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点半，某社区图书馆大门紧闭，隔着玻璃看到图书区已积满灰尘。
何俊摄
不过，对于宝安、光明新区等一些原来特区外区域来说，尽管拥有数量众多的社区图书馆，但是由于其建设管理模式上的局限性，一些社区图书馆处于“名存实亡”的困境，亟待突出重围，真正实现为辖区居民服务的功能。
一些社区图书馆“名存实亡”
有空的时候，住在西乡的老王就会带着孙子去家附近的香缇湾社区阅读中心逛逛。有席位40位的阅读中心，设有图书阅览区、亲子阅览区、报刊区和电子阅览区等。在这里，老王和孙子能自得其乐。包括香缇湾在内的30家宝安社区阅读中心，成为宝安区基层图书馆网络中的活跃因子。
记者了解到，这30家社区阅读中心是由区财政划拨经费到街道，业务指导由区图书馆负责；除了30家社区阅读中心外，宝安区还有5家面向劳务工的区直属分馆，场地由企业或者基层政府提供，所有运行设备以及工作人员都由区图书馆提供；此外，还有数量达100多家社区自己运营的社区图书馆。区、街道、社区，形成了一个图书馆区级网络体系。
脱胎于原宝安的光明新区，在新区成立后，也在深圳图书馆之城的建设中探索前行，逐步完善区级图书馆网络。2012年，光明新区图书馆建成并投入使用，现在除了一家区级图书馆外，还有25家基层图书馆。
“有些选址在社区工作站的，高墙大院，居民觉得有距离。而且社区工作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功能太多了，啥事都要做，计生、安全、教育等等都是重点考核的，像社区图书馆这样不疼不痒的，可能就先放一边了。很多社区图书馆工作人员都是身兼数职，时不时就被叫走忙其他的了。”一位图书馆业内人士一语道出了个中缘由。
对于仅有业务指导权的区级图书馆来说，要盘活这些社区图书馆实际上困难重重。
宝安区图书馆馆长周英雄告诉记者，最开始，区图书馆是以流动图书的形式配送资源下去，但是一些社区图书馆不开门，保管不善丢失现象也时有发生，“后来社区图书馆再要求配送资源，就以办集体图书证形式，一次借数百册，双方都有责任义务，既保障了资源更新，也避免了浪费。”
光明新区图书馆馆长王凌宇介绍，现在新区图书馆与辖区2个街道图书馆、9个社区图书馆加入了统一服务平台，实现了除报刊杂志外的图书资源通借通还，新区图书馆与这些基层图书馆签订了协议，“就像银行服务网点取不到钱一样，如果共享了资源却没有正常开展服务，肯定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很慎重。”
记者了解到，在图书馆的管理探索上，宝安、光明新区等原来的特区外区域情况相似，为三级管理模式（区图书馆由区政府投资，街道图书馆由街道投资，社区图书馆由社区投资、分别由区、街道、社区管理）。从全市层面来看，仅有福田区出台了《福田区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区财政每年为基层图书馆划拨专项经费，从制度上解决了图书馆建设布局、后续运营等问题。
建议学习香港、新加坡“总分馆”模式
“说白了，建设开放一个图书馆除了读者外，就是场地、设备、图书资源、馆员。图书资源政府基本能满足，这四个要素中最难的是场地。”周英雄指出，“关键是合适的场地在城市建成区太少了。”
周英雄告诉记者，曾经宝安区图书馆提出建设3家中型图书馆，当时有个社区很积极，提供了差不多1000多平方米的场地，“但由于是统建楼，办不了消防等报建手续，尽管地理位置很好，后来只好放弃掉了。”
对于场地的渴求，光明办事处图书馆纪佳玲也十分感慨，现在该街道图书馆位于光明大街上，有200多平方米，“地理位置是很好，但是是租的，之前我们也搬过两三次了，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时候老板不租了，再找合适的位置太难了。”
场地资源得不到保障，一些发展良好的基层图书馆也命运多舛。据了解，数年前，宝安区有一家由社区提供了500多平方米的临街场地，区图书馆提供图书资源、派遣人手，合作办馆之后读者趋之如鹜，社会效益显著。不过，随着该社区领导班子换届，社区图书馆被收回装修后再无下文，原有读书盛况也就成为历史。
由此，周英雄呼吁在城市建设中要充分考虑到公共文化设施需求，同时他也指出，社区图书馆四个要素是运营前提条件，还得看配置是否合理，“比如很多社区图书馆设在社区工作站中，远离居住区，高墙大院，有等于没有，这也是规划不到位的一种情况。”
对于未来的社区图书馆布局建设，王凌宇建议，光明新区近年来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希望能在一些新开发的社区中明确社区图书馆建设，“很多都有架空层，可以用来做社区图书馆，但是得看开发商或者物业意愿。应该建立沟通机制，同时从经费上予以支持。”
基于原有社区图书馆出现的一些弊病，王凌宇一再强调，对于社区图书馆不能只生不养，“需要找到一条适合生存的模式，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各种力量参与，但不能本末倒置。”
周英雄也指出，公共服务门槛最低、受众最广的就是图书馆，除了建立完善的图书馆网络，在机制体制方面，要坚持以政府为主，多种探索进行，充分发挥社会、机构的积极性，“但如果只注重建不注重运营管理，建得越多浪费越大。”
“公益文化是政府、社会共同责任，政府肯定是责无旁贷。但图书馆是公益事业赔本买卖，企业有经济目标的压力，如果从具体政策方面没有给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一个补偿、回报机制，学一时雷锋可以，学一辈子难。”周英雄建议，可以减税等激励机制来激发社会活力。
在周英雄和王凌宇看来，最理想的模式莫过于“总分馆”制度。两人都提出可以学习香港、新加坡图书馆的“总分馆”发展模式。据了解，该模式的核心是“总馆”和“分馆”统一财政、统一管理。
“推进难度很大，资源能得到保障是先决条件。”王凌宇清醒地说。
社区图书馆
需更新服务意识
■对话
南方日报：一个“好”的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样的？
周英雄：一个国家的图书馆分不同层级。对基层来说，一个好的社区图书馆要能满足附近读者阅读需求，读者的需求是求新求质。同时在社区文化活动中起到中心作用，不仅是借书还书的地方，还是一个交流、体验空间，如开展一些阅读推广活动、培养孩子阅读兴趣等活动。而且好的图书馆应该是因地制宜的。
王凌宇：一个好的图书馆不是是否漂亮，而是资源是否吸引人。比如一些学术研究资料，放错位置，装修再上档次，读者也不能适应。此外，一定要提供好的服务，不仅能查到信息还能作为“第三空间”进行社交，让读者除了上班、回家外，还有一个地方和志同道合者一起交流互动。
其实很多社区工作站离社区居民很近，但是没有把“门”打开，服务没做到位，居民才会不爱去。这一点上，香港就做得很好，不管多偏僻的图书馆，都会有很明显详细的指引。我们所谓的“高墙大院”某种程度也是因为服务意识没跟上，造成心理上的差距。
南方日报：一些基层图书馆人手不足，有什么办法？
王凌宇：除了义工外，我们现在也在尝试对社工进行培训，让社区服务中心的社工也参与到社区图书馆管理中来。
周英雄：人员要有保障，不配专人至少有专项经费。在不增加编制情况下，还可以发展义务志愿者做补充。不过也仅能作为补充，就像马路上义工劝导，但交警是永远需要的。政府必须是唱主角。
南方日报：我们注意到，基层其实有很多的资源，是不是可以整合？
周英雄：我参观过一些社区，看到社区服务中心把图书馆的功能也整合进来，集中式办公，节约了人力、空间成本。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四点半学校等资源确实可以考虑整合起来，尽量将受益群体扩大。除了香港的总分馆制度外，我比较欣赏香港的图书馆伙伴关系，即香港公共图书馆与议员合作，在议员办公室放置一些图书，方便周围市民阅读。
王凌宇：其实社区图书馆不一定要完全按照行政区划来建，一些比较集中的社区可以两三个合并建一个大型的社区图书馆，文化辐射半径在5—10公里。不过如果对社区有考核，行政上干预的后果是大家都建，但可能哪个都没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