邸,而城下町因为人口的集中变成了城市。”[10]p70
最后,兵农分离过程同时伴随着农商的分离过程。由于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商人、手工业者增多了。而在武士集中于城下町过程中,武士做为消费者阶层不得不依靠商人、手工业者的活动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样,商人、手工业者集中于城下町,使商业、手工业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使工商业者作为一个集团成长起来,这是日本社会的重要变化——这一时代商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标志着日本完成了一次社会大分工,商业、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因而,日本的幕藩体制允许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商品经济作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开始成长起来。
与此同时,这些变化又以实施石数制为基础,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石数制是以年贡为主的实物地租作为封建的地租形式。通过石数制,日本所有的村、郡、国,均称之为若干石的村,若干石的郡或国,这并不是以其地域的耕地面积,而是以稻米的生产量来表示的,全国各地的经济实力便可一目了然了。以石数制为基础的幕藩体制不仅有利于自然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城下町的存在而使领主、武士和农民都卷入了商业社会之中。商品经济使日本的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地改变统治政策,而不是固守一成不变的经济政策,由此来适应着江户时代商品经济特别是货币经济发达的状况。
综上所述,日本德川时代,幕藩领主在幕藩体制的建立中对城下町的推进政策,使日本的城市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功能;形成了对农村和城市的双重统治。井上清曾指出:“幕藩体制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农业和以商品经济发达为基础的工商业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11]p3这样,幕藩体制不仅塑造了日本的封建小农经济——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最高阶段,而且塑造了日本社会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日本的城市在幕藩体制下发展起来。城市运动即原城市化也就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内容。
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是原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社会基础条件。商品经济是城市产生和繁荣的经济原因。同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日本原城市化的经济原因。特别是元禄时代以后,城市货币经济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繁荣和原城市化的进程。
(一)、日本的社会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由于德川幕府结束了战国时代以来的兵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劳动人民就可以在较为安定的环境里进行生产,“耕地面积从丰臣秀吉检地时的150万町步,到18世纪初达到297万町步,1872年又扩大到358万町步,在此基础上,江户时代不到300年间粮食产量增长了近80%,从1588年的1800万石增长到1872年的3222万石。”[12]p35(其中17世纪末达到2580万石)[12]p16这样,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中等土质耕地的反收获量1594年为1.1石,1686年达到1.3石,到1873年提高到1.6石。[12]p35同时,江户时代的租税率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幕府确定的年贡率,开始是六公四民------十八世纪初,年贡率改为三公七民。”[13]p63这样,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特别是农民手中剩余生产的增长,成为社会分工和交换扩大的基础,是使商业、手工业和农业分离的物质前提条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劳动率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日本的农业才能够满足非农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要。农业为工商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城市才能够不断发展。
(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战国时代的畿内地区的棉纺织业的分工就已经发展起来,“要经过十四、十五道手续,提供许多的职业,养活各种家庭的人。”[14]p13-14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专业化的市场出现“不久它们变为常设的市集,商人定居下来,便形成了町。”[15]p208-209早期市场町、门前町、寺内町等市的繁荣,有利于促进了日本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后来,由于城下町化,武士、工商业者的集中使城市中确立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地位,使工商业者从农业分离出来,这样便形成了日本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级。城市分工的确立以及城市商业的发达既促进了商品经济发达也促进了工商业者的内部分工。“十七世纪由于商业的发达,商人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商品贸易额更为增多和商业趋向合理化,从而商人之间的业务分工发展起来-----大量的出现了专门从事某一种商品的批发商和经纪人。”[4]p102-103这样,城市的社会分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推动着城市的发展和日本的原城市化向纵深发展。
综上所述,江户时代日本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为日本的原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原城市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向纵深发展——商品经济发达起来。原来作为农本经济的附属物的商品经济渐渐地成长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因而,日本工商业者地位的确定反映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16]p161日本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反映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商品经济促进了城市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城市的繁荣又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着日本的原城市化。马克思曾指出:“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许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17]p371
三,自然地理条件是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交通条件的发达及相适应的社会技术的进步则为日本城市的繁荣和原城市化奠定了物质基础条件。
“通过对许多城下町地理条件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当时的城下町所依靠的地理条件,有如下几种情况:(1)多位于平原的中心地带,路上交通便利。(2)河流的控制地区,水陆条件好。(3)适宜海上运输军备便利的港口,海运条件便捷。(4)军事要塞的地方,多集中丘陵地带。”[18]p221这里可以看到,城下町在形成之初,便多集中交通便利地带,陆运、海运和水运发展起来。而江户时代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参觐交代制度”的实行,使全国性的交通运输非常方便。在陆上,形成了以江户为中心,以“五街道”为主要干线的通往全国各地的陆路交通网;在海上,由于日本是个岛国,海上运输作为主要交通方式,自古以来就很发达。江户时代由于全国流通的增长,使环岛海运发展起来,形成了以江户、大阪为中心,以“四海道”为主要航路的海运交通线。此外,内河运输也有所发展。疏浚了主要河流,河运多与陆路和海路衔接,使海陆运输更为活跃。
这样,由于全国水陆交通运输的发达,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便进一步加强了。参觐交代制度推动了各地之间的交流,人口的流动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城市经济开始打破自然经济所造成的隔绝状态,促进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发展,特别是“东西海运的畅通标志着以大阪、江户为中心的全国性市场的形成。”[12]p21这反映着海运在日本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海运是简便易行的运输方式,它具有中途不用反复装卸、运输量大、运费低廉等优点。德川时代“海运船舶可载五、六百石,大者可达千石。”[19]p265由于日本江户时代以贡租米作为最初的流通物资,它的运输量使海上运输特别发达。交通运输作为商品的载体,促进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的繁荣,江户时达的水陆交通条件,使商品运输和集散更加繁荣,促进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促进着商人的活动区域扩展到全国。
四、江户时代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日本城市化的完成。
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城市社会经济更加繁荣。“这样就产生了同附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这种可能之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由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纪,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的)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由相应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需求的发展程度。”[20]p296没有这一时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不会这样引人注目的。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使日本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起来,推动着日本的原城市化的不断发展。
通过以上论述,日本德川时代,在幕藩体制确立的过程中,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城市化运动。这一过程,以战国时代的商品经济发展为基础,确立了市集的地位;以城下町化过程中的统一政策为契机,人为地促使了日本的“城”与“市”的结合,不仅建立了近代意义的城市而且推动着日本的原城市化。同时这一过程又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为动力,其他社会、自然条件为辅,日本商业和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日本的城市社会建立起来,这样,城市商品经济作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发展起来。因而,在1550-1800年期间,日本的城市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成长壮大起来,日本的原城市化也顺利地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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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特殊阶段,其商品生产也具有特殊性,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把商品经济生产的一般条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及其结合,资本及运行变成了极端的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高度私有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的前提雇佣劳动,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它的创立造就了大批的具有人身自由,却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占有大量资本的资本所有者,资本的所有与劳动分离,必然出现资本的所有者购买生产的另一个要素劳动力的特别劳动形式,形成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小私有制商品生产者分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资本家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价值增值为生产目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而且也是私有制商品经济的最高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官僚主义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