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阳郑氏发源于长乐首占镇首占村，历来最重教育与读书，明清时代有进士6名，举人20名，还有众多贡生、太学生等；民国至今的大学毕业生中有博士、硕士几十名，副教授级以上44名，院士2名。郑家七世祖郑世威嘉靖己丑年中进士，为明朝一代名臣；郑振铎的高祖郑元璧是首占村的第二位进士，过世后入祀凤池名师祠；郑振铎曾祖母郭氏曾作《继声楼诗集》二卷。
岱阳郑氏宗祠
郑世威书“世培忠厚”匾
郑振铎父亲只是浙江永嘉县（今温州市）的一个小书吏而已，郑振铎即出生在那里。郑父死的早，其母依靠亲戚接济卖些自制的鞋垫之类拉扯大他长大。郑振铎曾在广场路小学、温二中、温州中学就读。1917年夏，他们又去北京城投靠一个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费才上的大学。尽管郑振铎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学，但最后却上了谋生“实际”的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
到北京后不久，郑振铎便结识了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们各自成为所在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1919年11月，他们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提倡社会改造。1920年11月，郑振铎与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3年10月，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的幼女高君箴结婚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暴行。同年，他参加发起"中国济难会"，并与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这一时期，他撰写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俄国文学史略》、《太(泰)戈尔传》、《文学大纲》等。
1927年2月，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公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胡愈之等人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群众，为此险遭逮捕。在家人极力劝告下，5月，他乘船到欧洲避难和游学。
郑振铎与家人合影
在巴黎国立图书馆里，郑振铎遍读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变文等书籍，并研究了希腊罗马文学，译著了《民俗学概论》(后毁于日军炮火)、《民俗学浅说》(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30)等专著，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国后，郑振铎参加发起"中国著作者协会"，并任执行委员。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等论文集，以及借希腊神话题材歌颂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这一个时期里，他还参与主编了著名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文学季刊》等。
1935年春，郑振铎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此后，他主编了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在这前后，他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工作，与鲁迅合作编选《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协助鲁迅编选出版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郑振铎被选为理事。这个时期里，他还撰写了文学论文集《短剑集》(1936)和历史小说集《桂公塘》(1937)。
靳尚谊《瞿秋白》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振铎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创办《救亡日报》等。上海沦陷前后，他留守孤岛，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古籍，并编选影印了《中国版画史图录》、《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等。1938年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此书代表当时国内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分会负责人，并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他主编《民主》周刊。与李健吾主编《文艺复兴》月刊，还编印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
郑振铎书龚自珍诗句
1949年2月，郑振铎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7月，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作协）的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编著有《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1952）、《中国古代版画史略》(1985)等，并主编了《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书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国成立前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专题，反映了他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于苏联而遇难殉职。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了《革命烈士证书》。周恩来总理也曾彻夜赋诗一首以纪念郑振铎、蔡树藩等遇难烈士。
革命烈士证明书
特色藏书
由于时局的动荡不定和生活环境的变化，郑振铎的藏书屡有损失，或毁于战火，或为生活所迫而出让，前后变化较大，至于其一生藏书的总量，难以有一个精确的统计。《西谛书目》一书所反映的为其晚年藏书的情况，据该书所载，除外文书、通行常见旧版书和新版书外，仅古籍一项就多达7740种，由此可以对其藏书情况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郑振铎搜书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称道的。用他本人的话来描述就是：“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序）郑振铎是第一个到欧洲国家寻访通俗文学文献的中国学人。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
与以往那些偏爱宋元旧本、珍本秘籍的老派藏书家相比，郑振铎收藏旧籍除个人的兴趣之外，更多的则是出于学术上的自觉，将古籍搜罗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没有升值牟利之类的烟火气，诚如其本人所言：“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有时，连类而及，未免旁骛；也有时，兴之所及，便热中于某一类的书的搜集。总之，是为了自己当时的和将来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计划所需的。”（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新序）
《西谛藏书善本图录》
郑振铎研究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他搜罗通俗文学方面的旧籍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采取人弃我取的方式，“于诸藏家不甚经意之剧曲、小说、与夫宝卷、弹词，则余所得独多”（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序，载《郑振铎文集》第七卷第4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受学术驱动而搜书，以搜书而促进学术，郑振铎实际上兼具学者和收藏家双重身份，这样他既是通俗文学研究的先驱者，同时又是开一代风尚的新型藏书家。在他的影响下，涌现了一批这样的新型藏书家，如马廉、阿英、赵景深、傅惜华等。“以小说、戏曲、佛经为研究的专业者日多，注意力所及，虽穷乡僻壤，烂纸破书，亦无不搜罗及之”，“搜访之勤，几于无微不至矣”（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
《西谛书目》
曲学收藏
1932年11月19、20日，郑振铎在其北京住宅内举办了一场北西厢记展览会，共陈列明清刊本《西厢记》27种，其中除6种借自北平图书馆外，余皆出自其个人的珍藏，且“多为坊间所不易得之善本”。仅《西厢记》一剧就收藏了如此丰富、珍稀的版本，郑振铎藏曲之丰富之精良自不难想见。难怪有人称其“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其所藏为海内私家之冠”（《国立北平图书馆入藏善本戏曲书》），“关于小说戏曲之秘籍，收藏为一时海内冠”（《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
郑振铎《曲海总目提要》题签
郑振铎藏曲以1939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戏曲收藏情况可以从其所编《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附补遗》一书中反映出来。该书为郑振铎个人藏曲目录，分杂剧、传奇、曲选、曲谱、曲话曲目5个部类，共收录戏曲作品及论著366种，其中明清杂剧49种，明清传奇259种，曲选15种，曲谱19种，曲话12种，另有补遗12种。这不过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而非全部收藏，因为“通行刊本千余种，均摈去不录”（郑振铎《跋所藏善本戏曲目》）。后一个阶段的戏曲收藏情况则可由《西谛书目》一书反映出来，该书为郑振铎去世后友人所编，共收录曲学书籍667种。除去重复，郑振铎一生收藏的戏曲文献总数当在千种以上，这在中国现代藏书家中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小说收藏
在郑振铎的各类藏书中，小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数量和规模用其好友赵万里的话来描述，就是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专藏”（赵万里《西谛书目》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小说史上影响较大或有特色的作品他都有收藏，其藏品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仅《西谛书目》一书所录就多达682种，其中不乏较为稀见的珍本乃至孤本，如明周氏大业堂刊本《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明刊本《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清杨定见刊本《忠义水浒全书》、稿本《水浒传注略》等。
郑振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
说唱文学文献的收藏
郑振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早，开风气之先，有倡导示范之功，对其他研究者产生了较大影响，如赵景深、吴晓玲等，他们都是在郑振铎的影响下走上研究说唱文学之路的。他说唱文学方面的藏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其他藏家难以企及的，这是其藏书的特色与精华所在。有论者称其为“提倡搜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赵万里《西谛书目序》）。
《西谛书目》一书在卷五集部下设置曲、弹词鼓词、宝卷等子目，其中曲类收录诸宫调1种，俗曲10种，弹词、鼓词类收录289种，宝卷类收录91种。其中有不少罕见的珍品，如明嘉靖刊本《董解元西厢记》、明彩绘本《目连救母出难地狱生天宝卷》、明嘉靖刊本《药师本愿功德宝卷》等。但因受到战乱等因素的影响，郑振铎所藏说唱文学方面的书籍曾散失、转让不少，比如一·二八之役，其“全部的弹词，鼓词，宝卷及小唱本均丧失无遗。”
明钞本《录鬼簿》郑振铎跋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1937年起，日本侵略军陆续占领了上海和东南各省。江浙皖以及上海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纷纷流落上海书肆并大量散失海外。当时留在上海的郑振铎对此非常忧虑，决心发起一场抢救行动。他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详情参阅：大收藏家429期：张元济，中国出版界传奇人物的收藏故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并向政府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部门机构申请拨款抢救古籍。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这本书被郑振铎命名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此书是赵清常在明朝万历年间抄校而成，原为六十六册，后失二册，先后为钱谦益、钱曾、黄丕烈（详情参阅：大收藏家349期：黄丕烈，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汪士锺、丁祖荫等至少九位藏书大家所拥有。全书包括元明杂剧二百四十二种，其中一半以上是未曾流传的孤本。事后郑振铎这样说：“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发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
郑振铎与外孙女萨社旗在黄化门家中摄于一九五六年
陶俑收藏
郑振铎搜集陶俑，是与藏书同时开始的。大约于1921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偶然的一天他发现了几件精美的陶俑，要价不高便买了下来。后来，为了编辑《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在查看有关古器物书籍中，多载有古陶俑明器，发现这对研究古代文化生活很有用处，便萌生了收集陶俑的念头。
郑振铎购买古籍和当年购买陶俑，都是靠他在大学的薪水和挣的稿费。尽管在乱世中文物变得相对廉价，但收藏这些陶俑的花费也颇不少。比如说一个唐三彩马，是黄金12两，郑振铎东拼西凑，也不过10两，另外还欠了2两，所幸与卖家也是朋友，也就拿了回来（后来捐赠时，由国家补上欠款）。另外有一样唐三彩的骆驼，也是十几两黄金，郑振铎始终没钱给卖家，但却议好了价钱，让卖家千万别卖给别人，东西还放在卖家那里，哪天凑齐了款再拿回来。于是，家里过得更为窘困，靠的是节衣缩食。
郑振铎有一次去苏州，在一家文物店偶然发现一样汉时的陶俑，一时狂喜，倾其所有买了下来。捧着买来的陶器，恍惚地走在街上，才发现自己身在异乡，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留下。后来找到了本地的一位旧友，才解决了回家的路费。类似这样的事，据说还有过多次。
“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展示的郑振铎捐献的陶俑
1952年，郑振铎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表示愿意将收购珍藏的陶俑全部捐献给故宫。1953年，郑振铎将陶俑等文物一批计502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1957年又将所藏雕塑等类文物捐献给国家，文物局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于捐赠的过程，当然并不复杂，没有什么仪式，也没有证书，毕竟，郑振铎是文物局局长，总不能自己给自己签发一张证书，也觉得没这个必要。他捐献的这批陶俑上至两汉，下至宋代，门类齐全，其中有十多件被定为一级文物。
为了缅怀郑振铎先生为保护文化遗产所作的贡献，故宫博物院特从他捐献的600多件文物中遴选出120余件，于2004年“五一”节前夕在故宫斋宫举办“郑振铎捐献陶俑特展”以示纪念。
国家第一任文物局局长
抗战时期，郑振铎所藏戏曲书籍在战乱中散失不少，有些则出于“兵燹频仍，保存不易”的考虑转让给北平图书馆，他曾先后两次向该图书馆转让善本戏曲书籍84种。
郑振铎因公殉职后，其夫人高君箴女士即秉承他的遗志，把他的全部藏书捐献给政府。当时文化部根据家属意见，指定北京图书馆负责接受这一项收藏。郑先生所捐古籍多达17224部、94441册。
郑振铎是一个实在人，他自己觉得文物属于国家，也动员一些朋友捐赠。比如动员张大千，将其花500两黄金收来的五代名迹《韩熙载夜宴图》等一批国宝级文物低价转让给了祖国。
郑振铎十分重视海外珍贵文物的回归以及对故纸废书的收集，促成了对陈清华藏宋版古籍的收购及前苏联《永乐大典》11册归还我国等重要举措，陈氏藏书中就有稀世珍品南宋世綵堂《昌黎先生集》和《河东先生集》；还使有珍贵价值的古书免于遭受纸商“入锅化浆”的“废纸”劫，其中包括宋版《文选》《金石录》、明刻本《列国志传》等。
《永乐大典》
五十年代，他主持成立了文物征集小组和北海团城文物收购点，陆续将许多文物精品收归国有。举世闻名的“三希”法帖中的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便是在郑振铎先生的积极推动下，由国家以35万港元重金从香港回购的。
在他任文物局局长期间，局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工作人员自己是不能私人收藏文物的。要知道文物局里的同志大多是文物方面的专家，原本是极喜爱文物古玩的，而在文物局工作，也有更多接触古玩珍宝的机会，但为了避嫌，居然形成了这条规矩，还在1997年被列为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中国文物、博物馆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之一。
1953年春，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同志与郑振铎局长于北海团城合影。前排右起为姚寿璋、罗哲文、陈明达、张珩、郑振铎、谢元璐、丁燕贞，后排右起为臧华云、徐邦达、谢辰生、张金铭、罗福颐、郑云回、傅忠谟、张良竹。
郑振铎和张珩的交情
郑振铎和张珩的交情，始于三十年代。经过了一甲子时代的变迁，两家四代人的延续至今，令人感慨！
郑先生器重张珩在文物书画上的专长，视其为不可多得之人才。凡有重要画卷，都要让张珩过目后再作定夺。郑先生出于对张珩人格的信任，并不刻意掩饰他的真实身份。在缺少经费时也多次请张珩帮助。张珩也从不探问深究，只是慷慨解囊，也不入账追还，只在1941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记着“金华来替郑振铎借款三千元”，因那时一担米只有10元钱，他们一家六口，包括佣人，每天吃鱼吃肉，一天的菜钱也只要2元钱，3000元是一笔巨款了。
抗战初，张珩为了协助郑先生在沦陷区抢救古籍善本的工作，将他自己的一批珍本宋元行本261种1611册，明清历代历书200多部都转售于中央图书馆。并从中协调，动员其大伯（藏书家张芹伯）将上千本“芹圃善本藏书”转售给了中央图书馆。1947年，郑先生把张珩收藏的70幅唐宋以来的名画影印成册，并为其作序，这就是著名的《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此外还有《域外所藏中国名画集》。
1949年11月，文化部在北京成立，下设文物局，郑振铎出任局长。他立即邀请张珩赴文物局任职，并亲自去车站迎接，还安排他住在他那里。后来，郑太太、张太太及徐邦达太太也成了麻将桌上的老友，她们一起在牌桌上度过了几十个春秋。
郑振铎藏书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
参考资料
苗怀明《元明杂剧搜孤本梅茁金瓶图书文——郑振铎与他的通俗文学收藏》
谢辰生姚远《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
《郑振铎：本非收藏家只因逢乱世》
陈福康《郑振铎：英雄斗士侠迹奇功》
张贻文《郑振铎与张葱玉四代交好七十年情谊深长》
左莉炜《簪缨世家书香门第——长乐首占六进士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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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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