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广州到处都是图书馆，到处都有人在读书。”
这是广州图书馆馆长方家忠多年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许下的愿景，如今，他的愿望至少有一半已经实现。
2012年，广州提出建设“图书馆之城”的目标，到今天，全市大大小小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点和自助图书馆等已经有1315个。2022年8月，《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五年行动计划（2022—2026）》正式印发，提出要从“图书馆之城”迈向“阅读之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注册读者率达到40%，也就是说，到2026年，平均每十个广州人里，至少有四个人是公共图书馆的“顾客”。
方家忠相信书籍的力量，也相信人们对阅读、对文化交流的渴望。广图不仅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城市公共图书馆，还被誉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图书馆”。方家忠说，他有信心进一步提升广图的运作效率，助力“图书馆之城”真正服务于全民阅读的国家战略。
钟情广图
与书相伴三十载
羊城晚报：您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就在广州图书馆工作，到今年刚好三十年。能给我们讲讲您的职业经历吗？为何一直钟情于广图？
方家忠：我因为喜欢读书，大学选了图书馆学专业，等到毕业分配时，又选了广州图书馆，后来就再也没离开过。最开始我是在广图采编部工作，这个采编跟你们报社的采编不一样，是指采购和编目。那时我主要负责根据读者的需求和图书馆的标准来选购图书，并编订、管理书目。以前借书很不方便，读者如果在陈列书架上找不到书，就得从图书馆大厅里的两套目录上去翻找书名，再交由工作人员去书库找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自动化系统上线、改用电脑数据库管理后。再后来我被调到文献开发部，调研读者的需求，尝试一些专业化的书籍服务。我曾经参与建议馆里设置一个艺术设计资料室，因为这种类型的资源比较昂贵，资料室一开放就大受欢迎，很多学校的师生、设计师等都会经常过来查阅资料。2005年我被聘为广州图书馆副馆长，2012年当馆长，一直到现在。能一直与书相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羊城晚报：在许多爱书的人心中，图书馆管理员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博尔赫斯也说过，“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而他本人就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这一路走来，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您怎么看待书籍对人的影响
方家忠：对一个热爱阅读的人来说，图书馆自然是一个宝藏。我经常会收到各种各样的书，个人比较偏爱文史哲类的经典，对这样的书我往往细细品读。一个人的阅读史其实就是他的精神发育史，阅读为我们有限的生命提供了无限的生活体验，也让我们的精神变得富足。从社会层面来讲，书籍是传承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载体，只要图书馆还在，人类的文明就能延续。
广图十年
从“以书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
羊城晚报：广图新馆投入使用已近十年，在这十年里，新馆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重要节点？有哪些创新服务走在全国前列？
方家忠：2012年底，广图新馆部分开放，到2013年全面开放，一直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我记得我们刚开馆时还担心读者不够多，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叫社会活动推广部，想多宣传新馆，后来发现担心是多余的，光2013年接待人次就达到427.2万，2014年我们的基本服务效益就排到全国公共图书馆第一位，这个纪录一直在持续。到今天我们的馆藏规模超过1000万册，位居全国第三，注册读者突破240万。
这些数据飞跃式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府的投入。广图的购书经费1982年是18.7万元，2019年增加到5900万元。我们推出的一些创新服务也有很重要的“引流”效果，包括免费开放、注册服务不收押金，外借书籍的数量也从一开始的5本逐步增加，到现在读者可以一次借30本书，这都直接反映了我们的服务保障水平和资源建设水平，在国内都是处于领先位置的。
羊城晚报：除了“以书为中心”的基本服务外，广图还开拓了哪些公共文化服务？在图书馆的多样性文化功能开发方面，您有什么心得？
方家忠：这就涉及到我们过去十年最重要的创新，就是将图书馆的功能从“以书为中心”拓展到“以人为中心”。广图新馆总投资13亿，面积10万平方米，如何让这么好的公共文化设施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一直绞尽脑汁在探索。而且，图书馆的很多传统功能已经被互联网取代，图书馆的功能必须发生改变，这是一个全球趋势。广图新馆的建成开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重新规划布局服务结构，一方面继续做强基础服务，为市民提供一流的阅读学习空间，另一方面我们应势而变，契合公众需求，提供更多公共交流的机会。
我们以前在旧馆每年只有几十场文化活动，到新馆增加到每年几千场，疫情期间线上活动也依然活跃。公共文化活动以前只是广图的一个补充服务，现在已经成为基础服务。通过举办活动，吸引更多人走进图书馆，对激活基础的阅读服务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可以让图书馆更充分地发挥社会效益。广图在这方面的转型，受到业界认可，很多国内外同行都来考察学习。因此我们认为目前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服务结构是富有生命力的，也是面向未来的。
羊城晚报：广图作为广州市公共图书馆的中心馆，积极参与“图书馆之城”的建设，已率先在全国建成中心馆总分馆体系，制定了统一标识及服务规范。您能否介绍下这方面的工作亮点？
方家忠：“图书馆之城”的说法，很多地方都在提，但广州走得比较顺，比较快。我们现在除了珠江新城中心馆和各区分馆，还开设了很多服务点、自助图书馆等，截至2022年6月底，一共有1315个，是名副其实的“千馆之城”。2015年《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的立法实施，让广州“图书馆之城”的建设有了制度保障，我们在中心馆探索建立的多样化服务结构，得以推广到全市所有的图书馆。过去五年，很多分馆都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除了硬件方面的改造外，各分馆的文化活动功能也得到充分发挥，结合不同的社区特色，举办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未来五年
从“图书馆之城”到“阅读之城”
羊城晚报：近期《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五年行动计划（2022—2026）》提出广州要全面建成“图书馆之城”“智慧图书馆之城”和“阅读之城”的总体目标。“图书馆之城”的建设接下来还有哪些工作布局？围绕“智慧图书馆之城”和“阅读之城”的目标，未来会推出哪些举措？
方家忠：进一步建设“图书馆之城”，我们的服务体系会继续完善，设施进一步向社区延伸。在现有总分馆体系的基础上，我们计划未来五年继续和社会力量合办分馆，计划是300个，和学校合办分馆，计划是800个，还包括全市层面大大小小的服务点，总共规划了3000个公共服务点。
“智慧图书馆之城”的目标是在全市街镇以上的分馆都实现服务和管理的智慧化，目前有些分馆的管理手段还是偏传统，新技术应用比较少，未来将补足这些短板。
“阅读之城”可以说是“图书馆之城”的进阶版，我们做了这么多工作，最终是为了服务于全民阅读。全国14亿人口，注册读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6%。广州的读者多一些，2015年时有10%左右，到去年接近25%。也就是说，每四个广州人中有一个是我们的注册读者。从人口的绝对数量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我们希望未来这个比例能提升到40%，逐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羊城晚报：文化强市是广州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从“图书馆之城”迈向“阅读之城”，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您觉得你们的工作动力来自哪里？
方家忠：广州市委市政府对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支持力度非常大，这对我们图书馆从业者来说是非常提振士气的。与此同时，我们很大的幸运来自于公众对阅读的强烈需求，就好像广图新馆开放后，我们根本想不到会有这么大的人流量。正是因为公众有这样的需求，才值得政府持续地去投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务才有意义。
羊城晚报：您经常去国内外各地的图书馆考察学习，有哪些图书馆令您印象深刻？您觉得广图未来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着力提升服务水平？
方家忠：以纽约的公共图书馆为例，它的体系很完备，全市800多万人口，有240多个图书馆，人均每年到馆6～7次，借书7册左右。我印象很深的是，纽约的图书馆在社区的“地位”很高，相当于就是一个核心的文化中心。另外，纽约的图书馆体系在主题层次上也很多元化，除了面向公众的，还有很多主题性的图书馆，包括面向研究的、艺术的、商业的等等，比如有一个图书馆就收集了全球大多数国家数百种语言的资料，它的资源和服务水平属于研究级的。
香港、新加坡的公共图书馆体系也非常好。香港平均10万人口一个图书馆，但是运作效率很高，注册读者达到总人口的50%，每人一年借书14册。新加坡400多万人口，图书馆也只有20多个，但运作效率也非常高，跟香港接近。客观来讲，我们的图书馆的运作效率跟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由于广州人口基数大，公众阅读的需求需要进一步被激发和培养。
羊城晚报：对有志于加入图书馆事业的年轻人，您有什么话想说？可以为他们推荐几本“入行”书吗？
方家忠：从收入待遇来看，图书馆这个职业还是偏理想主义的，像我大学同学里，进入这个行业的并不多，有一些人一开始进来了，后来也陆续离开了。我觉得我能坚持到现在还是比较幸运的，正好赶上这个时期广州很重视文化建设，有新馆的投用，有相应的法律政策出台，有“图书馆之城”的建设目标，这些都是很好的机遇。年轻人如果希望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同时又热爱读书，图书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想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是《亲爱的图书馆》，是《纽约客》的专栏作家苏珊·奥尔琳写的，这本书以1986年洛杉矶公共图书馆的一场火灾事件为切入点，回顾了洛杉矶公共图书馆的前世今生，它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图书馆的功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等，因此这可以当作一本了解现代公共图书馆的百科全书来读。
第二本是上海图书馆原馆长吴建中先生的《21世纪图书馆新论》，这是吴馆长于1998年初版的图书馆学专著，它的特点是紧密结合当代图书馆的实际问题和国际图书馆界的发展趋势，文字深入浅出，非常适宜初学者。
第三本是于良芝教授的《图书馆学导论》，2003年以来多次重印，这本书具有宏阔的国际视野、历史视野和理论框架，是近年来备受好评的学科概论之一。
第四本是梁启超先生的经典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本书讲述明清以来中国学术的演变，而学术史的背后是社会思想史，它的呈现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一部文献史，而文献学是传统图书馆学的核心，理解了文献的作用实际上也就理解了图书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