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姚石子出身于上海金山一个被称为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所谓“世代书香”，据我从父亲著作中得知，我家远祖姚文祥（字南山），是1127年宋高宗赵构南迁时的护驾官员。嗣后代代繁衍，世世耕读，子姓分布于江、浙、皖、赣诸省。仅以江苏金山一支姚氏子孙，自明正德至清嘉庆年间，姚氏宗族中就有6个进士，22个举人。故宗族中读书藏书风气一直很浓，并沿袭至今。
一、辟室藏书我家就像一座图书馆
父亲生于1891年。他幼时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1908年，父亲考上上海震旦学校，但不幸患了严重的伤寒症，等到完全康复，已误了入学，加之祖父母年老多病，需要侍养（父亲是独子），从此以后，他就走上了一条刻苦自学、自强不息的人生道路。自学的主要途径是读书，这样就使父亲从小养成了以书为伴和求师问友的习惯。
我出生时，我的祖父早已去世多年，据说我祖父中年做过官，晚年辞官以后就在家乡从事办学堂和刊印书籍等公益事业。当时我家家院内主要有四进楼房，后院还有土山和花圃。父亲主持家务后，就把家院内的许多楼、堂、馆、室作为专门的藏书、读书之所，并分别署有专称。其中我知道的就有“松韵草堂”、“古欢堂”、“怀旧楼”、“棣华香馆”等。父亲自己的书房叫“自在室”、又称“观自在室”。“观自在”是梵语，意指通过读书修养观察人生和世界，乃至整个宇宙，从而提高觉悟。后来把前面的“观”字省去了，那大概是指目耕书田，胸汇文海，最自觉自在的意思。
父亲自13岁起就萌发了民族革命和振兴祖国的思想，那时他常引用的一句古语就是“光祖宗之玄鉴，振大汉之天声”。所谓“玄鉴”和“天声”，都有光复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重振国家声威的意思。因此父亲就自己取名为“光”，别号“振声”，又把最主要的藏书之室名为“复庐”，也把自己别号称为“复庐”，显然是寓有勉励自己读书报国之意。我的母亲也爱诗，用的室名是“浮梅槛”，这个名字是元末大剧作家汤显祖那里沿袭过来的，也因汤显祖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素为我父母亲所崇仰。还有我的小姑母姚竹心没有出嫁时，她的书房名称是“盟梅馆”，显然她是将凌寒生香的梅花与她爱好的诗书共结为盟友。后来她与高君宾姑丈结婚时，父亲还专门精印了一部她撰写的《盟梅馆诗集》作为独特的嫁妆，当时传为佳话。我的姑母姚竹漪、二姑母姚竹修，同样能诗，也有《惠风簃賸稿》传世。
二、不走仕途热心创办张堰图书馆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父亲已经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后来，他又参加了旨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南社。由于父亲为人诚恳，不谋私利，专心实干，不久即被柳亚子等社友一致推为后期的南社主任（又称社长）。当时的国民政府五大院的院长以及许多省的省长，都是南社成员，与我父亲都属故旧，有人说父亲正当有为之年，如果去中央政府谋个官位，料无问题，而且一定会显赫一时。然而我父亲却坚决不走仕途。而是决心终生在家乡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实际上，早在清末，父亲就协助祖父开始筹划办新式学校。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父亲18岁时就会同高天梅在家乡办起了一所钦明女子学校，高天梅与父亲先后担任校长，父亲还兼任国文、历史、地理等课教师，而且联系本乡实际，自编各种教材。他还在学校内设立了图书室，供全体师生课余自修之用。父亲一贯认为学校与图书馆是密不可分的，学生念书、做学问除了老师教学之外，主要靠自己到图书馆找书读。
三、避居孤岛参与抢救各种文献图书事业
父亲有一句名言是：“以朋友为性命”。他平生确实爱书，但他却说，书是有价的，可以用金钱买得到的，而朋友之间的真情是无价的，决不是以金钱可衡量的。中国现代型图书馆初创期的一批专家学者大都同我父亲有交谊。除了上面提到的张菊生、邓秋枚等人外，我还经常听到父亲道及的有柳翼谋先生。柳先生与我父订交很早，当时他主持南京龙蟠里的国学图书馆，两人虽天各一方，而往来书信甚密，父亲对他很敬重，称他是朋友中的最有学问者之一。还有沈恩孚和黄炎培两先生也与父亲早年订交。在1935年沈黄两先生主持上海鸿英图书馆（因叶鸿英捐资兴建而得名），该馆以收集近代史资料为主，父亲就将当时颇受大众欢迎的上海《时报》自创刊以来的20余年合订本（据说，《时报》馆也无完整合订本），全部捐赠给该图书馆，却没有捐给自己办的张堰图书馆。朋友们不解，他笑道，上海读者多，社会效益大。
其时我家经济条件已急剧下降，父亲连一日三餐之费都要有所限制，但他还是要尽量省下钱来去觅购他认为可能要流失或遭毁的图书。例如《恬致堂集》和《环溪集》等都是在“孤岛”时期收存的。在1939年10月，父亲有一次偶然收购到了一部《有竹庄日记随笔》（共三册），他知道这是他朋友沈思齐先生的先人手稿，沈老是国学界的前辈，比父亲长20多岁，父亲平素对他很敬重，就立即登门将此书送给沈老，自己家里已不存此书，因此感激莫名，竟至流泪并向我父亲下跪表示感激。那天父亲也非常感动，事后他多次对我说，像沈老这样有德、有情义的长者才是真正懂得民族遗产和祖先手泽的无限价值的。
1939年7月，本着抢救文献的宗旨，父亲参与了叶葵初等先生筹备创办合众图书馆。1941年10月，合众图书馆在今长乐路富民路口正式落成，父亲特地将清代张啸山辑著之《武陵山人遗书》及《舒艺室全集》两部珍藏的图书捐赠给合众图书馆。虽然该图书馆为避免敌伪势力侵扰，对外不公开，但那里却成为父亲与许多朋友经常会晤的地方。顾廷龙是这些朋友中年纪最轻的一位。上面提到的我两位姑母的老师闵瑞芝先生其时也避难在沪，1943年9月在他70寿辰时，父亲把珍藏的清代嘉庆本《松江府志》送给他。父亲认为国家遭难，政治不清明，尽量把珍贵文献分散藏于民间，这是较为安全的办法。
可惜的是，父亲却在1945年5月17日突然得腹膜炎不治而与世长逝，年仅54岁。他过早地离开人间，曾使亲友们长时期地感到惋惜不已。
四、“书为公器”藏书捐给国家
这些50年前的旧事在极左路线时期是缄口不言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之后，我曾去重访李一氓同志，他鼓励我把我家（主要是我父亲）自清末以来与图书结缘的事，哪怕是一鳞半爪写出来以告后人。于是，我才去追忆并搜集有关资料，写了本文，聊为近代中国图书事业发展过程中一点遗闻轶事吧。
（本文作者写于1999年，未曾公开发表）
（作者姚昆田：笔名黄炎子，上海金山张堰人。学生时代参加中国共产党，早年在外交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等机构工作；20世纪80年代后任上海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兼上海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三校教授、研究员、上海业余文博专修学校校长；1986年创立上海旅游文化协会任会长，1988年创建上海南社学研究中心任主任，2004年被上海市政府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兼春潮诗社社长。
故居建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前，属典型清末民初建筑风格，为一条中轴线左右对称院落布局。坐东朝西，有前后4幢砖木结构二层楼，每幢上下10间，加上东侧楼厢房4间及平房14间，计58间，建筑面积共1784平方米，占地面积1688平方米。1937年，日军侵占张堰镇，姚光离故居蛰居上海，编著《金山艺文志》。2006年到2007年，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关心支持下，金山区政府与张堰镇政府共同修缮故居三、四进院落，院落内建有“上海南社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