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5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史学论坛暨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2022年第4期邀请到慈济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副教授八百谷晃义作题为《戊戌变法的“社会”面》的报告。本次读书班以线上会议的形式举行，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召集，张仲民教授主持，随后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潘光哲、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吴仰湘、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雄威进行评议。本文为主讲人发言稿，末附评议人发言整理稿和部分听众问答。
主讲人发言
八百谷晃义（慈济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副教授）
一、过去戊戌变法史的研究
过去的观点认为，维新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目标是君主立宪。而黄彰健的研究是重要转折点，他发现康有为对《戊戌奏稿》进行了篡改，《戊戌奏稿》无法准确代表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的构想。他的研究也推动了维新运动史的研究，尤其推进了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最近二十年，在史料的开拓和历史过程的复原方面，也有大的推进，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茅海建、马忠文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二、维新运动时期学会的政治性
（一）学会的意义
（二）强学会的夭折
（三）《时务报》的宣传与启蒙
（四）学会运动的新方式
第一是使用新媒介。之前也有通过书信往来，发表政见的现象，但是书信往来是私密的，是一对一的双方向交流，报刊媒介的宣传却是公开的，单方向的，以不特定多数为对象。维新运动时期报刊的新鲜之处在于，有一定名声的中国人，在存在于官方政治架构外的报刊发表政治主张，并在中国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而且《时务报》等办得比较成功的报刊，在全国各地开设派报处，开始具备了超越地域限制的影响力。可以说，报刊的影响力逐渐克服了地域和官绅较为封闭的人际关系的制约。而他们除了报刊之外，还积极使用宣传册子。
第二点是公开性。中国有君子不党的观念，当时的士绅不太敢把自己组成团体的事情向社会公开，但是《时务报》馆对外公开了广泛存在的支持者的姓名，试图显示其显著的影响力，不过他的公开性还是过渡性的，因为《时务报》的《公启》，有《列名公启》和《不列名公启》两种。但到光绪二十三年，上海不缠足会、农学会、蒙学公会等上海地区的学会的公开性已经摆脱了过渡性状态，发展到非常成熟的程度。它们把自己的会员的名单，都在自己的刊物上公开。可以说，不缠足会中的积极分子已经认识到了公开的组织形态，对开民智和扩大影响力的有效性，开始对自己的运动方式产生自信。
第三点是横向性网络。比如缠足并非限于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全国各地均存在的问题。除了上海有不缠足会外，各地也存在不少类似的组织。其中如湖南不缠足会等，与上海不缠足会明确有渊源关系。此乃说明，官绅们开始跨越地方，在统一的问题意识下形成了团体力量。除了不缠足运动以外，还有陕西刘光蕡等地方绅士，响应上海等沿海先进地区趋新人士的号召，试图在地方透过学堂、学会等工具进行启蒙与改革。这种人物的广泛存在，显示着趋新人士逐渐形成跨越地方的横向结合，建立了超越地缘或官界派系等传统人际关系的官绅舆论空间。
（五）新运动方式的局限
这种新的运动方式也有局限，信息的地方性差距还是很大，如北京的毛慈望，即使在北京，也很难买到西学书。《时务报》流通的地域性差距也还是存在，如刘光蕡在陕西购书的方式不是去书店采购，而是派自己的学生去上海采购，说明当时若无书院等机构或积极分子推广，此地人士能接受的信息就会大大减少。可以说，《时务报》等报刊和西学书籍在地方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地方政府、书院与学堂等地方教育机构以及积极的个别绅士。当地若没有此等机构和人物，就得依靠他自己的人脉。如果没有可以依赖的人脉，很难获取先进地区的讯息。学会组织的推广，常依靠官绅间传统的人际关系，但这种人际关系，同时会成为阻碍学会发展的绊马索。此时，在地理上以上海等先进城市为中心，趋新人士在旧有的血缘、同乡以及科举的师生、同年等关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官方人际秩序的横向结合。但此种趋新人士“社会”的局限，也很明显，当时的官绅“舆论”，也只存在于此种有限的“社会”中。
（六）保国会
从政治性的角度看，光绪二十四年成立的保国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康有为在保国会的演讲上指出，士大夫应对天下兴亡负责，并呼吁他们以“忠肝热血”发动救国行动。然后在章程中保国会明确提出，保国会的目标是“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为了实现此目标，保国会要“讲求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同时，保国会的章程特别提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的上谕，应与清廷将康有为的上书跟上谕一起颁发有关。其意图是试图借用皇帝的权威，给保国会赋予正当性。不过保国会中的士绅如果主动要“助有司之治”，则明显超越了上谕所要求的范围。报道保国会的《国闻报》称：“本朝二百五十年士大夫，不奉朝旨，毅然引国事为己任，不顾成败利钝，斩斩而决之吾之一心，而其徒从之者，又如是其盛，未之前闻也。”报道所言才是实录。而且保国会将其成员公开，并将《章程》刊刻，进行宣传。
保国会的这种政治性，招来了官绅的批评，包括浙江举人孙灏、御史潘庆澜、李盛铎、文悌、黄桂鋆、杨度等参加甲午年顺天乡试同年会的举人，湖北张之洞幕府等。其中孙灏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他认为，保国会如果要“讲求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就是侵害皇帝的权力。可以说，以康有为集团为中心的维新派人士，自甲午战败后成立强学会时开始，透过《时务报》等报刊积极进行启蒙，组织学会制造呼吁改革的官绅舆论。到保国会成立时，他们提出的并非一个地方的个别利益，而是作为全国官绅普遍追求对象的“保国”，同时把士大夫定位为拥有“亡天下之责”、“救天下之权”的政治主体。在此之前，不在其位的士绅只能通过现有的体制向政府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但在此时，他们开始掌握了通过士绅间的横向结合制造改革舆论的新方式。
（七）舆论与制度
当时的士绅舆论怎样跟政府沟通呢？总理衙门章京汪大燮看到保国会之后，给汪康年写信说，康有为在保国会开会上光说亡国灭种的危险，却未提出救国的办法。汪大燮的发言非常值得注意，康有为通过其上书活动获取了光绪皇帝的支持，成功接近了最高决策权力。“百日维新”的进展，实际上是极大地依靠了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并非制度性的，而有浓厚的个人色彩。而且，康有为在向光绪皇帝提出方案时，所使用的渠道仍为现有的言路，即透过六部堂官与都察院的代奏，以及接近有上奏权的官僚，借用他们的名义上奏。可以说，为学会的政治性活动建立制度支撑，并将士绅舆论通过制度性渠道传达政府，这些都是尚未解决的课题。
三、什么样的人参加学会？
除了康梁等重量级人物之外，什么样的人参加学会呢？以上海蒙学公会和湖南不缠足会为例，这些参与学会的人，地缘、血缘因素很明显，此种士绅传统人际关系，在推广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会起到负面的作用。如湖南法律学会等，有些学会未对陌生人开放门户，很少有高级官员，以中下层士绅为核心力量。蒙学公会有比较清楚的数字，进士只有11个人，大概9%左右，最多的是生员。有职位的有57名，大概占45%，但是其中26名是非实缺，候补，估计大部分是由捐纳获得的。湖南不缠足会名单未提供身份资料，但根据当时湖南地区的报刊报道，大部分为生员等中下层士绅。值得注意的是，从会员中可以看到较多的绅商人物，像蒙学公会里面有经元善、周学熙、郑观应，或者湖南有张本奎、萧仲祁、王国柱、章恭斌等实业界的人物。这或许可以说明，学会里边有一定代表新兴社会力量的人物。
四、浙江士绅的学会活动
五、蒙学公会和《蒙学报》
接着谈一下浙江人士的学会，这边特别提到的是蒙学公会和它出版发行的《蒙学报》。因为叶瀚留下了较多蒙学公会成立时的资料，所以能比较清楚地知道蒙学公会的筹备过程。叶瀚本在张之洞幕府，在武昌时也想创办学校，设立学会，发行报刊，但没有成功，却对蒙学领域一直抱有关怀，后来他发现在武昌基本无法施展他的抱负，遂于光绪二十三年秋天去上海，与汪锺霖等设立蒙学公会。他特别重视跟汪康年《时务报》的合作与分工，因为汪康年已经办了政论性报刊《时务报》，所以需要走不同的路线，才有竞争力。后来他选择了蒙学这个领域，成立了蒙学公会。
当时学会运用的新的运动方式和特点，在蒙学公会的活动上也都可以看到。比如公开性，蒙学公会公开了他们的名单，然后使用报刊宣传，使用报刊宣传筹款。蒙学公会推广事业，除了透过官绅间现成的人际关系以外，还积极使用报刊媒介的公共舆论空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叶瀚尚在湖北时为自己的事业筹款，基本透过私人关系网，但在上海，他们已经拥有了学会与报刊这种新的工具。这种新工具可以使他们通过公开的方式集款。可以说，学会、报刊等新工具，为趋新人士的事业带来了新的运作方式，提高了他们的自信心。
这些拥有新方式的士绅团体，如果面临政治危机，也容易政治化，当时的《时务报》之争，可以表现这一点。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八日，清政府决定把《时务报》改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清政府的这个决定，大大的冲击了上海地区的浙江人士。叶瀚等人为了对抗康有为集团，要联合浙江人士在上海拥有的群体力量，成立浙学会，在设立浙学会的计划中，蒙学公会有重要位置。
而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上海地区的浙江人士的趋新事业进行了大调整，比如《时务报》改《昌言报》，《时务日报》改《中外日报》，蒙学公会的会务与《蒙学报》的报务一分为二，其中蒙学公会政变后随之云散，但部分成员积极参与庚辛前后的士绅政治运动。《蒙学报》则在汪锺霖的带领下，政变后虽有坎坷，但仍得以继续刊行。
六、《湘学报》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讲，《湘学报》是非常有意思的报刊。它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创刊，他的自我定位，是一个少谈政治，多研究些学术的报刊。江标在《叙言》和《例言》中明确表示，《湘学报》有与《时务报》等政论性报刊有不同的策略，即避谈政治，专门讲求实学，江标办《湘学报》的初衷，并未逾越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上谕所要求的范围。可以说，江标办《湘学报》是在光绪二十一年以来中央政府积极推动现代化的背景下，响应中央的方向，试图提供有助于改革的“中西有用诸学”知识和人才的行为。
有意思的是，《湘学报》有很多重编本和重印本。大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流通网络的问题。因为它是内陆地区的报刊，在发行时，流通网络存在很多缺陷，如在上海、北京的很多人想看《湘学报》，但都无法看到，湖南学政衙门只能重新印刷，但这种流通网络的空隙给当时的书商提供了一些市场，使得他们印刷盗版。到了清末新政时期，《湘学报》还受继续欢迎，尤其是清末新政时期的科学改革，给《湘学报》的内容提供了市场。若要讨论《湘学报》给读书界带来的影响，一定要注意新政时期的读者或者重编、重印本的存在。
这里介绍一下我找到的这些重编本、重印本的例子。这是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石印版的《湘学报》，它是比原版晚两个月出行的盗版石印版，说明当时《湘学报》流通网络的问题，给上海地区的书商提供了市场。
这是使用《湘学报》原木版重印的《湘学报》，而且它的印刷时期是光绪二十八年，已经进入新政时期。所以可以知道，除了下面介绍的石印本的重编本外，《湘学报》的木板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还保存在湖南的萃文堂书店里面，书店还用原来的木板继续刷印。
下边是重新编辑的石印版《湘学报》照片，被叫做《西政丛钞》，一个是台北中研院的藏本，一个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本，北京的藏本和台北的藏本其实是一个内容，只有封面不一样，所以可以知道它至少重印过一次。
这是《西学新政丛书》，也是重新编辑的《湘学报》，其实虽然它们的书名叫《西学新政丛书》或者《西政丛钞》，但是其实里边的内容都是改头换面的《湘学报》。
七、维新运动时期政治宣传中的宣传册子
维新运动时期宣传和启蒙的媒介，除了报刊以外，还有宣传册子。维新派积极使用宣传册子，比较好理解，康梁等人都积极使用宣传册。但有意思的是，反对变法的人士，也积极使用宣传册子，如刚才提到的反对保国会的浙江举人孙灏，他撰写《驳保国会章程》并作成宣传册子，在北京流传很广。
如果注意到湖南地区反变法活动的行动方式，像樊锥驱逐案、《湘绅公呈》、《湘省学约》、宾凤阳揭帖案等著名的反变法活动，可以知道此时的湖南保守派已经开始团结起来，将他们的主张向社会公开，并诉求认同。吴仰湘认为，当时湖南反变法活动中非常著名的《翼教丛编》，其实不是苏舆编辑的，而是以王先谦为中心的湖南保守人士集体编辑的刊物。我非常认同吴老师的结论，而且觉得“集体”这个部分很重要，其中最积极的是叶德辉，他的反变法活动非常活跃，在他的活动中，也可以看到宣传册子，如单独刊印的《輶轩今语评》。其实《輶轩今语评》宣传册子的版式，跟后来在湖南思贤书局出版的《翼教丛编》的版式基本上一致。如果把它和后来的《翼教丛编》相比较，可以发现它是单独刊行的版本，第一是版心没有《翼教丛编》四个字，第二是单行本中的一些字体和后来的《翼教丛编》的版本字体不太一样。除湖南之外，武昌的张之洞幕府也积极做宣传活动，如梁鼎芬打算排印《驳保国会章程》或者刊刻《许尚书文侍御奏摺》，做宣传册子进行宣传等。
最后谈一下反变法活动的意义。张之洞幕府的陈庆年，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说，反对康有为的人士也感知到了他们也需要团结起来，要开展政治宣传，唤起天下的正论。可以说，反对维新运动，反对康有为的士绅，也采取了跟趋新人士一样的宣传方式。当时的保守派尤其是湖南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目标，是维护皇权，他们对舆论空间的扩大有高度的警惕，但是保守派开展的宣传活动违背了他们当初的意图，最终导致了士绅社会舆论空间的扩大。
结论
我在今天报告中经常提到士绅对政治权力的要求，虽然维新派不完全是“资产阶级”，也不是要实现“君主立宪制”，但士绅对获得政治权利和建构新统治模式的要求还是存在。这种新的运动方式凝聚了趋新士绅的团体力量，提高了他们的自信心。这些维新运动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此外还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势”。19世纪末时，通过报刊媒介的普及，西学知识逐渐开始地方化。这种报刊的内容对“政治自觉”不高的士绅也有吸引力，如有关科举改革的报道。很多人开始阅读这些报刊，接受西学知识，这些趋新人士已不是分散的个体，而是一种社会的群体，他们是维新运动扩大影响力的条件，有这样的前提条件，维新运动才可以有号召力。
我们也应该看到维新运动的多样性，比如今天介绍的蒙学公会，或者官方认同较强的《湘学报》。茅海建认为，在维新运动时期由康梁提出的改革构想多有“粗略的、不完备的”内容，“戊戌变法若能继续走下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很可能只是过场性人物，很可能会出现新的领袖和主导人，历经磨难，找到能够达到目标的途径”。如果这样说的话，在实践层面，蒙学公会等非康梁人士主导的改革，让康梁的过程继续走下去，虽然在继续走下去的过程中，也有调整或者矛盾等因素，但通过合作分工，甚至对抗，趋新人士的行动共同组成了维新运动的整体。
最后有个问题，戊戌变法得以延续吗？当然中央政府里边的改革在戊戌政变后被中断，但是如果注意到戊戌变法的社会面，戊戌变法部分得以延续。如他们的运动方式，戊戌时期的政治运动和庚辛前后的政治运动，不仅在运动方式上，还是在人脉上，都可以看到连续性。舆论空间方面，戊戌政变也无法完全遏制舆论空间的扩大。政变后，张之洞与刘坤一等地方大官参与了跟康梁的舆论战，试图通过报刊媒介，证明政变的合法性。部分现代化事业还得以延续，如《蒙学报》在政变之后还可以继续刊印。这一方式在戊戌变法时期被生产的新知识还继续有市场，如《湘学报》、《蒙学报》等，在政变之后还得以延续，继续有影响力。
评议人评议
潘光哲（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
从八百谷老师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式的研究风格，即一种“精耕农业”的做法。通过他对《湘学报》各种版本的展现，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今天也帮我们重新反思，在维新运动中，并不是没有反制者，而且大家都进行所谓的舆论或社会动员，这对于我们理解戊戌前后的社会气氛非常有帮助。
八百谷老师的研究，最重要的还是注意到讯息的载体，他在《湘学报》、《蒙学报》，以及维新动员小册子的制作以及生产等方面，做了精细研究。但八百谷老师可以在受众的方面，再多下点功夫。我自己的阅读史就比较强调读者回应的部分，八百谷老师似乎可以利用大量出土的各种日记，对亲历维新变法的士人如何回应，做出一些讨论与思考。
在此我比较好奇，八百谷老师为何没对张之洞《劝学篇》的回应做出特别的讨论。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论，实际是当时读书人彼此之间的共识，不是张之洞的个人意见。如周星诒、许宝蘅、林骏等地方型的读书人，在不同的场域当中都能够读到张之洞的《劝学篇》，而且在日记中都有正面回应。在中央，张荫桓这样一位大官，也在日记中留下记录，称赞《劝学篇》。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意见，实际上形成了思想气候，为大家所共同接受。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可以看到戊戌时期的思想潮流，借由这些宣传品、小册子得以传播。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小册子当然各有立场，但并不是说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可以同论共享的思想资源。举个例子，在江标的时代，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被认为是学生要读的书，在考课中也有写《四国日记》读后感的命题。可如果从别的面向上看，王仁俊作为一个跟叶德辉一样的读书人，也会引用《四国日记》中对西方风俗的记载，来证明中国的风俗、教化是何等的正当，何必要引西入中。从这点来讲，我们通过王仁俊的《格致古微》可以看到，不管是支持变法维新的人，还是反对变法的人，他们的知识基础，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尝试提出的论述方向却是南辕北辙。我们借由这样的考察，或许能对变法维新小册子的实质内容进行分析讨论，理解这些宣传品的作用。
但话讲回来，八百谷老师讨论这些宣传品的意义，是站在今天一个大的、宏观的，事后之明的角度。我们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怎样看待这些小册子所带动的中国社会变迁的样态？在这里容许我引用西方一个研究传播史的学者韦伯斯特所提出的Informationsociety（资讯社会）的概念。即在当年的环境下，中国是否可能和西方一样，慢慢借由各种舆论动员的工具，如报纸，出版品，小册子等，让人们能够各自发表政见，提出对于现实政治、社会事务改革等方面的看法。如同八百谷教授告诉我们的，《湘学报》一旦印刷版留着，最后就可改头换面，形成《西政丛钞》这样的著作，在市场上流通。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Informationsociety，即资讯社会的时代，在中国的大地上也可能开始出现，虽然它也许只是广大沙漠中几块小小的绿洲，但毕竟预示了此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不管怎样，这些概念来自于西方，重点在于我们如何借助西方的思想概念，借由中国史的经验，提炼出更好解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思想的概念。当然，理论跟材料之间必须要融会贯通，这样的融会贯通，自然要看研究者自己的本事，但是我相信凭着八百谷教授的用心，以及他的努力，做出来的成绩必然会让人耳目一新。
吴仰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我也提出来。八百谷教授专门解读了陈庆年在戊戌年五月十二日的日记，认为这则日记表明反变法的人受到维新派的影响，也注意到要团结起来，开展政治宣传，我感觉这种解读有点偏差。
我这里找到了陈庆年六月二十三日给曹元弼写的信，在信中他也讲了这段话，和五月十二日的日记差不多。但我对此的解读是，他是强调守正之士一定要起来批驳康学，这种批驳不是在政治层面进行，而是在学术层面进行。
第二则材料是第二天，陈庆年给湖南学者胡元仪写信，约他针对康有为的《古文尚书》辨伪做反驳，并强调应该要纠正这种学说。
第三个材料是他在八月十一日写给自己老师王先谦的，特别提到自己在针对《新学伪经考》写《卫经答问》，从学术上批评康学。
年底时，他又在给王先谦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他的思路和五月十二日的日记一脉相承，强调士大夫要写书来批评康学。他的反驳还是从学术入手，而不是达到政治上的宣传。因此八百谷教授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论述，可能存在误读。陈庆年所谓的“造货”是写学术著作，并不是要大家团结起来做政治宣传。当时的学会、报刊，主要还是通过讲学的方式，比较隐晦、委婉地提出政治诉求。所以我们还是要多从启蒙和学术两个层面评价戊戌时期的学会、报刊宣传问题。
再补充一下，八百谷教授强调旧派对宣传册子的重视是受到维新派的启发，我感觉未必如此。因为通过传单的方式来宣传，是早就有的。在古代，大家叫它揭帖，往往是匿名的揭帖。像湖南的周汉反洋教，就大量散布这种揭帖，也可将其称作宣传册子。因此旧派使用宣传册子不是受新派的启发，这是早就有的传统方式。
另外，八百谷教授提到，湖南编《翼教丛编》时和湖北张之洞派系合作。根据刚才陈庆年的书信，其实张之洞派系早就开始有组织地反驳康学，一个是针对梁启超的两个“界说”，请曹元弼写著作反驳。另一个是针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请湘潭学者胡元仪反驳，以及刚才潘老师特别提到的《劝学篇》，表明湖北早就开始有计划地反驳康学。后来他们发现湖南的人也在做同样事情，所以两湖联手，促成了湖南《翼教丛编》的编纂。
杨雄威（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今天我的回应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针对八百谷老师的讲座报告，第二部分针对论文。
维新变法时期，实际上是一个风气将开未开的时代。像王汎森用了威廉斯感觉结构（structureoffeeling）的说法，称很多东西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有些概念没有我们后边想的那么清晰。八百谷老师写保中国不保大清，阐发大清跟中国到底什么关系，后边也不断地赋予它意义。一开始大清和中国到底呈现什么关系，当时恐怕也不清楚。梁启超说自己才学了性本善，便教人之初，实际上他自己也是模糊的、流动的，处于变的状态。所以相应的概念、思想都是这样，维新时期也是如此，一直讲开风气，但也处在一个将开未开的状态。
八百谷老师提到的“社会面”，是很好的尝试。从帝王将相的角度，难以展示戊戌变法的全貌。当然，从社会角度入手并不容易，因为涉及到史料能否支撑的问题。而且这是在预设，社会会对政治有某种推动作用。但社会对政治的影响不易捕捉，其实社会一般视政治风向而定，比如科举改革就是如此，天下士子一定是跟着改革的结果起舞，一增加策论，大家都要跟着学作策论。那社会到底是从什么层面改变政治进而改变历史进程的呢，研究者还需要做很多细节工作才能提供更确切的答案。
评议结束，有部分听众也加入讨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徐佳贵认为八百谷老师的研究，其实是报刊本身的研究，而不是把报刊当成某种宏大叙事的资料库。另外文本的版本传播和阅读，也可以纳入到戊戌变法社会面的考察。这次报告讲戊戌变法的社会面，也牵涉到媒介史，这些社会面、媒介史的内容也许可以和政治史的思路成果进一步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