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合称。具体地说，甲指龟甲的腹板；骨主要指牛的肩胛骨或胫骨，也有猪和羊的肩胛骨。甲骨文，就是写在龟甲上的文字。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人们可以见到的最早的古代文献，其内容为殷商时代王室占卜的记录以及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故又称“卜辞”。因其最初出土于殷墟（今河南安阳县西北小屯村），故又称“殷墟书契”、“殷墟卜辞”。甲骨文是清末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偶然发现的。甲骨文发现后，对其的研究经过了著录、注释、考证的过程。
铜和锡的合金构成青铜，因为加了锡的成分，铸造出来的器物呈青灰色，所以称为青铜器。铸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又称为“铭文”、“铭辞”。青铜器主要为统治者和贵族的生活器具，如酒器、饮器、食器、乐器等。这些器具如果用作礼器，则被称为吉金。因此金文也称吉金文。三代时，钟、鼎为最重之器，铸刻的金文器具以钟鼎居多，故后世又称金文为“钟鼎文”。西周是钟鼎文最为盛行的时代，其内容大多是歌功颂德，财产分配，疆界纠纷，命令告示等。一般而言，商代的铭文字数较少，常见的只有几个字，而周代铭文的字数则有大幅度增加，其文献性质也得到加强，如陕西郿县出土的大盂鼎，有铭文291字。在现存一万多件有铭文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首推毛公鼎，共497字，所记载的内容与《尚书·文侯之命》相近。据《左传》记载，春秋时郑国和晋国都曾在鼎上铸刻刑书，它们可以算是以青铜器为载体的完整意义上的书。对金文的研究较早的有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近代有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等。
简，指竹简；牍，指木牍。合称简牍。简牍作为文献载体的使用，据说早在殷商时就出现了，但从出土文献考察，主要集中在战国至汉晋这一段时期，东晋以后，纸张的使用取代了简牍。竹简成为文献的载体，需要经过一定的工艺处理：首先把竹子剖成一片一片的，为防虫蛀，先作脱水处理，用火烤干竹子里的水分，再用毛笔在上面书写。一般情况下，一支竹片制成的简叫做简，用帛带和丝带把若干简编在一起成为策（或册），简册用绳一般为上下两道或上中下三道。简册经过编联，为了便于保存，把它卷在一起叫做卷，有字的一面朝内，无字的一面在外。或以最后一简为中轴，从左至右卷起来，使简册的首简在最外层，为了便于检索，往往在首简的背面写上标题。有的在开头多两枚空白简（又称为“赘简”），在背面写上标题，类似封面和扉页。或以首简为轴，从右至左卷起来，为了使于检索，通常在末简的正面写上标题。从各地的出土实物看，战国秦汉时每简的长度和字数并没有统一的定制，大体以便于携带、保存、阅读为宜。一般竹简多为二尺四寸长。古代计算书籍起讫的单位为篇、卷。南方多出土竹简,北方多出土木简。
木牍是指用来书写的木版或木片，一尺见方的牍叫做“方”。单片的木牍比单片的竹简宽好几倍，多用于书写公文、律令、函柬等。从汉代起，木牍的标准长度为一尺，因此书信被称为“尺牍”。木版如果再做得大一些，就叫做“业”。肄业，原意是指读大版子书，毕业则指大版子书读完了。古代的简与牍在记载功能上有所区别。《仪礼·聘礼》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即一百字以上的篇幅写在竹简编联的“策”上，一百字以内的篇幅写在“方”即木牍上。
历史上时常有简牍出土的记载。古代最著名的一次是晋太康二年（281年），河南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魏襄王慕，得竹书数十车，史称“汲冢竹书”。1949年以前发现简牍最多的一次是“居延汉简”。此外还有楼兰、尼雅汉晋木简、敦煌汉简、银雀山汉墓竹简等等。简牍不断地大规模地出土，极大地丰窗、补充或订正了传世文献。对简牍的研究产生了简牍学。
缣帛即丝织品，类似的织物还有“素”，即白绢等。丝织品作为文献载体的出现，有其自身的一些优点，如轻薄柔软，平整易于舒卷，长短便于剪裁。但缣帛价格昂贵，一般人难以购买，相比之下竹木取材更便宜。因此，人们很早就把缣帛与竹木同时使用。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用缣帛作为书写材料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缣帛除了书写文字外，还有一大功能即用来绘画，这是竹木材料难以胜任的。帛书又名缯书。帛书在柔软性、书写性、绘画性等方面胜过简牍，但在流传过程中其保存的长久性却远不及简牍。帛书藏于墓穴极易腐烂，所以现代考古发现的帛书很少，20世纪最著名的帛书出土地是湖南长沙。此外还有马王堆汉墓帛书。纸张出现后，缣帛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至少在唐代还有诗人用缣帛来写信。
初期纸书的装帧形式，从六朝到唐五代，纸书皆用卷轴装。卷轴装就是把抄了书的纸粘连起来，形成长卷，在其尾端装上一根用木或者竹做成的轴，收藏时由尾端向前卷成一束，称为一卷，因此卷轴装的纸本又叫卷子。卷子的开头部分露在外面容易破损，一般在前面接一段丝织品以为保护，这段丝织品叫“褾”。褾上可以系一根带子，卷起来后用于捆扎。因此，一个完整的卷子包括轴、卷、檩、带四个部分。直到今天，中国字画装裱仍保留了这种装帧形式。
卷轴装的纸书显然模仿了简策和帛书的装式。帛书所采用的就是这种卷轴形式。而简策也是卷起来存放的。并且卷子都画有竖格，称“边准”，上下有横栏，叫“边栏”，近似一根根竹简的形制。
卷子的高度约一尺左右，长短则未有定制。从现存敦煌卷子来看，长的有二三丈，短的仅二三尺，完全依内容需要而定。一般卷子多用单层纸卷成卷轴，贵重的则要装背，即在书写纸的背面裱托一层衬纸。卷子摆在架上不易寻检，一般要在卷轴一端悬挂标签，称为“签”。标签一般用牙质的，故名“牙签”。不同类别的图书，则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牙签来区别。
一部书往往有许多卷，为了不和其他书相混，也为了保护卷子和便于携带，人们便用丝织品做成一个个袋子来装卷子，这种装书的袋子叫做“帙”，也称“书衣”。敦煌所出也有用细竹为经，丝线为纬编织而成的书帙。一帙通常为十卷。但这只是一般情况，如果一部书不足十卷，自然也可束为一帙。由于卷帙关系密切，后人常常以“卷帙”指代书籍。
从卷轴装向册页装的过渡：
梵夹装，本指古印度用梵文将经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装帧，而后依次将贝叶经顺好，每叶穿一圆孔，用两块长条形竹板或木板上下相夹，然后用绳穿过板上圆孔，再逐叶穿过每叶圆孔，最后穿过另一板圆孔。绳头打起比圆孔大的疙瘩，以防脱出。这种装帧由于是两板相夹，又是梵文书写，故称为梵夹装。其优点是每叶独立存在，便于翻检，其缺点也很明显。因板夹的都是散叶，如果未经绳穿，或穿绳磨断以及叶洞破损，便很容易出现书叶丢失。
旋风装，就是将裁成一定大小的纸两面书写，或将两页纸裱成一页两面书写，然后将写好的书页的一端依次粘贴在一张卷纸上，装上卷轴。与卷轴装不同的是，旋风装的卷轴不是装在该卷的末尾，而是装在该卷的开头。因旋风装的书打开后似一片片独立地粘连在卷纸上的叶子，故又称“叶子”。故宫博物院保存有国内唯一一本旋风装图书，据说即吴彩鸾写本《唐韵》。旋风装将书叶鳞次相错地粘裱于卷底上，看似龙鳞，故又称“龙鳞装”。旋风装不仅缩短了卷子的长度，而且增大了卷子的容量，且便于翻检，确有优于卷轴装的地方。然而，旋风装毕竟仍然保留着卷轴装的形式，也就不能完全克服卷轴装的舒卷之难，且旋风装的散叶在卷曲后可能很难平复展开，反而增加了阅读的困难，所以这种形式后来并没有被普遍采用。
经折装，就是把卷轴式改成折叠式，书纸仍然是由多张纸粘连起来的长幅，但不用卷轴，而是按照一定的宽度一正一反折叠成一个长方形的折页，前后用两块与折页一样大小的硬板把折页夹起来。经折装是吸收了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的经验而创造的一种新的书籍装帧形式。因为比较便于诵读，因而成为中国佛、道二教经典的主要装帧形式，经折装之名也由此而来。北宋神宗元丰三年至徽宗崇宁二年（1080年一1103年）福建东禅等觉寺刻印的《大藏经》世称《崇宁藏》或《福州藏》便采用经折装。线装已经普及的明、清，刻印佛教经典仍然采用经折装，充分说明这种装帧形式颇受宗教人士和教徒们的喜爱。经折装虽比卷轴装、旋风装等便于诵读，但它的折口容易断裂，断裂后的经折装与梵夹装一样，书本也成了散叶，容易散乱和丢失。
册页装：
“缝缀（缋）装”是将数张纸叶重叠在一起以后再对折，在折线处用线穿订成书；或书叶较厚，几张集在一起对折成为一帖（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若干帖集在一起，折缝处作书背（ｂｏｏｋｂａｃｋ），用麻线反复穿连联缀。”
特点：
1.只有写本，没有印本，
2.先装订，后书写
3.前后文字，多不相接
4.页数成双，多为八页
5.分迭缝缀，连迭成册
雕版印刷后：
由经折装演变而来的，是以版心中线为准，版面向里对折，然后再一叶一叶重叠在一起，在折线处对齐，用浆糊粘在一起，另外三边切齐，再用硬纸连背裹住作封而。每页纸只有一面有字。打开书，可以看到一整页，以版心为中轴，两边各半页，颇似展翅蝴蝶，故称蝴蝶装。蝴蝶装在唐末五代时期即已出现，敦煌所出《王陵变》即是蝴蝶装。宋、元时期，蝴蝶装成为书籍的主要装帧形式。即使到了明、清，蝴蝶装也仍在采用。蝴蝶装虽有许多优点，但由于“版心向内，单口向外”，而当时印刷书叶均只印一面，另一面无字，翻书时，有时翻到有字的一面，有时翻到无字的一面，阅读起来颇觉不便。
对蝴蝶装的一种改进，把印好的书叶在版心中线处背而对折，让版心向外，单口向内，然后将单口粘连到裹背纸上，外面再加上护叶和封面，这样就产生了包背装。这种包背装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无线装订，只是今天的书叶是单页，当时的书叶是双页。不过，这种形式的包背装也有缺点。一是单口与包背纸的粘连比较费事，且粘连不牢则容易脱离散乱；二是为了粘连牢固使用过多浆糊则容易生虫生霉，不利于书籍的保存。于是人们便在单口边栏外的余纸上打二至三个孔，用纸捻成线穿连扎牢，然后再裹上包背纸，这样就解决了糊多生虫生霉、糊少容易脱离的问题。出现很早，明代最为盛行。由于包背装版心向外，书口一般都刻有书名、卷次、刻工等，插架时直立容易磨损书口，故改蝴蝶装时的直立插架为平放，封面也就不必再用硬版而改为软质，这样，包背装在整体上就类似于今天的平装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