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没有民主可言
（一）英国对香港实行典型的殖民统治
（二）英国政府屡次禁止在香港进行民主改革
（三）英国在殖民统治末期急速推进“政制改革”别有用心
二、回归祖国开启了香港民主的新纪元
（一）中国的国体政体决定了香港回归后必然实行民主
（二）中国政府坚定维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展民主的既定立场
（三）宪法和基本法全面构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制度
（四）中国政府排除干扰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构
三、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向前发展
（一）第一次努力：批准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修改
（三）第三次努力：为实现行政长官普选绘制路线图
四、反中乱港势力阻挠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
（一）冲击宪制秩序，危害国家安全
（二）破坏法治根基，制造社会仇恨
（三）妨碍政府施政，拖累经济民生
（四）歪曲民主内涵，阻挠民主进程
五、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重回正轨
（一）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为民主发展提供基本条件
（二）明确香港特别行政区公职人员参选、任职和就职宣誓等规矩
（三）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六、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前景光明
（一）“一国两制”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二）坚决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三）坚定走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发展道路
结束语
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没有民主可言。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实行“一国两制”方针，创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制度，并在实践中支持其不断发展完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建立发展香港民主的决心、诚意以及付出的巨大努力一以贯之，有目共睹。
一个时期以来，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香港反中乱港势力勾连外部敌对势力，屡屡阻挠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的发展。他们以争取“民主”为名，行分裂国家、颠覆政权之实，意图把香港变成实施“颜色革命”的桥头堡，严重冲击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危害国家安全，损害香港繁荣稳定。
发展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对保障香港居民民主权利、实现良政善治、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全面回顾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进一步阐明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原则立场，目的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凝聚共识，继续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稳步向前发展，确保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更好造福全体香港居民。
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商人开始利用香港向中国内地走私贩卖鸦片。鸦片战争后，英国军队侵占香港岛。1842年8月2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迫使清政府于1860年10月24日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南端界限街以南的地区。中日甲午战争后，英国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6月9日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地区99年，由此侵占整个香港地区。这三个不平等条约都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产物，中国人民和辛亥革命后历届中国政府从来不予承认。
英国直接委任总督代表英国管治香港，从未征询港人意见。总督只向英国负责，完全听命于英国政府，被授予在香港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特权，不受当地任何制约，“领其辖内一切事宜”，总揽行政、立法大权于一身，拥有对政府高级官员和法官的任免权，并兼任驻港英军总司令。行政局和立法局只是总督决策和立法的咨询机构，其成员经英国政府批准后由总督委任，对总督负责。总督既是行政局主席，也是立法局主席。直至1993年2月，总督才不再兼任立法局主席。一直到回归以前，香港终审权和法律的最终解释权都由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行使。
港英当局对华人实行种族歧视，实施严刑峻法，长期使用笞刑、绞刑等酷刑；实行“华洋分治”，长期对华人实施宵禁，要求华人晚上外出须持警司签发的夜晚通行证，违者处以罚款、拘役、鞭笞、戴枷示众，甚至可被当场击毙；除举行宗教仪式和逢年过节外，华人未经批准不得举行公众集会；规定若干主要地段只可建设欧式房屋，禁止华人迁入；长期禁止华人进入某些场所，不准华人与英国人共用一些公共设施。在司法裁判中，华人备遭歧视，同罪不同罚，常被重判重罚。港英当局禁止爱国师生悬挂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歌，强行关闭爱国学校，解散爱国团体，递解爱国人士出境，武力镇压抗议活动，拘捕爱国群众，枪杀示威工人，制造白色恐怖。
华人长期被排斥在港英当局管治架构之外，不能参政议政。1880年才有第一位华人被委任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1926年才有第一位华人被委任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1948年才有第一位华人担任政务官，1957年才有第一位华人担任警司，1989年才有第一位华人担任警务处处长，而律政司一直到1997年香港政权交接前最后时刻仍由英国人掌控。
面对香港社会不断提出的民主诉求，英国政府一概予以拒绝或者置之不理。在很长一段时期，香港社会不断有人提出设立市议会，或者改组立法局、在立法局设立民选议席，还有要求实行地方自治等，均被英国政府拒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殖民体系迅速瓦解、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情况下，1946年时任总督迫于社会压力向英国政府建议设立民选市议会、改革地方行政，英国政府仍然拒绝接受。1976年5月20日，英国政府在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通过提出保留的方式，明确排除公约关于定期选举的规定在香港适用。可见，英国殖民统治者不会允许在其统治香港的时候出现民主的元素。
英国自身在确立议会制政体后，其选举制度经历数百年漫长的演进和变迁过程。然而，在其殖民统治香港的最后阶段如此急切地加速推进“政制改革”，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作为所谓“光荣撤退”部署的一部分，英国政府以打造英式代议制为幌子，企图把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阻碍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实行有效管治，延续英国对香港回归后的政治影响。
英国殖民统治的罪恶及其屡次拒绝在香港发展民主的事实，无论怎样掩饰也改变不了。英国殖民统治不但没有给香港带来任何真正的民主，反而为香港回归祖国后民主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政府决定收回香港，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由此擘画了香港回归后民主发展的蓝图，开启了“一国两制”下香港民主的新纪元。
中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监察、审判、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充分体现民主原则。根据“一国两制”方针，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其政权的组织与运行必然同样遵循民主原则，实行民主制度；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主制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形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①，系统规划了香港回归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事务等各方面的政策和制度框架，成为“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内容。其中第四条明确香港回归后“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主要官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这包含了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的民主安排。实行“港人治港”、主要官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这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政府建立和发展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的宪制权力和责任。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1985年4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7月1日，由59名内地和香港各界代表性人士组成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在香港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参与下，该委员会历时四年零八个月完成了基本法的起草工作。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基本法，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制度化、法律化，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宪制性法律依据，也明确了中央政府主导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宪制责任。
——基本法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的主要内容及未来发展的路径和原则。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和第六十八条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的核心内容及其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基本法原附件一和附件二分别规定了香港回归后前十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的具体办法，以及2007年以后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程序。1990年4月4日与基本法同时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作出了具体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及其有关文件的说明》中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要符合“一国两制”的原则，要从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出发，以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为目的。为此，必须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既保持原政治体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渐进地逐步发展适合香港情况的民主制度。这进一步阐释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所应当遵循的原则。
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这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指明了“双普选”的方向。
——基本法赋予了香港居民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基本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保障的其他权利和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基本法还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非中国籍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也依法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种民主开放程度世所罕见。
——争取实现立法机关“直通车”安排。为实现香港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使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在回归之时就能有效运作，中国政府经与英国政府协商，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作出了特殊安排：原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如符合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和基本法的规定，经确认可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这就是“直通车”安排。但是，港英当局1992年10月单方面抛出关于1994/1995年选举安排的“三违反”“政改方案”。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并以最大的诚意和耐心与英国政府就有关选举安排进行了17轮谈判。英方一意孤行、蓄意对抗，谈判最终破裂，“直通车”安排未能实现。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对港英当局管治末期所作的单方面“政改方案”并不是简单推倒，而是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发展香港民主的原则，作了实事求是的处理，顺应了香港居民合理的民主愿望。这再次说明中国政府对香港民主的发展从来都秉持积极态度，反对的是英方背信弃义、包藏祸心的行径。
在“直通车”安排被英国政府单方面破坏后，为了避免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之时出现立法机关空缺的局面，1996年3月24日，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通过《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决定》，规定临时立法会于第一任行政长官产生之后组成并开始工作，至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产生为止。1996年10月5日，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产生办法》。1996年12月21日，推选委员会从130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60名临时立法会议员。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结束了英国对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真正的主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和第一届政府宣誓就职，标志着国家根据“一国两制”方针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的民主制度开始全面运行。香港民主发展的历史由此写下崭新而光辉的一页！
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的设计者、创立者、维护者和推进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构建了“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而且创造性地建立了符合“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制定了保障、规范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的有关法律，开启了史无前例的“港人治港”实践。没有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香港民众福祉的深切关怀，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一国两制”初心使命的坚守，就没有香港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就没有香港民主的实践。
香港回归祖国后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央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有序发展民主。
按照基本法原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2002年选举产生了第二任行政长官，1998年、2000年、2004年分别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立法会，民主成分不断增加，基本法规定的香港回归后前十年的选举安排得到全面落实，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得以成功实践。
2004年4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4·6解释”），明确2007年以后如需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进行修改应遵循的法定程序，为香港回归十年后上述两个产生办法进一步扩大民主成分，直至实现“双普选”，提供了操作性程序。中央政府按照这一程序为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向前发展作出三次重大努力。
根据“4·6解释”，2004年4月1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反映了多数香港居民希望增加两个产生办法民主成分的意愿，也反映了部分人要求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声音。
根据该决定，2010年4月1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布了关于2012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建议方案，并在6月7日以议案的方式提交立法会。其重点是将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人数由800人增至1200人，立法会议席由60席增至70席。2010年6月24日及25日，立法会分别通过关于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订。2010年7月28日，行政长官同意这两个修订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和备案。2010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予以批准和备案。2012年3月和9月，第四任行政长官和第五届立法会按照新的办法选举产生。这次对两个产生办法的修改进一步增加了民主成分，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问题上的积极态度。
随着2017年临近，香港社会希望尽快明确第五任行政长官普选的具体办法。2014年7月1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及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广泛征求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作出《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8·31决定”）。该决定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和香港多数居民的意愿，重申从2017年开始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明确了行政长官普选制度的若干核心要素；在行政长官普选以后，立法会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中央政府依法履行宪制责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拟定行政长官普选办法指明了方向、确定了原则。这是中央政府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向前发展的第三次重大努力。
但是，香港所谓的“民主派”继续顽固坚持对抗思维，罔顾基本法有关规定，极力攻击“8·31决定”，拒绝接受特别行政区政府据此提出的行政长官普选方案，反而提出公然违反基本法的所谓“公民提名”方案。2014年9月28日，他们发动蓄谋已久的非法“占领中环”运动，持续长达79天，企图以所谓“公民抗命”方式逼迫中央政府收回“8·31决定”，进而实施港版“颜色革命”。在依法处置“占领中环”事件后，2015年6月1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有关行政长官普选方案提交立法会表决。自称“民主派”的那些议员集体投下反对票，致使2017年实行行政长官普选的目标未能如期实现。2017年第五任行政长官不得不沿用上一任的选举办法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再次遭遇挫折，仍然是反中乱港势力逆历史潮流而动、极力阻挠的结果。
尽管一再遇到干扰和阻挠，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立场从未动摇，努力从未停止。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至2017年，依法举行了四次行政长官选举和六次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民主成分持续增加。香港全体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到充分保障，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不仅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治理，还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根据全国人大确定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香港选出36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香港现有5600多位人士担任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其中超过200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还有许多香港人士在中央和地方的机构、团体担任领导或顾问等职务。中央政府还支持和协助香港专业人士和优秀青年在国际组织任职，参与国际治理。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能看到，香港回归后，全体居民的政治参与渠道和空间大大拓展，享有的民主权利前所未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取得了全方位的重大成就。
近年来，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敌对势力牵制、遏制中国发展的行径愈演愈烈，“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内外环境日趋复杂，围绕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斗争更加激烈。反中乱港势力不断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威，以夺取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实施“颜色革命”为目的，通过特别行政区选举平台和立法会、区议会等议事平台，利用有关公职人员身份，肆无忌惮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冲击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破坏香港法治，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损害香港繁荣稳定的各种活动，企图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引入歧途，严重破坏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进一步发展民主的社会环境。
他们不惜以制造社会动乱的方式抗拒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否认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主导权和决定权，挑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定和解释的权威。
他们公然倒挂、撕扯、踩踏、焚烧国旗，污损国徽，撕毁和焚烧基本法文本，阻挠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本地立法，致使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至今未能完成，《国歌条例》历时一年半才在立法会获得通过。
——反中乱港势力大肆从事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他们公然鼓吹“香港独立”“民族自决”，在香港社会各层面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中传播“港独”“反中”“反共”理念，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在香港进行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制造理论和舆论。
他们成立名目繁多的“港独”和激进分离组织，打着“港独”等旗号参选立法会和区议会，并在当选后利用公职人员身份继续鼓吹“港独”，从事分裂、颠覆活动。2016年10月12日，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宣誓就职，有候任议员公然展示“香港不是中国”等“港独”横幅，以粗鄙话语和肢体语言疯狂侮辱国家和民族。他们在2019年“修例风波”中叫嚣“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暴力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2019年7月1日，他们暴力攻占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大楼，在主席台展示港英旗帜，大肆毁坏立法会设施设备，上演极其丑陋的一幕。
他们无视2020年6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香港国安法）的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启动后，非法组织所谓“初选”，策划实施“真揽炒十步曲”计划②，妄图操控立法会选举，并在控制立法会后通过否决政府一切议案、法案的方式逼迫行政长官辞职，瘫痪政府，制造宪制危机，进而颠覆国家政权。
外部敌对势力充当“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对香港事务的干预日益加剧，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官方高规格接见反中乱港头面人物，为其撑腰打气；以立法、行政等方式并通过驻港机构、非政府组织等明目张胆为反中乱港分子提供保护伞、输送资金、提供培训；对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官员进行粗暴“制裁”，等等。这些，充分暴露出外部敌对势力把香港作为“棋子”牵制、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
——反中乱港势力煽动、教唆、组织、实施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活动。他们到处鼓吹“公民抗命”“违法达义”等谬论，煽动民众以“行为不正义”达成“目的正义”。在2014年非法“占领中环”、2016年“旺角暴乱”和2019年“修例风波”中，他们策划、组织、实施了一系列严重违法活动，一次又一次重创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
他们美化和煽动暴力，宣称“暴力是解决香港政治问题的选项”“留案底令人生变得更精彩”。他们教唆、煽动、裹挟青年学生从事违法活动，致使青少年学生成为非法“占领中环”和“修例风波”的主要参与群体。反中乱港势力荼毒广大青少年，伤天害理，祸害深重。
他们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无差别攻击，极尽卑鄙之能事。有记者在机场被非法禁锢围攻虐打数小时，有路人因劝阻示威者被泼油火烧，有清洁工被砖头砸中身亡，甚至有议员的祖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人损毁。
——反中乱港势力挑动两地对立，毒化社会环境。他们煽动港人仇恨中国共产党、仇恨国家、仇恨内地民众。他们通过诱导性民调刻意渲染身份认同问题，把“香港人”和“中国人”对立起来。他们制造和放大香港与内地民众往来中出现的个别摩擦，滋扰、侮辱、攻击内地旅客。
他们恶毒攻击行政长官和政府官员，煽动反政府情绪。在“修例风波”中，他们更是将矛头指向维护秩序的警队和制止其违法活动的人士，“起底”警察和有关人士的家庭信息，霸凌诅咒警察子女。有警察被咬断手指，被铁箭刺伤，甚至被利刃割颈，种种极端、恐怖行径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反中乱港势力阻挠破坏政府施政，扰乱管治秩序。他们通过在立法会频频提出不符合基本法规定的议员修正案、采取无休止点算会议人数等手法疯狂“拉布”③，致使许多利港利民的重大经济民生政策无法推行。他们滥用调查权、传召权和质询权，提出违法的不信任动议，对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肆意侮辱。成立创新科技局对香港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有关议案被严重恶意拖延，历时3年才最终在立法会获得通过。第六届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在2019至2020立法年度停摆长达8个多月，多达14个法案不能及时审议，超过80部附属法例在期限届满前得不到处理，一些本可惠及香港广大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民生法案不能及时通过。
——反中乱港议员用各种手法扰乱立法会和区议会正常运作。2018年4月24日，在立法会会议期间，一名议员公然暴力抢走政府工作人员的手机④。2019年10月16日，多名议员在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时用具有伤害性的强光照射行政长官，致使其无法正常发表报告⑤。2020年5月28日和6月4日，一名议员两次向立法会主席及他人泼洒恶臭有害液体。这些恶行不仅严重违反法律，而且严重扰乱立法会运作，破坏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导致政府施政举步维艰。
他们不断僭越区议会的法定职能，滥用职权，将区议会变成宣扬“港独”、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平台，使区议会成为香港社会一大乱源。
——反中乱港势力偷梁换柱，炮制种种“民主”谬论。他们误导香港社会将特别行政区地方属性的民主简单等同于一个国家的民主，并以是否有利于其上台掌权为标准，标签所谓“真民主”“假民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他们炮制所谓“国际标准”的“真普选”，提出各种违反基本法的无理主张，恶意诋毁中央政府和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动民主发展所作的各种努力。
——反中乱港势力冲击选举秩序，破坏选举公平。在2019年11月举行的第六届区议会选举中，他们使用暴力手段胁迫、恐吓、攻击爱国爱港参选人和选民，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刺其他参选人。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管理委员会披露，这次区议会选举接获的投诉激增，其中涉及刑事毁坏、暴力行为、恐吓的投诉高达1000多宗。
——反中乱港势力一再阻挠循序渐进发展民主。他们罔顾民意，在立法会两次否决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的扩大民主成分的选举方案。如果没有他们的阻挠破坏，香港原本可以在2017年实现行政长官普选、2020年实现立法会全部议员普选。他们不仅是导致香港普选无法如期实现的历史罪人，也从根本上破坏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发展民主的社会环境，破坏了中央政府与香港社会的政治互信。
事实一再表明，反中乱港势力及其背后的外部敌对势力是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罪魁祸首，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魁祸首，是损害香港繁荣稳定的罪魁祸首，也是阻碍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向前发展的罪魁祸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发展之所以窒碍难行，香港本地反中乱港势力是站在前台的直接破坏者，外部敌对势力是躲在幕后的操盘手，众多青少年是受害者，最终一切不利后果则由全体港人承担。
2019年“修例风波”和区议会选举乱象，充分暴露出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存在重大的缺陷和漏洞。最突出的一点是安全性严重不足，使得反中乱港势力很容易通过选举进入特别行政区的政权组织和治理架构，使得外部敌对势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干预香港事务，进而为他们对中国内地进行渗透、颠覆活动提供机会。任何地方的民主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国家安全为代价。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是依法治港、拨乱反正的必要之举，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治本之策，也是确保香港民主在正确轨道上向前发展的固本之基。
任何民主都是在特定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民主，必须以维护本国国家安全为基本前提条件。如果国家安全得不到基本保障，就不可能有正常、真正的民主。切实防范、制止、惩治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也是继续推动香港民主正常发展的需要。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重新回到正确轨道创造了基本条件。
早在2016年11月7日，针对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就职宣誓时发生严重侮辱国家和民族的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明确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参选或者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阐明了“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的含义，明确了依法宣誓的法律效力及其法律责任，为立法会议员等公职人员就职宣誓定下了规矩，为阻止反中乱港势力通过选举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架构加固了法律屏障。
香港特别行政区随即以本地立法方式落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上述决定和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订。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了涵盖8项主体法例和24项附属法例的有关本地法律修订法案。2021年5月2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通过《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标志着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工作顺利完成。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体现了以下五项重要原则：第一，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外来干涉，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第二，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切实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第三，坚持依法治港，坚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坚决维护法治权威，任何违反法律、破坏法治的行为都必须依法予以追究。第四，增强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的代表性，扩大香港社会均衡有序的政治参与，维护香港社会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第五，强化行政和立法之间的有效配合，提高治理效能，减少政治争拗和内耗。
这次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重新构建选举委员会，扩大规模、增加界别、优化分组、完善职能。一是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由原来的1200人扩大到1500人，组成由原来的四大界别扩大为五大界别，每个界别300人。增加了第五界别“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选举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委员必须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二是明确规定了选举委员会五大界别共40个界别分组的划分、名额分配以及产生方式，调整优化了有关界别分组。选举委员会委员的产生继续沿用原来的三种方式，即当然委员、由提名产生的委员和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三是完善和扩大了选举委员会的职能，保留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行政长官人选的职能，恢复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部分立法会议员的职能，增加选举委员会参与提名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职能。重新构建的选举委员会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社会各界参与更加均衡，更能体现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更加符合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多元化、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也更加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的宪制地位和实际情况。
第二，规定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基本保留原来的行政长官选举制度，在提名机制等方面有所调整，以确保行政长官必须由中央政府信任的、坚定的爱国者担任。重点改革立法会选举制度，更好地平衡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界别利益和地区利益。立法会议员人数由70席增加至90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界别选举和分区直接选举分别产生40名、30名和20名议员；同时对立法会选举的提名、选民资格、选举方式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第三，完善候选人资格审查制度。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参加选举委员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确保“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全面落实，坚决把反中乱港势力排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之外。
2021年9月19日，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完善选举制度之后举行的首场重大选举，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选举成功举行。2021年12月19日，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举行，选举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安全、廉洁，充分展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实践的新气象。
实践表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的民主选举制度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越性。第一，具有广泛代表性。新选举制度吸引了众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士参选，“五光十色”、多元多样前所未有，既有商界、学界、专业界精英，又有来自社会基层的劳工、职员、中小企业经营者代表；既有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又有从内地和台湾到香港生活工作的居民、加入中国籍的外国居民；既有经验丰富的资深参政者，又有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新一代年轻人。居住公屋和“劏房”的人士、巴士车长、注册电工等成为立法会选举候选人，这在香港的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具有政治包容性。选举不是“单声道”，立法会选举候选人来自不同政治团体、政治派别，代表不同的政治光谱，持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抱负。多名持有不同政见和主张的人士，都获得提名参选，体现了新选举制度的最大开放包容。在爱国爱港旗帜下，新选举制度最大程度拉长了包容多样的半径，画出了“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香港同胞奔向美好生活这个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的最大同心圆。
第三，具有均衡参与性。新的选举制度将立法会议席分为三大板块，组成结构得到优化，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均有代表参与立法机关，从而确保了政治参与的均衡度，兼顾了香港社会各阶层和各界别的不同利益，特别是在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代表了香港的整体利益，保护了各界别利益和地区利益，更能全面反映民意，更加符合香港实际。
第四，具有公平竞争性。这次立法会选举，全部90个席位都有竞争，没有任何人自动当选。这是香港回归以来从未有过的。新选举制度使得竞选活动更加理性、公平、有序，更加注重民生和发展议题，更加注重参选人的能力和素质展示。所有候选人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通过比专长、比政纲、比理念、比担当、比贡献等方式，积极争取选民支持。香港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盲目从形式上追求西方式民主，实际上带给香港的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分化恶斗、社会失序、经济失衡、管治失效，香港居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原汁原味的民主。新选举制度使选举回归良性、理性、平等、干净竞争，真正体现选举的本意，真正为香港人谋实惠、谋福祉。
显而易见，完善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全面准确贯彻了“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既坚持“一国”原则，又尊重“两制”差异；既充分体现“爱国者治港”原则要求，修补了选举制度存在的漏洞和缺陷，又做到了包容开放；既保证广泛参与，又体现均衡参与；既发展选举民主，又加强协商民主；既维护了政权安全，又有利于提高治理效能；既有利于促进良政善治，又有利于维护和实现香港广大居民的民主权利。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的优化提升和与时俱进，并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的长远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实现“双普选”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央政府为发展和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所付出的各种努力，都是为了“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为了让全体香港居民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为了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中央政府永远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坚定的主导者、支持者和推动者，是全体香港居民根本利益的守护者。
“一国两制”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并且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根本保障。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在“一国两制”下发展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认识更深刻，方向更明确，思路更清晰，信心更坚定，步伐更稳健。
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方针和事业的创立者、领导者。“一国两制”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政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被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重要会议所确认，并被载入所有重要文件、文献当中，还被郑重载入中国宪法，并通过香港基本法予以制度化、法律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香港问题所通过的一系列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也都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彻执行了“一国两制”方针。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一国两制”事业作为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载入港澳问题和“一国两制”内容。新时代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坚持依法治港，落实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要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特别行政区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要毫不动摇地坚信笃行，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这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坚持“一国两制”实践正确方向。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在“一国”之内的基本逻辑。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特别行政区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并行不悖，但主次关系不能颠倒。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宪法确定的国家宪制秩序的核心，是国家宪法制度的灵魂，在特别行政区必须得到切实尊重和维护。必须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底线，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敌对势力干预香港事务。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一国”底线越牢，“两制”空间越大。
——正确处理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中央对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特别行政区享有法定的高度自治权。特别行政区政府必须向中央政府负责，执行中央政府依法发出的指令；在行使高度自治权的时候，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和问责。不能以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为由，排斥和对抗中央政府依法行使有关权力。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各地方要切实尊重和保障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不干预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
——坚持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积极作为。全力支持行政长官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依法履职，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全社会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坚定不移守护法治、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积极回应社会发展新要求和广大居民新期待，着力破解影响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不断提高施政能力和管治水平，实现良政善治。
——促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支持香港同各国各地区开展广泛交流合作。支持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参与、助力国家全面开放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参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支持香港继续保持单独关税区和自由港地位，加强与各国各地区的交流合作，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守“一国两制”的初心使命坚定不移，建设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决心也坚定不移。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继续推动香港民主发展，必须坚决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爱国是从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爱国者治国是世界各国的政治通例。“港人治港”就是由爱国的港人来治理香港。这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实践的本质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发展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必须全面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所有治港者都是爱国者，确保反中乱港分子一个也不能进入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架构，坚决防范香港管治权被反中乱港势力及其背后的外部敌对势力所攫取，确保特别行政区政权安全。
爱国者的标准是客观的、清晰的，就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在香港已经回归祖国、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后，就是要求爱国者必须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尊重和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任何香港居民，只要秉持爱国爱港立场，不从事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的活动，都可以依法参与香港的选举和治理；只有那些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人，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的人，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人，才没有治港者的资格。
强调“爱国者治港”，不意味着不允许持不同政见或主张者存在，也不意味着压制批评政府的声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具有充分包容不同政见和不同政治派别的空间，不存在“清一色”的问题，而是在爱国爱港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不断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建构最广泛的“一国两制”统一战线。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不断健全选拔和培养爱国爱港治理人才的长效机制，选贤任能，形成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标准，也不存在统一的民主模式。只有符合自身实际、能够解决自身问题的民主才是好民主。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社会政治危机及种种乱象昭示人们，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民主制度。不顾自身实际情况，盲目照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制度，往往给本国本地区人民带来动乱和灾难。
“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地位和实际情况决定了其政治体制的基本属性是一种地方政治体制，因此其民主制度不应照搬任何其他地方的模式，必须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切合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条件，探索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
——坚持中央主导，依法循序渐进。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事关国家主权安全，事关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事关香港的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中央对此拥有主导权和决定权。只有坚持中央主导，香港民主才能健康发展。中央依法行使宪制权力，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作出修改完善，合宪合法、合情合理。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正道。任何民主的发展都要循序渐进，不可能一蹴而就。“循序渐进”的“进”不应只追求民主“量”的增加，更应强调民主“质”的提升。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的发展必须在中央主导下依法有序推进，建设优质民主。
——巩固宪制秩序，维护国家安全。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必须巩固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体现“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宪制地位，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前提。国家不安全，香港难安宁，民主也就无从谈起。二十多年来香港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实质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维护“一国”原则的问题，是分裂与反分裂、颠覆与反颠覆、干预与反干预的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必须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消除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隐患和风险。
——落实行政主导，致力良政善治。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的发展，必须有利于落实行政主导，强化行政长官在特别行政区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和权威，提高施政效能。在立法会要形成稳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强大力量，破解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长期对立、立法会内部长期对抗的困局，使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各界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断增强香港在激烈竞争中的优势。
——体现均衡参与，保持多元开放。“一国两制”下香港将长期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的发展必须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依法保障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的利益，形成广泛的民意代表机制，实现均衡的政治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的发展既要有利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也要有利于香港保持高度对外开放的特色，继续成为所有以香港为家的中外居民安居乐业的共同家园，成为各国企业家投资兴业的沃土。
——坚持法治原则，保障自由人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的发展必须坚持法治原则，在宪法和基本法的轨道上推动民主的发展完善。任何偏离宪法、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定的主张和做法，都违反法治原则，损害法治权威。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的发展还应当充分维护宪法和基本法保障的香港居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有利于香港居民依法行使各项权利，享有各种自由，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等。
——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港人福祉。民主与经济社会发展要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判断任何民主优劣成败的标准，归根结底要看全体民众从中是真正受益还是受损。只有能够不断增进民众福祉的民主才是好民主。损害经济民生的民主不是好民主。中央政府坚定不移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建构、实践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制度，更好地促进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改善民生，增进港人福祉，切实解决香港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香港居民，保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等中心的地位，从而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确保香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不仅不掉队，而且增光添彩，发挥更大作用。香港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也必然为民主的进一步优化提升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中央政府将继续按照宪法、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定，不断发展和完善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并与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人士一道，为最终实现行政长官和全部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而共同努力。“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前景光明，民主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民主是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追求。中国共产党一直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并为之不懈奋斗。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和艰辛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式民主道路，占世界约五分之一人口的十四亿多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家实现了当家作主，中国人民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过上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健全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为“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发展提供了有力依托。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伟大创举，“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显现出强大生命力和制度韧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信心、有智慧、有能力，既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管理好、建设好，也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管理好、建设好，并把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的民主建设好、发展好。
香港特别行政区正迎来拨乱反正、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选举制度的完善，“爱国者治港”的局面将更加稳固，香港的法治和营商环境将更加优良，社会氛围将更加和谐，长期困扰香港的各类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将更有条件得到有效解决。一个政治民主、法治健全、自由开放、包容和谐、繁荣稳定、胸怀祖国、面向世界的香港必将更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功，香港这颗璀璨的明珠必将绽放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注2）“揽炒”是粤语词汇，香港扑克游戏术语，意为“我要抱着你一起死”，比“同归于尽”“玉石俱焚”更严重。“真揽炒十步曲”是由反中乱港分子炮制出的一个系列行动计划，旨在利用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规则的漏洞获得立法会多数议席和主导权，再通过无差别否决包括政府财政预算案在内的所有政府议案、法案等步骤，瘫痪特别行政区政府运作，逼迫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出重手化解宪制危机，进而招致西方国家介入，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进行政治及经济制裁，以此实现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
（注5）2019年10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到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反中乱港议员通过强光灯照射、用投影仪向主席台投射反动口号标语、站在议事桌上竭力喊叫等方式进行阻挠。行政长官只宣读了半分钟，就因数次被打断，场面几近失控而被迫中断离场，不得不第一次采用视频方式宣读年度施政报告。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12月《人民日报》（2021年12月21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