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刘进宝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AZS002），最终成果为专著《敦煌史部文献汇辑集校》（契约部分上下）、《敦煌史部文献汇辑集校》（籍帐部分）。课题组成员有：金滢坤、赵大旺、宋坤、秦桦林、孙宁。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该成果以敦煌文献的整理、迻录为主要研究内容，其基本内容为文书的分类、定名、缀合、解题、录文、校记。分类主要参照《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法，并根据敦煌文献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定名是对前人已有的定名进行辨析，对定名不清、拟题可商或尚未定名的卷子进行定名；缀合是在系统调查整理史部文献的基础上，将断裂的卷子进行缀合；解题是对每一件敦煌文书的基本情况进行说明，包括底本、参校本选择、原卷物理状貌、定名定年依据，内容简介、文献存佚情况、图版刊布情况和前人著录情况；录文是对原卷文字的准确过录，保持录文的原始性；校记是对文献录文的校订、比勘，明异同、定是非，以保证录文的可靠性，必要时对个别字词进行解释。在从事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所有录文忠实于原卷，力求保存原卷状貌。目前已出版的敦煌文献图版本浙江大学均有收藏，国际敦煌项目（IDP）和法国国家图书馆也公布了一部分彩图，项目组还专门购买了一批清晰的彩色图版，因此，项目组的研究条件较前人有了大幅度的改善。除个别收藏信息不明或未出版的文献外，所有辑录本的录文要求见到原卷的图版，有彩图的文献核对彩图。录文过程中对于一些文字清晰但暂时无法识读的，照描其形，不予臆测。对于一些常见俗字，正文中直录正字，但在校记中说明原卷情况。原卷有漏写的情况，如所缺漏的文字不影响文意，则不予臆补。如确需补充，则在校记中说明理由，对于校改文字同样如此，如对于S.3877《戊戌年令狐安定请地状》中的“不辝承料”，前人在整理、研究过程中均将其校作“不办承料”，而我们认为“不辝承料”语意亦通，并列举了敦煌文献中“不辝”作“不能”义的用例，因此尊重原卷而不予校改。此外，如社邑文书中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罚中，常见“罚酒一瓮”的规定，在一些文书中也略写为“罚一瓮”，前人大多以意校补一“酒”字，该成果认为，社人对于“罚一瓮”所指何物均心知肚明，无须赘补。
第五，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同时进行。对于一些重要的写卷，该成果所撰写的题解其实就是一篇学术性的小札记，甚至一些录文和校勘成果本身就在高质量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如刘进宝教授的《敦煌文书〈后晋开运二年寡妇阿龙牒〉考释》就是该辑录工作的一部分，其中对“寡妇阿龙牒”的录文和研究性成果就来自该成果中对该件文书的题解、录文和校记。此外，项目组成员在录文过程中对一些问题产生兴趣，撰写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其中金滢坤同志、宋坤同志的博士后工作就以文书辑录与研究为主，宋坤主持的“敦煌法制文书校释与研究”获批为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孙宁博士在承担籍帐部分辑录的过程中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唐代籍帐研究》。赵大旺在整理社邑文书的过程中确定了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唐五代敦煌社邑的经济互助”等。项目组成员还在《敦煌研究》《文献》《中国农史》《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2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二成果的价值
该成果在充分吸收海内外学术界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全面、准确地整理和录文，为学界提供一部精良的敦煌文献读本，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较为突出。
第二，一般认为，研阅敦煌文献有四大障碍：一是敦煌写本多俗字，辨认不易；二是敦煌文书多俗语词，理解不易；三是敦煌卷子多为佛教文献，领会不易；四是敦煌写本有许多殊异于后世刻本的书写特点，把握不易。所以，按比较合理的分类体系重新编排，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总集，做成像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帮助读者冲破敦煌写卷的束缚和限制，使他们不再受残卷、俗字、讹字等情况的困扰，帮助读者提高研究效率和阅读效率，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研究条件和文本保障，使敦煌文献成为各个学科都可以使用的材料，就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者的心愿。也只有建立在这种高质量的校录基础之上，敦煌学研究才能走向深入，才能产生一批无愧于这个时代的超越前人的研究精品。
第三，有学者指出，在敦煌文献整理新的百年来临之时，应抓紧展开的工作包括对敦煌文献的类聚、辨伪、定名、缀合、汇校。该成果对史部文献的整理也包括了这几项工作，目前，《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早已出版，得到学界一致好评，证明这一工作思路是符合学术界需求的。史学界也迫切需要一部高质量的敦煌史部总集，以促进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和普及，为我国敦煌学研究昂首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