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曾经在西大街文化厅招待所，柳青先生吸着氧，吭吭哈哈地讲到一句话：“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又讲到“六十年一个单元”。什么意思，也就是从事文学写作六十年为一个单元，从开始进入文学到有一定造就，需要六十年。
文学是什么，我经过五十年的写作体会，像柳青先生讲的，对自己在世界上走一次，就是把自己对生活、对世界的认知倾诉出来，是一个审美精神的过程，并有益于社会。当了大作家既有名也有利，但是如果急功近利，是靠不住的。
爱好文学的人很多，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贾平凹办西安文学院，在新城剧场每次听课的有七八百人，一块钱的门票，楼道里都是人。前两年，有一个很用心的当年听课的学生叫南生桥，现在是咸阳学院的教授。他当时做了笔记，记录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包括萧军、张贤亮等作家讲的内容。他还存有学员名单，有980多位，整理后在黄堡书院公众号发表了。过了四五十年后，在文坛上、在书店或者文学阅读圈内，很难见到他们的名字，但不能说他们是失败者，他们也是成功者，是用文学滋养了自己一生的精神生活。
所以说，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人，就像西安的马拉松赛跑一样，从南门外出发，成千上万的人，骏马一样奔腾，乌泱泱一片。但最后稀稀落落跑到冲刺的也就那么几个人。有些人半路上逃了，有些人哪怕跑两个小时也坚持到底，对于自我来说是成功者。各级作协主席副主席只有几个，如果去挣那个名头恐怕得不偿失，文学是用来滋养人的心灵的。
柳青之所以这么讲，他的《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一直到现在还收藏在图书馆里供读者阅读。文字的生命如常青树。朋友红柯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作家，五十五岁去世了，他的《太阳深处的火焰》还在燃烧。曾经的文学伙伴大多渐次凋零，像我和贾平凹已是古稀之人，头发花白或谢顶，仍在坚守写作。
王蒙先生在人生命运遇到挫折时，看到新疆伊犁美好的风景和维吾尔族人民多彩的生活，动情地说：我热爱生活胜过热爱我自己。他还有一句话：一辈子爱好学习。在环境中被冷落了，正好是学习的好时候，自己控制好心态。现在还学德语，日语、波斯语也懂。写作的欲望压不住，九十岁了还写了一个中篇小说。他的《那边风景》早年写的，其中的对话是维吾尔族语，后来翻译成汉语，过了五六十年才出版，得了茅盾文学奖。文学的路漫长而坎坷，他是一个青春作家。2008年我做实景舞剧《长恨歌》编剧和文化顾问，邀请王蒙先生到华清池，和张小可、陈忠实、红孩做过对话，他提出了“华清秀”的概念，打开了文学转换为文旅产品的前景。我们是把大唐白居易笔下的《长恨歌》拿到现在，让人们看什么叫江山兴亡，什么是爱情，融入我们的现实生活，来认知生活。
十年前我写了《国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写关中民俗博物院创建者王勇超，当初是贩猪娃子的，拿着十块钱进城当泥瓦工，当建筑公司老板，拥有价值连城的五百亩大的博物院。他是梁生宝的后裔，长安县的农民，怎么改变自己命运，为民族文化复兴作贡献。民俗即国风，从《诗经》以来，中国农耕文明的精神源远流长。作为文学写作者，要热爱生活，继承前贤的艺术遗存和前辈作家的宝贵遗产。
柳青和主人公是血肉关系。他的学生路遥作品中的人物，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能经受苦难，并用劳动战胜超越苦难，其主人公和作家的精神气质一样。主人公和人物精神上是一个博弈，是互相促进、互相成功。路遥仿照柳青，写得抒情一些，也带有在场写作的时代的局限性。我和路遥曾在榆林住过一个月，他在写一个中篇，手边就放着《创业史》，写不下去的时候就趴在炕上看，是从人物心理转换还是从场景转换，《创业史》就是教科书。贾平凹生长在秦岭腹地，秦头楚尾之地，他的作品《秦岭记》与《山海经》联系起来，似乎进入了一种玄学、神学甚或量子境界了。
陈忠实生活在文化古都，受俄罗斯文学和马尔克斯的影响，《白鹿原》是离场写作，有理性，讲的是乡约文化。陈忠实的行为处事和白嘉轩很相似。作为柳青的弟子，他把《创业史》翻了多少遍。有人搜集到一本《创业史》，说是陈忠实读过的，用的是一个笔名，用牛皮纸包的，是他在南泥湾干校时读过的一本，流传到收藏市场。柳青文学馆想拿到这一本书，让山西人拍卖走了，吴堡收藏家就跑去向人家讨要，上万元获得。一本破书，纸寿千年，灵魂不灭是用文字用纸张再现的。我老爷、老老爷一辈子吆骡子驮炭，也是风云人物，也没有个墓碑。我为什么做家谱，复印好捐献给图书馆，留给后人。
水有源，树有根，历史是这样传承过来的。人类高尚的精神，是在优秀的经典作品里。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到哪儿去？是一个哲学命题。
2023年4月15日
柳青的文学意义/和谷（演讲稿）
地点：陕西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室
嘉宾：马玉琛庞洁董媛媛
董：（略）
马：和老师虽然年龄比我大一些，但是他在文学辈分上比我高一辈，他的同学是我大学的老师，和老师见过柳青先生，他和《创业史》中梁生宝原型王家斌有好多交集，对柳青精神比我们这一代人体会得还要深。下面有请和老师。
和：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柳青先生弥留之际之前，记得曾经在人民大厦或西大街文化厅招待所，柳青先生吸着氧，吭吭哈哈地讲，一字一句的。他讲到一句金句“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又讲到了“六十年一个单元”。很多人问“六十年一个单元”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从事文学写作六十年为一个单元，从开始进入文学，到文学上有一定造就，需要六十年。讲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愚人是愚蠢的人，像咱陕西人说的瓜怂。你想凭稿费生活，在目前来说，在中国，在咱们陕西，凭稿费能养家糊口的人恐怕是寥若晨星。
文学是什么，我经过五十年的写作体会，像柳青先生讲的，对自己在世界上走一次，百八十年吧，就是把你自己对生活、对世界的认知倾诉出来，另外，还是一个审美的愉悦，一个精神的过程，自我精神的一个需要，无非是这么两点。你说名啊利啊，当然当了大作家既有名也有利，但是一般人如果急功近利，这是靠不住的。爱好文学的人很多，今天在座的人不是很多，八十年代我和贾平凹一块在办西安文学院，在新城剧场每次七八百人，一块钱的票，楼道里都是人。前两年，有一个很用心的当年听课的学生，现在当教授了，他当时做了笔记，这人叫南生桥，咸阳学院的教授。他有名单，我让他统计了一下，970多学员。
他把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包括萧军、张贤亮等作家讲的有一个记录，多用心啊，我让他整理后在我黄堡书院公众号发了。当年上千人，过了四五十年后，在文坛上、文学阅读上或者在书店还很难见到他们的名字，但你不能说他们是失败者，他们也是成功者，用文学滋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所以说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人，就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咱西安搞过马拉松，从南门外出发，成千上万的人，像骏马一样奔腾，乌泱泱一片。但最后稀稀落落跑到冲刺的也就那么几个人。有些人半路上逃了，有些人哪怕跑两个小时也坚持到底，对于自我来说是成功者。皇帝永远只有一个，中国作协主席只有一个，省作协主席只有一个，你去挣那个东西那恐怕得不偿失，因为文学是用来滋养人的心灵的。
柳青之所以这么讲，他的《创业史》《种谷记》《铜墙铁壁》，一直到现在还收藏在图书馆里。所以文字的东西，人一辈子活不好四五十岁，阴司路上无老少，有的十来岁夭折了，红柯是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五十五岁，一夜之间没了。像我和贾平凹这样的都七十岁的人了，主席台上一坐，就我们头发白或谢顶，曾经的那些文学伙伴哪儿去了，有的死了，有的病了，有的不做了，有的待在家里养老，生老病死，人生无常。所以文学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昨天王蒙讲的，他也在1957年打成右派，作为他人生的命运来说很悲惨，但是他下放到了新疆伊犁后，看见美好的风景，看见维吾尔族人民多彩的生活，他的一句话我记住了：我热爱生活胜过我热爱自己。
我自己受点难那都是小事，但我热爱生活啊，阳光、空气、雨露，花花世界多好啊。他还有一句话：要学习，一辈子爱好学习。写作压不住，九十岁了还写了一个中篇，马上发表。但是他的作品《那边风景》是五六十年前写的，用维吾尔族语写的，后来翻译成汉语，过了五六十年才出版，得了茅盾文学奖。你说文学的路长不长，非常之漫长、坎坷。他讲到学习，受难了，没人理你了，出不了门了，上不了台面了，正好是学习的时候，自己能控制心态。他现在还在学德语，对波斯语、日语也精通，小时候日本人占领了北京，学的是日语，还翻译了好多书。懂那么多国家的语言，民族的语言，而且他喜欢音乐、歌唱，写作、学习，就活的很硬朗。
我和朱鸿一起去的，他就在厢房牛圈里面养牛，有个半截炕，我们晚上就在那个炕上挤着睡觉，牛一掉头，就把粪拉到炕沿上了。就这样，我去了解柳青这十四年是怎么度过的，了解王家斌的家史，柳青怎么能把这么一个生活中的模特的人变成梁生宝这么一个乡村英雄。大家都读过书，《梁生宝买稻种》，就是喝人家一碗面汤，吃不起面。前几天我在关中民俗博物院，说到王勇超拿着十块钱进城，原来是贩猪娃子的，进城当泥瓦工，当建筑公司老板，如今拥有五百亩地的博物院，价值几百亿的这个一个地方。
十年前我写过《国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尤其强调这是梁生宝的后裔，关中长安县的农民，怎么改变自己命运。民俗博物院，民俗就是国风，如果没有民俗就没有国风。从《诗经》以来，中国农耕文明的精神源远流长。所以我们搞写作，爱好文学，作为文学写作者那就是要对生活、对前辈遗留下的东西不断地去学习。柳青文学奖是陕西文学的最高奖项，相当于全国的茅奖。柳奖，最早是长安县搞建筑的这些农民自发拿费用搞起来的。有一个细节，有一个老太太，说她年轻的时候见过柳青，你现在弄个柳青奖，我没钱，我给你十块钱，起码这十块钱能给获奖者发一个奖状吧。是这样的，有时候有些事很悲哀。
这些农民创造了物质，同时对人民作家柳青血肉相连。看电影《柳青》就知道，他刮成光头，穿着农民的黑棉袄，和农民打成一片，这样才写出了史诗作品。对于《创业史》的研究，有些人说，合作化做错了，他那个东西也就不吃香了。这毕竟是历史，历史是割不断的，是修改不了的。
在一次《创业史》研讨会上，有人说柳青当时办合作化是违心的。我说，胡说八道，柳青出访苏联回来，就想在长安县建一个幸福农庄。这么一个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提出的合作化道路，他是忠实的老布尔什维克。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建国史。说过去合作化错了，柳青早早的觉醒了，不然。我说，他是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反省了，文革受到冲击，他才慢慢的反省中国的农业文明该怎么总结经验教训。他和农民打成一片，情感与共。
王家斌给我讲，文革时候他用架子车拉着柳青去看病，医生一看说不给反革命看。最后没有钱，是他一个农民借给大作家30块钱，维持生计。当时住在红缨路，有一次有病的时候，是王家斌背着他到医院去的。作家和人民的关系，什么是以人民为中心，什么是土地的儿子，这就是。象牙塔里面的那些乌托邦幻想是靠不住的，只有扎根土地，像小麦一样生长，才是真理。
作为陈忠实，就是柳青忠实的弟子，他当时在长安县农民作家里面并不突出。柳青的入室弟子有崔浩、翟耀、金泉。我说，老陈你那会是不是弟子，他说我那会离的远远的看一眼都不错了。陈忠实把《创业史》翻了多少遍，有人搜集到一本《创业史》，说是陈忠实当时读过的，用的是一个笔名，用牛皮纸包的，是他在南泥湾干校的时候读过的一本，最后流传到收藏市场。吴堡柳青文学馆想拿到这一本书，结果让山西人8000块拍卖走了，吴堡这个收藏家就跑去，和人家千说万说，12000拿下。
一本破书，纸寿千年，你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都喜欢写字，你看到李白的《上阳台帖》，苏东坡、王安石的真迹，灵魂不灭，就是用文字、用纸张呈现的，一千年的纸不烂。城里面人死了，三天一过走人了，烧成灰，化作泥土，三年、三十年最后就好像这个人没存在过，留下来的就只是个名字。也许光知道他爷是谁，他老爷是谁，不知道。我老爷、老老爷一辈子也是吆骡子驮炭，那也是风云人物啊，那现在在哪里，也没有个什么墓碑。所以我为什么做家谱，在铜川做的最好的家谱，最近复印好，准备给省图书馆捐献。
树有根，水有源，历史是这样传承过来的，有人光活在当下，都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往哪里去。你活了个人，其实瓜瓜活了一辈子，你不了解历史啊，不读书啊。说疫情期间那个保安都成哲学家了，为什么？你进来个人，问你是谁，你找谁，你从哪儿来，你到哪儿去？咱这农民保安成了伟大的哲学家，厉害吧？有人整天读书，瞎读书，消极的读书，看一些破破烂烂的垃圾，最后就是行尸走肉，吃喝嫖赌，没有一种文明的精神。人类高尚的精神都是在优秀的经典作品里面。我昨天给王蒙提的问题就是“纯文学与娱乐文化消费的关系”。《长恨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国内外文旅产品的典范。我们就是把大唐白居易笔下的《长恨歌》拿到现在，让人们看什么叫江山兴亡，途：什么是爱情，融入我们的现实生活，来认知生活。
马：（略）
和：三代作家话柳青。我是50后，马玉琛接近60后，庞洁80后，所以这个选择也不是，董主任是对咱们陕西各层次各代作家了如指掌，我说最好选年纪层次有区别的，代表不同的时代，人家说了这几个人，马玉琛是我的后学，我在《长安》当主编，他当过业余编辑。小庞呢，我没有见过，但知其芳名，而且在我曾经当过主编的刊物《长安》现在叫《美文》供职，她已经是一名资深的编辑了。还都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校友，这就非常巧合。
庞：（略）
马：女诗人庞洁也谈了她对柳青的看法，我的感觉是她很理性，一个诗人怎么这么理性呢？她对柳青的理解完全是清醒的、理性的、反思的。同时，柳青写小说，她写诗，这里面精神有相通的地方，而且她对她现在写诗达到什么程度，未来目标要达到什么程度，有清醒的追求、目标，很了不起。
我跟柳青的结缘不像和老师他们见过，见过真神。我认识柳青应该是在我15岁左右，他的《创业史》刚开始1960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我看的时候应该是陕西人民出版社第一版，应该是1971年这一版。柳青的《创业史》和他的创作经过给我的启示，第一个是在场写作和离场写作。柳青的《创业史》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在场写作，内在精神是一样的，柳青写合作化，路遥写分产到户，这个可以否定那个，那个可以否定这个，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离场写作，自己没有经历，是回头看。在场写作灵感来得快，离场写作是理性。贾平凹的作品介于两者之间，有时候是在场，有时候又是离场。这两种写作方法在审视生活的眼光上是不一样的,即文化的眼光。柳青的学生陈忠实超越了前辈，叫乡约文化。
和：插一个有趣的细节，当时王家斌和改霞的爱情，是个虚构的人物关系。村上有个女子长的很漂亮，到国棉一厂当了纺织女工，柳青就批评王家斌，你把这女子弄到工厂去，让我后面咋写呢？王家斌说，故事多得很，写不完。其实那个女子，是家里给找了一个军事基地的军人她自己谈了一个农民小伙。她就喜欢这农村小伙，扭不过家长，在她和这个军人办婚礼的时候，这小伙子冲进去，搬的冻牛粪块子，把婚礼给砸了。故事生动得很，这女子和梁生宝没有多大关系。作家也是在策划设计生活。
马：柳青和主人公是血肉关系。路遥作品中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能经受苦难，并用劳动战胜超越苦难，他的主人公和他的精神气质一样。陈忠实的行为处事和白嘉轩很相似。主人公和人物精神上是一个博弈，是互相促进的，互相成功。
我的处女作是诗，上大学时，到户县终南山下面实习，早上起来，听见风箱响，有些微弱的灯光，看到黛色的山脉，鸡鸣，牛叫，起来喝包谷糁煮红薯的那种清香，接着跟着老乡下地，写了《实习小诗六首》发表在《西北大学》校报上。当然那些诗在艺术性上是比较浅的，就是记录生活。后来和贾平凹在1974年写了抒情长诗出版。当时有个《理想之歌》，北京大学中文系延安的北京知青学员写的。一群春燕，从长安街出发，白云，高原，落脚在延水河畔。当时读到，这么好的诗。因为文革的时候文学非常枯燥，都是口号，老三篇，好的文学都淹没了。
我和贾平凹用三天写了《工农兵学员之歌》，夏天穿着裤头，你写累了他写。一开始就是：长江黄河，大海扬波，我们工农兵学员来了！收入诗集《放歌天安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那个时候我们刚上学的时候，开始慢慢去理解普希金的爱情诗，歌德的维特少年，但社会空气被批孔的偏激理论笼罩。西大办了一个《希望》文学刊物，我写了《铁窗谣》，就认识到生活有阳光，也含着血和泪，适于用诗歌来表现。
我从1980年开始写散文，诗就写得少了，后来开始写不唯上、民众拥护的《铁市长》，袁秋香在陕西日报发表了《人民肯定了他的作品》一文。我想如果只写自己的喜怒哀乐，是小格局，我们要面对伟大的时代变革。时代是由群众创造的，还是由英雄创造的？英雄的确在推动历史的前进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群众是基础，是土壤。但是现在网上吃瓜群众太多了，群体无意识，所以需要智慧者引领社会与文明前进。后来我在《长安》当主编的时候刊物停了，90年代就从黄土地奔了海洋，去蓝色的海洋寻找我的梦想。去了8年，我又返回故乡，回到土地上。
曾经获得柳青文学奖的是我的散文集《还乡札记》，我的第一部长篇叫《还乡》，也出过《谷雨》。小说在所有题材里是综合性的，难度非常大。80年代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土地》，一直不离土地，像我写的《还乡》，是回忆自己的生活，小说体的散文，散文体的小说。我从来不喜欢程式化的传统的人物关系，那种起承转合的套路。
我的新书《海岛与故里》，我很喜欢俄罗斯的邦达列夫的作品，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都是中短篇小说组成的个人的忆念。契可夫的《草原》，是小说也是优美的散文，早晨的雾，一个小孩跟着马车在草原上前行，多好呀。你看陈忠实，他小说写得那么好。刚才马老师讲了，他是一种剥离，他前面的作品都是柳青的风格，《高家兄弟》《公社书记》跟柳青像极了，柳青的文字不纯粹是农民式的方言土语，他上榆林中学的时候读俄语专业。
后来在西安高中，我女儿在那里读书，我说那是柳青的母校啊。柳青在中学的时候已翻译了苏联作家的作品，他是一个非常“洋”的人，而不是一个非常“土”的人。有人写故事永远是方言土语一大堆，以为这就是泥土气息，错了，没有上升到一种艺术审美的境界。所以柳青的文字那种语言气息，令人陶醉。我看过他的手稿，文字的斟酌非常考究，他把这种土地生活用国际化的人类审美的视角反映出来。
路遥仿照柳青，写得抒情一些，也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我认识路遥，是很早编《山花》的时候，我和贾平凹第一年上大学，他跑来西安找我想上西北大学，之后因故上了延安大学。我和路遥八十年代在榆林文联住过一个月，我当时写电影剧本《骚动的高原》，他写了一个中篇，手边就放着《创业史》，写不下去的时候就趴在炕上看，是从人物心理转换还是从场景转换，《创业史》就是教科书。马老师刚才讲的我也有体会。路遥讲陕北地理文化，我热爱我的家乡，但我要逃离我的家乡，我要进入城市，过上等人的生活，我再穷也要喝咖啡、抽好烟，我从事一种有尊严的劳动，是这样一个人。路遥是个彪悍的人，是游牧民族的后裔。
陈忠实生活在十三朝古都，历代帝王之城的中心，位置很好。陈忠实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后期受马尔克斯的影响，《白鹿原》在审美观上也许超越了《创业史》的艺术手法。陈忠实比我年长几岁，我把他的《白鹿原》做成舞剧，我们交往比较多，我的文集他给我写了七千多字的序，对我评价很高，我有点羞愧。
他写《浮躁》的时候，就坐在我对面，开头写一遍给我念一遍，他改了多少遍。他后来的书我不看，就看看简介，看看有什么变化。一看他最近的《秦岭记》，我非常吃惊，他进入了一种玄学、神学境界了。他说山里突然来了一个很有修养的道士，看着像文化人，种了一片竹子，后来在里面待不住了，他就出山了，出山的时候却死在半路上，被山民发现死了人，要把他埋葬了。可是第二天过去，人不见了却有一堆竹子。这个人的灵魂是不是变成竹子了，这真是进入一种玄学、神学境界，超越了一般人的想象，有些东西读不懂，非常深奥，他有这方面的题材，已经进入量子时代了。
我以前原名叫和都蛮，首都的都，野蛮的蛮。我和贾平凹写《工农兵学员之歌》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把名字改了，我改叫和谷，和谷是谷子，又是山川河谷，是生命之源，任何水都是从谷里流出来的。他过去叫贾平娃，娃娃的娃。一谷，一凹。我的老家村子叫南凹，就是这个凹，他改成平凹，长诗作品署名：平凹、和谷。有人到我老家去，说你这村叫南凹，跟平凹的凹一样，我说之前平凹到我们这里来过，知道我是这村子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过。那人说，哎，那怂把你脉气得去了。开个玩笑。
后来我写重大题材，包括我写安康水灾，写了三十年，水灾完了我就写。过了三十年，徐山林省长是从安康走出来的，又让我去写。然后写徐山林、写音乐家赵季平。现实题材有局限，我说那我就读唐史、读中国书法史，梳理一遍，写了《柳公权传》，作家出版社出版。后来我又进入生态题材，在鄂尔多斯写了《春归库布其》。回头又写了《照金往事》《寻找雷锋的蕉萍》《绽放》几部长篇纪实文学。我是不断地在变幻，有出版社找合适的重大题材的作者，找了一圈，我在家里跟我母亲种红苕的时候，人家开个小车来让我写书，我说北京、西安那么多作家，你找个农夫写啥书？他们说智囊团考察了一圈，就你能写好。我为什么写长篇小说《海岛与故里》，是对八年海南客居的一个回馈，对故乡庄稼人家史的代笔，在这里不多说了，大家从书中去寻找答案。
马：海岛我看了，一下子就把我带到八九十年代的海南潮里去了，思想解放了，工作也解放了，灵魂解放了、身体也解放了，全解放了。
我书中把某个人写得不怎么好，他还很喜欢。我说这个名字不是你，事是你，但如果是你做的坏事，你肯定认为这不是自己做的，他说那是文学创作虚构的么。《故里》我写了60多户人的家史，100年三四代人，写这些人起起落落的命运。如果说《海岛与故里》是我一个带有个人色彩的话，海岛是这样，故里我是想写村史、写家史。我有一次去见台湾联合报的副刊主编，她是哈佛的文学博士，她说和老师，现在整个华语写作已经进入家族史的写作，因为你写起来最真切，把真实发生的个体的故事变成作品，是时代的缩影，写小说这是一个智慧的选择。听来的故事，没有用情感体验过的东西，大多是胡编乱造，你连你自己都感动不了，怎么感动别人。
文学就是情感的东西。看范墩子的作品，他说我没见过麻雀，反向思维，正话反说，我就说他咋没见过麻雀，我看看他写的啥。他就写小时候跟麻雀交了朋友，麻雀也会说话，这是这一代人的文学。我说你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浏览一下，就不要再看这些东西了，你就看欧美作家，把一种生活变成文学艺术的那种艺术手法，再把当下你们这一代人所处的生活，贷款买房、买车，爱情婚姻，生娃养娃，其实比我们这一代人过得沉重。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想吃饱喝足，好好干工作。谁想多拿一分钱，门都没有。
我把我的书说了，宠洁把她的诗说了，然后我说说马玉琛的小说。《金石记》写玩玉的，陈忠实评价很高，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我在省文联做办公室主任，陕西省三年五年评一次陕西文艺大奖，马玉琛《金石记》一等奖，很了不起。他的新作《羽梵》写养鸽子，不鸣则已，一飞冲天。他家祖祖辈辈养鸽子，他写鸽子，鸽子会说话。我陪家里人住院，看了一部分，做了眉批。他讲小说理论，既在场，又离场。教授会逻辑思维，在场、离场、文化、作家和主人公的关系，几个关键词都非常到位。他把整个西安市古城各色人等，通过养鸽子写得活鲜生香，入木三分。
鸽子是和平、祥和的象征，生命和人是一样的，把它多元文化的审美感悟写出来了。像读故事一样，也没多少离奇故事，种种生活场景和行当琢磨地非常细。大家读一读，就会了解到西安的某个群落的普通人是怎么生活的。书中好多诗词散曲，包括那些人名都非常讲究。几代人做鸽哨，鸽子文化像《红楼梦》一样，百科全书式的。
董：马老师，给我们看看你的鸽哨。
马：谢谢和老师。小说写鸽子，内容我就不讲了，我讲一下特殊的，在鸽子文化中用的一个器物“鸽哨”。过去老年人见过，城里娃应该没有几个人见过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董：我也借花献佛，给马老师送个礼物。马老师的书法写得好，他本人也很像《羽梵》里的元菊生，我就想象着他展纸泼墨挥毫，在那给图南写诔文，也就是悼词。我给你背一段：
两千里竞赛，汝再度披挂上阵，临窗而坐，望穿秋水，半月之久，不见踪影，忽携适生归来，如二石抛空。足不可上台阶，嘴不能啄米豆，吾捧汝在手，泪似泉涌，汝已枯瘦如柴，羽条如索，实不知汝凭何而归，吾恨不能挖吾失明之目以填汝深陷之眼，亦恨不能割肱股之肉以充汝包骨之皮，对汝泣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