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图门巴雅尔：创办内蒙古首家个人草原书屋
（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岗根希力嘎查牧民）
内蒙古锡林郭勒的草原上弥漫着草香，千百年来与牧民相伴。在外界眼中，牧民的形象一贯是质朴无华，道·图门巴雅尔却以一己之力，在草原上自费创办了一座“草原书屋”。
1981年，高中毕业的图门巴雅尔考上了大学，因为当时交通通信不便，耽误了上大学的机会。可是读书的信念却一直留在了他的心里。道·图门巴雅尔和他的妻子乌尼尔其其格发现，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自己所居的故乡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岗根锡力嘎查较为偏僻且交通不便，文化设施较少，牧民们的业余生活十分单调。随着儿子的出生，童年的梦想再次萌发，图门巴雅尔打心眼儿里希望儿子能成为一个“读书人”，也第一次有了“建一个书屋”的想法。
道·图门巴雅尔省吃俭用，利用各种机会收藏图书报刊。1996年，女儿唐斯嘎出生，也就是在这一年，道·图门巴雅尔自费购买了近3000册图书，创办了内蒙古首家个人草原书屋，并以他的儿女名字命名为“布仁唐斯嘎书屋”，汉语意思是“全面富裕”。这寄托了他们夫妇俩对儿女们的美好期冀，同时也饱含着对草原同胞的一片友爱深情。每年，道·图门巴雅尔都会投入1万多元用于购买各类图书、报纸、杂志，以及书屋设施的维护。17年间，他累计投入了30多万元。2003年7月，道·图门巴雅尔扩大了书屋规模，自费新建3间100平方米的砖瓦房，更新书柜、桌椅，增添订购一批图书报刊，书屋也由原来只供阅览图书的单一功能转变为集图书阅览、文化讲堂、民族文化藏品展览于一体的多功能文化服务场所。
目前，书屋已经拥有报纸、杂志60余种，藏书1.2万多册。道·图门巴雅尔在家里创办的书屋，成为远近牧民的知识加油站，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周围牧民的思想观念，引领着牧民群众的新风尚、新追求。
在小小的布仁唐斯嘎草原书屋里，不定期的新书推介会、诗歌朗诵、歌咏比赛等内容充实、形式活泼的活动，使牧民们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草原上的人民都亲切的叫他“传播文化的使者”。
2014年道·图门巴雅尔主动找到旗蒙古族小学，表示要设立一笔读书奖励金，对在一年之内能够阅读100本书的学生实行1000元的奖励。他是想用草原书屋的力量集聚更多的人，让人们不光在物资生活上富裕，也要富足他们的精神生活，共同承担传承民族文化的重担。
2014年4月，道·图门巴雅尔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书香之家”称号，2015年5月，他又从人民大会堂带回来红色绶带，上面写着全国“最美家庭”几个金色大字。这几个金色大字折射着的，正是道·图门巴雅尔的“牧读”故事。
冯传友：从售货员到文化名流
（内蒙古藏书家协会常务理事、《包商银行行报》编辑）
1975年，高中毕业已经待业一年的冯传友，终于走进了包头市糖业烟酒公司五四商店钢铁大街日夜门市部，成为副食组一名卖酱油臭豆腐的家属工售货员。
1992年，冯传友被任命为当时包头市某大型商业零售企业副总经理，1999年4月被局党委任命为党总支书记兼副总经理。就在这之前，他向包头电台建议开设一个读书栏目，他保证每周提供一篇稿件。电台台长表态干脆开设文学节目，冯传友自己编，自己播（直播）。《558文学网站》当年7月8日正式开播，这一播就是七年，介绍包头作家二百余人，介绍包头作家作品三百余部；介绍各地作家数十人，作品数百部。冯传友转到新组建的生活娱乐广播后又创办《魅力包头》节目，办成了广电局的品牌栏目。这一办，又是整整三年。
2009年，他受邀加盟包商银行，编辑行报《包商时报》，同时创办了《包商书声》读书版。
从2005年开始，冯传友自费参加全国读书研讨会八届，公费三届，开阔了视野，结交了书友，联络了更为广泛的作者，由于这些名家的助阵，他编辑的《包商时报》书声版受到读者的普遍好评和喜爱，读者遍及除澳门、西藏、青海之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特区）。
冯传友爱书成痴，不仅仅自己读书用书，而且推广读书，经常受邀作读书演讲，这样做好似在教育他人，其实是真正的自我教育，他受到的感动是无法言表的。
纵观冯传友的成长史，从卖酱油臭豆腐的售货员到公司、局秘书，再到企业领导人，再到电台主持人，再到企业报编辑，他每一步的提升和转变，都与读书有关，没有书，就没有冯传友的今天。
李付沐瞳：9岁萌娃的阅读世界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三年级学生）
9岁的李付沐瞳是一个非常喜欢阅读的孩子，阅读对她来说是轻松的玩耍、是专注的快乐，是满足好奇心了解一切未知的窗口。她的阅读很广泛，无论是天文地理历史，还是文学艺术哲学，她对于书有着天然的亲近。迄今她阅读已近5000本书，并保持着每天阅读1-2小时的习惯。
当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小孩子缺乏图书时，她十分震惊。为此，从7岁生日开始，她就用自己的手工、书法作品、国画作品、原创小绘本进行义卖，所得的收入用来购买图书和书架，到今年，她已经完成了对湖南衡阳县湘西小学和贵州六盘水甘塘小学的“多多童书架”的捐赠，并希望将这个活动长期坚持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她体验了一种真正的快乐。
2015年，她代表学校参加“金书签中国阅读小达人”比赛，从绘本剧表演、即兴演讲，到自由问答，她凭着丰富的阅读积累获得北京赛区低年级组冠军。同年，她作为“中华文化小大使”代表出访美国，进行中华文化交流和传播。
2016年她受到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暑期特别节目《少年读书会》节目邀请，参与中国阅读少年的活动展示。
李锦：28年情系山村乡民读书、生活
（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李锦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荣耀，是与一个贫瘠大山中的九间棚村联系在一起的。
李锦第一次来到九间棚村调研，是在28年前，他带着一旅行包的书住进沂蒙山九间棚村52天，他边读书，边调研。写出长篇调查《九柱擎天》，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至此，九间棚精神作为沂蒙精神宣传的先声在全国传扬开来。他在这里由采访型记者转变为学者型记者。
关于九间棚村，李锦写过很多，也谈过很多，但有一个细节他一直深埋在心里，感怀不已，念念不忘。
他第一次来九间棚村采访时，带了20多本书和一个剪报本。因为吃地瓜消化不良，李锦病倒了。村里的老党员刘德香来看他，看到桌上的一堆书，对他说：“你走人吧，俺山里穷，买不起书。”李锦说自己是新华社的，老人说是“知道，是卖书的。”村里人不知道新华社是干什么的，还以为李锦是新华书店卖书在此落难的人。李锦忙说，大爷，村里人嫌弃俺啦？刘德香说，哪里的话？俺心疼你呀。老人带来大葱、煎饼、花生，走时抹了眼泪。
“俺山里穷，买不起书”，九间棚老乡这句话，深深刺激了李锦。李锦下山不久，就联系了北京大学，帮助村里的乡亲去读书学习。党支部书记刘嘉坤在导师厉以宁的帮助下拿到了北京大学《贫困山区脱贫致富之路探析研究课题》。掌握了知识的刘嘉坤带领九间棚在农村合作社、金银花产业、科技园、乡村旅游业和社区建设的发展上，提高了能力。
2015年7月，退休后的李锦决意在九间棚扎根。他在山顶买下6间民居。将自己的全部藏书一百二十余箱，一万五千余册运到到九间棚安家。这些藏书，涵盖30多个学科，是李锦从1965年以来购买的，有的线装书是十年动乱中搜集的，非常珍贵。还有他从20多岁起剪贴的200多本剪报。这些书陪伴他半生，走遍全国。现在，又装满了6间屋子。他把一生珍爱藏于此地，“李锦书院”也成为李锦与九间棚人共同读书的场所。
在2016年4月的村民大会上，李锦说：“山有多高，花有多高；谷有多深，情有多深。我的书院建在了九间棚，就是要把根扎在这里，一辈子在这里。九间棚就是我的事业，就是我的家，九间棚的父老乡亲就是我的亲人。我要与老少爷们一起读这些书，把九间棚建设得更好。”
王林：儿童阅读推广先行者
（儿童文学博士、著名阅读推广人）
在国内众多家长和老师群体中，提起王林很多人都知道。这位多年来一直从事儿童阅读活动推广的博士，十几年来先后在全国举办阅读推广活动200余场，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阅读推广人之一。
作为我国培养的首届儿童文学博士，王林2002年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参加人教版课程标准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与教师培训工作。培训中，基层语文老师对儿童文学的陌生令他感到惊讶。他开始联合志同道合者以北京为基地，为家长和孩子们举办公益讲座；每一次对教师进行培训时，他总会把儿童阅读作为讲的重点内容之一……
2005年，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班级读书会的开展，并利用人教网小学语文频道的平台创办“萤火虫教师读书会”，在全国教师群体中培养了第一批儿童文学爱好者。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童书出版业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儿童阅读事业蒸蒸日上，越来越多的家长、老师和作家、学者陆续加入到阅读推广人队伍中。与为数不多的几位先行同道亲笔书写了中国儿童阅读推广运动“史前史”之后，王林也亲眼见证了中国儿童阅读大潮的来临。
2007年，王林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一拍即合，与梅子涵教授一起，共同策划发起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儿童阅读推广人论坛”并连年举办，把活跃在全国的推广人聚集起来，形成合力，影响深远。
2007年，王林和北京市朝阳区教委合作，实施“儿童文学促进小学语文有效教学的研究与实验”课题，带动了朝阳区的语文教学改革。这一课题坚持了6年，对朝阳区的语文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2009年，王林在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教授的提议下，和众多专家一起，主持研制了“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和“中国幼儿基础阅读书目”，这两个书目发布后传播甚广，影响巨大。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参加创办“千岛湖儿童阅读研习营”，每年一期，每期培训近200名老师，几年下来，研习营里成功走出7位语文特级教师。
十几年来，王林行走的脚步难得歇息，手中的笔也从未停下，除了在杂志开设专栏推动儿童阅读外，还翻译了图画书近100本。
2015年4月，王林主动请缨到云南大理州宾川县挂职一年多，将自己十几年来推动儿童阅读的一些经验，在一个贫困县域中实践。一年的实践很有成效。这是他阅读推广活动中重要的一步，从嘴上说说、笔下写写，到沉下身子硬碰硬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探索出节省、有效的可推广模式，令他很是欣喜。
“这么多年，能在儿童阅读领域取得一些成绩，是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这个高大上的平台分不开的。”王林总是这样说。多年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巨大优势，为王林在儿童阅读领域一展身手提供了舞台。
杨敬年：时年108岁一生与书结缘
（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位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
108岁的著名经济学家杨敬年一生与书结缘，他与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百年书缘，尤其令人感怀不已。
从四岁到十三岁，杨敬年跟外祖父读了十年的四书五经。十四岁这年，长辈借钱送他到岳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学习期间，他向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学生》杂志寄去了一篇投稿，得到录用。
1924年，杨敬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但因家贫而感到无力读书。他向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一份杂志倾诉心声，得到了编辑的回信，向他建议半工半学维持学业。后来乡下教学时，心力交瘁，情绪低落，他读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梁启超的《新民说》，反复诵读，精神得以振作，力志有所作为。
1932年，杨敬年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大学毕业后他没像许多同学那样到国民党中当官，而是选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深造经济学理论。1945年考取留英公费生，进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政治经济专业攻读3年，被授予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他也由此成为中国早期经济学的研究参与者与引入者。
1948年8月，杨敬年应南开大学校长何廉的召唤，放弃赴美国的计划，毅然回祖国从事教育事业。这时国民党政权已经近于末日，何廉拟去美国，极力劝说他同去，还为他留下一笔旅费。但是他看到即将解放的祖国需要经济学，他不能离开这片深爱的土地，坚持留在天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天津解放后，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一手创办了财政系，兼任系主任。
1957年反右派时被打成右派分子，1979年得到平反。在这期间，他以惊人的毅力，翻译了8本著作，计230万字。译著《英国议会》因为系右派只能以“蓬勃”的笔名出版，其他译著《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不稳定的经济》《美国第一花旗银行》等书出版时，或不署他的名字，或不发稿费。在逆境中著译得以出版，证明他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建树良多。1974年以后的6年间，南开大学承担了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正式记录的英译汉工作，由他最后审核定稿，200多万字的译稿质量受到国务院的通令嘉奖。
1981年在全国高校中首次招收发展经济学专业研究生，14年中培养了大批学有所长的莘莘学子，他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科的带头人。1988年，出版了《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被列为国家教委文科教材，获得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他承担一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综合分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参考意义。
杨敬年先生已经108岁了，他与商务印书馆的百年书缘已成为万千读书人传诵的佳话。一生读书，半世坎坷，杨敬年淡视名利，宠辱不惊、人生智者，堪为天下读书人榜样！
杨位浩：30年演绎书香人生
（山东省滕州市石楼村藏书人）
年近花甲的老杨，30多年来坚持买书、读书、办书苑，演绎了一段书香人生。“老农民一个，大字识得二三，吃干饭四五碗，守破屋六七间，有良师八九位，没武艺十八般，穷折腾廿卅年，起伏过若干番，克服了百千难，才攒下藏书数万，愿与古圣先贤常相伴，邀清风明月窗前看。”书房墙上的这首《自况》诗，正是对他大半生的概括和写照。远近的村民都知道他的“种善书塾”、“问田书苑”，借过书的人更是成百上千。
越是缺少什么，越是渴望什么。这句话在杨位浩身上得到了印证。
杨位浩嗜书如命，缘起于少年时无书可读的困境。当时虽然家境贫寒，杨位浩还是坚持读了初中。课本可以借到，课外书却无处可寻。有一次的作业是写一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后感，杨位浩借遍村子也没有找到这本书。这让他发下一个心愿：将来要让上学的孩子再也不要为找书发愁。
每逢赶集或庙会的时候，杨位浩就一头扎进街边的旧书摊，一连看上几个小时，天冷时腿都冻僵了。后来，杨位浩打工挣了钱，每次有机会进城他都要去书店买些书。30多年积累下来，如今杨位浩家中藏书已过万册，涵盖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法律、生活等多个门类。其中他最爱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类的书籍，他说：“传统文化是咱们中国人的根，是老百姓的魂，只有保护好、继承好、发扬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根深树壮，才不会丢了魂。”
杨位浩爱书、买书、藏书、读书的习惯，已经对街坊四邻和亲朋好友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过去几年，仅老杨亲友家中就出了四位博士，人口并不算多的石楼村也有很多学生考上了北大、复旦等名牌大学，而这些孩子都是书苑的常客。更可喜的是，读书的氛围让村里人的精神面貌有了改变，农闲时喝酒打麻将的少了，来借书的人多了。滕州自古称“善国”，杨位浩也把自家二楼的书房起名“种善书塾”。在他看来，人心有如一块田地，种下什么便收获什么。杨位浩说，自己每借出去一本书，就是播下了一粒种；这间小小的书塾，则是滋养心田的一杯水、一抔土……
杨位浩的藏书越来越多，他的事迹也广为传播，随之而来的是各方面的肯定和嘉奖——全国“书香之家”、山东省“齐鲁书香之家”……这些年他获得的荣誉着实不少。但相比于这些荣誉，老杨更在意的是如何把“崇文重教、惜书爱书”的好传统一辈辈传下去，“就像族谱上写的那样，耕读传家，诗书继世。”
老杨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平时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带着孩子来家里做客，他就会把这些孩子带到自己的书房，让他们感受阅读的乐趣，鼓励他们多读书、读好书。在他的教导下，不少孩子已经迷上了读书，时常趁着节假日到书苑看书。
老杨的坚守和执着追求，让书香留在了农家。
赵法生：到孔子故里普及乡村国学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2016年6月1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以“把传统文化传下去，让国学精粹活起来”为题，采访报道了赵法生在山东泗水在乡村国学教育的事例，节目时长7分钟。
赵法生生于乡村，自幼喜爱读书，家贫，只能借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母亲反对看闲书，但本家一位姑母很支持，故能在农忙中一直见缝插针读书。1981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党政机关，后从事金融工作，均有所成，但自己并不满足，最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并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由此与国学结缘。
三年前，在孔子诞生地尼山一带做乡村调研时，赵法生发现这里的孝道观念十分淡薄，许多老人处于老无所养状态。村风也存在不少问题，邻里纠纷，干群矛盾，偷鸡摸狗，打架骂街，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情。这显然与传统文化被破坏有关。那么，在现代条件下，传统文化对于社会风气的改良还有用吗？能否在这里做一个古代文化的传承实验？如果在孔子的老家都不管用，那么，所谓的儒学复兴也就是一厢情愿了，这就是他从事乡村儒学的最初想法。
村民尽管喜欢《弟子规》《孝经》等传统文化经典，但是，他们多数没有文化，更不懂古文，对于课本上讲的道理也感到难以理解。赵法生在当地社会调查基础上，结合本地情况，编写《弟子规》和《孝经》辅导材料，加入本地的许多故事和他本人在乡村生活的经验，深受欢迎，每次课后的辅导资料成了村民的抢手货，尤其是那些本地的故事，村民更喜欢。
乡村教学的效果令人振奋，一年之后，一些村民告诉他，说村庄变了，尤其是孝道方面，现在已经没有人公开不孝敬老人。不仅如此，村里酒后骂街的人近乎绝迹，小偷小摸明显减少，邻里关系和村风大为改善，村里乱倒垃圾的少了，人们宁愿多走几步将垃圾倒在坑里。
赵法生从事乡村儒学教育已有三年半，每月去讲学两次，每年去24次。乡村儒学建设的成效，受到村民和当地领导的支持鼓励，现在已经在山东各地推广开来，并延伸到了北京、河南、湖北、江苏等省市。
张克义：循需求而推荐送书香入农家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泓芝驿镇余林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泓芝驿镇余林村有这样一位78岁的老人，每天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带着一个送书的行囊，穿梭在村子里的大街小巷，根据群众的不同需求，上门荐书，把书送给需要的人，在一声声感谢之后，老人带着满意的微笑回家了。他就是村里的老党员、退休老教师、农家书屋管理员张克义。
张克义生于1938年，1958-1998年从事教育工作，197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2013年担任书屋管理员。
自从担任管理员以来，张克义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认识。为方便群众借阅，他认真阅读每本书，熟悉其中的内容，然后把书屋的2838册图书按六大类进行分类、整理、登记、编码、贴标、上架。他注意观察村民生产、生活需要什么，以此为基础，针对不同的人群推荐不同的书，把开门等待借阅变为开门等待和荐书上门相结合的办法，充分发挥了书屋各类图书的作用，使文化惠民落到实处。例如，张克义把《村委会主任》等书荐送给村委一班人，把《梨树套袋栽培技术》《枣树整形修剪技术》等书荐送给梨果枣农户，把《中老年人医疗保健手册》《糖尿病自我管理》等书荐送给高血压病人铁满朝和糖尿病张安居等人手中……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张克义因送书而快乐，因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而欣慰。每周一至周五他都会按照制度八小时开放，周六周日还特意为学生们开放，一边看书一边利用讲故事、猜谜语等形式来活跃孩子们思维，激发孩子们的兴趣，使农家书屋充满无限乐趣，也为群众提供了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
张克义还珍藏着这样一张报纸，并经常拿出来学习，那是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刊登的全国农家书屋工作推进会的报道，他说一定要发挥余热，守好农村的文化阵地，推动农家书屋的提档升级。读书和送书让张克义老人看上去更年轻，更健康。他表示希望利用自己的余热把农家书屋办成农民群众、农业技术培训站，广大少年儿童的学习第二课堂，中老人养生保健所。
2016年5月10日，盐湖区文化局对泓芝驿镇余林村农家书屋奖励资金5000元，对张克义予以通报表彰。
朱钰芳：20年坚守晓风书屋
（杭州晓风书屋创始人）
朱钰芳1993年开始在书店工作，1996年自己开了书店——晓风书屋。
千禧年，朱钰芳生了大女儿。当时爱人为孩子准备了好多个名字。对朱钰芳来说，女儿的出生，跟开书店一样，也是一种新奇的经历。后来，她跟爱人说，就叫这孩子“晓风”吧，爱人也同意了。很多年以后，大女儿在作文里写：妈妈的第一个孩子是书店，第二个才是她。
在电子商务的冲击下，民营实体书店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北京第三极书局、厦门光合作用书房等这些同行都经营不下去的时候，她发现杭州的民营书店也所剩无几了。
这样的局面有时候让朱钰芳对晓风书屋的前景很悲观。她开始走出去学习。上海、南京、北京、广州……台湾、香港甚至到日本以及欧美国家去。走走看看，她的收获很大，也慢慢地有了信心。她觉得，在一个城市，只要找对适合自己的状态，然后在成本合理的情况之下，很多事情还是能够坚持做下去的。
晓风书屋在默默地坚持。
做活动，吸引更多的读者到书店里来。莫言、陈丹青、苏童、刘震云、闾丘露薇……出过书，来过杭州宣传的名人，几乎都来过晓风书屋做活动。
跨领域拓展新的产业空间，美食和书店结合，晓风书屋开始卖“晓·咖啡”，还有自己做的饼干，巧克力手指饼干总是卖断货。除了“美食书房”，晓风书屋还在淘宝网开了店铺。
……
2012年，正是独立书店最风雨飘摇的时刻。晓风开出了72小时乌托邦书店，邀大家一起来构建这个乌托邦——一个空想的国度。接下来的两年里，种种尝试都在这里进行，包括请年轻读者来做一天书店的店员等。朱钰芳把“乌托邦书屋”计划推进到杭州各大学校之中。两年多下来，这样的活动已经办了几十场，孩子们很喜欢，老师和家长也很欢迎。让朱钰芳欣慰的是，曾经在晓风书屋一个角落看书长大的小姑娘，现在已经开始领着自己的孩子，来书店买绘本。
2014年晓风书屋彻底火了！李克强总理到访，让这家坚持了18年的书店声名远扬。
晓风书屋从一家不足25平米的小书店，到扩建三次，有了200平米的规模，还在杭城开了11家分店。20年，晓风书屋变化不少，从曾经的单一到现在的多元，从最初的一家店，到现在的12家店……然而，它还是有它不变的地方，“做一家纯粹的书屋”的想法没有改变，打造读书人的一弯“精神栖息地”这一目标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