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现象。早在2000年代初的互联网1.0时期，全球的学者们就憧憬并且讨论过一件事：网络空间代替城市空间接管公共领域，甚至创造前所未有的理想公共领域的可能。显然这个理想最终破产了，但其破产的原因其实值得被分析。在这个层面上也能更宏观也更直观地理解为什么我们日常使用的中文社交媒体是现在这个样子。
互联网刚刚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的那段时期，许多人幻想“数字化理想国”的到来是可以理解的。古希腊城邦当中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传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西方政治体系，但其参与者仅仅是成年男性，而奴隶、女性和外邦人都被排除在外；19世纪法国的沙龙、咖啡馆和街心花园也是公共事务讨论场所的重要案例，但其参与者其实也限定在新兴资产阶级和既定文化圈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当互联网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自然有一部分学者热切企盼，互联网作为全新的、低门槛的、匿名化的媒介会为全球网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平等话语权，因此，它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乌托邦式的公共领域呢？
左：《雅典学院》；右：《在若弗兰夫人沙龙里诵读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
匿名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实名化——社交账号须与身份证、手机号绑定。学者曾经畅想的那个民主、平等、分散、去中心化的世界终究也没有到来；可以看到，官方媒体、“头部账号”与草根用户之间已经拉开了无法逾越的流量差异。用户制造的内容（UGC）彻底溃败给专业团队制造的内容（PGC）。这似乎再次引出了那个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质询至今的问题——追随领袖与创造等级制度是否是人类社会不可撼动的天性？
高质量的对话是公共领域形成的充要条件。“公共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个体来到一起，形成公众，”在这里他们不断通过理性对话达成统一的意见——公共的意见。公共意见在很多时候不同于统治性权力的意见，或者公众探讨并揭示的“真相”不同于统治性权力对于该事件的叙事。个体用户来到一起，借助公共领域的存在，自下而上提出商榷的意见。它是独立于国家和人民，又处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并起协调权力平衡作用的中介。韩国的青瓦台网站和美国的白宫请愿网站都算得上是（经过简化后的）数字化公共领域。它在一定程度上自下而上反映了国民的意见，推动相应政策的改革。
左：公共领域不存在的情况下，用户被分为原子化的个体，面对权力的滥用没有渠道进行反馈，右：公共领域存在的情况下，作为私人的个体可以来到一起形成公众，讨论形成公共意见，对权力的滥用进行商榷。
一篇公开发表的内容即便可以供所有用户浏览，但如果它结构性地避免了任何有效讨论的产生，这篇内容仍然不是“公共”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代传播学中一般认为，论坛、博客和留言板仍然是数字时代迄今为止最好的公共领域。很遗憾，我们已经见证了论坛与博客的衰落，而主流社交媒体的留言板早已被阉割到残缺不堪。
造成这种情况当然有多种原因，譬如很多人把论坛和博客的衰亡归咎于其从电脑端转战智能手机端的失败过渡，把社交平台中严重受限的留言板功能解释为对粗俗内容以及钻空子、刷流量等恶意行为的防范。但是综合说来，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的消亡是技术原因，是时代发展，但是究其根本还是体制原因。
限制四，公众号主体对讨论内容负责：留言的发布并不是由读者自主决定，而是由公众号的运营者在后台选择出来展示，这也意味着，如果留言区中出现的内容违规违法，公众号的运营者也需负担责任。事实上，这种逻辑体现在公众号运营的每一处细节。譬如，每篇推送发送之前需要用手机扫码确认发送——明确责任人——如果推送内容违规违法，那么可以快速追究到已经绑定了身份信息的个人。也譬如在留言区的申请上，2018年3月12日之后如果想要获得留言区，几乎唯一的方法是进行公众号迁移，即从“个人订阅号”迁移至“企业订阅/服务号”。而“企业”号的注册则需要提供除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之外的更多信息，包括公司名称、注册号、法定代表人、社会信用代码、登记注册地址等。这种门槛的升高将公众号的内容发布更紧密地与企业绑定在一起，意味着主体要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身对于内容的发布、留言区的讨论内容，都负有无处遁形的法律责任。
2.豆瓣
如果说真理是越辩越明的，那即是说公开的讨论会揭示出真相。如果讨论不被允许，那么真相就会永远隐没在阴影当中，某一单方面想要垄断叙事也变得容易起来。
汉娜·阿伦特也在《人的境况（TheHumanConditions）》中表达了基本相同的意见。正是她在1950年代第一次提出了“公共领域（publicrealm）”这一概念。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既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人们从不同地方，不同方向对同一位置进行观察，聚集在它周围的人在多样性中看出了统一性。所以公共领域的现实性依赖于多样与统一的同时存在。另外，真理或许本就是虚无的。在公共领域中，公众应“以意见取代真理，以意见掌握真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发表不同的意见，没有人掌握的是绝对的真理。意见相互交流，公众才能对共同的世界有完整更多了解。
汉娜·阿伦特与《人的境遇》节选
3.新浪微博
拜厄姆教授在《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PersonalConnectionsintheDigitalAge）》将媒体分为“贫媒体”和“富媒体”。简言之，富媒体的信息传播线索少而单一，但它传递的内容可以更复杂；而贫媒体的信息传播线索则多而复杂，只是其内容往往简单明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新浪的重点产品从“博客（blog）”到“微博”的转变就可以被看做从富媒体到贫媒体的转向。后者的交互性质清楚说明它并不鼓励长篇的内容，更不鼓励长篇的回复，而是鼓励短小精悍、可以被快速浏览的内容，鼓励进行快速的、病毒式的扩展和复制（goviral）。
如果严格深究“社交媒体”的定义，微博究竟是不是社交媒体甚至都还值得再次思考。微博的媒体架构基本仿照推特（Twitter）。已有研究者进行过大数据抓取，结论是推特中用户的“互粉关系”其实非常不对等，所以，这个平台的主要功能或许应被理解为“获取信息”而不是“建立关系”。既然并不建立关系，也并未促进平等多元的对话，那么推特和微博就更像是“新闻媒体（newsmedia）”而非“社交媒体（socialmedia）”了。
微博中草根用户的“丧文化”流行显然也与社会结构的原子化分不开关系——个体无法参与公共讨论或参与公共讨论也没有意义，这加强了个体的无力感，而这又进一步消耗了个体下一次参与公共讨论的积极性，于是无力感更深……在这种循环之下，似乎只有“丧”、“低欲望”和看似无关政治公共领域的“偶像消费”才是年轻人发泄注意力的仅存话题。
上：政治世界中的公共领域；下：消费世界中的公共领域（“饭圈”）
4.知乎
知乎与微博相似的地方在于，老用户同样普遍认为这个平台在其早期拥有一段黄金时期，而现在已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2011年起开放内测注册后的两三年里，知乎更像是一个未出圈的学科精英游戏场，其早期用户凭借广博的知识积累，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狡黠的幽默感征服了不少人。他们展示优秀的求索过程，也擅于高超的玩笑去化解反智言论以及带有明显火药味的意见冲突。
与豆瓣的慢节奏不同，2019年8月知乎已经按成了F轮4.5亿元的融资。十年来激进的商业化推动平台边界迅速扩大，从前那种所谓小圈子“精英气质”显然难以为继。这种状态驱逐了一部分老用户。可以看到，新用户并不再着迷于接近真相，不再进行深度理性的讨论，甚至也不再拥有早期用户插科打诨的幽默感。在这个“知”字打头的平台中，似乎真正意义上以求知求真为目的的讨论正在快速消失。
近些年来，运营者也尽量避免平台对于特定社会事件形成公共领域的舆论热潮。而他们此时需要做的事情其实相对简单：只要把问题删掉，大量回答的内容也就一同消失。
5.机核网
今日头条属于新闻媒体而不是社交媒体，虎扑对于公共事件的讨论并不太具有理性的传统，短视频平台因为其所选择的媒介特性，同样并不太有可能形成有效的公共领域。我们认为机核网值得一提是因为发现其中知识性、思想性的内容在留言区引发了超出我们预期的高质量讨论。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十余年前一些论坛的黄金时期。
我们并不是机核网的老用户，在此处把它与前面四个社交媒体相提并论是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类型进行分析。我们需要考虑这个事实：中文互联网中并不是完全不存在优秀的讨论，像机核网这样的平台还是存在，只是这些讨论存在于比较小众的互联网岛屿里。
机核网中，以玩家身份聚集起来的用户其实不只是站在玩家和受众的角度，而是充满能动性地站在开发者、创作者和运营者的角度去展开讨论。这样的传统鼓励用户把思辨过程呈现出来，这在中文互联网中已经算是稀有品质。只是这个带有很高黏着度和cult气质的小众平台，其用户量显然没有办法和上述几个等量齐观。由于并未占据中文互联网生态中重要的、醒目的、不容忽视的疆域，机核网不太可能，事实上本来也无意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
6.比较与综述
“存储”这一点主要针对于公众讨论的过程以及讨论以后形成的公共意见是否得到了妥善保存。在《人的境况》相应章节的论述中，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是超越了凡人的有限生命而具有潜在世俗永恒性的领域。它“持续存在”——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生生灭灭，但发表公共意见的火种永不熄灭，重要的事件也应该被永久储存在公共领域中，作为后来者值得参考的历史材料。
相比阿伦特的时代，当代信息的存储显然在技术上进步了无数倍，然而数字信息的“持续存在”所面临的审查和删除威胁也增长了。对不少读者来说，放在书柜里的纸质文件反倒比新时代的数字媒介更值得信任。此外，数字化场所中信息的流动显然异常迅猛，即便不被删除，绝大多数内容也被遗忘在数字空间发霉的虚拟仓库中无人问津。
不同社交内部搭建了自己内部的搜索引擎，数据库互不共享。
结合这五点，其实我们也可以反向归纳出将近二十年的学者们畅想的理想化数字公共领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1.审查力度：内容发表不受过多限制——没有篇幅/字数/形式的限制。不设置过多敏感词。内容不被删除或者由用户自己选出管理者来审查并删除。
3.互动强度：存在留言区。内容可以被讨论，而且讨论本身是被看重的。讨论的内容没有篇幅限制，而且交互界面上其可视层级不应比回复的内容低太多。留言之间的交互次数不受限制。
4.平台热度：平台对所有用户开放。可达性高，占据互联网中一块重要的疆域。用户身份是多元而非单一的。
5.存储：历史内容不被清理并且作为一个整体易于检索。
我们可以从现有中文社交媒体阉割自身讨论区的方式，反推出理想的数字化公共领域应该具备哪些特征。
事实上接近于这种乌托邦的社交媒体并不是没有存在过。十余年前的论坛和博客几乎都满足了这五点要求。从这个角度上也更好理解为什么这两种平台衰落了。它们或许确实没有跟上技术迭代的节奏，但是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国情所致——在今天的环境下，它们必须衰落。
7.整体结构反思
如果我们把视野进一步扩大到更加根本性的结构上，思考运营者为什么需要有意避免向用户提供“讨论”的场所，那么这背后的原因和这个国家几乎所有政策的执行都拥有同样的逻辑。对于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严格金字塔结构，社交媒体面对的版本即是：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到互联网企业内部的网络信息审查部门（从主管到审查员），再到具备广泛影响力的用户（“大V”、“网红”、“POL”），最后是草根用户。政策在虚拟空间中的传达和真实空间并无二致，依旧是强调“领会上级的意图”以及“向上级负责”。所以在效果上，很多时候会表现出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扩大的反应强度。因为“宁肯执行得过度，也不能执行得不到位”、“表态要充分”。
我国现实空间（左）和网络空间（右）中的政策执行都拥有同样的逻辑。
一般认为，审查和信息管控的具体执行方式是“3F”政策——恐惧（fear）、怠速（friction）以及淹没（flooding）。
前两个政策或许会导致真相不断被删除，用户的语言表达不断被阉割和篡改。在最后一个“淹没”政策的施行下，这些都不会发生，真相或许也并不被删除。反而，它只是被无数的异议、异见、证据、假证据、谣言、半谣言、反谣言的澄清、反对反谣言的“实锤”不断挤兑，直到阅读者被难辨真假的信息洪流淹没，失去了最后的耐心，对该事件也变得麻木了。
“淹没”政策将真真假假的信息混杂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英文互联网中也有一大批用户在怀念2000年代初的互联网1.0时代，也在感叹现在的讨论质量低下。毕竟“淹没”的情况是全球性的。
德波写下的《景观社会（TheSocietyofSpectacle）》可以帮助解释这种信息洪水。景观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由图像主导的人际关系代替了真实的人际关系”。十余年前互联网中那种真实而生动的网友互动已经渐渐消失，许多人都怀念那种“亲密感”和真诚的关系纽带（connectedness）。
最近一种风行的句式或许也证明了人们在这些文字垃圾影响下表达能力的衰退——“嗐，xxxx就完事了”、“嗐，说那么多，其实就一句话：xxxx”
这种反智的措辞摒弃了问题可能带有的多义性以及论证过程可能具有的复杂步骤，它将绝对的、暴力的简化凌驾在批判理性（criticalreasoning）之上。对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来说，这意味着大众媒体已经将公众的“批判理性训练”转变成了“预判（presupmtion）训练”。此时，即便某个场所名义上仍然面向公众开放，它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实质上已经关闭了。
解释公共领域的存在为什么必不可少是一件很多余的事情。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见中文互联网中，人们围绕某一话题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各自在不同的平台抱团形成同温层并向对方进行激进的攻讦。网民这种强烈的仇恨、斗争和揭发行为已经形成了高速自动运转的机器。
对话变得越发困难，因为双方说着不同的语言。在这种人民内部的意识形态战争甚嚣尘上的情况下，不必奢望对于某一话题讨论形成一个统一的公共意见，更不必谈借此去促成政策的良性改革。譬如针对“女性主义”这种宏大话题，群体内部形成两派互称“女权婊”和“男权癌”，他们都觉得对方是铁板一块、愚不可及，双方都在各自阵营中觉得和对方争吵是鸡同鸭讲；面对“疫情期间留学生该不该回国”这种具体问题，群体内部依然形成两派，双方仍然进行毫无可能达成合意的骂街式对战。这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所有公共领域被取消，有效的讨论不复存在，不再有“作为私人的个体来到一起，形成公众”，而是“作为私人的个体更加遥远地分开了彼此”。
解决的方式只有对话；惟有理性的对话才能消解矛盾。没有地方讨论，只会有更多的两极化，更多的简化和污名化，更多无意义的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