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图书馆是如何被发现的

国子监祭酒总管全国的教育工作，王懿荣执掌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多年，曾经3次担任国子监祭酒，是一位名闻朝野的饱学之士，具有很深的金石学造诣。《清史稿》里特别提到：“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在当时的收藏界，王懿荣享有“得公一言，引为定论”的声望和影响力。在1899年，也就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前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懿荣发现药店卖的“龙骨”——也就是龟甲兽骨上刻着一些奇怪的字符，出于一个金石学家的学术敏感性，王懿荣“见之狂喜”，认为这些字很值得研究。于是，他让家人大量收购药店里的“龙骨”，拿回家认真研究。由于刻在龟甲上的痕迹与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多有相通之处，深通金石文字、有着丰厚知识储备的王懿荣，很快就认出了龟甲上的刻痕是比金文更加古老的一种文字。因为碰到了王懿荣，龟甲从不值钱的“药材”一变而为珍贵的研究资料，避免了人为的继续毁灭。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

为《铁云藏龟》作序的罗振玉

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

王国维与罗振玉关系密切，是学生、朋友，还是儿女亲家，在甲骨文研究中二人共创“罗王之学”，都名列“甲骨四堂”，王国维对甲骨文的研究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从几千个小片甲骨中找出属于同一版块的黏合在一起，形成能够读通的大段文字。这大大提高了甲骨文辨识和研究的成效。王国维利用新发现的甲骨文考证出殷商先公、先王的姓名及前后顺序，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创造了以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对照验证的二重证据法，把中国有文字可考又有实物证据支持的信史提早了1000多年。

王国维的学生董作宾及蔡元培领导的中央研究院

但是考古工作依然困难重重：一开始可能由于迷信的缘故，当地有些老百姓阻挠发掘，甚至强制逼停发掘工作。傅斯年就亲到河南开封，把各方面关系疏通理顺了，发掘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

1936年春季，考古组第13次进行殷墟考古发掘。这次发掘从3月18日开始，一直没有什么发现，考古队原本计划在6月13日这天停工，等到天气凉爽后再开工。没想到停工前一天却有了重大发现：6月12日下午，考古队在小屯村北清理最后一个编号为“YH127”的窖穴，谁也不曾想到一铲竟挖出了惊天巨现！这个窖穴直径将近两米，挖下去半米以后，几片完整的大片龟甲一片挨一片地呈现出来。这是一处从未被扰动过的甲骨堆积层。在这个窖穴内，共出土17096片甲骨，这些甲骨多数是整版的，刻满字迹，有朱书的，也有墨书的。“YH127”号甲骨窖穴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个。

这次甲骨出土震惊了世界，一万多片甲骨刻有文字，而且是分门别类有规律的摆放。所以，“YH127”号甲骨窖穴被认为是“殷人保存典册的府库”。随着挖掘的深入进行，专家们发现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内，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甲骨窖穴。甲骨窖穴群所出的甲骨刻辞内容宏富，涉及殷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真实传递了上古中国的文明密码，被人们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图书馆加档案库”。有些甲骨上面有小孔，几片一组整齐排列，可见当初是有绳子串联起来的。有一片上面还有“册六”的字样。可见当时就已经有了对这些典册的分类管理。这充分证明了《尚书》所记载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和《史记》所说的“高庙中有龟室”是真实可信的。所以“龟室”也可以说是目前所知的中国古代对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最早的称呼。

龟室的发现，充分证明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就有了官府藏书和对这些藏书的管理活动。换句话说，中国藏书或图书馆有据可查的历史已经有300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