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不应该作为文物建筑整体保留？应不应该进行建筑设计国际招标？是不是危险建筑？如何取得新旧建筑的协调？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因其显赫的位置而招来争论
3月1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宣布动工，马未都的愿望被轰鸣在现场的拆除机械搅碎。
此前，这位中国内地首家私立博物馆的创办人多次与媒体联系，呼吁将这处与人民大会堂分据天安门广场两侧的公立博物馆作为文物整体保留。
“这是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建设的‘十大建筑’之一，是那个时代仅次于人民大会堂的代表性工程，理应作为文物来保护。”马未都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强调，“像这样的历史性建筑，只留下一张皮行吗？”
《瞭望》新闻周刊就工程建设事宜向国家博物馆提出采访请求，有关负责人表示以该馆公开发布的信息为准。
国家博物馆就改扩建工程向记者提供的新闻稿披露：“经过专家的反复研究论证，决定在不改变老馆主体外观的同时，通过改扩建对老馆存在的功能局限性进行改造，力求使新老建筑和谐统一、浑然一体。老馆的西、南、北三面整体保留，进行加固改造和维修。新馆部分镶嵌在老馆中间并向东扩建。建筑风格与老馆保持一致，建筑体量比现在老馆略高，其高度形成丰富的层次，显得更加宏伟壮观。”
47年前，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国庆十周年庆典之前告竣，同期竣工的“十大建筑”还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钓鱼台迎宾馆、华侨大厦。
总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的“十大建筑”，是见证新中国初期发展的国家标志性工程，从开工到竣工仅用了十个月，被誉为中国建筑史上的创举。
1996年，世界权威的《弗莱彻建筑史》在其出版100周年之际隆重推出第二十版，将“十大建筑”中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北京工人体育场收入其中。
那时，“十大建筑”已失去了一个——1988年，华侨大厦被爆破拆除，连一面墙也没有留下。
德国建筑师拔得头筹
喜庆的乐曲奏响在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动工仪式的现场，德国gmp公司设计总监施蒂芬瑞沃勒在人群中将手中的相机转过来对准自己，自拍了一张留影。
在他的身后，国家博物馆12根巨大的廊柱内侧，拆除工人列成方阵，领队者神情自豪地将写有拆除公司名称的牌子托在胸前。
天安门广场举世闻名，能够参与这里的工程，被每一家企业视为荣耀之事。
gmp公司在2004年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的建筑设计方案招标中获得首选，其方案将新扩建的展厅架空在国家博物馆的庭院之上，意在塑造世界上最大的展厅。
11家设计单位或联合体参加了方案投标，其中不乏世界顶级建筑设计事务所，包括主笔大英博物馆改建工程并赢得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设计竞赛的英国福斯特事务所、主笔2008年奥运会“鸟巢”体育场的瑞士赫尔佐格与德梅隆事务所、主笔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的荷兰大都会事务所。
由库哈斯领衔的大都会事务所素以制造轰动效应著称，这次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与扩建思路相反的方案——对博物馆东侧预留的扩建用地未占一厘，把它留给了城市，对博物馆新增的功能则通过内部密集化的手法安排，尽可能减少对老建筑的拆除。
“我们知道这项工程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重要性，我们组织了一支最好的团队，将以优质的工作来完成这个项目。”施蒂芬瑞沃勒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已在北京设立代表处的这家公司的高管称，经过近三年不间断的讨论，中标方案已作出许多修改，“事实上我们保存了大部分老的建筑，只是把内部做得更新、更现代化。我们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将新的部分整合到老的部分之中，使之成为一个开放的、友好的公共建筑。”
国家博物馆提供的新闻稿称，老馆由于受当时经济、技术、施工条件所限，建筑本身存在不少缺憾，越来越难以满足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难以满足广大观众的需求；新馆占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9.2万平方米(地下2层，地上4层)，高40.3米，绿化面积6508平方米，设有835个停车位，预计2009年底基本建成，2010年上半年投入使用。
改扩建工程完成之后，国家博物馆主要由文物保管区、展陈区、社教区、学术研究区、公共活动区、休闲服务区、行政业务办公区等部分组成，“在对观众服务、文物藏品的保存、保护手段、展览陈设的规模和方式、建筑设施和技术装备水平、人员配置和学术研究等方面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周恩来与设计者碰杯
在2月1日国家博物馆因改扩建工程而暂告闭馆之前，马未都带着本刊记者走访了这处建筑。
他指了指博物馆楼梯转角处停放着的一辆国产跑车，反问道：“这都被当成了文物，难道这个房子就不是文物吗？”
“你看，这门厅里的柱子、内饰、地板上的石材，用的是多好的材料、多好的工艺啊，当年是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工匠、选用了全国最好的建筑材料来盖‘十大建筑’啊。”
马未都躬身掀起三层展室地板的一角，“这是牛皮做的，踩上去没有声音，特别安静。那个时候的人建这个房子是花了心血的。”
200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挂牌之前，馆舍被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半部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南半部为中国历史博物馆。
博物馆建筑的用料，琉璃砖来自广东，花岗石来自山东，大理石来自东北与湖北，铜门钢窗来自上海。
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当时年仅34岁的王炜钰带着两位比她还年轻的教师和十几名毕业班的学生，参加了1958年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的全国性设计竞赛。
“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奋战’，多少轮方案的评比，最后我们的方案中选并得到实施。”王炜钰在2004年出版的个人选集中写道。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60周年院庆之际编辑出版《匠人营国》一书，刊出建筑系(该院前身)1958年绘制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透视图，注明：“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批示‘最后决定用此图样’。”
已是83岁高龄的王炜钰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沉浸在对当年设计工作的回忆之中。在1959年国庆工程完成的庆功宴上，周恩来总理向赴宴的专家和干部一一敬酒，并跟她碰了杯。
“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当时我能够参与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的设计感到特别的荣幸，也深受教育。”王炜钰说，“我真正感受到了‘群众路线’、‘集思广益’、‘解放思想’的力量。”
她介绍道，最初的设计灵感来自一位学生，“这位同学说，革命和历史博物馆应该表现革命胜利这个主题，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就代表着胜利，我们为什么不能用‘门’的形式呢？于是‘门’的概念就提出来了，这是一个大启发。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又发展到里面是否可以是空的，就这样完成了设计方案。”
以庭院式布局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以6.5万平方米的总面积获得了与它对面的总面积17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的体量平衡。
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王炜钰说她没有看到具体设计方案，也不便作出评价。
她认为：“保护博物馆的立面是重要的，里边不是不能变。但人们从外面走到里面，在行动的空间里已有了情感的记忆。里面拆多少要看具体的，有的建筑师可能全拆，仅留下立面；有的是将旧的保留，更巧妙地将新的和旧的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本事之一。能保留旧的，又能满足新的使用要求，局部是现代的，又不和旧的发生矛盾，这就更高一层了。”
专家不赞成国际招标
早在198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改扩建工程即获准立项，接下来的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论证，王炜钰曾参与其中。
“当年我们的设计就注意了外观如何向人民大会堂看齐，只是做了一个外壳，可博物馆是不需要开这么大的窗户、引入这么多的自然光的。要是现在做，我们就不会是这样了。”王炜钰指出了原来设计中的一些遗憾。
1995年她指导学生完成《中国历史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研究》，认为整个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功能的满足，使绝大多数陈列室采用大面积低侧窗，有的甚至置朝向于不顾，不仅给展室带来了超量的自然直射光，使大量文物处于严重光害之中，减少了可利用的布展面积，而且影响了观众的舒适观赏。
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分期改扩建的设想：博物馆现有建筑内部空间及功能基本保持不变，只在中间庭院的地上和地下增建，并使扩建部分与原有建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长远角度讲，可利用一二层层高为9米的空间，通过夹层的方式获得更多的使用面积，同时完善内部功能。
中国国家博物馆挂牌后，改扩建工程又被提上日程。2004年4月，受国家博物馆委托，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对博物馆增加高度的要求作了研究和深化设计。
研究院认为，国家博物馆东侧的公安部办公楼规划高度超过了国家博物馆檐口高度，由于体量较大，建成后会对国家博物馆造成一定的影响。博物馆直接加层的方案对现状建筑改变较大，且增加的面积也不好使用。世界上著名的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的改扩建工程都采用了在内院上增加天顶，将室外空间室内化的办法，改善空间的容量和人流方式。国家博物馆如采用这种方式，不但可以增加高度，充实体量，同时也可带来新的空间感受。
研究院的这一想法经审批通过，成为改扩建工程的依据。
同时展开的征集国内外设计公司的活动却引发了一些国内学者的不安，当时由境外建筑师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鸟巢”体育场正在建筑界引发巨大争议。
《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介绍及专家评审会会议纪要》写道：“专家一致认为，天安门广场是北京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核心体现，既有的建筑均由中国建筑师设计，气势宏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为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所喜爱，也为国际知名建筑师们所称赞。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要以弘扬民族精神为前提，中国建筑师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完全可以做出最好的设计，没有必要进行国际招标。”
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博物馆的竞赛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组在公开发表的回顾报告中称，“一是由于项目本身的重要性，再是地段在天安门广场的敏感性，因此在任务书上没有任何导向性的语言，只有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提出的以‘增加天顶’和东扩范围以及自身的功能要求，没有任何表达业主主观愿望的内容，全部由建筑师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建筑的取向，这与当年国家大剧院方案招标时要求的‘一看就是中国的、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的’相比有了很大的灵活性。”
曾被鉴定为危险建筑
近十多年来，国家曾投入大量资金维修和改造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
1995年王炜钰指导完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研究》介绍道：“目前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在进行现有建筑的大规模内部改造，耗资已逾数百万，改造包括设备更新及内部装修、设置消防系统及电脑管理系统、增加轻钢龙骨吊顶等等。”
中国历史博物馆前副馆长孔祥星向《瞭望》新闻周刊历数了几次大的改造工程：“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之前用石材贴装博物馆的北立面和西立面，花了八九千万；抗震加固做了一部分；所有的顶子都重新弄了。我们为什么老闭馆？就是因为这样的工程一直没有间断过。”
“我很痛心，国家花了不少钱，却始终达不到作为博物馆的要求。”孔祥星从1965年起，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了35年，当年他最头疼的就是没有库房，只好把库房设在走廊里，而库房区与办公区相混很不安全。
“搞抗震加固，把好多陈列室弄没了；夕晒很厉害，书画都不敢拿出来展；一会儿这儿加一个厕所，那儿加一个办公室、监控室，结果是越改越乱。从硬件来讲，都不是一流的，是二三流的。”在他看来，博物馆就像一个老病号，不动大手术是不行的。
在改扩建方案论证过程中，一度有消息传出：整个建筑要推倒重建。
一位权威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证实了这个说法：“原来是整个都要拆，我们坚决反对，许多院士也不同意。”
“本来是要拆的，为什么拆？说这个建筑不安全，已经经过专家鉴定是危险的了。”一位深度介入这项工程的专家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后来我们就问，你跟我讲清楚哪里有危险？为什么危险？结果说了半天，只是北边查出来有几根柱子施工质量不好，那你就加固嘛，为什么都拆呢？他没有理由，而且没有理由来判断历史博物馆总体上是危险建筑。”
这位专家称：“‘十大建筑’用的是当时全国最好的设计力量、最好的施工队伍，现在成了危险建筑，那么人大会堂你怎么办呢？‘十大建筑’已经拆了一个华侨大厦，其他9个是不是都是危险建筑？你可以修嘛，而且修了以后从设计角度来讲，只有更好不是不好。”
2006年9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两院院士、建设部前副部长周干峙在大会发言中提到了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盖的房子至今不少已成为‘老房子’了。目前不少地方以少占地和30年房龄就够本为由，兴起了大拆大迁之风。典型的例子如北京西便门居住区，为1950年代所建，质量、水平都是最好的居住区，也几乎决定要拆迁；还有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也一度被鉴定为危险建筑而要求拆除翻建。”
《瞭望》新闻周刊辗转获知，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动工后，细一步的设计方案仍在审批之中。
“现在三个立面留下来了，比全拆好多了，至少形象上保护住了。”一位文物保护学者说。
曾参与评审的一位专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三面不拆这是肯定的，在中心修改一点，往东增加一点，大体上维持原来的，这个还是可以的。”
马未都仍在惦记博物馆展室内的牛皮地板：“他们要是拆了，我就要想办法把那里所有的地板都买下来。”（文/王军石瑾）
来自：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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