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
众多身份里唯一重要的
多数时候，人们听到“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都会应一声，表示他们知道王强其人。再不然，提到“电影《中国合伙人》佟大为演的那个角色原型”，也多少有点印象。
王强的身份实在众多：他是英语口语专家，联合创办了新东方；他是天使投资人，创办的真格基金10年投出了35家独角兽；他是名声在外的“书蠹”、拥有世界级藏书，出版社编辑也向他请教去哪儿找书；他曾是一家教育公司的董事长，正担任一家书籍装帧公司董事长，他还是很有风度的即兴演说家……饭桌上的那个故事用来给众多头衔排个轻重次序也许十分合适。“读书人”是对他最珍视的身份，他对自己有个评价：“如果抽去我的阅读史，我99%达不到今天的状态。”
最近王强又给自己增加了一个头衔：译者。2020年，他因疫情困在香港，索性翻译起一本陪伴他三十多年的枕边书《破产书商札记》。2021年率先在香港付印，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在内地出版。原作者威廉·扬·达泠爵士有着和王强相似的多面人生，他担任皇家银行董事，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出版过一份报纸，管理家族的纺织品公司，还写过几本小说……这本书里，达泠借一位破产书商之口，勾勒出王强心目中“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响当当的山头”。
王强在上世纪末纽约一家书店发现了这本书，翻译的过程像是凭自己的阅读史和作者的阅读史对话，这本苹果绿色封面的译作有8万字，可王强的注释就写了6万字。
《破产书商札记》，[英]威廉·扬·达泠著，王强译，商务印书馆｜草鹭文化，2022年6月出版
如果非把王强这些头衔分类，一个跟钱有关；一个跟书有关。他似乎能自由穿梭在两个世界，有时进入其中一个，另一个世界的人很难找到他。翻译最专注时，他一整天都伏案，靠吃小番茄和饼干度日。“除了真格的事情，别的全取消了，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哪。”外头因为一个病毒天翻地覆，他想，如果放下译笔时他的生命也终结了，那么他也没有白活，因为书中这些人做过他的朋友。
王强在他位于北京国贸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他的办公室常年不拉开窗帘，因为阳光会让满墙的书页老化变形。他今年60岁整，背着双肩书包，穿粉色的衬衫，看起来精力充沛。谈论问题时，镜片下的眼睛闪烁着童真。他是一个很好的受访者，一方面是他并不拒绝任何问题，另一方面，他好像是一个对什么问题都思索过、准备好了他自己答案的人。
“今天纯谈投资，我的兴趣不大，投资人都能谈。”他说。一说起读书的好处来，他就像一个快活的“销售”。“翻书能练手指精细运动。一翻就是一页，”他捏着手指示范，“不容易的，就跟会计点钞，人民银行比赛一样。”
“我的肌肉还是蛮好的。”他噔地立起，从书架举起两大本厚书，让人摸摸他的手臂，以证读书能强健体魄。他总光顾的书店营业员懂得他的习性，会把他购买的书捆成重量相等的两摞，左右手各一捆，提手缠得厚厚的，方便他提着走很长一段路。
王强的书房一角，由受访者供图。
一个人怎么能如此自由地在不同的身份里穿梭而不迷失？不少人这么问他、打量他。
“没有两个世界。”王强说，“我只有一个世界，而且它相当和谐。”
康德与马斯克
跟年轻人谈话时王强会把首富马斯克、哲学家康德、追问现代性的鲍曼放进同一场对话。对王强来说，没有什么和人文学科不相通的事情。
马斯克和康德怎样出现在同一场谈话里？他很愿意解释解释。马斯克元素丰富的长篇故事素材里他只重视两件事，而那两件事说明这个摇滚巨星般的全球首富、科技先驱、私生活问题迭出的浪子的本质——“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人”。
一件是2018年8月，马斯克为避开严格监管一度宣布退市，他在Twitter上说，会寻找一个公司架构，让外部股东也享有员工股东一样的权利。
第二件事是2014年，马斯克向业界开放了特斯拉全部300多项专利，倒逼汽车行业加速向新能源转型。
“我认为他是道德行为。”王强说。这里的“道德”是来自康德的宽广概念。
他解释：“道德”意味着当一个人有一个行为决定时，不仅自己认为正确，还要推及其他有智慧的“理性存在者”。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才是自由的行为，“道德恰恰是自由的核心”。
他要求自己通过层层剥茧的追问，看到一个企业家的内在动力。
1983年，在北大读书时，王强读了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对康德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康德哲学的三个问题：第一个世界是什么；第二个人应该做什么，第三人还希望什么。“你们年轻人难道不应该时时刻刻问自己这些问题吗？“他问。
包括康德，也包括其他的经典，王强说这些好书像砖块、水泥一样搭建了自己的认知框架，也形成了他的原则。这是为什么他说自己只有一个世界，因为他不分裂，在不同的领域始终保持一种面目、秉持一种价值观。
由受访者供图。
如果要解释一个人的原则，也许可以从他不做什么来说明。一度，真格的基金经理们犹豫要不要投A轮，是王强发起一次严肃讨论，要求他们专注天使投资。在真格基金，徐小平和王强像两个大家长，一个总说Yes，另一个总是说No。王强常常是“捍卫原则的那个人”。他有怒目圆睁的时候，比如创业者表现出前后不一致的人性时。
王强对提升物质生活缺乏热情，既没买更大的房子，也没买更好的车。前几年他把车送给了朋友。因为开车妨碍他思考。他不点外卖，饿了宁愿下楼吃两副驴肉火烧。他骑共享单车、喜欢走路。花钱最多的地方就是买书。
他爱讲这样的例子：高速列车以每小时500公里的速度前进，车窗玻璃是带有减速的视觉效果，否则没有一个人敢于把眼睛投向窗外。他的“减速玻璃”正是他那些书。
在真格，过去在新东方，很多年轻人会拿各种各样的问题去问他，包括投资、人生选择、读书、甚至怎么为人父母、怎么教小孩……他们想从他那里得到些立刻生效的智慧。他是周遭人的一池水，知识和经验随时准备好流淌出来。他办公室茶几上常备着几盒柠檬味的润喉糖，以便随时开展2小时以上的谈话。
年轻人的感激让他感到高兴、受到安慰。一次和朋友在中关村大街走路，毛毛雨天，王强打着伞，突然一个一米八几的年轻人钻到伞下，是王老师吗？王强吓一跳，这条街川流不息，你怎么认出是我？年轻人说，你的声音太熟悉了，我初中时每天晚上都听你的英语美文背诵录音带入眠。
他乐于讲年轻人被他塑造、影响过的故事，也许是这样的热情让他没有更早、更完全地把自己投入到书斋里。
王强是内蒙古包头人，当年一批中国最优秀的老师在文革中打成右派，发配到包头当中学教师。他是第一届科班高考生，第三届大学生，在北大师从朱光潜、许渊冲。留校成为北大最好的教授曾是他的人生目标。
教育塑造了他，他把热情回馈到同样的事情上。两次创业，他都因为感受到年轻人的召唤而下定决心。2006年从新东方退出后，他本来打算去罗马大学研究古典语言。徐小平对他说，你不能这么早retire，归国的年轻创业者还需要我们的引导——也需要我们的钱。到了投资界，别人还是称他们徐老师和王老师。
回顾大半生，王强觉得自己是个幸运之人。身体健康，财务状况良好，每个阶段的他的选择都很清晰。人生没有任何事情令他后悔。
他天生痛觉迟钝。七八岁时，一个孩子拿着二踢脚说，王强你抓着它点着，它就像一支火炬。王强攥实、点燃，手中“嘶啦啦”变成“砰”的一响，手瞬间血肉模糊，骨头都能看见。到医院包扎、消毒，他没觉得多疼，哼都没哼一声。这个年纪，他走路分神撞了玻璃，爬起来眼镜都变形了，也没觉得疼。到了耳顺之年，心智上也很少有什么困惑和痛苦了。
何况他还有一个由书籍筑成的平静的世界。跟很多人相反——坐在移动的交通工具上必须展开一本书，否则他会晕车。“啪”一下启动顶灯，目光聚焦在那方寸之间，不管司机怎么在那个城市行驶，“他转他的，我在我这个世界。”
以下是《晚点LatePost》和王强的对话：
“书是另外一个世界，和你们看屏幕就不一样”
《晚点》：威廉·扬·达泠是一位从未在中文世界出现过的作家，为什么选择他的书来翻译？
王强：1988年我在曼哈顿的思存书店（StrandBookStore）二楼珍本部发现了这本书。我以为内容是教人避免经营书店时破产，等我翻开之后发现是另一回事。它不是成功学，而是失败学。
我买到之后，并不知道这是一部虚构作品。因为早期的版本都没写他的名字，作者是佚名，真的像一名破产书商自杀前留下的札记汇总。等到1993年左右，互联网兴起后，我才知道是虚构作品。
他描述书店，对我来说具有诱惑力。我过去40年来转得最多的是书店，仅次于进饭店的数量。书里提到了大量十九二十世纪经典作家的名篇，还有边角旮旯一些不著名的诗人作品，构成了对文学史一个有力补充。达泠引起了我阅读的兴趣。他谈他认为写战争写得好的是哪些，我都去读；他讽刺雷马克不应该畅销，我就把雷马克所有的作品都读了一遍，看看它究竟值不值得畅销。他谈到伯罗奔尼撒、修昔底德、希罗多德……他通过语文来展示的都是思想史上、文学史上那些响当当的山头。
威廉·扬·达泠（SirWilliamY.Darling），摄于1947年。
王强：这是我的第一本译作，在我60岁的时候，交作业交得比较晚，我是英语系出身的，当时他们认为我两个月就可以，它的语言并不难。我一开始没有想把脚注一起出版，我是自娱自乐，翻译到某处我就回味一下。很多他提到的书我有收藏，比如我描述一套丛书的形制是布面的，绿色，小精装；有一种书它的三面是倾斜的。大部分人很少见到这样的书，只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有。
也有翻译费功夫的地方，尤其是抒情和美的部分。全书最后一句“Peace,Peace.”我翻成“好了，好了。”这个词琢磨了两个月。如果呼应前文引用的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克莉奥佩特拉对毒蛇所说，可译成“安静，安静”或“别吱声，别吱声”；但我根据达泠1932年的修订版，他在最后章节删掉大量谈论日常生活的内容，直奔死亡主题，似乎是对死神说，“Peace,Peace.”，也可以是对自己的临终安慰。我从《圣经》得到一些灵感。《旧约·耶肋米亚》有一句：“从先知到司祭，都欺诈行事，草率治疗我人民的疮痍说：‘好了，好了！’其实却没有好。”我最后就用了这个“好了，好了。”
《晚点》：你翻译这本书里时，外面的世界因疫情而变动，这影响到你的心境吗？
王强：某种意义上也让我专注了。我在前言里写：“就算今晚世界到了尽头”，我当时真有这种感觉。但是尽头之前干什么，至少像破产书商一样，对生活中的美有胆量去探索。他通过阅读曾经跟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著作家为伍过。所以我最后感谢达泠，感谢破产书商，感谢《破产书商札记》，他们三个让我没有白活。
《晚点》：你说达泠是“无所图的人”，但他又是银行董事，又应召参战，你说的“无所图”到底指的是什么？你自己也是一个那样的人吗？
王强：你通过《达泠的自传》去了解，他对于任何事都不执着。不执着不是说他做事不专注。执着意味着本来这是部分的东西，你非要把它当成终极的东西，结果你发现它不是终极，就陷入悲惨的体验。佛教说的痛苦就在这儿。为什么苦呢？因为你把不是永恒的东西，当成永恒，把无常的东西当成“常”了，你把俗谛当真谛了。财富、地位、名声，我今天是谁，永远是谁，我今天100万，我明天还有1000万，而且越来越多。那你就完了。
《晚点》：你之前在一个访谈里说，80%的书都是垃圾，现在这个数字是不是在逐渐上升？
王强：随着书籍的数量增长这是肯定的。以前金克木先生有个主张叫做“倒读书”，我们现在大部分人是往未来去读。金克木先生多么有力量的一句话，说“书读完了”。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你读十种哲学史也顶不上读柏拉图的一篇对话。
《晚点》：你在任何公开场合都在宣扬读书的好处。
王强：其实书是另外一个世界，和你们看屏幕就不一样。
《晚点》：你有那么多藏书，只允许一本带在身边的话会是哪本？
王强：塞缪尔·约翰逊的《诗人传》，或者《罗马帝国衰亡史》。
《晚点》：你花钱最多的地方应该就是买书？
王强：对，如果一本书来了，我是不手软的。
现代英语文学就是20世纪，尤其20世纪50、60年代之前的这些，那重要作家的作品我都有，大部分都是有签名的，比如说海明威、福克纳，所有的美国作品，像伍尔夫、乔伊斯的所有的东西，因为我喜欢，但我从来不参加藏书拍卖，那是有钱人的游戏。我骨子里还不是收藏者，我骨子里还是一个读者。
《晚点》：你财富自由，但你的生活据说相当简朴，也没什么物质欲望？
王强：我对很多人追求、欣赏的物质东西，我大部分也都不太欣赏。我只是喜欢让我的生命安静下来的东西。
我只是觉得生命有限，能量总体是这么多，你切出一半去做某些事，你再做事就剩下那些能量，它不可能再生。
《晚点》：你经常把自己商业上的成功归功于读书，两件事的连接这么直接吗？
王强：庄子说的无用之大用，真正支撑大用的底座它必须远远大于实用性。英文中的sense就是意义，nonsense我们翻译成胡诌、没有意义，nonsense就是混沌，是世界的本真，但是秩序、结构、所谓的sense，只是它的一个子集。
似乎读了一些与现实很远的东西，其实它让你熟悉整个世界的边界，你的敏锐度和创造力就诞生了，你就学会了提问。改变世界、创造世界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答案是次级产品，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认为答案是第一的。
“康德说不行，你只能做这些，你只能认识这么多”
《晚点》：真格十年了，你今年也六十岁，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晚点》：康德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
王强：我非常相信一位日本哲学家对他的评定，康德是一个蓄水池，他之前的思想流进来，他之后的思想从这里流出来。他横向影响到科学，如果你现在谈量子力学，我敢担保90%的文献肯定有康德。
《晚点》：他的思想如何指导你做具体的选择？
王强：康德对我构知世界的框架有很大影响。他说人只能认识对象呈现给我们的一部分，至于对象本身是什么，我们永远不可能理解。所以判断任何一个标的物，我总说它不是终极的对象本身。尤其天使投资，当你告诉我你要做的事情还不存在，我能从你呈现给我的表象中读到的信息，来构造我认为的未来世界。
康德还谈到我们一个可知世界，一个不可知世界。实现理念的世界是不可知的。那里悬设的是理念，相当于我们说终极理想，我们是认识不了的，但是我们人的精神有一个倾向，我们必须悬挂在那儿一个不可企及却必须不断感召我们前进的远大目标。
《康德书信选》《纯粹理性批判》。由受访者供图。
《晚点》：如果跟年轻人讲康德，你会怎么解释康德的重要？
王强：康德全部哲学的三个问题：第一个世界是什么；第二个人应该做什么，第三个人还希望什么。对年轻人来说，你们难道不随时问自己三个问题吗？
他研讨道德的问题、自由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人非常迫切，也非常困惑，非常陷入偏见的一个领域。对于自由，康德当年的解释非常清晰，自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涉及到道德。他认为道德不是我们道德主义者所想象的，道德恰恰是自由的核心，现在所谓宣传的很多自由都是什么自由？不过是出自自己的欲望、偏见和自私的一种另一形式的束缚。
《晚点》：你觉得现在年轻人最大的敌人是消费主义吗？
王强：这个世界上，如果以游戏来说，就两类人，一类是游戏设计者；一类是游戏玩家。消费主义既是现在商业成功的一个基石，但是对于只把自己定位为消费者的人，我倒对他们产生很多困惑和不解。如果只是作为消费者，他们未来的生存的基础在哪里？天天打赏、打赏、打赏，等你老去的时候，顶多是个打赏者，而不是一个创造者，不去创造，支撑你消费的基础是什么？
《晚点》：你之前做选择，俞敏洪请你回国，花了三天，决定学计算机，据说3秒钟，这么快。为什么做真格想了那么久？
王强：从岁数来讲，这是我人生第二次的创业，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任何一个企业不做十年、二十年是看不到它状态的。40多岁出发，起码到60岁，真格今天才能看到雏形。这个10年我心境非常坦荡，Anna（方爱之）这个团队茁壮成长,他们走到前台了。
如果再待5年，65岁退休，人生也差不多了。如果能活到80岁，再有15年我做点自己的事。所以这次思考得比较长。
《晚点》：徐小平当年著名的给年轻人“仙人指路”，他给你也做过“人生设计”吗？
王强：他唯一的设计就是“你别读拉丁文、希腊文”。当时我特别想学古典语言，准备到罗马大学去读一读，翻译点古典作家的作品。徐小平给我拉住了。
他用了英文retire这个词。retire一个意思是退休，一个是远离生活，“心远地自偏”也用retire。像塞缪尔·约翰逊说的，如果一个人对伦敦厌烦了，他就厌烦了生活。远离社会了，离开了喧嚣的地方。他说你不能这么早retire，中国创业的年轻人需要你。
《中国合伙人》电影宣发活动现场。从左至右：俞敏洪，徐小平，王强。
《晚点》：除了做天使投资，当时还有过别的选项吗？
王强：办大学、合资公司、咨询，都设想过。做一件什么事，既不是新东方，又能够做得像是我们教育事业的延续？新东方我们天天听学生的倾诉，他想改变人生，我们逻辑上判断靠不靠谱。早期投资也是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我们要给他们钱。
《晚点》：当下还有什么令你困惑或者痛苦的事情吗？
王强：还能让我痛苦的、烦恼的东西可以说很少。我会找到各种维度来理解背后为什么。很少现在有东西让我觉得，哎呀，我绝望了，我不做了。我非常有耐心地来看待生活中所有这些突如其来的东西。
《晚点》：你对痛苦是感觉迟钝还是能忍受能力强？
王强：从小到大“痛苦”这两个字在我的字典里好像没有，因为我忍受疼痛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六七岁时胳膊断过，给我送到那个接骨的地方，接骨老太太说这孩子一声不吭。
小学的时候，那时在内蒙古，孩子们恶作剧，二踢脚在我手里炸了，当时我耳朵已经听不见了，手的骨头都能看见。我没哼过一声，好像炸的不是我的手，我承受疼痛的能力非常强，也奇怪。或许我迟钝，对痛感很迟钝。有一次在国贸，入门处那个玻璃擦得太亮了，我咣唧撞上去，起来以后发现眼镜片已经碎了、镜架歪了，我也没觉得特别疼。
至于心灵上的痛苦，我今年60了，我没有后悔的事情，也就没有什么痛苦。可能是因为我每当选择的时候已经排除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因此每次选择都是那个当下最好的选择。
当年出国留学，当年学计算机，当年进贝尔，当年离开贝尔回来做新东方，当年离开新东方做真格，现在应该一直做到退休，人生每隔若干年有一次选择，很清晰。没有痛苦感，按道理应该是麻木，对吧？但我对现世周遭的很多现象，许多事物，还是非常敏锐的，仍然关心和好奇。
《晚点》：有人会把自己的职责定义为改变世界，你觉得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王强：我从来就没有觉得我要改变世界。我始终认为任何一个人的力量都是非常渺小的。这个“渺小”，也是康德对我的影响。他和以前哲学家的不同就是，别人认为你无所不能，康德说不行，你只能做这些，你只能认识这么多，“我”是有限的。这个认识清楚了以后，康德又说，那个理念世界虽不可知，但是理想悬置在那儿，永远吸引着你接近它，向它进发。我知道我自己非常有限，但是，我能基于自己的有限做点我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事。
“马斯克是更可爱、更值得相信的人”
《晚点》：徐小平说真格错过字节跳动是永远遗憾，你怎么看？
《晚点》：过去十年有哪些投资，你认为是真格是做错判断的？或者哪些年轻人其实不该给钱、不该信任？
王强：例子当然不少，我们最后清算掉的恐怕有20%左右。这20%的共同性是非常清楚的。第一，创始团队胸怀不够大，很多不是因为企业经营的问题，可能就因为股权分不清楚，合伙人天天闹，离开对业务本身的专注。第二，就是对于团队拥有的技术的深度和市场之间、需求之间的判断是迟钝的。他们坚信自己技术很好，服务模式非常有效，顽固地忽略掉市场真正的风吹草动，等到他们决定行动，市场已经不再需要他们。
第三，对于资本的节奏把握也有问题。很多人该进钱的时候他们不进，纠结于所谓估值。在我看来估值其实是一钱不值的东西，是纯粹的主观，连康德意义上的客观都谈不上。在一级市场上被并购的那一刹那，或者二级市场你上市了之后有了市场定价，那个才是市场给你确定的真正价值，在此之前都是虚幻的。
《晚点》：马斯克的个人故事情节太多了，你看什么、不看什么？
王强：大家都谈马斯克是吹牛大王、割韭菜。我对马斯克的基本评价，他是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人，他和其他老谋深算的企业家比是更可爱的，更应该相信的那一类人。
第二件事，大概2014年，他在美国的市场上开放了当时特斯拉300多项知识产权。哪怕不是核心专利，也够大家模仿一阵子，而当时特斯拉还是一个创业公司。
他的利益是什么？是大利益，实现他当年进入特斯拉的初心，解决清洁能源问题，拯救地球，车只是一个载体而已。他不是为了卖个车将来成为垄断的最大汽车商。他觉得来不及了，地球等不了，大家一起来。只能是这样推理，不然他开放知识产权干什么？
《晚点》：你谈特斯拉的时候又会说到康德，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王强：我看事物，对一个企业做判断，和别人看的角度是不同的，这是康德带给我的。今天纯谈投资，我的兴趣不大，投资人都能谈。但康德会说，你看到的一个事物，其实只是它呈现给你的样子。如果你是色盲，或者近视眼，你的世界就不完全一样了。
以前在美国上骑马课，老师第一节课就解释一个问题，马为什么会惊？理解这个你才能跟马培养感情，才能驾驭住它，才能保护好你自己。马的眼睛是巨大的凸透镜，任何东西突然从它侧面出来，都会呈现出与我们认知不同的结果。我们看来是只小兔子，在它看来就放大了好几倍。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康德当年说得是对的，所谓“客观性”，其实是由“主观性”能动建构出来的。媒体今天说马斯克是吹牛大王，明天说他是天才。他“客观上”究竟是什么，那要取决于你的“主观”判断。
《晚点》：你也是投资人，给创业者钱的人，你怎么反思资本的力量？
王强：从投资者角度，我非常戒备快的东西。凡是快的东西，它会以同样快的速度消亡。
我常常有个比喻，说投资、做企业都希望抵达未来，但是不是说你踏上一个通向未来的车，就一定会抵达未来。车从南方出发了，都踏上通往北京的列车，但是如果只有两列车在北京总站停下，剩下都在丰台、甚至在河北停了，不能说明你到达了未来。
因为你连它作为现象的边界还没看完。你的时空观是构造你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现在焦虑的人那么多，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世界在像高速列车一样不停往前急驶，速度越来越快，我如果错过了一秒钟、一刹那，我就错过了整个未来。
《晚点》：怎么与其抗衡呢？如果这是时代特征？
王强：抗衡速度必须有某种解决办法才可以。如果时代是高速列车往前疾驶的话，它速度可以不断地快，但是作为列车，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挡风玻璃一定要有降速的视觉效果，否则没有一个人敢于把眼睛转向窗外，你会晕，甚至身心崩溃。我们的器官还没有演化到那个地步。
我觉得人生也是这样，你必须找到能够让你冷静、理性、淡定的东西，你的“减速玻璃”。它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的思考和寻找才会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