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为了进一步做好这方面工作，很需要总结一下所走过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这段历程，实际上只30年，但如果把以前的加起来一起算，大致有一个多世纪。将一个多世纪中国人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整个历程作一回顾和反思，其中的正反教训能使我们得到更全面启迪，有利于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
这时的中国学术界也开始有了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成果。莫东寅（1914—1956）于1943年出版的《汉学发达史》，对秦汉以来东西方人士对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历史作了全面概述，谓“述其发展过程及其近况，考其原始，探其背景，辑成一书”。作者对当时的一些汉学著作如《欧人的支那研究》（石田干之助）、《东洋学的成立与发展》（青木富太郎）、《支那文化与支那学的起源》（佐藤文雄）、《欧洲与中国：早期至1800年的相互关系史的观察》（G·F·胡德森）等都有研究，注意到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阎宗临也是当时有重要成果的学者，他的法文博士论文是中国学者对法国杜赫德进行系统研究的最早专著，1937年在瑞士印刷出版，受到欧洲汉学界的好评。王古鲁的《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自刊本，1936年），对日本大学汉学研究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介绍，为当时国内学者有影响成果之一。这些国人成果的出现是一种发展态势的转折。
一批关于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目录集也相继出现，如王钟麟《最近日本各帝大研究中国学术之概况》（南京：金陵大学1932年）、于式玉编《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篇目》（北平：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33年）、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史学消息社编《国外汉学论文提要分类目录》（北平：禹贡学会发行部，1937年）、于式玉与刘选民编《一百七十五种日本期刊中东方学论文篇目》（北平：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40年）、中法汉学研究所编《18世纪、19世纪之法国汉学》（1943年）等。虽然谈不上是学术专著，但是属于重要的基础建设工作。
二、20世纪中叶的研究
笔者查阅有关统计数据，这时期出版的海外翻译过来的著作不是很多。还是以历史地理研究的情况为例，如果说有的话，也是对以往出版过的著作的再版。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的俄国布莱资须纳德所著《西辽史》（梁园东译），1955年中华书局再版；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的美国卡德所著《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刘麟生译），由吴泽炎重新翻译，1957年易名《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商务印书馆新版；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意大利马可波罗著《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译），1954年中华书局再版。当时历史地理研究领域所翻译的新书，大概也只有《蒙古秘史》（［蒙］达木丁书隆著，谢再三译，中华书局，1956年）、《中国关税改革图》）（［英］莱特著，姚曾廙译，三联书店，1958年）等若干本。这与先前所提及的情况大相径庭。
当时有过一些允许出版的译著，不过是“戴帽”出版的。所谓“戴帽”出版，就是戴上“供批判用”这顶帽子。美国著名学者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就是这样的译著。其“中译本序言”称，所以翻译这本著作，因为该书“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序言还称，“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中译本序言”把这本著作定性为资产阶级学术“大毒草”，要求以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批判之。当时，丹涅特的《美国人在东亚》、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赖德烈的《早期中美关系史》、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贾德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伯尔考维茨的《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等著作（中译本）的“前言”、“后记”，都有类似这样的说明。
196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两书，选译了19世纪以来英、美、法、德、日等多国学者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研究的言论，涉及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诸多方面研究，也是为了供“批判”用。编者申明编纂目的，称所以选译这些资料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
建国初年，一些高校还是很期待开展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但真正实施得很少。严绍璗回忆上世纪60年代的情况，说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教研室主任魏建功就曾主张研究海外汉学的问题，也曾嘱咐其学好日文，说要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不要让他们笑话了我们”。1964年，北京大学还策划过“燕京—哈佛学社”资料整理项目，齐燕铭亲任项目主持人，可惜很快被认定为“学术领域的修正主义活动”叫停。类似这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阎宗临身上，阎的儿子回忆父亲说，他当时“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如果有宽松良好的环境，有志趣相投的朋友，他在学术研究上一定会有更大成就。
当时的冷战严重制约了中外学术交流和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英等西方国家确定了“遏制”苏联、建立反共世界新秩序的“冷战”政策。他们坚持反共立场，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直在精心构筑他们的所谓反华包围圈，这种反华包围不只政治、经济的，还包括文化封锁。当时美国确定的文化封锁政策，不仅拒绝中国留学生回国，也不让美国记者、文化人到中国去。杜勒斯坚持已经确定的政策，拒绝与新中国有任何交往。当时东西方文化沟通、国内外学者交流相当困难，更不要说到美国或西方国家直接搜集资料，开展汉学、中国学研究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这种态度决定了中国向苏联“一边倒”，诚然，与苏联等国家友好会有一些文化交流机会，但毕竟太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情况不堪回首，但往后十余年，情况就有很大改观。中美关系转变是其中重要的突破因素，是中国“文革”后期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美国也同样，他们需要从越南战争的泥潭里拔出，需要改变与亚洲、中国的关系。1970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试图重新恢复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两国关系的正式突破是尼克松访华之后。1976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孙越生开始筹划出版《国外研究中国丛书》，又与大家一起编纂了《美国中国学手册》，成为1949以后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历史机遇和孙越生的远见，造就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有实际意义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
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明显转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以往自我封闭的情况从此得以改善。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出版《中国史通讯》，把对海外中国历史研究动态的介绍列为刊物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也主持出版《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视野投向国际学术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则从1980年开始出版《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应该关心外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认为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也有“较深入的研究”，不时对近代史研究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这都需要“及时了解”。“编者的话”称，刊物的目标是要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优秀学者也陆续走出国门与海外学术同行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李学勤是最早到西方学术界访问的学者之一，足迹遍布欧美、澳大利亚、日本。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是“文革”后最早到哈佛大学访问的中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十分重视这次接待。1980年，何兆武、王毓铨等学者也制定了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的详细研究计划。
三、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研究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也即70年代末开始，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进入一个崭新发展阶段，取得丰硕成果。这是20世纪中国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又一个高潮期。
四、若干思考
一个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很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也许不这样。对这场大起大落经历的回顾，目的是为今后的路走得更好。对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者，这一学术史的回顾也是学科建设的好课堂，可以让我们思考更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