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原来全面了。”国家图书馆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2003年7月25日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颁发过一个关于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的实施细则。该细则规定公报、政报、文告一律免费赠阅。
公众对于查阅法律文件的需求量出乎记者的预料
采访时发现，公众对于查阅法律文件的需求量出乎记者的预料。在国家图书馆参考咨询部社科咨询室，副研究员、法律参考馆员赵红随手指着一堆排好的书告诉记者:“你看，这都是按照读者的要求提供的资料。”
赵红说，根据国家图书馆采选条例，国家图书馆全面收藏国内公开出版物，因此，对政府主动公开的文件在图书馆还比较好查找，但不公开的红头文件，图书馆也没有渠道获得。
条例颁布后，国家图书馆在期刊阅览室开辟了政府公报文告专架。但这仅仅是象征性的，目前这个专架总共放了不到40种公报，与真正意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查询点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政府部门利用公共图书馆发布政府信息与公民的期待仍有距离。
期待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
一方面是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但另一方面，这种“应当”并未强制规定，所有政府发布的文件、出版物并没有存到相应的图书馆。
2003年7月25日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颁发过一个关于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的实施细则。该细则规定公报、政报、文告一律免费赠阅。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向通过邮发订阅公报的图书馆反而无法获取了。这种情况导致公共图书馆部分公报缺藏。例如，国家图书馆馆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自该细则实施后反而断藏了，目前只有1999至2003年的。这种状况给读者查找政府信息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副馆长于丽英告诉记者:不少国家对政府出版物都有指定的托管图书馆。按照国家图书馆信息咨询中心程真的解释，这些政府出版物的核心部分主要就是公开的政府信息。
“事实上，很多图书馆的人士也在积极参与这个事情”，条例起草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莫于川教授告诉记者:“我们对条例的实施情况做了一个调研，在很多地方的研讨会上，当地图书馆的人员也积极参加，希望能发挥作用。”
在调研中，莫于川发现，公共图书馆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很多地方更重视通过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比如在政务服务中心的大厅摆放免费的政府信息印刷品、设置电子阅览屏等等。”
政府信息公开应有专门的法律图书馆
目前，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的背景下，有学者认为，成立专门的国家法律图书馆对于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意义重大。和教育、学术机构的法律图书馆相区别，这类法律图书馆应该是公共性质的法律图书馆。
但有人认为，建立专门的法律图书馆必要性不大，因为目前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查阅政府信息，比如条例规定的“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查询。
在于丽英看来，最为关键的是权威性问题。目前政府信息公开网络方式权威准确还有困难。从法律上说，网络信息仍只具有参考价值，最终具有效力的还是印刷品，因此有必要通过公共法律图书馆来弥补这个缺陷。对于这个观点，赵红也表示认同。
记者了解到，早在5年前，我国就开始了建设国家法律图书馆的讨论和实践。2003年，国家图书馆的一项课题就提出《关于成立国家图书馆(文津街)法律图书分馆的申请报告》。这个课题并没有落实。
而在深圳，为适应依法治市的需要，被同行称为国内第一家公共法律图书馆的深圳法律图书馆成立并于2000年12月29日正式对外开放。它成立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法律专业人士提供研究参考资料；为非专业人士提供法律普及知识文献；为社会普法工作提供交流的平台”。
这是一种可行的模式，有人设想，可以按照行政区划，在各地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上建设法律分馆，一方面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指定文献托管场所，另一方面为公众提供便捷的法律文献服务。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就对这样的设想表示支持，他认为，法律图书馆发挥的作用就是:“不仅仅发布政府信息，还要告诉公众怎样查询使用政府信息，比如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目录应该更加完善，并有专人负责指导公众，为公民查阅政府信息提供条件，公民想查询什么文件，只需要翻阅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就能够一目了然。”（申欣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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