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公益性学术文化系列讲座“文津讲坛”，2001年元旦创办，至今已举办500期，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品牌。“文津讲坛”秉承国家图书馆开展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依托国家图书馆的宏富馆藏，以服务普通百姓为宗旨，坚持讲座的思想性、学术性、知识性，广邀京内外著名专家学者莅临演讲，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学习的空间，成为弘扬中华文化、推动全民读书、构建学习型社会的新园地。
文化部、国家图书馆的领导高度重视“文津讲坛”，对其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别是已故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以九十高龄，亲自规划讲座选题，邀请名家前来讲座，受邀专家学者把到“文津讲坛”演讲视为荣誉和责任，他们的参与，也使“文津讲坛”成为读者永远的精神故乡。
图书馆应成为社会教育的大课堂
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
“文津讲坛”始于2001年。第一期讲座，至今仍历历在目，是由任继愈先生主持，张岂之先生主讲。至今，“文津讲坛”已经举办了500期，国内一流专家纷纷登台树帜，传授知识，广大读者积极参与，使得讲座的举办者也受到了鼓舞。“文津讲坛”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它的文化内涵也越来越丰富，有效地拓展了国家图书馆的服务职能。
党中央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的要求。中华民族的复兴，最根本的是人素质的提高。举办公益性讲座是国家图书馆的重要职责，也是各级图书馆的重要职责。图书馆作为公民教育的学校，除了为人找书，为书找人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进一步拓展社会教育职能，国家图书馆应该成为社会教育的最高学府。同时国家图书馆还要引领图书馆行业的讲座工作。在“文津讲坛”举办500期之际，要总结经验，把“文津讲坛”办得更好，走向新的500期。
第一，要重视主讲人队伍的建设。选题、内容、主讲人是讲座的三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主讲人。主讲人队伍的建设，将是一个讲座是否有影响，能否吸引听众的重要因素。今天我们聘请了300多位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作为“文津讲坛”的特聘教授，就是希望建设一支优秀的主讲人队伍。
第二，要把“文津讲坛”的文化资源很好地传播出去。要加快讲座内容的出版整理。同时，要积极利用国家数字图书馆平台，利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平台，使讲座资源能够更好地利用。讲座往往是主讲人一生的研究成果，是非常珍贵的文化资源，要把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记录下来，传之后人，在社会上传播，发挥它的作用。
第三，要吸引更多听众聆听讲座。要注意事前的预告和介绍，注意应用各种媒体，特别是利用手机、互联网进行传播。现在我国手机用户有7亿多，上网的手机用户也到了1.7亿多。今后举办讲座，要利用新兴媒体，扩大宣传，让更多的人走进来，受到教育，感受文化。有时，一场讲座可以改变人的一生；有时，一场讲座可以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第四，要推动“文津讲坛”走出去。文化部要求各级图书馆开展讲座，“文津讲坛”作为一个著名的讲座品牌，应该走向全国，可以和各地的讲座结合起来。目前，国家图书馆正在筹备和几十个图书馆联合组建全国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目的就是要实现讲座资源共享，专家信息共享，讲座课件共享，使讲座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在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让大众共享国图精品资源
党委书记、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詹福瑞
“文津讲坛”是国家图书馆主办的公益性学术文化讲座。创办9年来，应邀参加讲座的主讲人近400人，读者人数从最初的每场数十人增加到几百人。“文津讲坛”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品牌。现在，受邀专家学者将在“文津讲坛”演讲视为荣誉和责任，听众也以能聆听专家精彩讲座、增进自身文化素质为快事、幸事。
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的重要文化设施和知识传播中心，社会教育与文化传播是其重要职能之一。早在国家图书馆前身国立北平图书馆时代，国家图书馆就致力于大众教育与服务，多次举办展览。新中国成立后，从1953年就开始举办讲座，郭沫若、老舍等国内外知名学者、作家都应邀到北图讲演，受到听众热烈欢迎，为一时盛事。把讲座作为拓展图书馆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当时图书馆业界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
2001年“文津讲坛”成功开办后，面向不同层次、不同行业读者的公益性讲座如雨后春笋般在国家图书馆兴起，如“中国典籍与文化”、“世界图书馆馆长论坛”、“艺术家论坛”、“教育家论坛”、“科学家论坛”、“企业家论坛”、“文津读书沙龙”等，国家图书馆还一直承办“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均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目前，“国图讲座”日渐成熟并走向系统化、规模化，成为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和代表图书馆未来发展方向的核心业务之一。我们将依托文化共享工程，让全国各地群众都能共享我们的精品资源；加快出版《文津演讲录》系列丛书；倡导建立“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谋求公益讲座效益的最大化；充分利用数字电视、网络媒体等新兴事物加大传播力度；实行“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打造经典文化品牌。2009年12月16日“文津讲坛”首次出京与广州日报社合办“文津珠江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文津讲坛”部分内容概要
《今天看科举制度》
【主讲人简介】
任继愈(1916-2009),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家图书馆馆长。
【讲座提要】
唐宋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随时代有所不同,及至明清之时,科举考试的内容变为考八股,考程颐、程颢、朱熹对四书的注解,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科举制度的弊病在内容,不在制度。这种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的制度,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教书育人,教书不是目的而是方式,目的在于育人,现在学校制度的问题在于育人面太窄了。教育的实现可以有三条道路,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现在只剩下学校教育这一条路了。要提高人的素质不能只靠学校教育。
科举制度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在于它始终把自学放在第一位。社会上应当给自学的人同等竞争机会,并且不受年龄的限制。人才教育方式放宽,人人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现在提倡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必须以自学为主,创新能力才能发挥出来。
如今高级人才培养机械化生产,大量研究生和博士生不合格,博导、博士后等头衔也是引进来的误区。提倡培养国家博士,需具备中国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知识,包括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现代科学知识、现代语文知识、外语知识以及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国家博士不应有年龄、种族和信仰的限制,甚至不受国籍的限制,爱国华侨也可以报考。国家要培养金字塔型的人才,基础要广,还要有高度,基础巩固,适应能力才强。
《清代学术问题私见》
启功(1912-2005),满族,北京人。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康雍乾盛世”是大家公认的说法,但具体分析的话,实际上三朝很不一样。
历朝统治者采取的文教政策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历代皇帝中在文教政策上比较成功的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他真正对尊重儒术做得比较好。他脑子里没什么框框,采取的文教政策较为宽松。他大胆使用前朝移民,招揽有学问的汉人;祭孔、拜明孝陵;不像汉武帝那样提倡“独尊儒术”;对于程朱理学或王学,汉学、宋学谁好谁坏,都不太在意;注意学习西方的学说;也有文字狱,但主要是针对破坏民族团结问题。康熙一朝在清初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局面,经过雍正、乾隆,最后到嘉庆、道光就彻底葬送了。所以说“康雍乾盛世”的说法比较笼统,不太全面。
《昆曲古今谈》
朱家(1914-2003),字季黄,文物专家、明清史及戏曲研究专家。1941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曾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
昆曲在2003年被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为世界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戏曲宋元时期就已经相当成熟,有许多戏曲文物表现了当时演出的实际情况。但宋元戏曲只留下文字剧本,表演方法已经消失。明代戏曲有四个剧种,其中昆山腔在明嘉靖时期有了历史性的变化。昆山人梁伯龙写作了昆腔剧本《浣纱记》,太仓人魏良辅用改良昆腔“水磨调”为其制谱,获得巨大成功。
昆曲由此兴盛。或称“昆腔”。
《语言的功能与陷阱》
王蒙(1934-),祖籍河北,生于北京,著名作家、学者。曾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
语言具有九大功能。一、表达与交流功能;二、历史记忆功能;三、承载文化功能。这三个功能为一般人所承认,略去不谈。其他六个功能为:四、发展、构建与伸延功能,语言出现后会生长、延伸、自我检验与调整;五、审美功能,语言在音乐艺术和文学艺术的审美活动中起到一种解说和表达的作用;六、政治功能,语言可以起到激发动员、折衷与妥协、遁解等作用;七、心理调节功能,说话、思考、写作等语言活动能纾解、抚慰人的紧张心理;八、哲学与神学功能,语言表达可以达到人的感觉达不到的程度,对人的理念、信仰的形成有很大作用;九、游戏功能。
《关于中华文化的几个理论问题》
张岂之(1927-),江苏南通人,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中华文化,第一个问题是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经济国力、军事国力、政治国力以外,还必须要有文化国力。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所追求的民族复兴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复兴。文化复兴比经济复兴和政治复兴更艰巨。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思想文化具有西方没有的特点:
一是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二是与西方历史相比较,中国没有形成西欧中世纪那样的宗教黑暗时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交流,没有交流优秀的文化也会枯萎。中华民族要实现全面的民族复兴,既要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也要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从而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新文化。
《六至十三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
宁可(1928-),湖南浏阳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六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处于唐宋变革时期,长达700余年,社会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中国历史至宋朝达到了一个高峰,在近代以前却从先进转为落后,要回答这一难题,追本溯源,唐宋时期的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一长时段的大变化中最重要的是经济重心的转移,它引起了其他一系列的社会变化,对这段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探讨很有意义。
《中国古典诗词与情趣陶冶》
袁行霈(1936-),江苏武进人。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国学研究》主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情趣包括情调和趣味两方面,古典诗词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人的情趣:
第一,与先贤交友。古典诗词可使人与古代优秀诗人在心灵上相沟通,欣赏他们的诗歌,如与朋友对话。他们的人格感染我们,也提高了我们的情趣。
第二,诗的眼光。古典诗词给人以诗的眼光去观察生活并体味生活的多姿多彩。古典诗词中大量的山水田园诗,可以引导我们热爱和欣赏大自然。描写日常生活的诗歌,也能增加我们生活的情趣。让人进入了诗的境界。
第三,语言的敏感。古典诗词可以使人的感觉更细腻。
第四,人生体悟。古典诗词可以启发我们体会人生道理。
读古典诗词还可以引申发挥诗人原意,这也是阅读古典诗词的一种情趣。
《传统礼仪的现代意义》
楼宇烈(1934-),浙江嵊县人。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出版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校古籍规划整理委员会委员,全国宗教学会顾问等。
“礼”和“仪”这两个概念有所区别,“礼”是内在的,“仪”是外在的。“礼”要通过“仪”来体现,“仪”是来表达“礼”的。
现实社会中礼仪严重缺失,原因很多,例如:礼仪本身会随时代而改变,礼仪对人产生束缚而引起反抗。
鸦片战争直至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传统礼教的批判,造成了以儒家礼教为核心的传统大一统价值观与西方个人自由观念的激烈冲突。全社会批判传统观念,忽视了其作为维系社会运转的规范作用。彻底否定礼教带来如今社会规范的缺失。
“礼”在社会发展中起着规范的作用,因此需要合乎道理的“礼”,不合乎道理则会被淘汰,需要修正,修订。当今社会要考虑一些传统的礼仪怎么向现代转化,使它适合现代社会习俗。传统的基本礼仪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有意义。
《再议西方哲学中的辩证法》
叶秀山(1935-),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史、古希腊、近现代欧洲大陆哲学兼及美学。
辩证法是哲学中的重要命题,哲学一定要讲辩证法,但是目前国内和欧美在这几十年来,对于辩证法的研究有所欠缺。提到辩证法,不得不提黑格尔,黑格尔的思想是德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其基本思想是概念的辩证发展。
谈辩证法还需要提到另外一个人――康德。康德对辩证法的最大贡献,就是认为辩证法是理性的必然的归宿。他提出的二律背反正是对此的解释,即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为正确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
辩证律是铁律,是绝对的律,要正确认识辩证法,并借此正确认识“感性-理性”、“存在-意识”、“自由-必然”等概念。
《音乐与人生》
卞祖善(1936-),江苏镇江人。国家一级指挥,现任中国交响乐团联盟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交响乐爱好者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特约理事。
音乐是一种声音符号,表达着人类的思想情怀,蕴含着人类的生活体验,承载着人类的冷暖悲欢。其实人的一生都离不开音乐,音乐与人生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牵涉到一个人的信仰与命运。
《文化的认同与融合――藏传佛教东传的历史考察》
王尧(1928-),江苏涟水人。著名藏学家,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一元,而藏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以藏传佛教为载体,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上充分体现了佛教的精神和理想。
《走进纳米世界》
白春礼(1953-),满族,辽宁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纳米技术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纳米,这个概念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经常见到,但肉眼却不可能看到一纳米的物体。一纳米等于一毫米的一百万分之一,一纳米可以分辨DNA的分子结构。纳米的世界,充满着神奇与神秘。纳米科技更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愈加受到世界科技产业研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