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世界不仅有74亿个体，还包括约200个国家、400万个地方性社区、2000万个经济组织以及数亿个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群体——约会中的恋人、一起散步的室友、制定战略的商业团队等等。那么，这些群体会如何影响个体？这个模块要探讨社会心理学最基本的问题：纯粹他人在场是否会影响我们？“纯粹在场”是指在场的他人实际上只是被动的观众或共同行动者（coactor），并不会参与竞争，也不会进行奖励或惩罚。
一个多世纪以前，对自行车比赛感兴趣的心理学家特里普利特注意到，自行车手在一起比赛时，成绩要比各自单独骑行时更好。在把自己的直觉发现（他人在场能提高成绩）公布于众之前，特里普利特首先对此进行了社会心理学最早的实验室实验之一。在实验中，他要求儿童尽量快地在鱼线轮上缠线，结果发现，儿童与其他儿童一起比赛时比单独缠线更快。特里普利特总结认为：“另一位竞争者的在场能够让人释放潜能。”
采用现代统计技术对特里普利特的实验数据再次进行分析，发现该差异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但随后的实验确实发现，他人在场能够提高人们做简单乘法和字母划消等任务的速度，并且也能提高简单动作任务（比如保持一根金属棒与一个旋转小圆盘的接触）的准确性。这种社会助长（socialfacilitation）效应同样适用于动物。有同类在场时，蚂蚁能挖出更多的沙子，小鸡会吃更多的谷物，性活跃的大鼠会更频繁地交配。
不过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另一些研究发现，在完成某些任务时，他人在场会妨碍当事人的表现。当同类在场时，蟑螂、长尾小鹦鹉、金翅雀学会走迷宫的速度会变慢。这种干扰效应同样会发生在人身上。他人在场会降低人们学习无意义音节、完成迷宫游戏以及计算复杂乘法问题的效率。
如果说他人在场有时能促进个体的表现，有时却会妨碍表现，这跟过去苏格兰的天气预报没什么两样，那时天气预报一会儿说今天可能是晴天，过一会儿又说可能会下雨。到1940年为止，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停滞不前，并且一直沉睡了25年，直到一种新理论的提出，学界对社会助长的研究才再度兴起。
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扎荣茨（RobertZajonc,1923—2008）想知道这些看似矛盾的研究结果能否融合到一起。正如科学界常有的灵光一闪一样，扎荣茨善于触类旁通，从另一个领域的研究得到了启发。启示来自实验心理学的一个著名定律：唤醒能够提升所有优势反应的趋势。唤醒能促进简单任务的表现，因为简单任务的“优势”反应往往是正确反应。唤醒状态下，人们完成简单的辨认乱序词（比如“akec”）任务最快。而对于复杂任务，正确答案往往不是优势反应，所以唤醒增强的是错误反应。因此，对于更难的辨认乱序词（比如“theloacco”）任务，人们在唤醒时表现会更差。
这一定律能够解开社会助长作用之谜吗？假设人们因他人在场而唤醒或振奋，这似乎很有道理；大部分人都有过在旁观者面前变紧张或兴奋的经历。如果社会唤醒能促进优势反应，就应该促进简单任务的作业，并妨碍困难任务的作业。
根据上述解释，令人困惑的结果就可以理解了。在鱼线轮上绕线、做简单乘法题或者吃东西都是简单任务，这些任务的正确反应都是人们熟练掌握的反应或自然的优势反应。毫无疑问，他人在场会促进这些任务的表现。
学习新材料、学走迷宫或者解答复杂的数学题都是较难的任务，起初不太可能做出正确反应。做这些任务时他人在场就会增加个体的错误反应。
所以，同样的基本规律——唤醒能促进优势反应——适用于这两种情况（见图6-1）。突然之间，先前看似矛盾的结果也不再矛盾了。
图6-1社会唤醒效应。扎荣茨提出，他人在场引起的唤醒可以增强个体的优势反应（只有在简单任务或熟练掌握的任务中优势反应才是正确反应），这一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看似矛盾的研究结果。
扎荣茨的解决方案是如此简洁明了，这令其他社会心理学家们想到了赫胥黎第一次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的想法：“怎么以前从来就没这样想过呢，我是多么愚蠢啊！”当扎荣茨指出来之后，这个道理就似乎显而易见了。然而，也有可能是因为受后见之明偏差的影响，才使那些矛盾的结果看起来如此自洽。扎荣茨的这个解决方案能经受住实验的直接检验吗？
社会助长效应（主场观众能促进主场队员熟练掌握的技能的表现）是对主场优势的显而易见的解释。你还能想到其他可能导致主场优势的因素吗？艾伦和琼斯总结了以下可能的因素。
·裁判偏差：在一项对1530场德国足球比赛的分析中，研究者发现，裁判对主场球队平均出示了1.80张黄牌，而对客场球队平均出示了2.35张黄牌。
·旅途劳顿：当西海岸的NFL橄榄球队飞往东海岸参赛时，夜间比赛的成绩会好于下午1点钟比赛的成绩。
·对主场环境的熟悉：这一因素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比赛的举办地，可能包括寒冷、雨天或高海拔等。即使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基于安全考虑），意大利足球队在他们的主场体育馆也会踢得更好。
·人群噪声干扰：观众的呼喊可能会干扰客场球员的听力或者罚球。
拥挤现象：众多他人在场
综上所述，人们的确对他人在场有所反应。但是，观察者在场总能激发人们的唤醒状态吗？面临压力时，能提供支持的朋友会让我们感到安慰。可是，他人在场时，人们的出汗更多，呼吸加快，肌肉更加紧张，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在完成挑战性的任务时，即使有支持的观众在场也可能作业更差。第一次钢琴独奏会上亲友团的出席并不能促进你的表现。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35人的班级坐在恰好容纳35人的教室里会比散坐在100人的大教室里感觉更温馨、更活跃。当我们和别人坐得很近时，更可能注意他们并与其一起欢笑和鼓掌。然而埃文斯发现，拥挤也会提升唤醒水平。他对马萨诸塞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一些测试。学生们每10人为一组，每组人会待在一间6×9米的房间或一间2.5×3.5米的房间。结果发现，拥挤房间里的参与者比宽敞房间里的参与者心率更快，血压也更高（唤醒的指标）。研究者对印度大学生做的一项研究也发现，拥挤使人在完成复杂任务时更容易出错。由此可见，拥挤的作用与他人在场类似：能提升唤醒水平，而唤醒能促进优势反应。
他人在场引起唤醒的原因
在他人面前时，你将变得振奋，可以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得更好（除非你变得过度唤醒或者太在乎自己的表现而卡壳）。然而同样情况下，你原本难以完成的事情就会显得不可能实现了。那么，他人在场如何引起人们的唤醒呢？证据表明存在3个可能的原因：评价顾忌、分心以及纯粹在场。
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们坐在2000人的大礼堂里，聆听詹姆斯·马斯讲授心理学导论。正如他们的体验一样：坐满人的屋子就是好屋子。如果只有100名学生来这里听课，那么他们会感到乏味得多。
评价顾忌
科特雷尔推测，观察者在场使我们焦虑的原因是我们想知道别人怎样评价我们。为了检验评价顾忌（evaluationapprehension）是否存在，科特雷尔及其同事让观察者蒙上眼睛，声称要准备进行一个知觉实验，结果发现，与能观察到的观众所引起的效应不同，蒙眼观众的纯粹在场并没有增强个体的优势反应。
其他实验也证实了科特雷尔的结论：如果人们认为在场的观察者正在评价自己，那么他们的优势反应会得到最大的促进。在一个实验中，个体跑步时会遇到一位坐在草地上的女士。如果这位女士面对着他们，他们会加速，而背对着他们则不然。
分心
研究者对评价顾忌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当我们在考虑共同行动者会如何行动或者观众会如何反应时，就已经分心了。这种注意他人和注意任务之间的冲突，会使认知系统过载，于是导致唤醒。我们都会“受到分心的影响”。不仅他人在场会引起唤醒，有时其他分心物的出现，比如光线的突然照射，也会引起唤醒。
纯粹在场
然而，扎荣茨认为，即使在没有评价顾忌或分心的情况下，他人的“纯粹在场”也会引发一定程度的唤醒。前面提到过动物也存在社会助长效应。这暗示在动物界普遍存在一种先天的社会唤醒机制。（动物也许并不会有意识地担忧其他动物对自己的评价。）在人类社会中，大多数跑步的人都会因为有人跟他们一起跑而受到激励，即便那些一起跑的人既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也不会对他们进行评价。
这里有必要提醒一下，优秀的理论具有科学上的简约性：它能简化并总结各种各样的观察结果。社会助长理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它是诸多研究结果的简单总结。优秀的理论也应该能提供明确的预测，因而（1）有助于该理论的验证和修正；（2）指导新的研究方向；（3）提出实用建议。社会助长理论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前两种预测：（1）该理论的基础（他人在场会引发唤醒，而这种社会唤醒会促进优势反应）已经得到证实，而且（2）该理论给这一沉寂已久的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生机。
预测是否也能用于实际（3）？我们能做一些有根据的猜测。在许多新写字楼里，宽敞、开放的办公区已经替代了私人办公室。意识到他人在场是否有助于促进熟练任务的表现，但会干扰对复杂问题的创造性思维？你还能想到其他可能的应用实例吗？
7
人多使责任减轻
在拔河比赛中，八个人一队的队员们使出的力气，与他们各自参加单人拔河比赛所使出的最大力气总和一样大吗？如果不一样，原因何在？
社会助长效应通常发生在人们为个人目标而行动，例如缠鱼线或解答数学题，受到他人对其个人努力做出评价之时。上述情境与日常生活的某些工作情境类似。但是，当大家为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并且个人不对群体努力的结果负责时，人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如集体拔河比赛、集资筹款（用一起卖糖果的收入来支付班级旅行费用）、计算班级总分的比赛项目（所有学生的得分都一样）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在这样的“群体加总任务”（群体成就依赖于成员个人努力的总和）中，团队精神能否提高效率？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时，泥瓦匠们会比他们单独工作时更快吗？实验室模拟研究是找到这些问题答案的一种方法。
人多好办事
图7-1拔河装置。在拔河实验中，站在第一个位置的人如果认为后面的人在和自己一起拉，那么他使出的力气就变小了。
研究者拉坦等人一直留意研究这种减少努力现象的其他方法，这种现象他们称为社会懈怠（socialloafing）。他们观察到，6个人一起尽全力叫喊或者鼓掌所发出的响声还不到1个人单独所发出响声的3倍。就像拔河比赛一样，制造响声的任务也很容易受群体低效的影响。所以拉坦及其合作者沿袭了英厄姆的方法，他们使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认为其他人在与自己一起叫喊或者鼓掌，而实际上只是单独行动。
他们的方法是这样的：让6名学生蒙上眼睛围坐成半圆形，给他们戴上耳机，从耳机可以听到一阵阵的叫喊或者鼓掌声。这样，学生就听不见自己的叫喊或鼓掌声，更不用说其他人的声音了。在各试次的实验中，研究者或者要求他们单独叫喊或鼓掌，或者要求他们与群体一起做。了解这个实验的人可能会猜测，与他人一起行动时参与者会叫得更响，因为他们受到的抑制会减少。而实际结果却证实了社会懈怠的存在：如果参与者认为自己正与其他5个人一起叫喊或鼓掌，那么他们所发出的响声是认为自己单独做时响声的2/3。即使参与者是高中的拉拉队队长，她们相信自己正和大家一起而不是自己一个人欢呼，也会发生社会懈怠。
政治学家斯威尼对社会懈怠对政策的启示感兴趣。在得克萨斯大学进行的一个骑车实验中，他观察到社会懈怠现象。当学生知道要对自己单独评价（以输出的电量来计量）时，与认为自己的成绩要与其他骑手的成绩加在一起时相比，前一种情况他们踩健身车更卖力。在群体条件下，人们易受诱惑对群体努力搭便车（free-ride）。
从该研究以及其他160项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引发社会助长效应的心理力量之一（即评价顾忌）发生了逆转。在社会懈怠实验中，个体认为只有当他们单独行动时才会受到评价。群体情境（拔河、喊叫等等）减弱了个体的评价顾忌。如果人们无须单独为某事负责或者无法评价其个人的努力，责任就会分散给所有群体成员。相形之下，社会助长实验则增强了个体的评价顾忌。一旦成为注意的焦点，人们就会自觉监控自己的行为。所以，受人观察，个体的评价顾忌会增强，社会助长就发生了；而消失在人群中，个体的评价顾忌就会减弱，社会懈怠就发生了（图7-2）。
图7-2社会助长还是社会懈怠？如果无法对个体进行评价或者个体无须为某事单独负责，则更可能发生社会懈怠。单个的游泳选手是由她赢得比赛的能力来评价的。而拔河比赛中，团队中的任一队员均无须对比赛输赢负责，因而任何一个队员都可能会放松或懈怠。
激励小组成员的一种策略是使个体的表现变得可以识别。有些橄榄球教练通过录像对每个运动员进行个别评价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无论是否置身于群体中，当个体的表现可以单独评价时，人们会更为努力：大学游泳队内部成员接力赛中，如果有人监控队员并且单独报出每个人的成绩，那么队员游得更快。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懈怠
社会懈怠有多普遍？在实验室研究中，社会懈怠现象不仅在拔河比赛、蹬自行车、叫喊和鼓掌等任务中发生，同时也出现在抽水或抽气、评价诗歌或社论、提出想法、打字和信号探测等任务中。这些一致的研究结果能否推广到人们的日常工作中去？
一个对流水线工人所做的小实验发现，一旦可以对个人的表现进行单独评价，即使他们知道没有额外的报酬，其制造的产品仍然增加了16%。又如，泡菜厂的工人们本应只将大个的泡菜塞进罐子里。但因为这些罐子随后被混在一起（也没人检查他们个人的工作），工人们常常会随便把任何大小的泡菜都塞进罐子。威廉姆斯等人指出，关于社会懈怠的研究建议“使个人的产出可以识别，并且提出问题：‘假如工厂只按照包装合格的泡菜付给工人工资，那么一个工人能装多少泡菜呢？’”
研究者还发现，社会懈怠的现象在各种文化中都有存在的证据，特别是在评估集体主义国家的农业产量时尤其如此。苏联集体农场里的农民今天耕作这块土地，明天耕作另一块土地，对任何一块土地都很少有直接的责任。农民自己只有一块很小的私有土地。调查分析发现，虽然农民的私有土地只占农业用地的1%，但其产出却占苏联农场全部产出的27%。在曾经的匈牙利，农民的私有土地只占农场的13%，但其产量却占了总量的1/3。为了将报酬与产量挂钩，今天俄罗斯的许多农场都已经不再“集体化”。
那么其他集体主义文化中是否存在社会懈怠现象？拉坦等人在日本、泰国、印度和马来西亚重复了制造响声的实验。他们发现了什么？社会懈怠在这些国家同样明显存在。不过，后来在亚洲进行的17项研究显示：集体主义文化的人的确会出现社会懈怠，但比个体主义文化的人少。我们曾提及，对家庭和工作群体的忠诚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盛行。同样，女性往往不如男性个人化——其社会懈怠也比男性少。
北美有些工人不向工会或行业协会交会费也不参加志愿工作，却往往非常乐于接受工会的福利。那些不响应公共电视台筹款动员的观众们也是如此。这暗示了社会懈怠的另一种可能解释。如果不管个人对群体做出多少贡献，报酬都是平均分配，那么所得报酬多于劳动付出的人就等于搭了集体的便车。因此，人们就会想在自己的努力没有被单独监控或者单独奖励的时候偷懒。用一个社员的话来说，欢迎搭便车的社会就是“寄生者的天堂”。
当然，群体性的工作并不总会引发个体的偷懒行为。有时群体目标极具吸引力，又需要每个人都尽最大的努力，这时团队精神会维持并且增强个人的努力。在奥运会划艇赛中，单个选手参加八人一组的群体划艇赛会比单人或双人比赛更不卖力吗？
证据表明，他们肯定会卖力。当任务具有挑战性、吸引力、更为投入的特点时，群体成员的懈怠就会减弱。面临挑战性的任务时，人们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在游泳接力赛中，为了争夺奖牌，最后接力的游泳选手往往比个人比赛时游得还要快。
如果群体成员彼此都是朋友或者都很认同自己的群体，认为与群体不可分割，那么懈怠也会减弱。甚至仅仅期望再次与某人互动都能增加团队的干劲。与你经常见面的同学合作完成一个班级项目，相较于与那些你从来都不期望再见面的人合作，你可能会觉得前者更有动力。凝聚力增强了个人努力。
波士顿查尔斯河赛舟会中的团队合作。当人们结成小组工作而个人的努力又无法单独评价时，就会产生社会懈怠——除非任务具有挑战性、吸引力或更为投入的特点，或者小组成员彼此都是朋友。
上述研究结果与对日常工作群体的研究是一致的。当给予群体挑战性的目标时，当群体成员会因群体的成功而获得奖励时，当他们对“团队”有奉献精神时，成员们就会努力工作。保持小规模的工作群体也有助于使成员们相信自己对群体的贡献必不可少。因此，如果群体成员一起工作，而又无须个人单独负责，社会懈怠就较普遍。这种情况下，人多未必力量大。
8
人多敢行动
2003年4月，美军抵达伊拉克后，从萨达姆高压政策下“解放”的掠夺者活动猖獗。在这场疯狂的掠夺中，医院损失了床位，国家图书馆损失了上万册珍贵的手稿，图书馆被烧成废墟，大学也损失了大量的电脑、椅子甚至灯泡。位于巴格达的国家博物馆丢失了15000件珍品。《科学》杂志报道：“自从西班牙征服者劫掠阿兹台克和印加文明之后，还从未发生过这么严重的抢掠”。一位大学院长这样描述：“暴徒成群地涌进来，来了50个，又走了，然后又来了一群”。
这类报道——以及2011年发生在英国伦敦的纵火抢劫事件和2014年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抢劫事件——让人困惑：这些抢劫者的道德感哪儿去了？为什么会爆发这样的行为？为什么无法预知？
很多参加暴乱的人在事后都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困惑，自己到底怎么了？在法庭上，一些被捕的暴乱者对自己的行为似乎很困惑。其中有一名大学刚毕业的女孩，她的母亲说，女儿因偷电视机被捕前一直在卧室哭泣。“她甚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偷电视机。她压根就不需要电视机。”一名工科学生因在回家的路上抢劫超市而被捕，其辩护律师称，他“在那一刻迷失了自己”，现在“非常羞愧”。
去个体化
社会助长实验表明，群体能引发人们的唤醒，而社会懈怠实验表明，群体会分散个体的责任。一旦唤醒和责任分散结合在一起，常规的约束就会变小，后果可能令人震惊。从轻微的失态（在餐厅里扔食物、怒骂裁判、在摇滚音乐会上尖叫）到冲动性的自我满足（集体破坏公物、纵酒狂欢、偷窃）、甚至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暴力（警察暴力、暴动、私刑），人们都可能干得出来。
这些失控行为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一定程度上是由群体的力量引发的。群体能带来兴奋感，一种被超越自己的力量吸引的感觉。很难想象，单个的摇滚迷会在私人摇滚音乐会上发狂地叫喊，或者单个的警察会殴打一个手无寸铁的罪犯或嫌疑人。正是置身于群体情境中，人们更可能抛弃道德约束，忘记个人身份，顺从于群体规范，简言之，变得去个体化（deindividuated）。什么环境会引发这种心理状态呢？
群体规模
群体不仅能引发成员的唤醒状态，也能使成员难以识别。尖叫的人群掩盖了尖叫球迷的个体身份。滥用私刑的暴徒组织会使成员认为自己不会受到控诉，他们把自己的个体行为视为群体行为。置身于一群暴民之中而看不清面容的抢劫者会肆意地抢掠。一项研究分析了21起人群围观跳楼或者跳桥事件，如果人群较小并且发生在白天，人们通常不会起哄高喊“跳啊！”诱劝当事人往下跳。但如果人群较大或夜幕使人们获得匿名性，那么围观的人群往往会诱劝当事人往下跳并且冷嘲热讽。
在使用私刑的暴徒群体中也存在类似的效应：暴徒群体规模越大，成员越可能失去自我意识，变得乐于实施诸如纵火、砍人、肢解等暴行。
去个体化：在2011年英格兰发生的暴乱和劫掠中，黑暗、头盔和面罩给暴民们带来了匿名性，加之群体的社会唤醒，使暴民们无拘无束，事后，有些被捕的暴民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困惑。
从体育观众到滥用私刑的暴徒，所有这些例子中，个体的评价顾忌都直线下降。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情境而非自身之上。并且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做”，所有人都会把自己的行为责任归因于情境而非自己的自主选择。
匿名性
在几起互联网案例中，匿名在线的旁观者煽动那些威胁要自杀的人，甚至现场直播给许多人观看。一位分析科技之社会影响的学者指出，网络社区“就像那些在楼下围观跳楼者的人群一样”。有时有爱心的人会试图劝说跳楼者下来，但同时另一些人却叫嚣着“跳、跳”。该学者认为“网络社区的匿名性只会使网民们变得更大胆，做出卑劣与冷漠之举”。
迪纳领导的研究小组在群体情境和身体匿名情境中巧妙地证实了去个体化效应。在万圣节前夕，他们在西雅图观察了1352个孩子玩“不给糖就捣乱”的游戏。当那些孩子单独地或结伴走进分散在全城的27个家庭中的一家时，会有一名研究者热情地招待他们，邀请他们“从这些糖果里拿一粒”，然后就把糖果留下离开了。隐藏在暗处的研究者注意到，结伴的孩子们多拿糖果的可能性是单独孩子的两倍多。而且，那些匿名的孩子违规的可能性也是那些被问及姓名和住处的孩子的两倍多。如图8-2所示，违规率随着情境的不同而迥异。当孩子们因群体的掩盖和匿名性而去个体化时，大多数孩子会偷拿额外的糖果。
图8-2在群体中或者匿名时，尤其是在被群体掩盖而具有匿名性的情况下，孩子们更可能违规，偷拿额外的万圣节糖果。
这些研究使我们想知道统一着装的效果。在准备作战时，一些部落的战士（像一些狂热的体育迷一样）会用涂料涂抹自己的身体和脸孔，或者戴上特殊的面具，使自己去个体化。战斗结束后，有一些部落会虐待或杀死任何幸存的战俘，还有一些部落会关押战俘。沃森仔细研究了一些人类学档案后发现，那些去个体化的部落的战士几乎都会对敌人施以暴行。西尔克发现，在北爱尔兰的500起暴力攻击中，206起的袭击者都戴着面具、头巾或其他面部伪装物。与未伪装的攻击者相比，这些匿名的攻击者制造的伤害更严重，攻击的人员更多，破坏的财物也更多。
身体匿名性是否总能释放人们最邪恶的冲动呢？所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在所有这些情境中，人们只是在对一些明显的反社会线索做出反应。约翰逊和唐宁指出，津巴多实验的参与者类似三K党成员的装扮可能是引起敌意行为的刺激线索。在佐治亚大学进行的这样一个实验中，研究者要求女性参与者在决定应该给他人实施多强的电击之前穿上护士制服。即使穿上护士制服使参与者具有匿名性，但她们实施电击时攻击性却减弱。波斯特梅斯和斯皮尔斯对60项去个体化研究做了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匿名性使个体的自我意识减弱，群体意识增强，对情境线索的反应性更强，无论线索是消极的（三K党制服）还是积极的（护士制服）。
唤醒和分心活动
大群体在爆发出攻击行为之前常常会发生一些引起人们唤醒或者分散注意力的小事件。集体喊叫、高歌、鼓掌或跳舞，既可以令人们热情似火，又能减少其自我意识。
实验表明，像扔石头、小组合唱此类活动能成为其他去抑制行为的铺垫。当人们看到别人和自己做出同样的行为时，会对自己冲动行动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愉悦感。当我们看到别人与自己一样行动时，会认为他们的感受与我们一样，这又会强化我们自己的感受。而且，冲动的群体行为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当我们冲着裁判大喊大叫时，并不会想到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而只是对情境做出的一种即时反应罢了。随后，当我们停下来思考自己言行时，有时会觉得懊恼。还有一些时候，我们会主动寻求去个体化的群体经历，如跳舞、宗教体验和团队运动等等，从中我们能体验到强烈的积极情感以及与他人的亲近。
弱化自我意识
能弱化自我意识的群体经历通常能割裂个体的行为和态度。研究者发现，缺乏自我意识、去个体化的人不易受约束，更难自律，更可能在不考虑自己价值观的情况下就采取行动，对情境的反应性也更强。这些研究结果可以补充和印证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实验。
自我意识是去个体化的对立面。通过站在镜子或者摄像机前来唤起自我意识的人，会表现出更强的自控力，而且他们的行动也更清晰地反映了他们的态度。如果人们在镜子前品尝各种奶酪，就会更少地吃高脂奶酪。
自我意识被唤起的人也不太可能进行欺骗。那些通常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认为自己特立独行的人也不太可能欺骗。在日本，人们更经常想象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所以镜子的出现对欺骗行为没有影响。这里的原理是，具有自我意识或者暂时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其事外言论与事中行动表现出更大的一致性。
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情境。诸如喝酒此类情境会减弱个体的自我意识，从而增强个体的去个体化。能够增强自我意识的情境，比如镜子和摄像机、小城镇的居住环境、明亮的光线、醒目的姓名标签、凝神静思、个性化的着装和房屋，可使去个体化会减弱。当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去参加聚会时，父母的离别忠告很可能是：“玩得开心，还有要记住你是谁。”换句话说，和大家一起享受欢乐的同时要保持自我意识，保持自己的个人同一性，小心去个体化。
9
群体如何强化我们的决策
很多冲突的发生都是由于冲突双方总和观念相近的人交流。群体互动通常会产生什么效果？积极抑或消极？警察暴力执法和团伙暴力都证明了群体互动潜在的破坏性。但另一方面，支持小组领导者、管理顾问和教育理论家都宣扬它的益处，而且社会和宗教活动也敦促其成员通过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来强化他们的身份认同。
对小群体成员的研究得出了一条原理：群体讨论通常会强化其成员最初的倾向。它有助于我们对积极和消极这两种结果做出解释。群体极化（grouppolarization）研究的展开说明了科学探索的过程，即有趣的科学发现往往会导致研究者草率地得出错误的结论，而最终这些结论又为更准确的结论所取代。作为该领域的研究者之一，我可以与大家直接讨论这一科学谜题。
“风险转移”的案例
有超过300项研究始于一项惊人的发现，它的提出者詹姆斯·斯托纳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研究生。在他的管理学硕士论文中，斯托纳对人们普遍认同的一种看法——群体比个人在决策时更为谨慎——进行了研究。他设计了一些决策时的两难情境，参与者的任务是建议假想的人物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担风险。假设你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名参与者，在以下的情境中，你会给海伦什么样的建议？
设想你正在给海伦提建议。你认为成功的概率至少要达到多少，海伦才应该尝试写这部小说？请在相应的地方打钩。
如果这部小说取得成功的概率至少为_____，海伦应该尝试写这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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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2/10
____3/10
____4/10
____5/10
____6/10
____7/10
____8/10
____9/10
____10/10（如果你认为海伦只有在确信这部小说绝对会成功的情况下才应该尝试写这部小说，请在这一项的前面打钩。）
当你做出决定后，猜猜本书的读者平均而言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在参与者对12个此类问题各自给出自己的建议后，研究者会安排5个人左右在一起进行讨论，并让他们就每一个问题达成共识。你认为群体决策与讨论之前所有人单独决策所得的平均值相比，会有什么差别呢？群体会倾向于冒更大的风险？还是更为谨慎？抑或与个体没有差别？
令所有人惊讶的是，群体决策往往更具风险性。这一“风险转移现象”引发了一股研究群体冒险性的浪潮。这些研究发现，风险转移不仅发生在群体需要达成共识时，在一次短暂的讨论之后，个体也会改变他们之前的决定。此外，研究者选取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和不同国家的参与者，都得出了与斯托纳的研究相同的结果。
在讨论中，不同的看法会趋于统一。但奇怪的是，人们趋于统一所得出的观点往往比他们各自最初的观点的平均值更倾向于冒险。这是个有趣的谜题。这种小的风险转移效应是可信的，也是意料之外的，并且没有任何明显的解释。群体影响的何种因素可以产生此效应？这种效应有多普遍？陪审团、商业委员会以及军事机构中的各种讨论是否也会促进人们的冒险行为？如果以死亡率作为衡量标准，在车上有两名同伴的情况下，十六七岁的年轻人鲁莽驾车的可能性几乎是车上没有任何同伴时的两倍，这是否能用这一效应来解释？股市泡沫是否也可以用它来解释？因为人们会讨论股市为什么上涨，从而产生了一种信息瀑布，进而推动股市进一步走高。
在数年的研究之后，我的同事和我发现，风险转移并不普遍。在我们设计的一些两难困境中，人们在讨论之后会变得更为谨慎。其中一个情境的主人公名叫罗杰。罗杰是一名已婚的青年男子，他有两个处在学龄期的孩子，有一份稳定但薪酬不高的工作。他能负担得起必需的生活用品，但对奢侈品就不敢奢望了。他听说一家不怎么有名的公司推出了新产品，如果销路很好的话，这家公司的股票就会迅速升值为以前的三倍；但是，如果新产品卖不出去的话，股票价格就会大幅下跌。罗杰没什么积蓄，为了投资这家公司，他正考虑卖掉自己的人寿保险。
你能看出一条普遍的规律，它既能预测人们在讨论了海伦的情境之后倾向于给出更为冒险的建议，也能预测在讨论了罗杰的情境之后却倾向于给出更加谨慎的建议吗？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就会建议海伦而不是罗杰去冒更大的风险，甚至在和其他人讨论之前即是如此。事实上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会加强人们最初的看法。因此，对“罗杰”两难困境的讨论会让群体比讨论前更不愿意冒险。
群体会强化我们的观点吗
意识到这种群体现象并不总是朝冒险的方向偏移之后，我们对这一现象有了新的认识：群体讨论倾向于使群体成员最初的观点得到加强。这种观点促使研究者们提出一个被法国心理学家莫斯科维斯和扎瓦罗尼称为群体极化的概念：讨论通常会强化群体成员的普遍倾向。
群体极化实验
这种对群体引发的变化的新认识，促使研究者在实验中组织人们讨论大多数成员都赞同或反对的观点。群体交谈是否会加强成员共同的初始倾向？在群体中，是否冒险者会表现得更加冒险，顽固者会更为敌对，乐善好施者会更加慷慨？这些正是群体极化理论所预言的（图9-1）。
图9-1群体极化。群体极化理论预测群体讨论会强化群体成员的共同态度。
很多研究证实了群体极化的存在。
·莫斯科维斯和扎瓦罗尼观察发现，讨论强化了法国学生原本对法国总统所持的积极态度，同时也强化了他们原本对美国人所持的消极态度。
·矶崎发现，日本大学生集体讨论了某起交通事故后，给出了更明确的“有罪”判决。如果陪审团成员们倾向于赔偿损失，群体讨论所提出的赔偿金额往往会高于陪审团成员单独提出的赔偿金额的中位数。
·马库斯·布劳尔等人发现，法国学生在讨论了对某些人共同持有的消极印象后，会更加讨厌这些人。
另一种研究策略是选择一些观点存在分歧的问题，然后把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分隔开，把观点相同的人们安排在一起。观点相似的人们在一起讨论是否会强化他们共同持有的观点？讨论是否会加深两种不同态度之间的鸿沟？
乔治·毕晓普和我对此都很好奇。因此，我们设立了两个不同的群体：相对有种族偏见的高中生和无种族偏见的高中生。我们要求他们在讨论前后对某些涉及种族态度的问题（例如财产权相对于不同种族混合居住）做出反应。我们发现，志同道合的学生之间的讨论确实可以加大两个群体之间最初观点的差异（图9-2）。此外，杰茜卡·基廷及其合作者报告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意识不到这种现象。当一小群观点相似的人在讨论奥巴马和小布什谁是更好的总统时，他们都低估了群体讨论使自身态度发生极化的程度（他们记错了自己之前的态度）。
日常生活中的群体极化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大多与观点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往。（看看你自己的朋友圈子就知道了。）与观点相似的朋友的日常团体互动是否会强化大家共有的观点？这样是否会令讨厌的人变得更加可恶，纯真的人变得更加纯真，叛逆的人变得更加叛逆？
的确如此。埃莉诺·麦科比指出，男孩群体和女孩群体的自我隔离增加了他们最初并不显著的性别差异。男孩们在一起玩时，会渐渐变得更加富于竞争性和以行动为导向。而女孩们在一起玩则会变得更加以关系为导向。
斯凯德和森斯坦发现，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倾向于像共和党人一样投票，而民主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则倾向于像民主党人一样投票。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但观点相似的法官在一起时，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一名由共和党任命的法官在和其他两个共和党法官一起投票时，要比与至少一名由民主党任命的法官一起投票时保守得多；而同时，由民主党任命的法官在相反的意识形态方向上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
学校中的群体极化
社区中的群体极化
因为人们的自我隔离，极化现象也发生在社区。布鲁克斯发现：“自由前卫的地区……吸引自由前卫的人，并变得更加自由和前卫，保守的地区……吸引保守派，并变得更加保守。”社区能够成为回音壁，让观点在志趣相投的朋友之间流转。
给社会心理学家一个观点相似的群体，且群体成员主要在内部互动，他们会向你展示一个可能会变得更为极端的群体。一项实验在科罗拉多州招募了多个小群体，一些来自偏自由主义的博尔德市，另一些来自偏保守主义的科泉市。讨论使群体内部对全球变暖、平权法案和同性婚姻等话题的态度更趋一致。不过，博尔德市的人一般向更左的方向聚合，而科泉市的人一般向更右的方向聚合。
由于社区起了政治回音壁的作用，美国的极化现象正变得越来越严重。从1976年到2008年，美国在选举中一边倒（即将60%或以上的选票投给一位总统候选人）的县的百分比几乎翻倍。那些刚入学的大学生在政治上宣称自己是“中间道路”的比例从1983年的60%下降到2013年的46%；相应地，宣称自己偏左或偏右的学生比例在增加。
在实验室研究中，当游戏双方为群体时，群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和猜疑，往往甚于个体在与他人玩游戏时经常表现出的竞争关系和不信任。在实际的社区冲突中，想法相似的人们会逐渐联合起来，他们共同的倾向也因此得以加强。帮派犯罪产生了街头团伙内部的相互强化过程，其成员往往具有共同的属性和敌意。莱肯总结道：“如果在你的街区住进来了第二个无法管束的15岁少年，他们作为一个团伙所带来的破坏性可能并不仅仅是第一个不良少年破坏性的两倍……团伙的危险性远远大于其个体成员的总和。”
确实，根据维齐和梅斯纳的报告，缺乏监管的同龄人群体是社区犯罪受害率最有力的预测指标。而且，实验发现，将未成年违法者和其他少年犯放在同一个群体中——不出任何一个群体极化的研究者所料——会增加问题行为的发生率。
互联网上的群体极化
从印刷机的发明到越来越多的有线电视频道，再到互联网，可获取的信息量激增。过去，人们只能从为数不多的广播电视网络和全国性的新闻杂志、报纸上获取内容相同的信息；而今天我们则可从各种各样的资源中选择符合自己喜好的信息。由于有了如此多的选择，我们自然会“选择性地接触”与我们观念类似的媒体。我们会喜欢那些支持自己看法或抨击我们所鄙视之人的媒体报道。（告诉我们你平常浏览哪些媒体，我们就能猜出你的政治意识形态。）
恐怖组织中的群体极化
在对全世界的恐怖组织进行分析后，麦考利和西格尔指出，恐怖主义并不是突然间爆发的，而是一些人因为共同的不满走到一起，怒火被点燃，于是恐怖主义便产生了。由于不与温和派进行交流，他们变得越来越极端。社会放大器将信号变得更为强烈。其结果是，个体成员做出了在远离群体时决不会做的暴力行为。
同样，大屠杀也是群体现象。作为二战华沙空袭的幸存者（其双亲在此次空袭中丧生），罗伯特·扎荣茨对暴力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暴力的产生和升级都是由于杀人者相互怂恿。波斯特在访谈了很多被指控的恐怖分子后指出，个体一旦处于“恐怖主义群体的高压之下”，就很难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长期来看，最有效的反恐政策是首先控制恐怖组织的征募活动。”
对群体极化的解释
为什么群体会采取比其普通的个体成员更为夸张的立场？研究者们希望，解开群体极化之谜可以为研究群体影响提供一些思路。解答小谜题有时候会为解答大谜题提供线索。
在研究者提出的几种群体极化理论中，有两种已为科学实验所证实。其中一种着眼于讨论中提出的论点，是信息性影响（因接受关于现实的证据而产生的影响）的一个例子；另一种则涉及群体成员如何看待自己与其他成员的关系，是规范性影响（基于人们希望被他人接受或钦佩的愿望而产生的影响）的一个例子。
信息性影响
《经济学人》封面对1987年股市崩盘的描述。
规范性影响
第二种对极化的解释涉及与他人的比较。利昂·费斯汀格在其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比较（socialcomparison）理论中提出，我们人类会将自己的观点与他人的观点进行比较，以便对自己的观点和能力做出评价。我们最容易被“参照群体”（即我们所认同的群体）中的人们所说服。而且，当我们发现其他人和自己持有相同观点时，为了使其他人喜欢我们，我们会将观点表达得更为强烈。
当我们要求人们（就像我之前要求你去做的那样）预测其他人会如何回应诸如“海伦”困境之类的问题时，他们通常会表现出人众无知（pluralisticignorance）：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他人是多么强烈地支持这种社会偏好的倾向（在这个例子中，是指写长篇小说）。即使成功的机会只有4/10，一般人也会建议海伦写那部长篇小说，但会估计其他大部分人会选择5/10或6/10。（这个发现使我们想起了自我服务偏差：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比一般人更好地体现了社会期望的特质和态度。）当开始讨论时，大部分人都发现自己的观点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出众。事实上，其他一些人比自己更为超前，对于写小说这件事采取了更为冒险的立场。于是他们不再受之前错误感知的群体规范的约束，可以更加强烈地自由表达自己的偏好。
又或许你会回忆起曾经在一个群体中，你和其他人都很小心翼翼地沉默着，直到某个人打破沉默说道：“嗯，坦白说，我认为……”于是很快你们都惊讶地发现，原来大家都强烈地支持共有的观点。
仅仅了解他人的选择也会产生随大流效应，从而使某些歌曲、书籍和电影广为流行。有研究者招募了14341名互联网参与者收听没听过的歌曲，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下载。研究者将参与者随机分组，其中的一组可以看到先前参与者的下载选择。结果发现，在获得此信息的参与者中，流行的歌曲变得更加受欢迎，而不流行的歌曲变得更不受欢迎。
群体思维
我们前面讨论的社会心理学现象是否同样会发生在公司董事会或者总统内阁这样的尖端群体中呢？在这些群体中是否存在自我合理化？是否存在自我服务偏差？是否会出现有凝聚力的“我们感觉”，进而引起从众或是对异议的压制？是否存在会引起抵制的公开承诺？是否存在群体极化现象？
社会心理学家贾尼斯想知道这些现象是否有助于解释20世纪的美国总统及其顾问所做出的一些好的和坏的群体决策。为此，他分析了几次重大失败背后的决策过程。
·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的珍珠港偷袭事件使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发生之前的几个星期，夏威夷的军事指挥官收到了一条消息：日本计划袭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某个军事据点。之后，军事情报部门失去了与日本航空母舰的无线电联系，那时航空母舰正径直朝夏威夷前进。空中侦察队本来应该能侦察出航空母舰的位置或者至少提前几分钟发出警报。但是自以为是的指挥官们决定不采取这种预防措施。结果是：在日军对这个几乎毫无防备的基地发动袭击之前，没有任何警报响起。袭击后美军损失了18艘舰艇、170架飞机以及2400位军人的生命。
·猪湾事件。1961年，肯尼迪总统及其顾问们试图利用1400名由中央情报局（CIA）训练过的古巴流亡者来袭击古巴，以此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几乎所有的袭击者都很快被杀或被抓，美国颜面尽失，而且古巴与苏联结成了更紧密的联盟。在得知后果以后，肯尼迪大呼：“我们怎么做出了如此愚蠢的事呢？”
·越南战争。在1964—1967年间，约翰逊总统和由其政治顾问组成的“周二午餐团”将越南战争升级，因为他们预测美国的空中轰炸、空降以及搜索和摧毁行动会迫使当时的北越政府接受和谈，而南越民众出于感激也会支持和谈。尽管政府的情报专家和几乎所有美国的盟国都对他们发出警告，但他们还是继续将战争扩大化。这场灾难使近6万名美国人和100万越南人丧生，也使美国人两极分化，迫使总统下台，并造成巨额赤字，加剧了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
贾尼斯认为酿成这些大错的原因是，在群体决策中人们为了维护群体和谐往往会压制异议，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群体思维（groupthink）。在工作群体中，团队精神有助于鼓舞士气并提高生产效率。对群体共同的认同感可以激励人们坚持完成一个项目。但在决策时，紧密的团体可能会付出代价。贾尼斯认为产生群体思维的温床包括：
·友善的、凝聚力强的群体；
·对异议的相对排斥；
·指示型领导者（表示出自己对某个决策的支持）。
举例来说，在计划那次注定失败的猪湾袭击时，刚刚当选的肯尼迪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兴高采烈地组成了一个极有团队精神的队伍。对这次计划十分关键的反对观点都被压制或是排除了，总统本人很快就对这次袭击表示了赞同。
群体思维的症状表现
通过研究历史记录以及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回忆，贾尼斯发现了8条群体思维的症状表现。这些症状表现为当群体成员遇到威胁时，为努力保持他们积极的群体感而集体性地减少不和谐的因素。
群体思维的前两条症状表现往往导致群体成员高估群体的力量和权利。
·无懈可击的错觉。贾尼斯所研究的群体都产生了一种过于乐观的情绪，这种情绪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危险警报。当珍珠港的海军总指挥金梅尔得知他们已经失去与日本航空母舰的无线电联系后，他还开玩笑说，或许日本人打算绕檀香山转一圈。事实上，日本人确实这样做了，但金梅尔对这种想法的嘲讽使人们认为这不可能是事实。
·群体道义毋庸置疑。群体成员接受了其所在群体内在的道义，却忽略了其他的伦理和道义问题。肯尼迪团队知道基辛格顾问和富布赖特议员对袭击一个小小的邻国在道义上持保留态度，但整个群体从未考虑或讨论过这些道义上的疑虑。
群体成员还会变得思想封闭。
·对对手的刻板印象。陷于群体思维的人们往往认为自己的对手太过邪恶，无法与之谈判，或者太过弱小愚蠢，难以抵挡自己精心计划的行动。肯尼迪团队自以为卡斯特罗的军事力量很薄弱，民众也只是表面支持，因此仅仅一个旅就能轻易地推翻其政权。
最后，群体承受者追求一致性的压力。
·从众压力。群体成员会回绝那些对群体的设想和计划提出疑问的人，而且有时候这种回绝并不是通过讨论，而是针对个人的嘲讽和挖苦。有一次，当约翰逊总统的助理莫伊斯抵达会场时，总统嘲笑他说：“噢，‘停止爆炸先生’来了呀！”面对这样的讥讽，多数人都选择了顺从。
·自我审查。为了避免令人不快的分歧，人们往往会保留或压制自己的疑虑。在猪湾事件之后的几个月，施莱辛格说：“我为自己在那些重要的内阁会议中保持沉默而深感自责。但我知道，即使当时我提出了反对意见也无济于事，而且还会给自己招来骂名，这让我的愧疚感稍稍减轻了些。”并非只有政客才这样。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面对面，当人们认为他人不同意自己的想法时，他们就不太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
·一致同意的错觉。自我审查和不要破坏共识的压力制造了一种一致同意的错觉。而且，表面上的一致性更坚定了群体的决策。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在上述的三次重大军事失败中十分明显，在其他群体决策失误中也是如此。希特勒的顾问斯皮尔把希特勒周围的氛围描述为：从众的压力压制了一切异议。异议的缺乏造成了一致同意的错觉。
自我审查导致了一致同意的错觉。
正常情况下，背离事实的人们会很快被拉回正轨，因为他们会受到周围人的嘲弄或批评，这样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没有这样的矫正机制……没有什么外界因素能干扰人们所达成意见的一致性。（p.379）
·心理卫士。有些成员会保护群体，使其免受那些质疑其决策有效性和道义的信息的干扰。在猪湾事件之前，肯尼迪把施莱辛格叫到一旁，告诉他“不要把话题扯远了”。国务卿腊斯克隐瞒了外交和情报专家提出的反对袭击的警告。就这样，他们完全充当了总统的“心理卫士”，保护他远离令人不快的事实，而不是身体上的伤害。
群体思维的运作
群体思维的各种症状表现会阻止群体成员寻找和讨论对立信息以及其他的可能性（见图9-3）。当领导者主张某种观点而整个群体又排斥异议时，群体思维就可能产生错误的决策。
图9-3群体思维的理论分析。
英国心理学家纽厄尔和拉格纳多认为，群体思维的症状表现可能也是导致伊拉克战争的一个因素。他们指出，无论是萨达姆还是小布什，都让自己的身边围着一大群和他们有同样想法的进言者，并且他们还会迫使反对者闭嘴。此外，他们收到的大多是经过筛选的支持他们的假设的信息——伊拉克的假设是自身有能力抵抗入侵的武装力量，而美国的假设则是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人民会将入侵的美国士兵看作是解放者，短期、和平的占领将很快为伊拉克带来繁荣的民主政治。
预防群体思维
不良的群体动力能帮助解释很多错误的决策，正如有时候厨子多了反而会搞砸一锅汤。不过，在开明的领导方式下，有凝聚力的团队精神可以改善决策。有时三个臭皮匠真能胜过一个诸葛亮。
为了找出产生良好决策的条件，贾尼斯也分析了两个成功的冒险：二战后杜鲁门政府为了恢复欧洲经济而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以及1962年肯尼迪政府对苏联意图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一事的处理。贾尼斯提出的预防群体思维的建议就融合了这两个例子中很多有效的群体程序。
·不偏不倚——不要支持任何立场。在群体讨论开始时不要让成员表明自己的立场，因为这样会妨碍信息共享，降低决策的质量。
·鼓励批判性评价；设置一个“魔鬼代言人”。更好的做法是欢迎真正的持不同意见者的看法，这样做更能激发原创性思维，并使群体对反对意见持开放态度。
·有时可以将群体划分成几个小组，然后再组合在一起以表达不同的意见。
·欢迎局外专家和伙伴的批评。
·在实施之前，召开被称为“第二次机会”的会议，让大家说出自己心中的任何疑虑。
该题目是为我自己的研究而构建的，它说明了斯托纳所提出的决策的两难困境。
10
人的力量
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说：“真理有琐碎和伟大之分，琐碎真理的对立面显然错误，但伟大真理的对立面却依旧正确。”本书的每个模块都揭示出这样一个伟大真理：社会情境具有巨大的力量。社会情境可以解释我们的行为，前提是假定我们都像随风飘摇的墙头草那样被动。但是，我们与墙头草不同，不会完全被所处的情境左右。我们会行动，我们会做出反应。我们会做出回应并获得回应。我们可以抗拒社会情境，有时候甚至可以改变情境。这就是为什么人的力量也同样重要，同样真实。
强调文化的力量或许会令我们有些不舒服。外部力量会决定我们的行为吗？大多数人视自己为自由的生灵，是自身行动（至少比较好的行动）的主宰者。我们担心，对自身行动的文化解释会引发如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所称的“错误信念”——通过指责其他人或事物来逃避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社会控制（情境的力量）与个人控制（人的力量）之间的竞争并不比生物学与文化解释间的竞争更激烈。从社会和个人的角度对行为的解释都有效，因为任何时候，我们既是社会的创造物又是其创造者。我们很可能是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但有一点很明确：未来即将到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决定未来的方向。我们今天的选择将会决定明天的环境。
人与情境的相互作用
社会情境确实对个体有深刻的影响，但是个体也会影响社会情境。二者相互作用。追问到底是外部情境还是内在天性决定了行为，就好像追问到底是长度还是宽度决定了房间的面积。
这种相互作用的方式至少有三种。
·特定的社会情境对人的影响通常会因人而异。由于人类心理并不会以完全相同或客观的方式来理解现实，所以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对情境的解释做出反应。有些人（个体及群体）更为敏感，更容易对社会情境做出反应，比如日本人比英国人更容易对社会期望做出回应。
·人们通常选择自己所处的情境。假如能选择，社交型的人都会选择能引发社会交往的情境。当你选择就读的大学时，你也在选择自己能接触到的特定社会影响。美国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不太可能定居在达拉斯的郊区，也不太可能参加商会和观看福克斯新闻。他们更倾向于住在旧金山或多伦多，参加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阅读《赫芬顿邮报》。换句话说，他们会选择一个强化自身倾向的社会环境。
·人们往往创造自己所处的情境。请再回想一下我们的先入之见如何自我实现：如果我们预期某人外向、敌对、聪明或性感，我们对待此人的行为就可能会导致他按照我们的预期来行动。毕竟，构成社会情境的不正是置身于其中的人吗？保守的环境往往是由保守主义者创造的。女生联谊会或男性联谊会的活动也是由其成员决定的。社会环境和天气不一样，天气不受我们的左右。社会环境更像我们的家园——我们自己创造的产物。
因此，个人和情境都有其各自的影响力。我们既创造我们的文化世界，也被我们的文化世界所塑造。
情境与个人之间这种相互的因果关系，使我们可以认为人们在对环境做出反应，或是在作用于环境。我们既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也是社会环境的建筑师，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但一种看法比另一种更明智吗？从某种意义上讲，把自己视为环境的产物（以免我们一方面会因为自己是社会的建筑师而过分骄傲，另一方面会因为自己的问题而过分指责自己），同时把他人视为自由的行动者（以免我们变得专断和喜欢操控他人）比较明智。
然而，也许我们反过来看会更好——把自己看作自由的个体，同时将他人看作是受情境影响的人。这样我们看待自己时会更强调自我效能，而在与他人交往时更多地理解他们的处境。事实上，大多数宗教都鼓励我们对自己负责，但尽量少去评判他人。这是不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天性正好相反：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却把别人的失败归咎于他们自身？
抵制社会压力
社会心理学还从其他方面提醒我们个体所拥有的力量。我们不是被动的机器，任由外力推动。我们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采取行动，不受强加于自身的力量的影响。知道有人正试图强迫我们，甚至可能会促使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逆反
很多实验研究表明，限制个体自由的企图通常会引起“事与愿违”的反从众行为，这证明了逆反（reactance）理论（人们会采取行动来保护他们的自由感）的正确性。在一项现场实验中，当周围古怪的同学开始戴“Livestrong”腕带时，许多学生就不再戴这种腕带了。同样，当巴宝莉的帽子在足球流氓中流行起来之后，英国的富人就不戴这种帽子了。
不合逻辑的推理
坚持独特性
想象一个完全从众的世界，人与人完全没有区别。这样的世界会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吗？如果不从众令人不适，那么千篇一律会带来舒适吗？
当人们显得太与众不同时，他们会感觉不舒服。但在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中，如果个体看起来与其他人完全一样的话，他们也会感觉不舒服。这可能是因为不从众已经变得与高地位联系在一起了。“我有一些非常成功的硅谷客户，他们穿着破旧的牛仔裤、Vans牌鞋子和T恤衫，”商业顾问汤姆·瑟西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金钱观察》中写道，“他们身价数亿美元甚至更多，但参加董事会会议时，穿得破破烂烂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一系列实验中，西尔维娅·贝莱扎及其同事发现，穿奇装异服（比如红色运动鞋）的人会被其他人认为地位更高。并且，如果有人模仿我们的穿衣风格或自我展示的其他方面，我们可能会对模仿者感到愤怒。
总的来说，当人们认为自己有适度的独特性，并以能彰显个性的方式行事时，他们会感觉更好。在一项实验研究中，施奈德让普度大学的学生们相信，他们的“10个最重要的态度”与其他1万名学生的态度不同，或者几乎完全相同。然后让他们参加一个从众实验。那些被剥夺了独特感的参与者最有可能以不从众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个性。此外，拥有最高“独特性需求”的个体往往最不可能从众。
社会影响和对独特性的渴望还表现在美国人给新生儿所起的名字上。追求不常见名字的人们，却常常碰巧取了相同的名字。2013年，美国十大流行的女孩名字中有埃玛（第2位）、伊莎贝拉（第4位）和埃米莉（第7位）。佩姬·奥伦斯坦指出，20世纪60年代那些想要反抗传统的人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丽贝卡，以为能打破取名的旧俗，结果发现许多人取了同样的名字。“希拉里”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一个很流行的名字，当希拉里·克林顿成为名人后，就显得不那么独特，人们也用得少了（甚至在她的崇拜者中也是如此）。奥伦斯坦发现，尽管这些名字的流行度在减弱，但在下一代可能会重新流行。马克斯、露丝、索菲听上去好像是一家养老院或一所小学的花名册。
把自己视为独特的个体，也表现在人们的“自发性自我概念”上。耶鲁大学的威廉·麦圭尔等人研究发现，当要求孩子“向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时，他们最可能提到的是自己独有的特征。在国外出生的孩子更可能提到他们的出生地，红头发孩子与黑发或棕发的孩子相比更愿意提及自己头发的颜色，体重较轻和体重较重的孩子更可能提及自己的体重，少数族裔的孩子更可能提及自己的种族。
同样，当身处异性人群之中时，我们会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性别。有一次，我去参加美国心理学协会的某个会议，恰巧其他10位参会者都是女性，我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性别。第二天结束时，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我开玩笑说，我去洗手间时排队的队伍最短，这才让邻座的女士注意到此前未曾想过的事：这一群体的性别构成。
麦圭尔认为其中的道理就是：“个体只有当与众不同时，才会意识到自己，以及自己与众不同的方面。”因此，“如果我是一群白人女性中的一位黑人妇女的话，那么我往往会想到自己是一个黑人；而如果我到了黑人男性群体中，那么我的黑皮肤就没有那么突出了，我更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位女性”。这一见解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非白人环境中长大的白人会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白人身份，为什么同性恋者比异性恋者更能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为什么少数族裔群体更容易意识到其独特性，以及周边的文化与这种独特性的关系。由于多数族裔群体较少意识到自己的种族，他们可能认为少数族裔群体过于敏感。我偶尔会客居苏格兰，在那里，我的美国口音标志着我是一个外国人，我清醒地意识到我的国籍，也对其他人对此的反应非常敏感。
少数派的影响
我们已经了解到：
·文化情境塑造了我们，但我们也帮助创造并选择了这些情境；
·从众压力有时会压倒我们更好的判断，但公然的压力会激起逆反心理，因为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个性与自由；
·劝说的力量确实很强大，但我们可以通过公开承诺和预期劝说的诉求来抵制劝说。
最后，我们将讨论个体如何影响他们所在的群体。大部分社会运动最初都是由少数人主导，最终才变成多数人的运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写道：“所有的历史都是少数派（以及一个人的少数派）的力量的记录。”想想哥白尼、伽利略、马丁·路德·金、苏珊·B.安东尼和纳尔逊·曼德拉。美国民权运动也是由一名非洲裔美国妇女罗莎·帕克斯拒绝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辆公共汽车上让出自己的座位点燃的。科技发展史也是由少数具有创新精神的人谱写的。罗伯特·富尔顿在发明他的蒸汽机轮船（被讽刺为“富尔顿的蠢行”）时，忍受着不断的嘲笑：“在我的道路上从来没有一句鼓舞人心的话，一个光明的希望，一个温馨的祝愿”。事实上，如果少数人的观点从来都没能占上风，历史将是一潭死水，什么也不会改变。
什么因素能使少数派具有说服力？为了使肯尼迪团队考虑他对袭击猪湾的质疑，阿瑟·施莱辛格本该做些什么？瑟奇·莫斯科维斯（SergeMoscovici）在巴黎进行的实验发现了少数派影响力的几大决定因素：一致性、自信和背叛。
一致性
比起摇摆不定的少数派，那些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派更具有影响力。莫斯科维斯及其助手发现，如果参与者中的少数人总是一致认为蓝色幻灯片是绿色的，那么占多数的其他成员有时也会表示赞同。但如果这少部分人摇摆不定，认为其中1/3的蓝色幻灯片是蓝色的，而其他的是“绿色的”，那么多数派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同意是“绿色的”。
即使多数派中的人知道持不同意见的人在事实上或道德上是正确的，如果拒绝改变，他们仍然可能不喜欢这个人。当查兰·内梅斯将两个人的少数派安排在一个模拟陪审团中，并让他们反对多数人所提的意见时，他俩确实变得不受欢迎了。尽管如此，多数派也承认这两人的坚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促使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多数派的影响经常会激发不假思索的同意，相比之下，少数派的影响会激起更深入的讨论，并且常常会提升创造力。与他人不一致（少数派）的观点可能会让你不受欢迎，尤其当你处于群体边缘时更是如此，但这些观点也可以提升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自信
一致性和坚持性是自信的表现。而且，内梅斯和瓦赫特勒报告说，少数派表达自信的任何行为，例如坐在席位的上座，往往都会使多数派产生自我怀疑。少数派通过坚定和强硬的态度而表现出的明显的自我确信会促使多数派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当事关观点（“意大利大部分的原油应该从哪个国家进口？”）而非事实（“意大利大部分的原油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时，尤其如此。
背叛多数派
坚持己见的少数派会打破任何一致同意的错觉。当少数派坚持质疑多数派的判断力时，多数派的成员往往能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疑虑，甚至会倒向少数派的立场。但是，如果出现单独的一名背叛者——一开始同意多数派的观点，重新思考后不再同意——情况会如何呢？约翰·莱文在对匹兹堡大学学生的研究中发现，如果少数派中的某个人是从多数派中背叛而来的，那么他会比那些始终居于少数派的人更有说服力。内梅斯的模拟陪审团实验发现，一旦开始出现背叛行为，其他人常常也会紧紧追随，产生滚雪球效应。
这种强调个体如何影响群体的新观点，带有一种令人愉快的讽刺意味。直到最近，少数派可以左右多数派的观点本身就是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少数派观点。尽管如此，通过持续而有力的论证，莫斯科维斯、内梅斯、马斯以及其他人已经说服了群体影响研究中的多数人：少数派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一些少数派影响研究者对这一领域产生兴趣的原因也许并不会让我们吃惊。安妮·马斯成长在二战后的德国，在听完祖母对法西斯的描述后，她对少数派如何影响社会变革产生了兴趣。内梅斯对此产生兴趣是她在欧洲作访问教授的时候。“那时，我与泰菲尔和莫斯科维斯一起工作，我们三个都是‘局外人’——我是一名在欧洲的美国罗马天主教女性，她们两个都是在二战中活下来的东欧犹太人。对少数派观点的价值和抗争的敏感性主导了我们的工作。”
领导是否属于少数派影响
1910年，挪威人和英国人展开了一场史诗般的南极竞赛。由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有效领导的挪威人成功了。而英国人由于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领导无方而没能成功，斯科特和三名队员遇难。阿蒙森的表现阐释了领导（leadership）——个体动员和引导团队的过程——的力量。
有些领导者是正式任命或选举产生的，而有些是在群体互动中非正式地产生的。什么才是好的领导往往取决于情境。领导工程队的最佳人选不一定是销售队伍的最佳领导者。有些人擅长任务型领导（taskleadership）——组织工作、设置规范、聚焦于目标的实现；而另一些人则擅长社会型领导（socialleadership）——建立团队、调解矛盾、提供支持。
任务型领导者通常具有支配型风格——如果领导者足够明智，能够下达好的指令，这种风格就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由于这样的领导者是目标取向的，他们会将群体的注意力和努力都聚焦在任务上。实验表明，特定的、有挑战性的目标与定期的进度报告相结合有助于激发高成就。拥有祖先男性领导者特征——健康、个子高、阳刚（宽）脸——的男性，往往被视为具有统治力的领导者，并能成功担任公司CEO。
社会型领导者通常具有民主型风格——他们下放权限，接纳团队成员的意见，并且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能避免群体思维。从118项研究中收集的数据显示，女性比男性更注重平等，更反对社会等级。很多实验表明这种领导风格有利于鼓舞士气。群体成员在参与决策时通常会感到更满意。如果让员工掌控自己的工作，他们也会更有动力去完成任务。
变革型领导：有魅力、充满活力并且自信的人有时会通过激励他人接受自己的愿景来改变组织或社会。马丁·路德·金就是这样的领导者。
研究还表明，许多实验室群体、工作团队和大型公司的有效领导者都表现出了能令少数派观点具有说服力的行为。这样的领导者靠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目标来赢得信任。他们常常散发出一种自信的魅力，激发追随者的忠诚。有效的领导者通常对事件的理想状态有着令人信服的愿景，尤其是在集体承受压力的时期。他们也能用简单明晰的语言将愿景传达给其他人，并对自己的群体有足够的乐观态度和信心，以激励他人追随自己。具有社会支配性和影响力的人看起来也是有能力的（不论是不是真有能力），因为他们会通过夸夸其谈来表现出自己很有能力的样子。
事实上，群体也会影响他们的领导者。有时候，那些领头人只是察觉到了群体意见的走向而已。政治候选人知道怎样从民意调查中解读民众的态度。能够代表群体观点的人更有可能被选为领导者，而一个过于偏离群体规范的领导者可能会被抵制。明智的领导者通常与多数派站在一起，并且谨慎地施加自己的影响。迪安·基思·西蒙顿指出，在个别的情况下，适当的特质与适当的情境相匹配，可以产生改写历史的伟大人物。丘吉尔、托马斯·杰斐逊、拿破仑、林肯或马丁·路德·金等伟大人物的诞生，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智慧、技能、决心、自信和社交魅力恰当地结合在一起，并遇上难得的机会，有时就会造就一个冠军、一个诺贝尔奖或是一场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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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我们不应该只考虑眼前，还应该考虑子孙后代，甚至那些我们还未曾谋面的未来的国民。
——《易洛魁民族联盟宪章》，又称“和平大律法”
设想你正乘坐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穿越银河系。为了维持飞船上人类社区的生存，宇宙飞船的生物圈中种植了各种植物，还饲养了很多动物。通过废物回收再利用和资源管理，截至目前，飞船上的生物圈能一直维系下去，养活飞船上出生的子孙后代。
正如IPCC和美国科学促进会所报告的，聚合性证据证明气候在变化（如图11-1所示）。
图11-1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指标总览。
·温室气体层正在不断扩大。自工业革命（约1750年）以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约有一半是由人类活动所排放的。与前工业时代相比，现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加了约39%，甲烷则增加了约158%，且增速越来越快。随着冻土消融，释放出的甲烷会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
图11-2全球气候正在加速变化。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全球气温也在上升。
·各种动植物在迁移。由于全球变暖，各种动植物在逐渐向两极和更高海拔的地区迁移，预计生物多样性会减少。
·冰雪层在融化。夏末北极冰盖面积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近300万平方英里，缩小到2011年的167万平方英里（见图11-3）。南极西部和格陵兰岛的冰川也正前所未有地加快消融。美国冰川国家公园的大部分冰川现在都消失了，夏季的融水和灌溉用水都枯竭了。自1979年以来，北半球的积雪面积每10年减少19.9%。
图11-3冰盖正在缩小。上图显示了美国冰雪数据中心和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的2014年9月的最小冰盖面积，及与1981—2010年的最小冰盖面积平均值的对比。下图描绘了9月份冰盖逐年缩小的趋势。
·海平面在升高。海平面升高预示着沿海和低洼地区，包括巴基斯坦、中国南部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各岛屿，将面临严峻考验。
心理学与气候变化
纵观历史，社会心理学对诸多人类事件都进行了回应。例如，人权运动时期对刻板印象和偏见的研究，社会动荡和犯罪增多的年代对攻击行为的研究，妇女运动时期对性别发展和性别态度的研究，等等。如果全球气候变化是目前“全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那么心理学一定会越来越多地研究此类问题，例如，气候变化对人类行为可能的影响，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看法，以及如何修正造成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等。目前，已经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
气候变化的心理学效应
流离失所与创伤
如果本世纪气温像预期的那样升高2～4℃的话，那么由此导致的水源供应、农业、灾害风险和海平面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将促使人类不得不大规模移民。当干旱或洪水迫使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园，放弃原有的工作时（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田和牧场变成沙漠），最常见的结果是贫穷和饥荒加剧、寿命缩短和文化认同缺失。如果极端天气或气候变化切断了你与故土以及故人之间的联系，可以预料，你将会感到悲伤、焦虑和失落。气候会影响我们的社会和心理健康。
气候与冲突
气候变化会导致战争吗？通常会。人类很多严重的问题，从经济衰退到战争，都与气候波动有关。一旦气候发生变化，农业往往会遭殃，接踵而至的便是严重的饥荒、瘟疫和哀鸿遍野。资源匮乏的贫穷国家尤其容易受到气候的影响。当人们身处困境时，会变得更容易迁怒于政府和他人，进而导致战争。气候的确会影响社会安定。
对60项定量研究的分析显示，冲突在历史上和全球范围内都有激增。结论如下：高温和暴雨导致的干旱和洪水，可以预测家庭暴力、种族侵略、领土入侵和国内冲突的增加。该研究预测，假如气温升高2℃（预计2040年将达到），群体间冲突的可能性会增加50%以上。因此，美国国防部发生警告，气候变化可能会加剧贫困、不稳定和社会紧张——“这些都是滋生恐怖主义活动的条件”。美国军事咨询委员会也认为气候变化是“冲突的催化剂”。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态度
地球正在变暖吗？人类是否该对此负责？地球变暖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子孙后代？气象学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97%的气象学家认为气候正在发生变化，且是由人类造成的。根据最近对24210篇气候科学论文的分析，这一比例实际上应该是99.9%。《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报告解释说：“几乎所有气象学家都一致地认为全球变暖对人类构成威胁：这是事实，情况危急，全世界都应该马上采取行动”。
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一科学共识。2013年，只有42%的美国人知道“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全球正在变暖”。完全无视气候变化的成年人比大多数人认为的要少。实际上，2013年赞同“有充分证据表明”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美国人也仅有44%。2011年，由于民众的怀疑，美国众议院以184票赞成与240票反对否决了一项决议，该决议称“气候正在变化，且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这一变化将对公众的健康和福祉造成严重威胁”。
社会心理学家感兴趣的是，科学界和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为何存在巨大差异？为什么全球变暖没成为社会热点？如何使科学界和公众对全球变暖的认识达成一致？
亲身经历与易得性启发式
同样，面对冬季的严寒，人们通常会嘲笑全球变暖的说法。一名气候怀疑论者将美国东海岸的暴风雪视为驳斥全球变暖的“杀手锏”。2011年5月的一项调查显示，47%的美国人赞同“去年冬天美国东部发生了创纪录的暴风雪，这让我怀疑全球是否真的在变暖”。但经过接下来酷热的夏季后，67%的美国人赞同全球变暖使得“美国2011年的夏季温度创历史新高”。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显示，人们在平常更热的日子比在平常更冷的日子更相信全球变暖，也更愿意给全球变暖慈善团体捐款。正如史蒂芬·科拜尔在推特中（2014年11月18日）所写的：“全球变暖不是真的，因为我今天很冷！还有一个好消息！世界饥饿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我刚刚吃了东西。”在很多生活领域中，我们的局部体验会歪曲我们对全局的判断。正如你在这本书所了解到的，心理科学一直教导我们，数据铁证比我们自己的个人感知（有时甚至是扭曲的）更准确。
说服
本地当前的天气会影响人们对未来全球变暖的理解。但这只是解释公众气候变化怀疑论最初的理由。对气候科学的抵制也源于简单的错误信息和动机性推理。
错误信息人们可能低估气候威胁，因为人们天生乐观，或者将气温和海平面上升程度的不确定性误解为气候变化这一事实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美国，一些团体诋毁科学家，强调行动的短期成本而非不作为的长期成本，从而散播对控制气候变化行动的怀疑。怀疑其他科学发现的人一般也怀疑气候科学的共识。
那么，要克服错误信息和动机性推理，气候教育者应该如何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原理呢？
·将信息与受众的价值观联系起来。政治价值观会影响人们的看法。2015年，美国68%的民主党人和20%的共和党人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倾向于民主党的受众可能会对关于气候变化影响世界贫困的信息做出更多反应，而倾向于共和党的受众可能会对清洁能源通过减少对外国能源的依赖进而增强国家安全的信息做出更多反应。
·使用可信的传播者。人们对那些身份及关系与自己相似的信息传播者更为开放，他们信任和尊重这样的人。反醉驾母亲协会通过让母亲们与其他母亲交流而获得了成功。
·让沟通生动而难忘。考虑到易得性启发式，以及带有图片的香烟警告的有效性，我们应该尽量使信息生动。与其警告“未来气候变化”，不如解释“地球发烧了”。
·使用“绿色默认项”来推动人们。把打印机设定为默认双面打印，除非选择单面打印。当运动传感器探测不到人的存在时，关闭建筑物的灯光。提供素食主菜，吃肉的人需额外点餐。
·有效地框定风险信息。用“电热毯”而非“温室效应”来描述气候变暖现象。提供“对气候变化原理的解释”，而不只是陈述“理论”。提议采用“碳补贴”政策，而非政治上不受欢迎的“碳税”。将风险管理与人们的个人决定联系起来——为自己的住所购买火灾保险，为自己的驾驶购买责任保险，系上安全带——以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
·以引人注意的方式框定节能信息。在关于节能的信息表中要描述长期的效果。与其说“这台能源之星冰箱每年将为你节省电费120美元”，不如说“这台能源之星冰箱将在未来20年里为你节省2400美元多消耗的能源”。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吃喝玩乐，然后等待世界末日来临？还是像许多置身于囚徒困境之中的人一样，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结果导致集体利益受损？（“在全球范围内，我个人的消费是无穷小的；消费带给我快乐，但对于世界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或者紧握双手，害怕生育加上繁荣只能带来灾难，并发誓永远不会把孩子带到这个注定灭亡的世界上来？
那些对未来比较乐观的人提出了两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1）提高科技效率和农业生产率；（2）控制消费和人口。
新技术
预计2050年世界人口将比现在多20亿，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想拥有北美人的生活方式，因此世界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不让地球污染和变暖的情况下，为人类的未来提供动力。
促进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是发展科技。现在我们已经用节能灯替代了白炽灯，用电子邮件和电子商务替代了需要打印和寄送的信件和目录，用远程办公替代了数公里开车通勤的办公模式。
现在中年人开的轿车与其年轻时开的轿车相比，单位燃料的里程增加了一倍，而污染仅为以前的1/20，而且新的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能效更高。
把太阳光收进瓶子里。
未来可能出现的科技包括：发光寿命长达20年的二极管；超声波洗涤器，它不需要水、高温和肥皂；可循环使用和可降解的塑料；由氢和氧混合的汽车燃料，燃烧时只会排出水汽；比钢铁还硬的轻质材料；功效是太阳能集热器两倍的屋顶和路面；可以调节椅子的温度来增加人们生活的舒适度，而更少地调节整个房间的温度。
减少消费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二是控制消费。随着贫困国家的发展，其消费会不断增加。当这些国家的消费增加时，发达国家的消费就必须减少。
由于家庭计划的实施，今天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减缓，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即使在欠发达国家，当食物得到保障、妇女可以接受教育并拥有更多权利时，出生率也下降了。但是，即便世界各地的出生率立即降到生育替代水平，即每个女性平均有2.1个孩子，考虑到人口结构中年轻人的比例，人口增长的势头仍会持续几年。人类在地球上经过数万年的发展，1960年全球人口规模达到了30亿，而根据人口学家的预测，本世纪人口数量的增量就是这一数字。
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载力，因此人类的消费必须变得更加可持续。随着我们的物质欲望持续膨胀，比如更多的人想拥有个人电脑、冰箱、空调和飞机旅行，那么对于那些负担得起过度消费的人来说，怎样才能适度消费呢？
激励措施
一种方法是通过公共政策的激励作用来影响人们的动机。一般来说，纳税事项我们会少做；而奖励事项我们会多做。在拥堵的高速公路上，我们可以用快速车道来鼓励拼车的人，同时惩罚单独开车的人。欧洲首开先河鼓励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和骑自行车，少开私家车。除对小汽车征收较高的燃油税外，维也纳、慕尼黑、苏黎世和哥本哈根等城市的多条市中心街道都不允许轿车通行；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市对进入市中心的司机征收交通拥堵费；阿姆斯特丹市是自行车的天堂；数十个德国城市都设有“环保区”，只允许二氧化碳低排放的轿车进入。
一些自由市场支持者反对征收碳税，因为这是一项税收。其他人则认为，碳税只是对我们今天的健康和未来的环境所受损害的补偿。如果现在不对排放二氧化碳的人征税，未来威胁人类的洪水、龙卷风、飓风、干旱和海平面上升所造成的损失该由谁来买单？美国环保基金会的经济学家瓦格纳说：“只有当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行为足额支付时，市场才算真正自由。其他都不是自由市场。”
反馈
另外一种鼓励建立绿色家庭和商业的方法是安装“智能电表”，它可以持续读出耗电量和支出，从而让消费者获得即时的反馈。在无人的屋子里，关掉电脑显示器或电灯，智能电表就会显示节约的瓦数。打开空调，你马上就能知道用电量和花费。研究表明，如果在家庭能源账单上用“笑脸”表示用量低于邻居平均水平，用“皱眉”表示高于邻居平均水平，人们就会减少能源使用。
自我同一性
新能源政策要获得支持，就需要改变公众意识，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70年代的女性运动那样。耶鲁大学环境科学学院院长斯佩思号召公众应该拥有更开阔的自我同一性，这种“新意识”：
·视人类为大自然的一部分；
·认为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我们必须加以维护；
·重视当下及未来的生活和居民；
·通过思考“我们”而不只是“我”，来领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
·用关系和精神的满足而不是物质来定义生活质量；
·重视公平、正义和人类共同体。
有没有这种可能：人类首要考虑的事情从积累财富转向寻找意义，从过度消费转向维护关系？英国政府为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计划，强调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和社会的健康。社会心理学家或许能帮助我们指出通往更幸福的道路：提出减少消费的方法，反思物质主义，告知人们经济的增长并不会自动提升人们的精神面貌，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物质主义和金钱并不能使人们感到满足，鼓励人们追求其他内在的价值。
物质主义和财富
尽管最近经济衰退，但西方国家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美好的。现在，大多数的北美人都在享受着几百年前贵族们都无法想象的奢华生活：热水淋浴、抽水马桶、中央空调、微波炉、乘飞机旅行、冬季的新鲜水果、大屏幕数字电视、电子邮件、智能手机和便利贴。金钱及奢侈品可以买来幸福吗？很少人会认同这一点。但是，如果是另一个问题：“再多一点钱会让你更幸福一点吗？”大部分人都会同意。我们相信财富和幸福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这种观点符合肖尔所谓的“工作和消费的循环”——工作越多，买得越多。
盛行的物质主义
尽管地球要求我们更环保地生活，但物质主义似乎势头强劲，这在美国体现得最为明显。这正是今天所谓的美国梦：美好的生活、自由自在和购买快乐。物质主义兴起的证据来自美国教育研究所对将近25万大学新生所做的年度调查。认为读大学的最重要原因是“挣更多钱”的人，从1970年的39%上升到2015年的82%（如图11-4所示）。实际上，与这一比例出现相反变化的是，认为“形成一种有意义的人生理念”非常重要的人却在急剧减少。也就是说，物质主义在膨胀，精神追求却在衰退。
图11-4物质主义的变化历程，结果来自对20多万名美国大学新生的年度调查（总样本量为1300万名学生）。
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在调查列出的19个目标中，现在的美国大学新生将“经济上非常富裕”列为第一位。这不仅高于“形成一种有意义的人生理念”，还位居“成为所在领域的权威人士”“帮助困境中的他人”和“供养家庭”等目标之上。
财富与幸福感
富裕国家的人更快乐吗
我们可以通过提出一些问题来观察财富与幸福的关系。第一，富裕国家的人更快乐吗？国家的富裕与人们的幸福感（根据自我报告的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而测得）确实存在一些关联。斯堪的纳维亚人最富裕和最满足，而保加利亚人既不富裕也不满足（见图11-5）。但是一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20000美元，更多的国家财富并不能预测生活满意度的增加。
图11-5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和幸福感。132个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满意度（从0～10的等级）随这些国家和地区财富（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以2000年的美元为参照）的变化。
富裕的人更快乐吗
我们问第二个问题：是否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富有的人都更快乐？开宝马车上班的人比坐公交上班的人更快乐吗？在贫穷的国家——低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相对富有确实可以预测更强的幸福感。在富裕的国家，大部分人都能负担得起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但富裕（以及财务满意度）仍然重要——部分原因是更有钱的人认为对自己的生活更有掌控感。一旦人们的收入达到了生活舒适的水平后，更多的金钱带来的长期回报将递减。盖洛普在2008—2009年间对45万多名美国人进行调查，发现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时，日常生活中的积极情绪（自我报告的快乐、愉悦和经常微笑和开怀大笑）随收入增加而增多，但收入超过这一数字时便不再增加。忧虑和悲伤等消极情绪的消失也存在类似趋势（见图11-6）。在全球15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盖洛普调查发现，财务满意度可以预测生活的总体评价。但是个体心理需要（尊重、亲密和赋权）的满足更能预测积极和快乐的情感。甚至超级富有者——例如《福布斯》杂志上最富有的100位美国人——报告的幸福感也仅仅略强于平均水平。
生活在富裕的21世纪的人们更幸福吗
图11-7经济的增长是否提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虽然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收入确实有所增加，但是自我报告的幸福感却没有增强。
1957年，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把美国描述为富裕的社会。那时美国人的人均收入按2009年的美元来计算还不到12000美元。与1957年相比，今天（如图11-7所示）的美国是“三倍富裕的社会”。由于不平等的加剧，这种上涨的潮水使游艇比小舟上升得更快。不过，所有的船都上升了。美国消费能力的翻倍，部分原因是美国大量已婚女性就业。美国现在人均汽车保有量是以前的两倍，外出就餐的频率是以前的两倍，并且享受着由科技支持的全新世界。自1960年以来，拥有洗碗机的家庭从7%上升到69%，拥有干衣机的家庭从20%上升到83%，拥有空调的家庭从15%上升到89%。
那么，认为经济富裕“非常重要”，而且已经富裕起来的美国人，现在真的更快乐吗？在拥有了意式咖啡、智能手机以及带轮子的行李箱之后，他们比以前更快乐了吗？
研究结果之所以令人吃惊，是因为它对现代的物质主义提出了挑战：经济的增长并没有明显提升人们的精神面貌。我们善于谋生，却常常不会生活；我们庆祝经济繁荣，却渴望拥有人生目标；我们珍惜自由，却又渴望与他人建立关系。
物质主义并不能让人满意
停下来想一想：上个月哪件事你最满意？谢尔登及其同事向大学生提出了这一问题（还有关于上周和上学期的类似问题）。接下来，他们要求这些学生评价令人满意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10种不同的需要。学生们认为自尊、联结感（感觉和他人联系在一起）和自主（掌控感）是伴随满意事件而体验到的最强烈的情感需要。在所有可以预测满意度的因素中，排在最后的是金钱和奢侈品。
那些极为看重贵重财物的人往往体验到更少的积极情绪。这类物质主义者往往报告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较大，同时亲密而满意的人际关系更少。富人往往更少体验到生活中简单的快乐，与朋友一起喝茶，品尝一块巧克力，完成一个项目等等，这些乐趣在财富的奢华面前可能算不得什么。
但是，昨天的奢侈品，比如空调和电视，是如何迅速地变成今天的必需品的？两条原理驱动了这种消费心理：人们的适应能力和相互比较的需要。
人类的适应能力
适应水平现象（adaptation-levelphenomenon）是指我们依据先前经验所限定的中性水平来判断我们当前经验（比如声音、温度和收入）的趋势。我们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己的中性水平——在那个点上，声音不大不小，温度不冷不热，事情不悲不喜。我们会注意到偏离这一水平的变化并做出反应。
因此，当我们的成就超越过去的水平时，我们会感到成功和满足。当我们的社会声望、收入或者家居设备有所改善时，我们会感到高兴。但是，不久之后，我们就适应了这一水平。过去感觉很好的现在变得一般，过去感觉一般的现在变得很差。
可以确定的是，人们对某些事情的适应很难终结，比如丧偶，那种丧失感会持续很久。但得偿所愿——财富、考试得高分、芝加哥队获得了全美职业棒球冠军赛——所带来的狂喜远比我们想象的消失得更快。
我们有时还会产生“错误的渴望”。当大一新生在搬进大学宿舍之前，对各种住宿条件的满意度进行预测时，他们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外在的物质条件。“能住在一间漂亮而便利的寝室我将最开心”，很多学生都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们错了。当一年之后重新进行调查时，邓恩及其同事发现，反而是社会因素如团体归属感能更好地预测幸福感。其他调查和实验一再证实，积极的经历会让我们更快乐，尤其是那些能建立关系、助长意义和同一性的经历；而且这些经历不会因为互相比较而褪色。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不是物质。
我们的比较欲望
许多生活事件都围绕着社会比较，正如下面这个老笑话所揭示的。两个徒步旅行者遇到一只熊，一个徒步旅行者从他的背包中拿出一双运动鞋，另一个问：“为什么要穿上运动鞋？你不可能比熊跑得还快！”“我不需要比那只熊跑得快，”第一个人回答说，“我只要比你跑得快就够了。”
快乐同样如此，它取决于我们与他人的比较，特别是与同属于一个群体的人进行比较。我们感觉的好坏依赖于我们与谁比较。只有当别人聪明时，我们才显得笨拙。当一个职业选手以年薪1500万美元签约时，年薪800万美元的队友可能会感觉不太满意。“我们的贫穷变成现实。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少了，而是我们的邻居拥有的更多。”坎贝尔在《兄弟蜻蜓》中回忆道。
社会比较影响我们的情绪。
日益盛行的奢靡之风可以归因于人们向上比较的倾向：我们在攀登成功和财富的阶梯时，大都与水平相当或者之上的同辈相比较，而不与比我们差的人相比。当人们与同一个社区中少数几个富翁比较时，这种向上比较的趋势往往会让他们心生妒嫉和不满意。
尽管人们通常会偏爱现行的经济政策，但一项全美调查发现，与图11-8中左图的收入分配模式（恰好是美国的收入分配模式）相比，美国人一边倒地更喜欢右图的分配模式（受访者并不知道，右图是瑞典的收入分配模式）。此外，人们更赞成（在理想社会中）收入前20%的人占有总收入的30%～40%（而非实际上的84%）。在这一点上，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分歧很小，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群体和高于10万美元的群体之间差别也不大。
图11-8在理想社会中，收入不均的程度该是什么样？一项针对美国人的调查得出了令人惊讶的一致结果，人们更偏爱右图所示的更平等的财富分配（恰好是瑞典的分配方式），而不喜欢美国收入的分配现状（左图所示）。
在一项后续研究中，另一个研究团队框定了不同的问题，比如问美国人年收入低于35000美元的百分比是多少，结果发现人们高估了贫困和不平等。但还没完：另一项对40个国家的55238人的研究再次发现，人们极大地低估了不平等。通常生活在富人区的富人，尤其有可能低估贫困，并反对旨在减少不平等的政策。
此外，人们理想中的大公司CEO和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差距比实际差距要小得多。例如，在美国位列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公司，CEO与非技术工人的实际收入比率（354:1）远超人们估计的比率（30:1）和理想的比率（7:1）。他们的结论是：“全世界的人和各行各业的人都偏爱较小的贫富差距。”让人们知道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会增加他们对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的担忧，但并不会让他们更支持旨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政策。
即使在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财富的增加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地方。收入增长的不均衡，使更多的人有了富裕的邻居。电视节目中塑造的富裕生活方式也强化了人们的“相对剥夺”感，使人们渴望更多。
适应水平和社会比较现象值得我们停下思考一番。它们意味着通过物质上的成功来追求幸福的人们需要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财富。然而，好消息是，我们对简单生活方式的适应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如果我们缩减我们的消费（自主选择或者迫不得已），一开始会感到些许痛苦，但这种痛苦很快会消失。一位诗人写道：“哭泣或许持续整晚，但欢乐将随黎明而来。”实际上，由于我们具有适应能力和调整社会比较的能力，重大生活事件（如失业或伤残）对情绪的冲击，消散得比大部分人想象的更快。
面向可持续发展与生存
不管我们作为个体还是社会整体，都面临着许多棘手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社会如何才能引导人们接纳心理上的幸福感比物质主义更重要的价值观呢？市场经济如何兼容两种不同的动机，既要促进繁荣又要有所节制，从而维持一个适宜人类居住的地球？诸如替代性能源等技术创新多大程度上可以减少我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为子孙后代维护宜居地球的崇高目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使我们每个人限制自己的放纵行为——我们随心所欲地开车、焚烧和倾倒垃圾的自由？
如果公众、政府和企业采取以下措施，那么人们的价值观就有动力向后物质主义转变：
·直面人口膨胀和消费增长对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的影响；
·认识外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使我们的生活更不快乐；
·找出生命中能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事物，并努力去完善它们。
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说：“如果世界要变得更好，那么必须先改变人类的认识。”我们必须发现“自己对世界更深的责任感，这意味着我们要对一些高于自我的事情负责。”如果人们开始相信，更大的房子、满满一衣柜很少穿的衣服、停在车库里的豪华汽车，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美好的生活，那么认识有可能转变吗？奢侈的消费是否不再代表社会地位，而是被视为一种愚蠢的炫耀？
社会心理学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部分地源自改变人们的认识，使人们洞察适应和社会比较。这些洞察也来自一些实验，比如降低我们的比较标准，从而冷却我们的奢侈热，并重获满足。在两个实验中，德默及其同事让女大学生通过想象练习置身于剥夺情境中。看完了1900年密尔沃基市人的惨状之后，或者想象并写下自己被焚烧及毁容的情景之后，这些女生表示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更为满意。
在另一个实验中，克罗克和盖勒发现，与那些完成以“我希望我是……”开头的句子的人相比，那些完成五句“我很高兴我不是……”句子的人，之后更少感到沮丧并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意识到他人的境遇更糟糕能让我们更惜福。一则波斯谚语是这样说的：“我因没有鞋穿而哭，直到我遇见有个人没有脚。”向下的社会比较易使人满足。
与臆想的更糟自我进行向下的比较也能提升满足感。敏京库及其同事要求人们写出如果从未遇到现在的爱人会怎样。与那些写下与爱人见面情形的人相比，那些想象从未有过那段浪漫关系的人，对他们的关系更满意。你能同样想象在你的人生中一些美好的事情从未发生吗？对我来说这很容易，我可以想象若我没有机会认识邀请我创作这本书的那个朋友会是怎样一番情形。只是这样想想，就让我珍惜现在的幸福。
社会心理学还通过对美好生活的研究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如果物质主义并不能提高生活质量，那么什么能？
·亲密、支持的人际关系。我们深层次的归属需要可以通过亲密的、支持的关系获得满足。那些得到亲密的友情和有承诺的婚姻支持的个体更可能声称自己“非常快乐”。
·积极的思维习惯。乐观、自尊、知觉到的控制感和外向性也是幸福体验和幸福生活的标志。一项分析综合了638项研究，涉及63个国家的42万多名参与者，结果发现，自主感（即感到自由和独立）始终比财富更能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体验大自然。随机选择一些大学生，让他们在校园附近的大自然中散步，结果令所有人都惊讶，他们比那些在校园人行道或繁忙街道上走相同路程的学生更快乐、更少焦虑并且更专注。日本研究者报告，“森林浴”（即在林间漫步）也有助于减少应激激素和降低血压。
人生最美好的事物并不在于物质。研究表明，幸福更多地源于体验式消费而非纯物件的购买，消费若花在有预期的和带来美好回忆的体验上，能促进关系和同一性的发展，尤其如此。比如我与两个孩子在斯格兰西部高地越野（迈尔斯），以及与我的孩子们在海滨沙滩度假（特韦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