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寻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与传播的规律
只有厘清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翻译与传播的规律，才能进一步阐明译介模式和策略，发现重要的翻译家及其翻译模式，调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译介主体和译介策略作用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效果。具体而言，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包括：探析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翻译与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和影响因素，总结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与传播活动从发起、传播到接受呈现出的一般性规律。
基于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史和现状，考虑到国际形势、社会变革、彼此立场变化等，可将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冷战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传播（1949-1979）、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传播（1980-2001）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传播（2002年至今），三个阶段分别在译介选材、译介主体和译介规模三个维度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1949年至1979年，在冷战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刚刚起步。这一阶段，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规模较小，且深受意识形态影响，在官方机构和官方资助译者群的支持下，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获得了较好译介。同时，出现了一批新的翻译人员、机构和杂志。隶属于国家外文局的《中国文学》杂志（1951-2000）和外文出版社作为当时主要的国家出版机构，所出版的图书占这一时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图书总量的90%以上；其中，《中国文学》共发行404期，发表了2000多篇/部当代文学英译本；外文出版社对外翻译出版了9220种图书，涉及21个语种。[1]
1980年至2001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大潮，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在这一背景下迅速发展，其海外传播也进入新时期。在译介选材方面，随着译者自主选择权的扩大，这一时期的选材内容相比于前一时期更加丰富。“改革”和“开放”主题更是成为向外译介的主旋律。在译介主体方面，国内翻译教育水平的提升促进了翻译力量的壮大，国外也涌现出葛浩文（HowardGoldblatt）、杜博妮（BonnieS.McDougall）和蓝诗玲（JuliaLovell）等致力于翻译中国文学的汉学家，他们将中国文学作品介绍到海外，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扮演了媒介角色。
2002年至今，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文学翻译与传播迎来了繁荣期，选材上体现出多样性和经典性的特点，不少经典文学作品获得翻译或重译，科幻小说在被译介的同时呈现出影视化的趋势，网络小说也通过各类在线阅读平台进入了英语世界读者的视野。译介主体日益丰富，国家机构、海内外民间翻译力量和数字媒体时代下逐渐成熟的众包翻译团队共同发力。随着译介规模不断扩大，体裁类型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受到英语读者的热捧，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在新时期，国家政策的支持有力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作了重要论述；国内官方组织推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与多家国外出版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签订了翻译出版协议；“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也推动了图书翻译，为作者、译者和出版社提供了合作与交流的平台。
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也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与传播。由于国外对中国文学的开放性增强、主流媒体报道增多、译者队伍不断扩大，国外读者有机会了解更多中国文化，促使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度逐渐提升。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稳步提升，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国际传播环境和条件。
探索不同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与传播的规律，可以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和译介途径入手，梳理作者、译者、原作、译作、出版社、杂志期刊等信息，分析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传播的主要参与者、重要内容和传播途径。
译介主体指赞助人、出版机构和译者等翻译发起人。政府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传播的重要赞助人，目前来看，国家推动的译介依然是我国对外推广中国文学的主要模式。“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等，在助力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就。同时，不同性质的出版机构和译者群也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产生深远影响。然而，中国政府资助出版的不少译本在海外的接受效果并不理想，需平衡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需求，充分考虑跨文化的文学翻译与传播机制，在文本选择、译者筛选、翻译质量把控和译本传播媒介筛选等层面把好关。
译介内容涉及“译什么”的问题。在以翻译为中介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对目标语社会与源语社会的意识形态特征、诗学、阅读期待和审美需求等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科学筛选译介内容。因此，全面整理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作品、作者信息和原作信息，探明其不同历史时期译介内容的特征与规律，对于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与传播规律具有战略意义。
译介途径是翻译作品走向目标读者的媒介组织和信息载体，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中国网络文学借助多样化的媒介对外传播，则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新兴译介途径的代表。
从左至右：葛浩文（HowardGoldblatt）、杜博妮（BonnieS.McDougall）、蓝诗玲（JuliaLovell）
二、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模式与策略
从译出、译入和数字化三个不同的视角切入，有助于对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模式与策略进行系统梳理和反思。
开展翻译活动是一项复杂的工程，目前国内的对外译介活动大多受官方资助。大部分作家的作品由国内出版社出版，小部分作品由国外出版社出版或者中外出版社合作出版，如中国知名作家雪漠，虽然已有多部作品被英译，但这些作品大多由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已推出“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2010）及“少数民族作家海外推广计划”（2012）等重要项目，支持中国文学外译。因此，国家政策支持下的“译出行为”需进一步探索，有必要挖掘中国政府支持和资助出版的外译活动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分析译出行为面临的困境和机遇，探讨译本筛选机制、翻译过程、翻译主体和翻译文本海外传播渠道，促进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
根据翻译发起人的不同，可将中国文学的翻译模式分为学术翻译、商业翻译、出于政治动机的翻译及个人翻译[4],也可分为学术出版模式、资助出版模式与商业出版模式[5]。也有学者根据译者群体来划分，将中国文学海外译介模式分为本土译介、海外华人译介和汉学家译介。[6]就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而言，“译入”视角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主体模式包括海外华人译介和国外汉学家译介。
此外，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与传播呈现数字化特征。传播学家拉斯韦尔认为成功的传播方式应该包括传播主体（Communicator）、传播信息（Message）、传播媒介（Medium）、传播受众（Receiver）和传播效果（Effect）。[7]在翻译研究中，该五要素可分别对应为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五大要素。目前，虽然已有学者探讨了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众包翻译的技术架构[8]、翻译过程与产物[9]和翻译模式[10]，但是鲜有学者对数字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模式展开研究。鉴于此，今后的研究可从数字化视角出发，讨论其对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的影响，厘清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新形势，以建设符合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多模态资源传播平台。
《猫城记》
CatCountry:ASatiricalNovelofChinainthe1930s
LaoShe
OhioStateUniversityPress
1970
三、评析中国当代文学的译者类型与翻译模式
译者及翻译模式会对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产生重要影响。随着翻译研究从规约性研究转向描写性研究，以及“文化转向”的深化，译文附属于原文的情况得到改变，译文及译者的重要性逐渐凸显。翻译史三要素为翻译家、译作和翻译事件，翻译史研究应该“以人为本”。[11]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过程中，理应充分认识到译者的重要性，更加重视翻译家研究。
MethodinTranslationHistory
AnthonyPym
Routledge
2014
四、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效果
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整体上是循序渐进的。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大量引进外国文学，读者得以接触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然而，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却知之甚少，其主流文学市场难觅中国文学作品的身影。加之西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长期掌握国际舆论话语权，其价值观和强势文化理念对外传播，海外各国对我国的文化认知普遍存在先入为主的偏差，导致我国优秀的文化资源并未充分转化成文化软实力。
改革开放后，国家推出“熊猫丛书”计划，主动将中国文学作品译介至海外，但所取得的海外声誉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丛书的译者大多为中国本土译者，对英美文化和海外读者的阅读趣味的理解有所欠缺，加之国外读者戴着有色眼镜阅读，认为中国译者受到国家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并未将作品原本面貌呈现出来，不是海外读者真正想了解的中国，因此，这种主动译介的效果不太理想。1980年后，海外译者的主动译介越来越多，逐渐成为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传播的主力军。
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速度明显加快，海外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作家的作品，如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刘慈欣、残雪、阎连科和阿来等。从语种数量来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语种保持增加趋势。其中，英、法、德相对占比较高，这是由于欧洲及北美经济较发达，文化体系与文学发展传统较为完善。而日、俄、韩等译介语种的出现则是出于地缘亲近性，各邻国与中国保持良好的文化交流与联系，形成共享文化圈。
中国文学出版社“熊猫丛书”部分书影
五、中国当代文学对外翻译与传播的提升路径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国家推出的一系列举措取得一定成效，民间力量也促进了文学作品“走出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传播业已形成相当规模，但尚未真正融入海外各国的文学系统。要实现中国文学作品有效地“走进去”，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首先，就译介主体与译介内容而言，中国当代文学译介，需要作者和译者的共同努力。海外汉学家的加入使中国文学“走出去”呈迅速发展态势，然而能够从事汉译外的外国译者数量并不多，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可能存在理解偏差，中国本土译介模式有其自身缺陷。两种译介模式都存在不足，较为理想的方式为中外合作译介模式，以西方汉学家为译介主体，中国本土译者辅助的形式，取长补短，形成合力，可发挥最大优势。
最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与有效“走进去”仍需官方机构的大力支持与引导。具体而言，可从文学创作的主题、表达方式和传播路径等方面入手，充分调动政府、民间组织、媒体等国内外各方力量，探究融合多维力量的文学作品外译模式，形成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合力，通过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传播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文学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
——以〈达芬奇密码〉中英文本比较研究为例》
邵璐
商务印书馆
2011
注释
[1]参见何明星：《前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1949-1976）》（上），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刘洪涛：《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回顾与前瞻》，《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2]参见许多、许钧：《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中的“译出行为”及批评探索——兼评〈杨宪益翻译研究〉》，《中国翻译》2019年第5期。
[3]参见谢天振：《新时代语境期待中国翻译研究的新突破》，《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
[4]BonnieS.McDougall.TranslationZonesinModernChina:AuthoritarianCommandversusGiftExchange.NewYork:CambriaPress,2011.
[7]HaroldD.Lasswell.TheStructureandFunctionofCommunicationinSociety.NewYork:InstituteforReligiousandSocialStudies,1948.
[8]参见邵璐：《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众包翻译技术架构展望》，《中国翻译》2019年第4期。
[9]参见邵璐、曹艺馨：《语篇·非语篇·言资源：众包翻译的过程与产物》，《外国语》2020年第3期。
[11]Pym,Anthony:MethodinTranslationHistory.Manchester:St.Jerome,1998.
[12]参见朱振武：《中国学者文学英译的困顿与出路》，《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13]参见吴赟、何敏：《〈三体〉在美国的译介之旅：语境、主体与策略》，《外国语》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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