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典”的解释是对经典文本“意义”的深层理解和延伸性阐释。文本是解释者世界的一部分，传统通过文本向人敞开，人也通过理解而向文本敞开自身的历史性。表现了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诸多复杂关系。理解经典是经典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本体理解过程。经典文本的解释存在两个极点：文本一极与解释者一极。把文本作为解释中心可称之为“文本解释”的客观主义，而“主体解释”标举个体主观的阐释活动,不太注重文本原意，讲求理解的延伸性创见，表现为解释的主观主义倾向。
笔者对待经典的态度是：尽可能地与文本本意相符或趋近，同时阐发文本的历史语境及其当代意义，从而使经典文本能够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意义增值。一般而言，经典文本体现在它作为一种“召唤结构”令后人不断地加以理解和解释，而永远使解释者不能穷尽其深层意蕴。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分析方法是“文本细读法”，我力求通过逐字逐句对经典的解读，尽可能接近经典的原意，然后经过内容阐释而发掘出其中所隐含的重要的当代意义。这种“细读法”有其回归古典治学之本的意向，也有排拒今日学术空疏学风的旨趣在其中，从而使文本的分析自然同那些“戏说”“大话”或者“随口引申”的解说划清界限。
《礼记·大学》的“大”，在先秦时代读作“太（tài）学”，宋以后一般读作“大（dà）学”。《大学》并不是一本书，而是《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礼记》是先秦的一本古籍，由西汉经学家戴圣根据自己的见识，加入一些文献之后，整理而成的一部总集，其中像《大学》、《中庸》等都并不是汉代的文献，而是先秦的文献。《礼记》的意思就是对人们所应当遵守的礼节、仪式的记载。
（一）由“记”上升到“经”
从历史上看，西汉末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信佛的人越来越多，而佛教的消极方面也越来越明显。为反对佛教，唐代韩愈就提出了以《大学》为纲领的理论体系，用《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来抨击佛教中只讲个人修身养性的佛理。韩愈的学生李翱也推出了《中庸》学说来和佛教对抗。他们开始把《大学》、《中庸》提高到与“六经”同等重要的地位。到了宋代，由于当时理学思想的需要，《大学》、《中庸》的“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和“中和”的处世思想进一步受到重视，而这些又是同宋代大儒朱熹的努力密切相连。
“子程子曰”，前面那个“子”是老师的意思，后面那个程子的“子”是古代对男子的一种尊称。意思是说，我的老师程颐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学》是孔子留下来的书籍（但今天学界认为是孔子门生留下来的书籍），是“初学入德之门也”，就是最初开始学习、读书，进行道德修养的入门读物。接着朱熹又说，“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今天可以看到古人做学问有一个先后开端和总结的过程，而这个开端很重要，“独赖此篇之存。”《大学》正是进入学问的第一篇，叫“开端入门之学”。其次，读《论语》和《孟子》，最后读《中庸》。这样，学习的人要沿着《大学》所说的次序去学习，眼界必然高，心境必然明。由于读书是循序渐进，最后达到道德修养的境界，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很不错了。由此可知，这个开端是对学生的一个“提示”，表明了《大学》这本书的重要性，《大学》就是进入广阔思想精神域的第一站。
（二）《大学》的作者
关于《大学》的作者，按照传统的说法是曾参。一般认为，《中庸》为子思所作，而在文笔上，《大学》还没有《中庸》那么成熟，因此《大学》应早于《中庸》，《大学》可能是曾参所作，或由其弟子加以补充。
（三）《大学》的文化心理整合的当代意义
在我看来，《大学》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人千百年，但是在飞速发展的今天，在战争、灾难、瘟疫和人的精神生态失衡的状况下，《大学》中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东方思想的光辉仍然透过历史的迷雾而映射出来。
首先，儒家思想是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塑型。因为儒学是向内心去发掘自己内心的“扪心自问”，是进行心灵的反省的“致良知”，是让人拿出自己本真的知觉的精神醒悟。儒家并不是鼓吹让人获得千万的财产之后才变成一个伟大人物的学派。相反，儒家认为，颜回的高尚在于他于清贫之中对道的追求，清贫并不意味着个体德行（道）的低矮。
再次，儒家思想还特别强调了个体精神修养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于当今世界的和谐发展的意义不可低估。设想一下，哲学家说“他人就是狼，他人就是地狱”。如果每个现代人都变成损他利己的人，对这个社会都疯狂攫取肆意拿来，不劳而获却坐享其成，现代社会岂有安宁之日？因此，克制自己非分的欲望，去供奉一份公心平常心，通过对自我内在精神美德的光大发扬，去做有利于这个世界和谐发展的事情，当然有其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这些都体现出传统儒家思想超越历史的不可泯灭的价值。
但是我也注意到，儒家的两汉“经学”中，“经”把儒家思想神圣化宗教化了，诸多问题随之出现。当一种有鲜活生命力的思想——原生态原创思想经过组装改造之后，变成了一种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的宗教性教化思想时，它错综复杂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儒家思想也开始僵化，而不再具有清新刚健的精神了。到了宋明以后，儒家又变成了带有更多哲学意味的思想，成为很多知识分子所探讨的“内圣外王”之学，并被官方化成为一套禁锢人性的观念规范。在这种观念规范的支配下，出现了一些偏激的和骇人听闻的现象，如鲁迅所说的“吃人”的封建礼教，还有像束胸、缠足、守寡不能改嫁等。这些消极方面在“五四”时期被大加挞伐。那么，这些消极方面是孔子、孟子的本意吗？是在先秦出现的吗？显然不是。这些消极方面的出现有多重原因，但原始儒家包括孔子、曾子、孟子等他们本来的意思是在于完善人性，而非戕害人性。将儒学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都算在原始儒家的身上，无疑是偏颇的。
（四）《大学》的当代精神生态价值
《大学》虽然是古代儒家的思想，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有其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大学》是中国人文世界的精神土壤，对民族、国家和个体而言，《大学》的价值又非同一般。
现代“大学”主要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德、智、体等方面。古代中国的“大学”则主要强调对内在道德心性的开发和完善，二者有所区别。这一侧重内心完善的大学教育与现代大学并不是冲突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因此，在全球化时代重新阅读先秦的经典，重新审视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这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说明古代思想有其亘古常青的魅力。
实际上，思想文化观念正在从冲突对话协商中走向融合和更高的文化境界。在我看来，全球化等于逐渐学会尊重差异性文化，并通过差异进行对话和沟通而获得更高的文化共识。这一良好愿望当然也遭遇到现实的挑战。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对自我传统的不信任，过去的经典早已被排斥到边缘，而西方的波普文化、行为艺术、解构思想已经达到狂欢的地步了，进入中国的流行文化更是变本加厉，经典文化彻底边缘化。尽管如此，但我们不能悲观。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只要它们原初的思想成果曾经为人类的思想史做过重要贡献，为人类精神的成长提供过有益的精神营养，就值得当代人尊重和不断学习。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什么叫“天下”？什么叫“公器”？今天，我们有多少学者，有多少大学生心里边还有“天下”这个词？还有“公器”的尺度？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时重温中国经典——《大学》，其当代意义就鲜明地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