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藏书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代，就有了收藏甲骨典籍的处所，汉代皇家已有了藏书阁和掌管藏书的官吏，春秋时期已有相当规模的私人藏书出现。藏书楼是我国古代收藏和阅览图书用的建筑，不仅收藏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典籍，同时也是传播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传承民族文化上功不可没。
古代藏书楼又不同于近代图书馆，前者重在收藏而不重应用，且只为少数人所有，不向社会开放，因而有很大的局限性。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向国人最早介绍了西方的图书馆。在以后的维新变法中，维新派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方案，并把建学会、开办图书馆等作为一项重要措施。“戊戌变法”虽被扼杀，但新思潮已不可阻挡，清政府也不得不推行“新政”，采取一些改良措施。
宣统元年(1909年)执掌学部的清廷重臣张之洞奏请设立京师图书馆，同年9月9日，清廷准学部之奏，筹建京师图书馆，它标志着中国第一座国立公共图书馆的诞生，至今已走过整整百年历程。
图书馆是我最喜爱的地方，无论是文津街前的原北京图书馆，还是紫竹院旁的国家图书馆，无论是国子监中的首都图书馆老馆，还是华威桥畔的首都图书馆新馆，都常常令我流连忘返。在北京近代公共图书馆诞生百年之际，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浓厚的兴趣，查找资料，实地探访，力图梳理出北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轨迹。
从广化寺到文津街艰辛创业的北京图书馆前世
后海现在是时尚的地方，但你知道吗，京师图书馆——就是后来的北京图书馆、现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最初馆址是选在后海边上的广化寺。
广化寺在后海北岸鸦儿胡同，创建于元代，临湖而建，高大的山门就在湖岸边，当时被称为京城八刹之一。元代以后湖面逐渐变小，寺前形成胡同，“鸦儿”可能就是“沿儿”的转音。广化寺明清时香火一直不断，明万历、清咸丰年间多次修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曾重建。
1908年，张之洞购得湖州姚氏和扬州徐氏的私人藏书抵京，即存放于广化寺内。京师图书馆筹建后，又将清廷内阁大库的藏书、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敦煌石室唐人写经8000卷等调入，共有各类珍贵文献、善本等约10万册。辛亥革命后，京师图书馆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1912年8月27日正式开馆接待读者。
广化寺馆舍狭窄潮湿，不宜存放图书。当时这里交通不便，来馆阅览者不多。1913年10月便停止接待读者，筹划馆址搬迁。经多方考察，教育部议定新址设于原国子监南学旧址。
国子监在安定门内国子监街路北。清雍正年间，在方家胡同东段路北，为监生们修建宿舍和教学用房共计190余间，因在国子监以南，称南学。迁入“南学”后，京师图书馆条件有所改善，于1917年1月26日再次开馆，正式接待读者。1916年内务部规定，凡经内务部立案的出版物，均须送京师图书馆一份收藏，标志着京师图书馆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职能。
1928年，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馆舍更名国立北平图书馆，再次搬迁至中南海居仁堂。居仁堂原名海晏堂，是慈禧时仿长春园中海晏堂所建，是一组仿西洋楼式的建筑群，专为接待宴请外国女宾之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将其改名居仁堂，并在殿内接受百官朝贺，做登基准备。后冯国璋、曹锟等执政时都曾在此居住办公。1928年后，中南海改为公园，对公众开放，居仁堂成为图书馆的新馆址。1929年1月10日举行新馆开馆典礼。
当时在北海公园内还有一所北平北海图书馆，是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创办的。这个基金会是专门保管和处置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资金比较充裕。京师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于1925年曾商定两馆合并，并筹划建新馆，但一直未能实现。1929年南京教育部再次提议两馆合并。同年6月，教育部与基金会合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聘请马叙伦、陈垣、傅斯年等为委员，推荐蔡元培为正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由教育部加以聘任。
两馆合并后，新馆址选在北海公园西侧。这里曾是明代玉熙宫，清代御马圈旧址。新馆设计方案经竞标评选，丹麦设计师莫律兰的方案中选。这个方案的独特之处是建筑结构是钢筋水泥，内部设施十分先进，堪称当时的国际水准，但建筑外形却是仿中国古典建筑。重檐庑殿式，绿琉璃瓦顶，汉白玉须弥座，整座建筑群典雅庄重，浑厚古朴，与周围环境十分协调，是当时我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图书馆。1931年6月25日举行新馆落成典礼，蔡元培参加并致辞，7月1日正式开馆。
图书馆前的街道原本没有名称，只是西安门大街的一部分。图书馆建成后，因移存文津阁的《四库全书》而得名文津街。
文津阁中的《四库全书》是七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在文津楼中，仍是原架、原函、原书完整地存放着。文津阁《四库全书》共36304册，分装在6144个书函中，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当年高大的128个书架上。夹板、丝带、铜环一如当年。翻开书册，即见“文津阁宝”的朱印，“纪昀复勘”的黄笺和端正的馆阁体楷书，令人叹为观止。
京师图书馆在创建了22年后，才有了新馆舍，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但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日趋危急，为国家珍贵典藏免遭不测，国立北平图书馆奉命将善本古籍装箱南运。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中，图书馆在长沙、上海、重庆、昆明等地辗转，始终坚持馆务、发展事业、征集和编辑抗战史料，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与图书馆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战胜利后，图书馆返回北平，恢复馆务。
从文津街到紫竹院，重获新生的国家图书馆
新中国的成立，给图书馆业带来了新生，国立北平图书馆移交文化部，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55年北京图书馆制定了12年工作规划纲要(1956-1967)明确提出：“北京图书馆是我国中心图书馆，是中外书刊及贵重善本书、手稿的国家总书库。”北京图书馆迅速发展，馆藏不断增加，馆舍几次扩展，仍不够用。情况反映给周恩来总理，1975年重病中的周总理指示：“文津街这个地方就不动了，保持原样，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盖，可以一劳永逸。”
在周总理关怀下，经多方寻找，反复勘察比较，选定西直门外白石桥大街西侧(现中关村南大街)，紫竹院公园东北边为新馆址。新馆的设计云集了当年各大建筑院校、建筑设计单位和著名设计师，共征集了114个方案。经过反复比较，选用了建设部设计院和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的方案，最后经过杨廷宝、戴念慈、张镈、吴良镛、黄远强等五位设计大师给予综合调整，新馆于1983年破土奠基，1987年落成。
新馆双塔形的书库，主楼地上19层，地下3层，高达61米。围绕主楼有十多座民族风格的建筑高低错落，由通廊相连。建筑群外墙均为玉白色面砖，孔雀兰色琉璃瓦顶及饰带，整座建筑群显得洁净典雅，气势不凡。这组具有中国书院特色的建筑群，耸立在紫竹院的浓阴秀水之畔，流淌着中华民族千年不绝的书典气韵。
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馆舍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2004年12月国家图书馆第二期及数字图书馆工程奠基。2008年6月更加具有现代风格的二期新馆落成。现国家图书馆，馆藏达2700多万册(件)，馆舍面积达25万平方米，不仅是我国最大，也是亚洲最大的图书馆。它的百年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我国近代百年史的一个侧影。
寻访由三家图书馆合并而来的首都图书馆前身
首都图书馆也是北京一座重要的图书馆，它的前身是由三家图书馆合并演变而来，而最初的渊源也是京师图书馆。它的发展前期，同样是居无定所，数度搬迁，与国家图书馆颇为相似。
1913年6月，教育部鉴于京师图书馆地址偏僻，在另觅馆址的同时，租用宣武门外大街东侧、前青厂胡同武阳会馆夹道内一处民居，开设了京师图书馆分馆，由总馆选出适合公开的通俗图书拨交分馆。1914年分馆迁至前青厂西口永光寺街1号，1916年初又迁至宣武门外香炉营四条西口一栋西式楼房内，面积有所扩大，增设了妇女阅读室。在总馆停馆期间，分馆承担了全部对外开放业务。
1913年10月，教育部又在宣武门内抄手胡同，创立京师通俗图书馆。这是辛亥革命后我国第一个面向普通民众的图书馆，藏书以大众通俗读物为主，藏有戏曲、通俗小说等一千余种，当时这方面的藏书甚至超过了京师图书馆。馆内还专设了儿童阅览室，并配备了儿童休息、游戏设施，在当时是很先进的。
1924年7月，京师图书馆分馆经费困难，无力付房租，搬至抄手胡同北口的通俗图书馆院内，合署办公，分别办馆。1925年春，两馆又同时迁至头发胡同22号，原清代翰林院讲习馆旧址内，仍分置馆务。
1926年10月，奉教育部命，京师图书馆分馆改称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京师通俗图书馆改称京师第二普通图书馆。1927年7月两馆正式合并，称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当时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北面的后戟殿内，还有一个在1917年就成立的图书阅览所，后改称京师第三普通图书馆。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三个馆几次更名、迁址、合并，后改为北平市立第一图书馆。
寻访京师第三普通图书馆旧址很容易，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元代为万寿兴国寺，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改建为社稷坛。辛亥革命后，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对公共开放，1928年改称中山公园。
社稷坛的北面是拜殿，是为雨天祭祀而建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美国提督曾在此办公。1923年重建了拜殿，作为各界团体集会、举办展览的场所。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曾在此殿停棺，接受各界人士吊唁，1928年改名中山堂。1914年辟为公园后，改建为殿堂，称后戟殿，1917年成立的图书阅览所就在此殿中。
寻访京师图书馆分馆旧址就不那么容易了。它最初建馆的宣武门外大街东侧，近些年拆迁变化极大。前青厂胡同，在琉璃厂西街以东，东西向，现街名还在，但已面目全非。胡同南侧是新建的椿树园小区，高楼林立，胡同北侧已拆除，但还未建设。在它北边的后青厂胡同、香炉营诸条等，都已拆除。
在一片残垣断壁中，我发现了一栋二层小楼，独立在废墟之中。看外貌已年代久远，不像近年所建，位置大约就在香炉营四条附近。这是否是京师图书馆分馆1916年所在的那座西式小楼呢？周围没有居民，无从打听。我赶紧拿起相机拍照，权作存疑吧。也许再来，它就不在了。
京师通俗图书馆旧址所在的头发胡同，在宣武门内大街西侧，新文化街以南。我从东口进去，穿过整条胡同，快到佟麟阁路时，在胡同西口路北找到了22号，现在为63号。这是一座有广亮大门的大院落，门上的彩绘已经重新油饰，院落也进行了修整。当年南房为阅报室、北房是阅书室，后面是书库。京师图书馆分馆与京师通俗图书馆及合并后的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在此院办馆达28年之久。
鲁迅先生与京师图书馆
先后参与策划京师图书馆开馆和主持馆务的学者有江瀚、夏曾佑、鲁迅、陈垣、李四光等，梁启超、马叙伦、蔡元培等曾先后任馆长。而鲁迅在其中起了独特的作用。
鲁迅先生始终重视对国民的启蒙教育。他在《呐喊》自序中曾高呼“对于愚弱的国民，第一要着是在改造他们的精神”。图书馆正是对国民进行教育的有效场所。鲁迅对北京的图书馆业倾注了极大热情。京师图书馆成立之初，鲁迅时任教育部佥事及社会教育司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方面工作。1913年2月教育部派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实际许多工作都由鲁迅负责。他以教育部名义咨调各省官书局所刻书籍入藏京师图书馆。1913年将一部铜活字版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拨予京师图书馆。1916年鲁迅又为图书馆征求各省区最新修刊的书志、各种碑碣石刻拓本。《永乐大典》残本和文津阁《四库全书》也是经鲁迅据理力争，移藏于京师图书馆。鲁迅为京师图书馆初期丰富馆藏、奠定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
鲁迅的思想，成为通俗图书馆办馆的指导方针，为以后馆内入藏极富特色的戏曲、小说藏书奠定了基础。1913年10月21日京师通俗图书馆在抄手胡同开馆，鲁迅参加了开馆庆典。当天的《鲁迅日记》中记载：“午后，通俗图书馆开馆，赴之。”
通俗图书馆开馆后，鲁迅去的次数更多，既去指导工作，又有个人去借书阅览。他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常去馆内查阅资料。十多年后，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前言中，鲁迅曾追述通俗图书馆，称它为“天堂之所”，可见这所图书馆给他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回忆。
首都图书馆从国子监到华威桥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北平市立第一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市图书馆。1953年馆址迁至西华门大街35号(现4号)，头发胡同旧馆改设为西单分馆。1956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图书馆迁至国子监，正式命名为首都图书馆，郭沫若题写馆名。
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和朝廷掌管国学政令的最高官署，经明、清两代的不断扩建，成为一组规模宏大、匠心独具的建筑群。
国子监的主体建筑是辟雍。辟雍形制独特，端庄华贵，被建筑学家梁思成誉为与故宫三大殿、天坛祈年殿、颐和园仁寿殿并列的北京最美的六大宫殿之一。首都图书馆迁入后，办馆条件大为改善，馆藏迅速增加，很快进入全国大型公共图书馆行列。北京市又拨款建设了各区级图书馆和阅览室，统一由首都图书馆进行管理，首都图书馆成为北京市中心图书馆。
2001年，为首都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也为全面维修国子监，首都图书馆迁至东三环南路华威桥畔的新馆。新馆建筑造型独特，像数部打开的巨书，在正门进门处，由玻璃勾画出国子监标志性建筑辟雍的剪影，仿佛是新馆与老馆的历史连接。
北京大学图书馆因为李大钊，从封闭的藏书楼变身为新型图书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下《明定国是昭》，正式宣布举办京师大学堂。筹办之初，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出：“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泰西各国于都城省会，皆设藏书楼，即是此意。”明确提出创办藏书楼，以供师生阅览。藏书楼最初设于马神庙校区的公主梳妆楼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藏书楼改名图书馆。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
1918年秋，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经杨昌济推荐，他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为时约半年。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谈到这段经历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除北大图书馆外，其他大学也大都设置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协和医学院图书馆等都有一定的规模，有较丰富的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