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姚石子出身于上海金山一个被称为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所谓“世代书香”,据我从父亲著作中得知,我家远祖姚文祥(字南山),是1127年宋高宗赵构南迁时的护驾官员。嗣后代代繁衍,世世耕读,子姓分布于江、浙、皖、赣诸省。仅以江苏金山一支姚氏子孙,自明正德至清嘉庆年间,姚氏宗族中就有6个进士,22个举人。故宗族中读书藏书风气一直很浓,并沿袭至今。
一、辟室藏书我家就像一座图书馆
父亲生于1891年。他幼时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1908年,父亲考上上海震旦学校,但不幸患了严重的伤寒症,等到完全康复,已误了入学,加之祖父母年老多病,需要侍养(父亲是独子),从此以后,他就走上了一条刻苦自学、自强不息的人生道路。自学的主要途径是读书,这样就使父亲从小养成了以书为伴和求师问友的习惯。
我出生时,我的祖父早已去世多年,据说我祖父中年做过官,晚年辞官以后就在家乡从事办学堂和刊印书籍等公益事业。当时我家家院内主要有四进楼房,后院还有土山和花圃。父亲主持家务后,就把家院内的许多楼、堂、馆、室作为专门的藏书、读书之所,并分别署有专称。其中我知道的就有“松韵草堂”、“古欢堂”、“怀旧楼”、“棣华香馆”等。父亲自己的书房叫“自在室”、又称“观自在室”。“观自在”是梵语,意指通过读书修养观察人生和世界,乃至整个宇宙,从而提高觉悟。后来把前面的“观”字省去了,那大概是指目耕书田,胸汇文海,最自觉自在的意思。
父亲自13岁起就萌发了民族革命和振兴祖国的思想,那时他常引用的一句古语就是“光祖宗之玄鉴,振大汉之天声”。所谓“玄鉴”和“天声”,都有光复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重振国家声威的意思。因此父亲就自己取名为“光”,别号“振声”,又把最主要的藏书之室名为“复庐”,也把自己别号称为“复庐”,显然是寓有勉励自己读书报国之意。我的母亲也爱诗,用的室名是“浮梅槛”,这个名字是元末大剧作家汤显祖那里沿袭过来的,也因汤显祖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素为我父母亲所崇仰。还有我的小姑母姚竹心没有出嫁时,她的书房名称是“盟梅馆”,显然她是将凌寒生香的梅花与她爱好的诗书共结为盟友。后来她与高君宾姑丈结婚时,父亲还专门精印了一部她撰写的《盟梅馆诗集》作为独特的嫁妆,当时传为佳话。我的姑母姚竹漪、二姑母姚竹修,同样能诗,也有《惠风簃賸稿》传世。
二、不走仕途热心创办张堰图书馆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父亲已经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后来,他又参加了旨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南社。由于父亲为人诚恳,不谋私利,专心实干,不久即被柳亚子等社友一致推为后期的南社主任(又称社长)。当时的国民政府五大院的院长以及许多省的省长,都是南社成员,与我父亲都属故旧,有人说父亲正当有为之年,如果去中央政府谋个官位,料无问题,而且一定会显赫一时。然而我父亲却坚决不走仕途。而是决心终生在家乡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实际上,早在清末,父亲就协助祖父开始筹划办新式学校。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父亲18岁时就会同高天梅在家乡办起了一所钦明女子学校,高天梅与父亲先后担任校长,父亲还兼任国文、历史、地理等课教师,而且联系本乡实际,自编各种教材。他还在学校内设立了图书室,供全体师生课余自修之用。父亲一贯认为学校与图书馆是密不可分的,学生念书、做学问除了老师教学之外,主要靠自己到图书馆找书读。
三、避居孤岛参与抢救各种文献图书事业
父亲有一句名言是:“以朋友为性命”。他平生确实爱书,但他却说,书是有价的,可以用金钱买得到的,而朋友之间的真情是无价的,决不是以金钱可衡量的。中国现代型图书馆初创期的一批专家学者大都同我父亲有交谊。除了上面提到的张菊生、邓秋枚等人外,我还经常听到父亲道及的有柳翼谋先生。柳先生与我父订交很早,当时他主持南京龙蟠里的国学图书馆,两人虽天各一方,而往来书信甚密,父亲对他很敬重,称他是朋友中的最有学问者之一。还有沈恩孚和黄炎培两先生也与父亲早年订交。在1935年沈黄两先生主持上海鸿英图书馆(因叶鸿英捐资兴建而得名),该馆以收集近代史资料为主,父亲就将当时颇受大众欢迎的上海《时报》自创刊以来的20余年合订本(据说,《时报》馆也无完整合订本),全部捐赠给该图书馆,却没有捐给自己办的张堰图书馆。朋友们不解,他笑道,上海读者多,社会效益大。
其时我家经济条件已急剧下降,父亲连一日三餐之费都要有所限制,但他还是要尽量省下钱来去觅购他认为可能要流失或遭毁的图书。例如《恬致堂集》和《环溪集》等都是在“孤岛”时期收存的。在1939年10月,父亲有一次偶然收购到了一部《有竹庄日记随笔》(共三册),他知道这是他朋友沈思齐先生的先人手稿,沈老是国学界的前辈,比父亲长20多岁,父亲平素对他很敬重,就立即登门将此书送给沈老,自己家里已不存此书,因此感激莫名,竟至流泪并向我父亲下跪表示感激。那天父亲也非常感动,事后他多次对我说,像沈老这样有德、有情义的长者才是真正懂得民族遗产和祖先手泽的无限价值的。
1939年7月,本着抢救文献的宗旨,父亲参与了叶葵初等先生筹备创办合众图书馆。1941年10月,合众图书馆在今长乐路富民路口正式落成,父亲特地将清代张啸山辑著之《武陵山人遗书》及《舒艺室全集》两部珍藏的图书捐赠给合众图书馆。虽然该图书馆为避免敌伪势力侵扰,对外不公开,但那里却成为父亲与许多朋友经常会晤的地方。顾廷龙是这些朋友中年纪最轻的一位。上面提到的我两位姑母的老师闵瑞芝先生其时也避难在沪,1943年9月在他70寿辰时,父亲把珍藏的清代嘉庆本《松江府志》送给他。父亲认为国家遭难,政治不清明,尽量把珍贵文献分散藏于民间,这是较为安全的办法。
可惜的是,父亲却在1945年5月17日突然得腹膜炎不治而与世长逝,年仅54岁。他过早地离开人间,曾使亲友们长时期地感到惋惜不已。
四、“书为公器”藏书捐给国家
这些50年前的旧事在极左路线时期是缄口不言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之后,我曾去重访李一氓同志,他鼓励我把我家(主要是我父亲)自清末以来与图书结缘的事,哪怕是一鳞半爪写出来以告后人。于是,我才去追忆并搜集有关资料,写了本文,聊为近代中国图书事业发展过程中一点遗闻轶事吧。
(本文作者写于1999年,未曾公开发表)
(作者姚昆田:笔名黄炎子,上海金山张堰人。学生时代参加中国共产党,早年在外交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等机构工作;20世纪80年代后任上海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兼上海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三校教授、研究员、上海业余文博专修学校校长;1986年创立上海旅游文化协会任会长,1988年创建上海南社学研究中心任主任,2004年被上海市政府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兼春潮诗社社长。
故居建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前,属典型清末民初建筑风格,为一条中轴线左右对称院落布局。坐东朝西,有前后4幢砖木结构二层楼,每幢上下10间,加上东侧楼厢房4间及平房14间,计58间,建筑面积共1784平方米,占地面积1688平方米。1937年,日军侵占张堰镇,姚光离故居蛰居上海,编著《金山艺文志》。2006年到2007年,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关心支持下,金山区政府与张堰镇政府共同修缮故居三、四进院落,院落内建有“上海南社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