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息投影展示《永乐大典》的编修历程、聚散流变和不朽光辉
竹园寿集图卷缩微场景
“模”字韵“湖”字册(影印本）
《永乐大典》（左：卷821-823“诗”字册，1948年傅忠谟捐赠；右：卷13494-13495“智”字册，1950年顾子刚捐赠）
展厅内的多媒体互动
永乐大典书叶
明成祖像
明世宗像
由国家典籍博物馆主办的“旷世宏编，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9月28日在北京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展厅开幕。展览分为“大典犹看永乐传”“合古今而集大成”“久阅沧桑惜弗全”“搜罗颇见费心坚”“遂使已湮得再显”五个单元，包含古籍善本、手稿档案、金石拓片、舆图等各类展品80余件，其中12册嘉靖本《永乐大典》弥足珍贵。展览通过图片、视频、微缩场景、全息投影、问答小游戏及抄写大典等互动展览方式，全方位展现了这部旷世宏编。
恢弘巨制的文献巨著
《永乐大典》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也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大典编撰于明朝永乐年间，初名《文献大成》，由解缙、姚广孝等担任总纂修，历时六年（1403—1408年）编修完成。全书22937卷（包含目录与凡例60卷），分装11095册，共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之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这其中，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为正本，嘉靖年间抄写的为副本。这部旷世宏编“合古今而集大成”，规模远超前代所有类书，实为典册渊薮，佚书宝库。诸多佚文秘笈、典章制度皆依赖其而得以流传后世，造福学人。
举个细微的例子，其文献价值便可见一斑：《永乐大典》被证实是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有力证据。马可·波罗是否真正到过中国，部分西方学者对此一直质疑。据《马可·波罗行纪》记载，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了17年，想回到故乡威尼斯，但未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批准。后来由于伊儿汗国君主阿鲁浑王后卜鲁罕去世，临终遗言只有和她同族的女子才能承袭后位。阿鲁浑遂派三位使臣到元朝求婚，忽必烈赐以少女阔阔真，于是马可·波罗一家伴随护送阔阔真的三使臣从海道抵波斯后再返回故乡。1941年，著名历史学家杨志玖发现《永乐大典》卷19418所引元修《经世大典·站赤》的一段公文所记三位使臣人名及事迹与《马可·波罗行纪》所记此事相符，二书互为印证，有力地证实了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
宫廷级别的编修规格
《永乐大典》收录有上自先秦、下讫明永乐年间的图书七八千种，且对所收文献基本保持了原始内容，堪称“典籍渊薮”。早在明隆庆年间，高拱、张四维等人参与重录《永乐大典》，张四维就从中辑出《名公书判清明集》和《折狱龟鉴》二书。
在《永乐大典》纂修过程中，编修者被特别安排在文渊阁就近的区域居住，享有查阅皇家藏书之权。他们的饮食起居基本都为朝廷包办，笔墨纸张由司礼监发放，膏烛钱由礼部定期提供。此外，编修者还免于外出朝谒，有权查阅皇家藏书，尽享优渥的条件。全书告成之后，诸级编修人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赏赐，或授予官职，或赐钞表酬。
《永乐大典》的重录，以礼部侍郎高拱、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瞿景淳为总校官，重要参与者有翰林院官员张居正、徐时行、王希烈、张四维等。重录工作对书写水平有较高要求，吏部和礼部为此主持“糊名考试”，最终招收109位善书人负责抄写誊录。为保证重录工作的顺利进行，朝廷照例设置必要的服务设施和人员，如内府御用监调拨画匠、纸匠，顺天府专门提供上等的砚台、笔墨，惜薪司及工部供应取暖的木炭，光禄寺负责酒饭，翰林院支付书写人员“月米”，锦衣卫拨送巡禁，保障安全。
风云诡谲的历史流传
“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核，久阅沧桑惜弗全。”令人痛心的是，这部成书于明永乐之初、重录于嘉靖之末的恢弘巨制，在经历了五六百年的岁月风雨后，副本屡遭厄运，星散飘零，百存一二。截至2017年底，《永乐大典》副本仅发现有400余册、800余卷及部分零页，分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个公私藏家手中。
《永乐大典》正本至今仍下落不明。正本自永乐六年（1408年）编修完成后，一直深藏禁中秘府，即使内阁重臣也无权翻阅。《永乐大典》副本录毕之后，文献中几乎再难寻到有关永乐正本的记述，亦未曾发现正本实物存世。因此，世人对正本的下落出现了诸多猜测。归纳起来，主要包括陪葬嘉靖帝永陵、明万历年间焚毁、明末毁于北京、明末清初毁于南京、藏于皇史宬夹墙内、毁于清宫大火等几种观点。
正所谓“国运昌则文运盛”，值得庆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几代国图人孜孜不倦地求索，使得“明珠还于合浦”——国家图书馆已经成为《永乐大典》在海内外的最大藏家，并给予大典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保护，以使这座人类文化史上不朽的丰碑屹立万世，传之永远。
漫长繁芜的修复之路
清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专门成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开始时人员为30人，后又增加9人，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参加了这项工作。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总计385种4946卷。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薛居正《旧五代史》、宋代医学名著《博济方》《伤寒微旨》等。
继四库馆臣对《永乐大典》进行大规模辑佚后，嘉庆、道光时期纂修《全唐文》及续修《大清一统志》，再次对《永乐大典》进行辑佚，这是清代官方对《永乐大典》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辑佚。嘉庆、道光以后，小规模的民间辑佚活动兴起，文廷式辑录过《元高丽记事》《宋状元及第图》《中兴政要》《经世大典》等，董康辑录过《宪台通纪》，缪荃孙有《曾公遗录》《顺天府志》等。
清末民初，学风丕转。值得庆幸的是，不少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永乐大典》的研究与搜残存佚工作成果斐然。20世纪30年代，在袁同礼、赵万里等带动下，国立北平图书馆将《永乐大典》辑佚工作列入工作计划中，先后辑出佚书达两百余种，但大多没有刊行。此外如傅增湘辑佚《西湖老人繁胜录》，王国维辑补《水经注》，唐圭璋编撰《全宋词》《全金元词》，张国淦《〈永乐大典〉方志辑本》收书900种，栾贵明辑成《四库辑本别集拾遗》等。
无有媲美的美学考量
版式之美：《永乐大典》开本宏大，单册高50.3厘米、宽30厘米，每册约50页，主要是二卷一册，也有一卷一册或三卷一册。版框高约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大红口，红鱼尾，朱丝栏，皆系手绘。《永乐大典》采用“包背装”，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外用黄绢连脑包过，格外庄重。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书目及本册次第。
纸张之良：《永乐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纸张厚度约0.12毫米，俗称为白棉纸。这种纸莹白柔韧，“茧素灿如雪”，是书写的极佳用纸，堪与南唐文房三宝之一的“澄心堂纸”相媲美。孔子六十九代孙、清经学家孔广森曾云：“比澄心于宋纸，殊镜面于吴笺。”清内阁学士翁方纲亦有诗曰：“澄心堂纸欧阳诗，此纸年数倍过之。”极尽溢美之辞。
书写之秀：《永乐大典》全书约3.7亿字，正文内容通行的规则是用一行大字墨书辞目，用双行小字朱笔记载作者和书名，墨笔记载书中的篇名和内容，断句及标声符号用红色小圆戳钤印。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楷书“台阁体”（清代称“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所谓“院体细楷沙画锥”，整部大典字体端正整齐，又不乏洒脱精神，实为写本精品。
插图之工：《永乐大典》插图的式样和种类非常多，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这些插图由明初画家所绘，也有临摹宋元旧本。皆采用传统勾线技法，生动逼真，工致精美，在绘画史、书籍插图史等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国家图书馆特别邀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为当时将要开馆的国家典籍博物馆设计铜质大门。经过反复酝酿讨论，朱炳仁最终选取“凌花双龟背”纹样进行创作演绎。该纹样出自《永乐大典》“真”字韵“门”字册。
国图与大典的不了情缘
国家图书馆从建馆之初即致力于大典的搜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袁同礼是世界范围内调查《永乐大典》存世卷目第一人。他对流散在国外的《永乐大典》进行调查、收集、复制，基本摸清了海内外所存《永乐大典》的状况，并在任内实现了大多数现存《永乐大典》的影像回归。百余年来，在社会各界和几代国图人的不懈努力下，通过政府拨交、海外送还、藏家捐赠、员工采访等多种途径，国家图书馆至今共收藏《永乐大典》224册（62册暂存台湾），现为《永乐大典》海内外最大收藏机构。
《永乐大典》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后，曾对其中40册进行修复，因条件所限，存在部分书背重新开裂、绢制书皮颜色与原来的黄色不协调等情况。另外一些未经修复的部分书的书口、书皮四周和书角磨损，书页上多有烬余的痕迹和水渍。
2002年起，国家图书馆修复人员对馆藏《永乐大典》破损情况进行调查，在“整旧如旧”的原则指导下进行修复。在修复的过程中，选用清早期“高丽纸”作为补纸，并尽量保留书籍原材料和控制水的使用。对原来修复不理想，但并不影响阅读、保存和利用的，仍旧保持原状，不再拆改。
（本版图文资料由国家典籍博物馆提供，闫敏整理）
(原标题：旷世宏编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