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创始人。他曾直接领导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图书馆工作，提出很多重要的思想和主张，对科学院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4月28日成立图书管理处，1951年2月3日改为图书馆，作为全院管理、供应和对外交换图书的机构，由陶孟和副院长兼馆长。
1910年，陶孟和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4-192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各种文化活动十分活跃，陶孟和积极参与其中。在编辑学校刊物方面，他是《社会科学季刊》的编辑员，《北京大学月刊》的顾问。陶孟和与马叙伦等发起成立哲学研究会。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曾参加接林复导单夜模过哲学研究会的活动。1919年冬，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十几人曾联合"请蔡子民、陶孟和、胡适之三先生各谈话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改精导罪束够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毛泽东每次都参加，在他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9年，经过陶孟和的多方努力，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同意把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独立机构，改名为社会调查所，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研究机构之一。
1934年，中央研究院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经过商议后，决定将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5年1月改称"社会研究所")，陶孟和任所长。合并以后，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抗日战争期间，研究所几经转移，终至1940年秋在四川南溪李庄安顿下来。此时研究人员虽然不多，条件十分艰苦，但在陶孟和以身作则的带领下，仍然作出了几项受到有关方面重视的研究成果，其中之一是《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因为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和会谈判情形十分了解，所以他提出应该早日进行研究，将为以后抗战胜利和谈判赔偿问题时提供资料准备。这是一项很有预见性的重要研究工作。七十年代初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周恩来总理曾派人了解过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过的抗战损失估计。虽然后来我国放弃了赔款要求，但在谈判时仍证明这项研究工作是有重要意义的。
中央研究院当时在南京有地质所、气象所、数学所、物理所、天文所、历史语言所、社会所等。在这些所的所长中，出现了两派，一派以傅斯年为首，主张随国民党迁往台湾;一派以陶孟和为首，主张坚决不迁，留守南京，等待解放。他想，即使不能阻止整个中央研究院南迁，至少也要把社会所和尽可能多的研究所保存下来。陶孟和其时患心脏病，他不顾年老体弱，单身住在研究所办公室，照常主持所务，给所中工作人员以精神上的支持。陶孟和当时还对大家说:"朱家骅(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会把我怎么样。"陶孟和极大地鼓舞了南京各研究所反搬迁的斗争，也对中央研究院的上海各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时，中央研究院的多数研究所都留在了南京或上海。社会所工作人员，个个坚守岗位，护院护所，没有一个人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所中财产，包括图书资料没有丝毫损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于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陶孟和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出席会议，并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19日，他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为了确定办院的方针、任务和组织机构，陶孟和认真地搜集和研究各国科学院的历史及其近况资料，分析中外的异同。他在1950年6月20日第一次扩大院务会议作的报告中说:
我对于科学院的条例与规程，作一简单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在人民政协组织中，是一个亟重要的部门，中国科学院的组织与国外者不完全相同，例如东德研究(科学)院系由研究员与院士组成的。又如英帝国的皇家学会(RoyalSociety)为一集团，按期集会。苏联科学院有研究所，一方面又与英、美、法相近，不同的是研究员约有万人。中国科学院接收了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调整后有16个研究单位，这是与苏联相同的，但是，中国科学院本身是行政机关，不与外国者相同，而是有双重任务的。中国的科学是落后的，例如中国的地质学者仅不过三百人，化学家的人数更少，中国科学院首要任务为奖励、促进及加强科学研究工作，把科学研究机构推进，使各研究人员发挥最高才能，为中国人民服务。按照共同纲领，中国科学院要为全国发展学术。过去中央研究院虽然为各所服务，多少做了点工作，但是，对于发展全国学术方面，并没有做到。现在，中国科学院要借重全国人才，完成这种任务，科学院绝不采取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也不采取命令主义，而是要采纳各地方的意见。
根据副院长领导各所的分工，陶孟和负责社会、历史、考古和语言4个研究所。他本人还兼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在他的建议下，社会所于1952年由南京迁北京，随后他辞去了所长职务。从1953年起，该所更名为经济研究所。
随着科学研究工作的积累，著书立说者日渐增加，中国科学院决定于1954年成立科学出版社。陶孟和对科学出版社特别关心，从出版的方针、任务和工作都作了指示。
后来相继成立了院图书馆的上海分馆和兰州分馆以及二十多个所的图书馆。当时，院图书馆同它们的关系是业务领导关系。1956年以后，许多新的科学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全院图书馆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全院图书馆分为三级，即院图书馆(又称总馆)，分院图书馆和研究所(包括所、室、台、站、队、校等)图书馆。院图书馆对分院图书馆和研究所图书馆的关系改为业务指导关系。在上海、兰州、武汉、成都分院图书馆的和一些研究所图书馆的建设中，在制订方针任务和规章制度方面，在搜集、交换、整理、供应书刊和培养干部方面，院图书馆做了许多工作，为建立全院图书馆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陶孟和从领导图书馆工作以来，就一直兢兢业业，为之倾尽心力。他指出，过去的老路有两条，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图书馆类型，一种是藏书楼，是封建时代传下来的;另一种是所谓新式图书馆，是从外国输入的。但这些老的路子都不能走了，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按着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要求来办图书馆。他还指出，开门办馆，是办好社会主义图书馆的方针，我们的图书馆要面向广大的科学技术人员，工农知识分子，使需要我们图书的人都能得到图书，而且是主动的供应。图书馆工作人员要以人民的勤务员自居;主动地、殷勤地、千方百计为读者服务。一般说来，院图书馆可以面向全国，分院图书馆可以面向全地区，对于院内外读者可以一视同仁。门开得大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开门也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既要发挥图书的最大效能，也要保障图书不受损失。至于各研究所、室的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是本所、室的研究工作。对外开放的对象，只能是性质上邻近的研究机构及生产战线上的同行。
陶孟和提出的这种办馆思想，在1958年9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工作会议上得到了确定。
陶孟和在主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期间，积极主张依靠科学家办图书馆。他认为"要办好图书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由于领导抓紧，监督其进行;2、有科技工作人员的经常予以协助;3、工作人员须有一定的科学或文化水平和外文知识水平。"因此先后成立了三个委员会，聘请科学家协助办图书馆。
第二，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书委员会"，按数学、力学(包括自动化)、物理(包括电子学)、化学、生物、地学、技术科学等领域分别聘请专家参与工作。
第三，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图书分类委员会"，目的是研究指导《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工作。其中:(包括)(1)编制图书分类法的指导思想;(2)图书分类法的体系结构;(3)起草各类的细目。
实践证明，这三个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建设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科学书刊资料是科学研究人员不可少的信息源。所以陶孟和特别重视藏书建设。他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严格掌握订购书刊的原则:既要买得精，又要切合实用。在这一原则指导下，院图书馆采购人员广辟书源，积极搜集和补充科技文献资料。短短的几年内，把近十年国内外出版的重要科技文献补齐，一些科研工作和生产建设需要的会议记录、科技报告、政府出版物、专利说明书和技术标准等文献都在这个时期开始大量搜集和补充，从而改变了原来馆藏的面貌，为向科学进军提供了充足的"粮草"。同时也形成了院图书馆历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
另一方面，陶孟和亲自过问和指导国际书刊交换工作，目的在于宣传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就和大量引进国外的科技信息。在交换工作中，他以丰富的国际知识和管理经验，亲自对英、美、日、德、法各国学术机构进行选择交换对象和选择双方应交换的书刊名称。他对国际书刊交换工作的经济效益极为重视，他把出版物分为三种类型:高级、中级、一般，有价格的标价，没有价格的根据书刊质量估价，无论采用哪种交换方式，都尽量做到等价等量，每年工作总结都要把当年交换的经济效益算出来，估计一年为国家节约多少外汇。同时也注意交换书刊的质量，指示把交换来的书刊进行展览，请科学家加以鉴定。竺可桢和吴有训副院长等曾亲自参观展览会，称赞这项工作很有成绩。
为了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根据陶孟和的指示，院图书馆编制了《新书公告》、《苏联期刊论文索引》、《自然科学期刊索引》、《全院化学期刊总目》、《俄文期刊总目》、《专利快报》、《专利文献索引》以及《科技文献索引》等。武汉分院图书馆编制了《化学论文专题索引》，兰州分院图书馆编制了《农田水利及水土保持参考资料索引》，南京土壤所图书馆编制了《土壤学论文索引》等。这些书目、索引都受到科学研究人员的热烈欢迎。
陶孟和经常教育图书馆人员要千方百计为读者服务，并逐步提高服务质量。院图书馆建馆初期，藏书不多，工作重点放在为各所补充图书上。由于研究工作需要，从1956年开始扩充阅览室，1957年增设专利文献阅览室和缩摄资料阅览室。1958年5月，设立西郊服务站，1959年10月中关村书库落成，即正式成立自然科学服务部，将城内的自然科学书刊迁入，为中关村各研究所科研人员使用，书刊使用率大大提高，当年出借书刊达到136756种276190册，等于1956年全年借书量的五倍。在服务方式上，院图书馆除了来馆借阅外，还开展了信函借书、送书上门，办理国内外馆际互借等项目。此外还注意了加强书刊报导、读者辅导及参考咨询工作，举办了新书陈列、专题展览、学术报告会、专题讲座等，向科研人员宣传馆藏、辅导读者掌握查找文献的方法，受到了科研人员的称赞。各研究所图书馆在读者服务方面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普遍实行开架借阅，不少图书馆还开展了代查、代借、代复制和代译文献工作，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科研人员的用书要求。陶孟和看到后感到非常满意。
早在1956年，陶孟和就呼吁:"为了广泛地供应各方面对科学文献资料的需要，为了使每个图书馆都能设备充分的复照工具，包括照相机、显微影片复制机等，随时做出复制拷贝，以应需要。"到1959年，他更进一步指出图书馆必须向机械化、自动化方面前进。他说:"图书馆工作和情报工作在今天都是管理盈千累万的文献的工作，由于文献的日益增多，手工作业已经逐渐不能适应需要，因此就必须向机械化、自动化这方面前进。我们期待着科技工作者对于文献的阅读、搜寻乃至翻译诸方面的机械化、自动化，多给我们指教和帮助。例如关于显微片镜头的设计和制造，穿孔卡片的搜索机，自动翻译的电子计算机等，都是我们应该及早赶上国外的进展的。"对于这一观点，大家都感到陶孟和很有远见。
陶孟和热爱青年，提携后学，诲人不倦。他在图书馆，对待青年干部更是循循善诱，勉励他们多多学习，钻研业务，尤其是文献采访工作和国际交换工作同志遇到问题找到他时，他总是不厌其详地为他们解释疑难，解决问题。陶副院长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时常带病到馆主持工作，亲自坐到国际书刊交换组办公室审核交换的信件和交流的书刊。他的言传身教，影响至深。
总的说来，在陶孟和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事业在全国解放后短短的十年中发展很快，全院图书馆数量由1950年的17个发展到1959年的200多个，藏书也由1950年的6.3万册增加到1959年的600万册以上。这些藏书都是国内最有用、最珍贵的科技文献，对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陶孟和早年治社会学，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社会学被当作伪科学遭到否定，也由此严重影响了对陶孟和的公正评价和合理使用。当1957年整风动员知识界鸣放时，陶孟和提出意见，认为"旧知识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无材者充数，以致酿成许多混乱。"后来在反右斗争的高潮中，在批判费孝通等所谓"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政治阴谋"的大会上，陶孟和直言不讳地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当受到敌视。他还有过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遭受"浩劫"这类的惊世骇俗的言论。后来他曾被内定为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地位使他受到了保护，没有受到多少冲击。
1960年4月，陶孟和抱衰病之躯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抵上海后第三日，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经抢救医治无效，于4月17日中午逝世，享年73岁。4月28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了公祭，灵堂中摆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送的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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