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淮海战役作战目标的战役设想、聚歼敌人的战场预设以及战役展开的兵力规模，受制于解放区对战争的支持程度。淮海战役最后阶段，我参战兵力与前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达到一兵九民，大大超过战役初期一兵三民的概算。仅筹集调运的粮食一项，若全部装上小车，车装200斤，这个小车队伍即可以从南京到北京排成八行。人民群众踊跃支前，在根据地司空见惯，但在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当局统治的地区却成了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
目录
一、党中央、毛主席、蒋军将领如是说
——百万民工支前何以保障战斗力
二、电影《大转折·鏖战鲁西南》一处败笔
——“即俘即补”何以形成战斗力
三、华野基层指战员最钦佩中野的谁
——“三大互助”运动何以培养战斗力
四、当代书斋秀才难以理解的“斗争会”
——军事民主何以提升战斗力
五、统帅心头的战局转折点由谁创造
——连队党支部何以组织战斗力
正文
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老一辈革命军人，说到自己的战功，几乎异口同声“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
而今的社会，为某些开国战将战时的苦劳“争功”、战后的待遇“叫屈”之声，却不绝于耳。
难道我们的革命前辈在公众面前，人人都是虚情假意的谦谦君子？在组织面前，个个都是泯没“自我”的诺诺小人？
否！
因为，他们不是争雄逐利觅称侯的军阀，他们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不服务人民群众，他们一无是处！
因为，他们不是打家劫舍窜四方的流寇，人民军队靠人民，只有和人民群众休戚与共，才能打赢人民战争，不深入人民群众，他们一事无成！
因为，他们不是争强斗狠缺思想的打手，他们的功劳无一不建立在“走群众路线”基础之上，在功劳面前，他们首先想到冲锋陷阵的基层指战员，想到流血牺牲的千百万革命烈士，想到哺育子弟兵的亿万人民群众，不融入人民群众，他们一钱不值！
淮海战役功劳的归属，党中央早在淮海战役结束7天后就有过结论——1949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陈赓诸同志，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同志们，电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并明确指出：
关于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陈毅分析道：
淮海战役中，中原人民支援我军弹药、物品的架子车队
——图片来自淮海战役纪念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淮海战役作战目标的战役设想、聚歼敌人的战场预设以及战役展开的兵力规模，受制于解放区对战争的支持程度。
1948年11月8日，即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碾庄战役发起之前，粟裕等致电中央军委，在分析了蒋介石可能采取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和立即放弃徐蚌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的两种方案后，强调了淮海战役的先决条件：
同年11月9日，就粟裕提出的战役设想的前提条件，中央军委回电粟裕等：
同年11月14日，就战役保障问题，中央军委又致电刘陈邓并告粟陈张、韦吉、谭王，同时部署华东局、中原局：
11月22日，中央军委再发一电，将调粮、弹药接济等支前任务，扩大到华北局。
史料记载，淮海战役期间，华东、华北、中原、冀鲁豫解放区人民全力以赴支援我军作战，共出动：
【民工约543万人，其中：
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随军服务两三个月以上）
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一般服务30天以上）
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一般服务10天左右）
担架20万副
大小车88万辆
挑子5.5万副
牲畜76.7万头（未含冀鲁豫行政区）
船8500只
粮食一共筹运96000万斤
其中：前方实用43400万斤】
战役最后阶段，我参战兵力与前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达到一兵九民，大大超过战役初期一兵三民的概算。仅筹集调运的粮食一项，若全部装上小车，车装200斤，这个小车队伍即可以从南京到北京排成八行。
人民群众踊跃支前，在根据地司空见惯，但在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当局统治的地区却成了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史料记载：
【沂南担架团，在朝阳集附近时，群众看着民工穿的很破，以为这都是跟着部队出来混饭吃的，一个老大爷问民工高培忱:“你那里歉年几年了”高培忱就主动和他解释好多问题，说明解放区丰衣足食，解放区大批给养日夜不断的向这里运，我们是吃着自己的粮食来帮助你们解放。
渤海四分区担架团，特等功臣杨丙信，在徐州北于村住时，在一家姓张的大爷家，他宣传了共产党民主政府怎样帮助老百姓生产，爱护老百姓和怎样实行土改等。张大爷的侄子张光明，在一旁听了，他站起来说:“怎么真的还有这样好事吗”接着他就说起他今年18岁，12岁就没有父母，撇下了3亩地不会种也都卖了，他要求跟杨丙信一块去支前，复员后一块到解放区去，杨丙信对他解释说:“蒋介石快消灭了，这里很快和俺那里一样了。”当他行军走出十多里路时他又赶了去，指导员让他吃了饭，才把他动员回去。
很多新区群众不明白民工怎样来的，不少群众问民工:“是不是抓来的”安丘县的一个18岁民工告诉他们说:“蒋介石在那里把俺糟蹋的和你这里一样苦，共产党领导生产救灾救了俺，俺支前都是自愿来的，打不倒蒋就没好日子过!”
许多民工团队的和长长行列，经过徐州、蚌埠时，市民们都奇怪地说：“怎么这些伕子也没押着的他们不跑呢？共产党真是有办法！”民工答复他们说：“支前都是自愿的，消灭了老蒋才能过安稳日子！”】
对于人民群众的作用，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更是有着震彻肺腑的感受。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回忆，双堆集战斗结束后，他和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等被俘将领被押往后方途中——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说：群众，靠优秀干部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军队，靠优秀将领统领指挥，才能打胜仗。
革命队伍不否定英雄，不能容忍的是“个人英雄主义”——1948年1月16日，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在东北军政大学上级干部大队作报告时，曾痛斥：
在华东战场，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将“个人英雄主义”斥责为“单纯的打手观点”。
在中原战场，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批评更为严厉——《中原军区关于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与制度的训令（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严肃指出：
还要求各部队警惕其中少数人“发展了极恶劣的军阀主义、脱离群众的倾向，腐蚀了部队的战斗力”。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毛泽东统领的人民军队中，没有政治头脑、缺少政治觉悟的“打手”，通常是被帮助、被教育的对象——史料记载，中原野战军某部“在查整中曾暴露右倾军阀主义、贪污腐化、干部不团结、反上压下等现象，查整中用算伤亡账方法，及提出如何对得起太行山人民及党政的口号，激发了极大多数干部的反省与觉悟，不少高级干部在反省中，惭愧痛哭流涕，最后思想、作风、工作得到很大进步”。
8年前，笔者在《我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史为什么聚焦基层士兵》一文中曾有过如下假设：如果电视编导将《亮剑》中的共产党将领李云龙与国民党将领楚云飞对调，互换指挥对方的部队，在剧中，编导解读历史的逻辑依旧周延，人际关系表达的情理依然通达。但是，如果让现实中粟裕和杜聿明在淮海战场上互换部队指挥，肯定行不通！
为什么？
因为，电视剧宣传的是英雄史观，而现实中的人民战争靠人民，靠走群众路线！
唯物主义从来不否定杰出领导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就淮海战役来讲，若论个人的作用，非毛泽东莫属！当年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曾说：
国民党嫡系将领对我军的评价更有意思——回顾曲折历史后曾著文“走毛泽东的道路就是胜利”的徐向前，1948年2月23日在临汾前线营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到：
既要坚持人民史观，又不否定杰出领导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二者如何辩证统一，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有过经典论述——1960年6月，毛泽东在郑州分别会见来自亚、非、拉地区的外国朋友后，修改了熊向晖起草的新闻稿，把原稿中“中国人民伟大领袖”、外宾“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样一些话删去。据熊向晖回忆，看到主席如此修改，熊向晖认为这都是外宾的原话，很不理解，于是，毛泽东与熊向晖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
【主席问：有什么不理解的？
我说：昨天写了非洲朋友“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敬爱”，这是他们的原话，主席把“中国人民伟大领袖”这几个字删掉了，说是“要不得”。今天写了拉丁美洲朋友“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也是他们的原话，也完全符合事实，我不理解主席为什么那样改。
主席说：人家那样讲，我们不能那么写。我们搞了这些年的建设，不能说没有成就，说“伟大成就”就不符合事实。“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改变，有什么“伟大”呀！
我说：成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这符合事实吧？
主席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实践证明，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你不赞成？
我说：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的领导人的作用。
主席说：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我讲了，今天你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总而言之，必须突出“决定的因素”，突出人民，决不要突出个人。】
拒授军衔、拒佩勋章、拒绝将自己置于“人民之上”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心里装的，是能够翻天覆地的亿万劳动群众，是已经血沃中华的千百万革命烈士！
因为，他老人家坚定地认为：
由此，才凝聚了草根大众“粪土当年万户侯”“敢教日月换新天”之伟力，才有了“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接见熊向晖
这些年来，“突出个人”淡化以至于藐视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唯心史观”作品和“半截子唯物史观”作品越来越多，特别是影视界，就连一些“主旋律”影视作品也不例外。
比如，电影《大转折决战鲁西南》就有这样一幕剧情：邓小平视察前线，与一群刚补入部队的俘虏兵交谈时，发现一位俘虏兵正在战壕里睡懒觉，枪也不擦，都生锈了。当邓小平了解到这位俘虏兵在国民党军队就被称为“机枪大王”后，二话没说，立刻指示让其当机枪班长。接下来的剧情，是这位俘虏兵在羊山集战役中身负重伤后，一定要面见邓政委……
《大转折》编导的本意，也许是想突出邓政委的历史作用，但如此为“突出个人”而编导的剧情，却于无意间歪曲了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抹杀了我军基层战时政治工作创造的五千年来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绝后举世无双的历史奇观——“即俘即补”工作，抹杀了“解放战士”的觉醒过程以及觉醒之后释放出来的巨大战斗力。
这不是一件小事！
“即俘即补”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
据江林平先生考证，作为我军独创的词汇，在解放战争期间流行起来的“解放战士”一词，早在1945年3月《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关于太岳军区野战医院一所政治工作通报》中就已出现，一般是指：
这个称谓意义深远——本来，俘虏就是俘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却明令各部队一律将俘虏兵改称“解放战士”，将俘虏军官改称“解放军官”，将战俘营称为“解放战士教导大队”或“解放军官教导团”。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被俘”是一种耻辱，“解放”却是一种新生。一词之改，体现了对俘虏人格的尊重，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的孜孜追求。
解放战士在人民军队获得尊重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补充解放战士是我军占比最大的兵源。早在1945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国民党军队被俘人员的指示》就明确提出：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我军制定“十大军事原则”之第九条中，进一步明确规定：
三大战役之前，我军人数280万，占解放区现有人口1.66%，依照华北财经会议关于养兵应合人口1～1.5%之规定，已达到规定的饱和点。从爱惜民力、保证生产出发，1948年9月中央军委在部署“解放战争第三年战略方针、作战计划和军队建设”时，明确指示：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补入的解放战士逐年增加，到三大战役前，其大致比例，“关内许多部队，俘虏成分已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关外部队“解放来的一般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个别部队（如三纵）则达到百分之三十几”。
至于整个解放战争中我军补入解放战士的总数，周恩来1949年7月6日在中华全国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指出：
解放战争结束后，周恩来在一次政务会议上提到：
对于淮海战役中我军大量补入解放战士的意义，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1948年11月26日战况汇报会上指出：
淮海战役确实如此——按照西方的步兵战“崩溃点理论”，当进攻部队伤亡达到33%时，部队将崩溃。可淮海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伤亡达到总兵力的28.4%后，非但没“崩溃”，反而连续作战，越战越勇，越打越强，到战役结束时，兵力竟然由36.9万人增至55.1万人。其原因，粟裕指出：
粟裕在1948年12月31日上报毛主席并中央军委、华东局的《淮海战役中部队情况简报》中指出，在紧张、残酷的淮海战役作战期间，由于有效开展了“即俘即补”工作，解放战士对于迅速恢复一线作战部队的战斗力，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作用：
战役第一阶段的俘虏兵，到战役第三阶段就提升为排长，才一个来月啊！
史料记载，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二连战士宋琨峰，是9月17日早晨在济南外围常圻屯战斗解放的，当晚参加我军后，于商埠战斗中俘敌4名、缴枪4支。11月中旬，宋琨峰在徐东阻击国民党第八军的吴窑反击战中，主动接替相继伤亡的正副班长实施指挥，缴获敌机枪2挺。此次战斗结束后，全班同志一致推选宋琨峰接任班长。紧接着的进攻刘楼战斗，宋琨峰率全班攻占敌阵地，缴获六○炮1门、机枪1挺、电台1部。次日，上级发动战士推选干部，大家一致推举宋琨峰任副排长。
“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张志礼淮海战役时任华野第四纵队十师二十九团一营营长，在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碾庄战役期间，他和教导员汪涛带着全营打剩下的“十几个位骨干接收了本营和兄弟营刚抓来的二三百俘虏，很快又编足了一个营。这些解放战士来不及换衣服，必须立即投入战斗。……结果，他们打得真的很英勇，我们一鼓作气猛冲猛打，攻下了刘家河，为我们营争了光。”
我军战时的“即俘即补”工作，不仅是世界五千年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奇观、历史奇观，也是绝无仅有人文奇观，甚至对当代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学理创新，都有着珍贵的思想资源方面的学术意义。
这盖世无双的历史奇迹，靠给个“机枪班长”当当，是创造不出来的。我军也不可能腾出那么多的班长位置，给刚刚补入部队的解放战士。
那么，“即俘即补”奇迹又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
1947年9月下旬，时任华东野战军宣传部宣传科科长的奚原，根据莱芜战役至孟良崮战役期间在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蹲点的调查，结合其他各纵队书面报告材料，综合研究整理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并归纳了“改造新解放战士的三个基本经验”。该报告经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夫主任钟期光审定，以《改造俘虏工作的初步总结》为题，刊登在1947年12月出版的《华东前线》增刊第十一期，印发各部队。
奚原报告收录在《奚原九十文选》一书中
捧着这份5万余字的珍贵历史文献，能让我们感慨万分的内容太多太多了。
感慨之一，是战争年代我军政治工作抓住重心开展调查研究，太深入了，太细致了。
奚原的这份总结报告，把思想改造作为俘虏兵改造工作的重心。为此，首先按照俘虏兵的“出身成分、社会经历不同，参加旧军队的方式及伍龄长短不同，其所在就军队的性质（杂牌、伪军、嫡系、精锐、土顽等）不同，任职（兵等、兵种、班长、勤杂人员等）不同，所受欺骗教育深浅不同，解放的时机不同”等等特点，将“新解放战士的糊涂观念”，在归纳为3个大类、21个小类的基础上，列举了94条具体的思想反映。
然后，根据上述思想反映，又将俘虏兵“组织上入了伍，思想并没有翻身入伍”之“两条心”“半条心”，归纳了5种表现，并列举了22个具体表现。
再后，奚原报告在大量列举事实的基础上，归纳了各部队在审查俘虏、优待俘虏、巩固解放战士、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提拔干部、宣传鼓动等7项溶俘工作中，好的方法和存在的问题。
如此深入细致地把握新解放战士的思想脉络，又何愁解决不了俘虏兵的思想问题？
感慨之二，是战争年代我军政治工作解决问题“走群众路线”太扎实、太有成效了。
俘虏兵应该如何改造？
办法，不是来自于上级机关闭门造车的“顶层设计”，而是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将群众“摸着石头过河”开创的经验集中起来，形成领导机关指导全局的“顶层”部署，再回到群众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丰富发展。
据奚原报告，
等等。
但群众创造最主要、最有成效的，是下列三个方法：
控诉教育，是改造俘虏兵工作最核心的内容。对此，奚原报告指出：
控诉教育，之所以成为改造解放战士诸多方法中“最基本的方法”，以及诸多工作中“最基本的环节”，是因为对解放战士最根本的改造是思想改造，思想改造的目标是提高阶级觉悟，而绝大多数解放战士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这苦水，就是骇人听闻的阶级压迫：
笔者在采写《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过程中，先后采访了230名历史亲历者（含135名国民党起义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22人、士兵99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凡是从旧军队过来的人，无人否定旧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甚至一些坐过共产党大牢的军官也不例外。
在经济上，军官“吃空”（就是虚报士兵人数，以贪污空额的薪饷和粮代金）贪污司空见惯，克扣士兵的伙食更是“家常便饭”，有的军官还要以“保管”、赌博等形式，勒索士兵的钱财。
在人身权利上，国民党军队内部通行残酷的体罚、肉刑制度，军官对士兵，上级对下级，有随意打骂的权力，甚至草菅人命。
原籍陕西省的刘进昌，1944年被抓壮丁，补入荣誉第二师。“真他妈的活地狱！”刘进昌一辈子都在诅咒这支军官们引以自豪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整日挨打受骂就不说了，最残忍的一次，是在向越南开拔的途中，一位四川兵发痧（中暑）走不动路了。冉副排长一脚把四川兵踹到水田里：“你狗×的是想借故开小差吧？老子送你回家！”说罢，抄起一把军用铁锹，当着全连的面，将发痧的四川兵活活砍死。
这不算最残忍的。
抗战末期，原国民党第一八四师某团驻防云南屏边时，一次，抓到3名逃兵。那天早操，全团官兵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3名逃兵被拖上前台先打了一通军棍，叫人抬走了其中两人后，团长命令逃兵所在新兵连100多名新兵，每人都要端起步枪去捅逃兵一刺刀……
这还不算最残忍的。
据国民党暂编二十一师第二团二营机炮连士兵罗珠成回忆，抗战末期在云南省个旧市卡房镇驻防时，他所在营抓住一名逃兵，全营集合后，军官宣布：由逃兵所在连每人用匕首从逃兵身体上旋下一块肉……
据记载，个别军官甚至将逃兵身上的肉割下来切碎煮熟，而后强迫士兵分食，军官则吃人脑。笔者在云南石林采访的原国民党士兵刘益，抗战期间在云南屏边驻防时，就被强迫喝过“人肉汤”。他说，那一次军官强调：“喝了人肉汤，就不会开小差了。”不喝就挨打，打了以后还得喝。
据记载，在绥远某国民党军队，有一位逃兵被抓回后，杀了37刀。逃兵的肝肺被挖出来后，还要强迫死者的父亲去吃！
蒋介石嫡系部队一样令人发指——胡宗南所属第七兵团的士兵揭发：
【其四三○团的副营长陈××当机一连连长时，士兵刘炎春开小差被抓回，陈××将刘炎春吊起来毒打，打死后，尸体扔到野外喂狗，再把死者的双耳割下来，悬挂在墙上，然后集合全连宣布：“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以后谁再逃跑，就这样办！”
其四七三团副营长王××接新兵时，遇见几位病号走不动路了，就欺骗他们说：“谁走不动了，说一声，我放你们回家。”
有4名士兵刚扭头往回走，被王××叫住，他让4名病号跪在四五丈高的崖边，抄起一根棍子，一棍子一个，全把他们打到沟底，然后，扬长而去。
其一五八师军官邓××揭发，他当排长的时候，一次跟着迫击炮连连长到四川接新兵，亲眼看见这位连长杀死了20多名开小差的新兵。多是用铡刀铡死的，还有用“五马分尸”等办法杀死的。有一位新兵跑了，他带人到新兵家里去抓，没抓到，就放火把新兵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有一次，没抓到逃兵，就下令让4名士兵抬起逃兵的家属放在火上烧，直到烧死。
其三四九团二营排长石××要鸡奸一名士兵，被该士兵拒绝，石××竟弄来一根红萝卜往这个士兵的肛门里硬塞！】
据史料，在第一四四师的2451名士兵，在旧军队本人被吊打过的345人，被捆打过的289人，被棒打过的1238人，被刺刀打过的13人，被枪托打过的677人，被打过耳光的1362人，被皮带打过的945人，被拳打脚踢过的991人，被打昏死过去的53人，被打吐血的20人，被打残废的22人，被罚过跪的1298人，被罚过冻的535人，被罚过晒的128人，被罚挨饿的1302人，被罚过喝尿的1人，被罚过吃地痰的1人，枪毙未死的33人，活埋未死的24人。这2451名士兵在旧社会，母亲被强奸有107人，被霸占的有21人，被迫改嫁的有185人；妻子被强奸的有57人，被霸占的有53人，被迫改嫁的有93人；士兵被强奸、霸占的姐妹有159人，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嫂嫂有175人，士兵的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人。
解放战争中我军某部的诉苦大会
奚原报告记载，
在华野独立师二团二营的控诉大会上：
【——解放战士舒善宽，诉到在家卖妻还账，又被抓丁，当兵挨打，便泣不成声，再也听不清下边讲的是什么了。
——六连莱芜解放战士张任中，起立发言，一开口就蹲下，摆手摆头呜咽起来。
——五连解放战士魏三，上台说几句就哭得说不下去，坐在一边哭去了。
——苏中解放战士周德华，诉到父亲被乡长逼粮纳欠无奈自杀，自己做小生意又被八十三师抓去当兵，因为出操不好就挨了四次痛打，也激动的满脸泪汗，诉后脸色苍白，不能自持。
——广西解放战士罗采光，因为讲话别人不懂，有苦难申，急得顿足俯墙痛哭。
——苏中解放战士黄友卿，全家被恶霸申长民陷害，大哥、二哥受刑后气死，三哥坐监死在狱中，自己又被抽丁，边说边哭。
——二排长王永福，诉到欠财主的债被迫用妻子顶债，妻子走后狠心将一岁多的爱子摔到沟里，至此，禁不住痛哭失声，全场哭成一团。
……】
正是基于残酷的阶级压迫，解放战争期间数百万国民党官兵才能发自内心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教育”，于控诉运动的历史瞬间，抛弃遗传千年的奴性，完成前所未有的人生启蒙和亘古难寻的灵魂裂变。
而当一个个解放战士于控诉运动中觉悟到，国民党反动统治是亿万人民群众受剥削受压迫的“苦根”时，也就在他们身上焕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期间，当毛泽东主席听取余秋里汇报三五八旅“诉苦三查”运动后，高兴地说：
其实，在当年淮海战役的战场上，面对中原野战军老大哥部队，华东野战军广大基层指战员尽人皆知钦佩不已的最著名的人物，不是任何一位身经百战运筹帷幄驰骋疆场的将军，而是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的一名解放战士——王克勤。
当年，解放战士王克勤的名字响彻云霄！
因为，我军内部建设上的一项重要政治运动，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王克勤运动”，又称“三大互助运动”。
淮海战役时，虽然中原野战军的解放战士王克勤已经牺牲一年多了，但华东野战军的广大基层指战员仍然把他看作一面指引胜利的旗帜！
我熟悉的一位长辈叶书尧叔叔，淮海战役时在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十九师主力团当营长。那时，华东野战军所属部队在中原野战军等兄弟部队的战略策应下，经过几个大的歼灭战特别是济南战役后，发了不少美国货大洋财，部队装备相当“阔气”，指战员更是胆壮气粗豪情满怀。叶书尧那年25岁，小伙子披坚执锐气壮如牛，在围歼黄维兵团的双堆集战场上与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相遇，见友军装备很差，着装又五花八门，便轻慢地对中野六纵的一位营级干部说：
发现叶书尧暴露骄傲情绪，看不起从大别山上下来曾肩负最艰巨战略出击任务的中野老大哥部队，一旁的团政委没有直接批评他，而是神情严肃地告诉所有在场的部属：
那时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真能把基层指战员的心思摸透了。他这么一说，叶书尧等立马肃然起敬，当即恭恭敬敬地给对方敬了个军礼！
果然，“王克勤在过的部队”虽然“装备太差”，但打起仗来个个虎虎生威！
在双堆集战场的第三阶段，作为战役预备队华野第七纵队编入南集团，投入战场，负责向双堆集敌核心阵地发起攻击。战役打得非常残酷，叶书尧营一千多人，打下来不到一百人了。接替叶书尧营任务的是“王克勤在过的部队”。见他们“装备很差”，叶书尧营的指战员都犯了嘀咕：
于是，叶书尧下令：
待命的结果，让叶书尧营指战员全都彻底服气了：
谁能想到，王克勤曾是一位“最难改造”的解放战士！
王克勤，安徽阜阳王冬店村人，1920年生，一家人靠租地主王三堂的3亩地维持生活，常常辛苦一年打下来的粮食，交了地租后还不够糊口，不得已，借了财主家的高利贷——今年借1斗麦子，明年还3斗。王克勤5岁那年，父亲被高额地租逼得没办法，和地主王三堂争论了几句，被打成重伤。王克勤13岁那年，腿伤严重积劳成疾的父亲含冤而死。此后，母亲拖带着王克勤和弟弟，乞讨度日。1939年7月，地主串通保长将王克勤抓去，卖了壮丁。在国民党军队，王克勤逃跑过两次，每次被抓回都要遭到毒打。
在国民党第三十军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八连当“大头兵”的王克勤，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被俘虏后，补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五十二团一营一连。
当年的营教导员武效贤（解放后曾任江苏省军区副参谋长）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中，撰写了一篇《觉醒的战士王克勤》，入选毛泽东生前唯一题写书名的传世巨著——《星火燎原》文集。
在武效贤等历史亲历者回放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作为俘虏兵的王克勤，最初曾是一位“最难改造”的解放战士。
在一次研究部队思想情况的干部会上，一连指导员汇报：
说到王克勤“最难改造”，一连指导员又讲了一件事：
一天，武效贤来到王克勤所在排驻地，正碰上王克勤用白毛巾蒙住眼睛拆装一挺刚缴获的苏式机枪。攀谈中，在国民党军队就有“机枪圣手”绰号的王克勤自我感觉“大材小用”，不无抱怨地告诉武效贤：
在武效贤的安排下，王克勤当上了机枪手。
虽然，王克勤感受到了干部们对自己的信任，但思想并没有转变。
拉家常，本是基层政治工作干部掌握战士思想动态、对症下药开展思想工作，进而提高战士思想觉悟的一个重要方法，但连长陈凤祥、指导员王玉琨、排长李延等干部、党员找王克勤拉家常时，他就是不愿多讲自己苦难的家史，说是讲出去“丢人”。
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鲁迅：《说“面子”》）。面子的本质，体现当期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当面子维护森严的等级秩序时，也就成为压在底层民众心头上沉重的大山。
此时，影响王克勤言行举止的，依旧是旧社会、旧军队通行的价值观——有钱有势，才有面子；吃苦受穷，那叫“丢人”！至于为什么，那是“天命”！
是随后而来的诉苦运动，彻底转变了王克勤！
据王克勤所在第十九旅旅长肖永银回忆，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经我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两次自卫反击作战的沉重打击，加上其内战准备工作尚未就绪，被迫与共产党签订1946年1月13日生效的停战协议。随后，王克勤所在第六纵队所属各旅根据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的指示，于2～5月间，在豫北安阳一带开展政治整训。整训初期，是主要是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和人民军队本质教育，接着是深入的阶级教育。当时，为了支持根据地广大农民正在进行的“查减”反霸翻身运动，部队在阶级教育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诉苦运动。
据王克勤所在营、连干部回忆，知道王克勤出身很苦，干部们曾多次动员他登台诉苦，但王克勤就是不干，还说：
一连的诉苦大会开始后，许多人争先诉苦，一笔笔血海深仇，一桩桩凄惨经历，使人心酸落泪，台上台下一片哭声。开始，王克勤东张西望，不以为然。但随着会场的哭声，他的眼圈儿也红了。当副连长党建庭诉说父亲被地主逼死，母亲领他讨饭时，王克勤的头再也抬不起来了。
开完会，王克勤饭不吃，衣不脱，倒在铺上蒙头大睡。副连长党建庭过来看他，见此情况便叮嘱班长：
听到这话，王克勤突然跳起来扑到党建庭怀里，放声大哭：
第二天诉苦大会上，王克勤整整讲了两个小时。
诉苦运动后，王克勤彻底变了，开始主动接近班长，亲近党员，提出入党申请，并对指导员王玉琨说：
政治整训后的第一个战役，是1946年9月上旬的兰封战役。听说机枪手王克勤在其间的大杨湖战斗中表现很好，战斗结束时，武效贤见到王克勤，准备鼓励一番。岂知，一见面，王克勤就紧紧抓住武效贤的手，喃喃道：
说着说着，王克勤又哭了：
转变后的王克勤开创了“三大互助”。
1946年9月，王克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提升为班长。王克勤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了，处处以身作则。有一次急行军，武效贤看见他的肩上除了那挺机枪外，又加了两个背包、一支步枪和一条干粮袋，战士向他夺，他都不肯放。武效贤心疼地劝他：
王克勤憨直地笑笑说：
说得全班人哈哈笑。王克勤没笑，他十分认真地回复大伙的笑声：
不久，班里补充了4名新战士。补兵那天下雨，王克勤同副班长陶武英早早就收拾好房子，烧好开水，借来被子和棉袄，将新战士衣服替换下来烤干，还从伙房领来白面、肉和菜，包了饺子，让新战士一到部队就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王克勤在国民党军队当了6年“大头兵”。他告诉战友：
所以，对新解放战士，王克勤除了现身说法、引导诉苦、开展国共两军以及国统区和解放区对比外，还能有针对性地纠正他们“讲义气、爱面子、好出风头、喜争功、地位观念较重”等“穷毛病”，以及“偷老百姓东西”、“对年轻妇女嬉皮笑脸”、“爱赌钱”、“唱无聊小调”等“旧习气”。在此基础上，王克勤特别注意发挥他们军事技术熟练等优点，使他们能够尽快成为合格的人民战士。
为加强团结协作保障战斗胜利，受当时解放区普遍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启发，王克勤创立了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建在班上的互助组，组长由大伙推选，自由结合编组，开展思想互助、技术互助和生活互助。他对班里同志说：
据曾在第五十二团主管英雄模范工作的组织股长（后继任王克勤所在营教导员）的于永贤等人的回忆，王克勤班互助组的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行军一路上，互助组都非常活跃，班里的机枪和较重的装备全由班长王克勤、副班长陶英武和组长赵青年扛。夜间行军为了不让新战士掉队，王克勤把自己的绑腿解下来当绳子，他走在前面，副班长走在最后，战士们拉着这根绳子，一个跟着一个，即便是路途泥泞，也没有一人掉队。新战士卢守坤的鞋子陷到泥里找不到了，王克勤就脱下自己的鞋子给他穿，并帮他系上鞋带。卢守坤感动得直揉眼，问他：
王克勤笑笑说：
宿营后，新战士倒下就睡，王克勤却忙着烧水给他们烫脚、挑泡。
王克勤班新战士白志学个头小，矮瘦，生了疥疮，补到班里时，正碰上连续行军。两天下来，一到宿营地，他倒头不起，捂着头哭起来。有位老兵讽刺白志学是“少爷兵”。王克勤听了，把这位老兵叫到一旁问：
见他脸红了，王克勤接着说：
王克勤请来卫生员给白志学看病，又亲自替他洗疮口、换药。了解到白志学想家，王克勤一边安慰，一边找人替白志学写家信。白志学感动得流着泪说：
王克勤说：
第二天行军，白志学咬着牙坚持，说什么也不让班长替他背枪了。
部队进行战斗动员时，王克勤向大家解释互助组的作用说：
1946年10月，为反击国民党当局对我解放区的大举进攻，晋冀鲁豫军区组织巨野战役，第六纵队十八旅五十二团奉命坚守徐庄阵地，堵击敌人。王克勤的机枪班，奉命坚守徐庄东南角。一到村子，王克勤就提出“多流汗，少流血”等口号，组织大家选地形、挖工事。战斗开始后，国民党军的炮弹呼啸而至，新战士慌了，爬起来想跑。王克勤高喊：
敌军开始进攻时，王克勤又对战士说：
王克勤打完一梭子子弹，就转移到预备工事里。敌军的炮弹把原来的工事炸塌了，他把机枪交给组长，自己带头去抢修工事。转移阵地时，他和组长走在前边，白天打手势，夜里扔土块，让新战士跟着，不掉队。撤退时，他让战士走前边，他和组长负责掩护。战士们都感到跟着王克勤心里就踏实，胆子也壮了，都像班长一样勇敢作战。
徐庄保卫战整整打了一昼夜，国民党军向村里打了2500发炮弹，全村30多间房子被夷为平地。敌人像羊群似的攻上来，垮下去，又攻上来，又垮下去，攻了十几次。王克勤班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阵地上。有的同志被炮弹掀起的泥土埋住好几次。王克勤机枪班坚守阵地，歼敌123人，自己无一人伤亡。
战后，王克勤“三大互助”事迹被逐级上报后，迅速推广开来。
王克勤创立思想互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的“三大互助”带兵方法，恰恰解决了这个难题，且效果显著：老骨干充分发挥了传帮带作用，特别是思想改造方面的作用；解放战士既受到了教育，又发挥了军事技术特长；解放区入伍的新兵既能实实在在地宣传新旧社会的对比，又能很快从老骨干和解放战士那儿学到军事技术。总之，班里每个战士的优点和长处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每人的不足和短处又能在其他同志的帮助下，得到迅速克服和解决。
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绝活儿，历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史料记载，第六纵队的“机关很精干，而且常唱‘空城计’，从纵队到团营首长人员都经常在下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检查推动工作，发现了好经验很快发扬传播和报导，并且用很多办法去推动”。所以，战斗结束后，王克勤班的事迹被基层政治工作干部及时搜集上来，迅速汇报上去。
在第十八旅部召开的总结会上，听了第五十二团政治处主任蒋科汇报王克勤班的事迹后，旅政委李震当即决定向全旅推广。随后，王克勤所在班被命名为“王克勤班”，并记大功一次，王克勤同志也荣膺“一等杀敌英雄”和“互助模范”称号，该班新战士杜双建、白志学也被评为“杀敌英雄”。不久，王克勤同志被提升为五十二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
据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旅长肖永银回忆：
那年月，我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的作用，完全不是电视剧《亮剑》等英雄史观作品描写的那样！
【一、在一个班里除正副班长外，能够发挥班内各个分子不同的特长和作用，便于培养积极分子；
二、在一个班内有了二个到三个互助小组，……班长便于指挥掌握，便利行军、练兵，在火力增强的条件下尤其便利于战斗，又可以减少伤亡。而且因有互助组的缘故，常能启发各组间的革命竞赛，较之一个班长指挥七八个散兵好得多，细致得多，有组织得多；
三、班内互助组的形成，大大的增进了一个班内的凝结力，这样足以避免因班长伤亡指挥中断所引起的可能的混乱或失去掌握，真正做到每一个班成为一种走不垮、打不烂的坚强的肌体。】
“三大互助运动”的效果，在作战中得到了检验。
1946年11月28日，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报道：
在“三大互助运动”中充分发挥解放战士的作用，也得到了战争的检验——据1947年1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报道：
晋冀鲁豫野战军开展的“王克勤运动”，很快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6年12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以“新华社电讯稿”方式，发表社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高度评价“晋冀鲁豫部队现在广泛开展王克勤运动”的重大意义，号召“全解放区的军民都能按照自己当前的条件选择自己的典型，来普遍有力的推行这个运动”。
延安《解放日报》是党中央党机关报，据当年的第十八旅旅长肖永银和副旅长向守志回忆，《解放日报》社论发表后，“全旅上下一片欢腾”，“整个部队都是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各级都开会学习，决心进一步把王克勤运动开展下去”。
当王克勤所在部队各单位代表来到王克勤班高呼口号贺喜时，王克勤班副班长李铁茹兴奋地说：
在各级领导和连队指战员的帮助下，王克勤的思想境界又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王克勤营的继任教导员于永贤回忆：
1947年3月9日至14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召开第二次英模大会。在参加这次英模大会的185名英雄模范中，“解放战士”占三分之一，王克勤当选群英大会主席团主席。军区文工团与纵队文工团特意赶来演出歌剧《王克勤班》，特邀参加大会的王克勤班全体同志，特别是王克勤本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王克勤在十八旅英模大会上宣布杀敌计划——摄影袁克忠
那年那月，我军基层指战员的政治地位就是高！
就是这次群英大会，第十八旅政委李震在代表旅党委作总结时，除了归纳王克勤“四大优点”外，还特别强调：谁能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智慧发扬起来、集中起来，谁就有最大智慧！
王克勤的名字在全党全军传颂开来后，王克勤开创的“三大互助”带兵方法，带动了更多的王克勤式的英雄人物和模范班排不断涌现出来，迅速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
据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杜义德回忆道：
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旅长肖永银回忆道：
如今，在论及解放军某支“王牌”部队战斗力时，不少史学、文艺作品都喜欢将功劳归于某位战将个人的大智大勇。他们忽略了构成战斗力基础的基层指战员，漠视了结构基层指战员战斗力思想基础最基本的史实，比如：东北野战军的主力第六纵队和第三纵队，在东北最早开展诉苦运动(据史料，“东北解放军的诉苦运动，是在四六年七八月间由六纵之五十三团及海伦之警二旅所创造的”，“一九四七年四月，三纵之二十团把诉苦运动向前发展了一步，有意识的把诉苦运动分为倒苦水、挖苦根、查忘本思想三个阶段进行，并与立功运动结合起来”)；有着“烧铺草”铁血精神的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总结推广了王克勤“三大互助运动”。
肖永银将军还有一句政治水平很高、人格境界深远并且很值得当代军史研究者和当代媒体深思反省的肺腑之言：
当年，肖永银等战场将领留下的珍贵文字，如今，是对《亮剑》一类英雄史观作品泛滥成灾最实际的批判！
战士们爱戴王克勤，干部爱护王克勤，人民群众也关爱王克勤。
王克勤呢，从不摆“明星”架子，总是时时处处为老百姓着想。
武效贤记得，一次行军，部队到了一个游击区的小镇子，当地群众生活贫困，对我军还不十分了解。三班的房东老大娘是个摆小烟摊的，开始不让住她的房子。王克勤了解到，老太太的儿子被国民党抓兵抓走了，她见到当兵的就恨。她还有一个姑娘在家，就更不便开门了。王克勤叫全班同志都睡在院子里，并且把院子打扫干净，把房檐下的水缸装得满满的。他独自与老太太谈了半夜，把老太太感动得泪流满脸。第二天，部队开拔时，老太太往王克勤的挎包里装了12个鸡蛋和1包纸烟，说：
王克勤推辞不下，最后写了封信，连同一块银元，偷偷放在老大娘的香烟摊上。出发前，他把十二个鸡蛋和那盒纸烟分给全排同志，说：
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7月10日，王克勤在定陶北门登城作战率先爬上云梯时，腰部和腿部被敌机枪射中，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27岁。临终前，他紧紧抓住战士陈群的手说：
对于王克勤运动在解放战争中的作用，我们不难想象——当一支部队的解放战士接近或超过半数时，诉苦运动之前的王克勤们，与诉苦之后广泛开展“三大互助运动”的王克勤们，所发挥的战斗力，有着天壤之别！
这，是任何一位将领个人所不能取代的！
这，才是人民军队独有的特质！
也正因如此，定陶之战虽然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三师一五三旅，但王克勤的牺牲却让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痛惜不已。据时任王克勤所在第十八旅的旅长肖永银回忆，刘伯承司令员在以“刘邓”名义撰写关于王克勤的唁电时，曾激动地说过：
战后，王克勤烈士的遗体安葬在定陶北门外。定陶县委、县政府决定，把定陶城的北门改名为“克勤门”，以永久纪念王克勤烈士。
2009年9月10日，“爱兵模范杀敌英雄”王克勤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解放战争期间，与诉苦运动和王克勤“三大互助”运动齐名的，还有一个“立功运动”。
1947年9月30日，华东军区政治部《军政杂志》第16期发表社论《连队工作的三把钥匙》，将反奸控诉运动、团结互助运动和立功创模运动这三种群众性的运动，定位为“打开连队工作之门的三把重要钥匙”，并指出：
“立功创模运动”之所以成为“打开连队工作之门”的“重要钥匙”，是因为这扇大门打开之后，能够释放出全体指战员无穷无尽的人生潜能，进而转化成无坚不摧的战斗力。
从思想资源角度看，解放战争期间开创的立功运动有如下特点：
功勋制度，不是我军建立的，但我军的功勋制度却开创了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
作为参照，国民党军队最高荣誉是获授“国光勋章”，其次是获授“青天白日勋章”。根据荣鉴光先生的《国民革命军抗日将士之功勋——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人物志》，抗战期间，“国光勋章”仅授予2人，即特级上将蒋中正委员长和傅作义上将。“青天白日勋章”共授予170人。被授予“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的172人中，将官及地方省部级以上长官144人（含美军受勋者4人：陆军元帅马歇尔、陆军上将史迪威、陆军中将魏德迈、空军少将陈纳德），占比83.72%；校官22人，占比12.79%；尉官3人，占比1.74%；军士2人，占比1.16%；士兵0人；职级不详1人，占比0.58%。
我军，也有勋章——1955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我军一大批参加过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指战员，被分别授予一、二、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一、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一、二、三级“解放勋章”和“解放奖章”，但是，由于这种授勋是“普遍授予”，即达到一定职级并满足一定条件的我军指战员均按该条例荣获相应的勋章或奖章，其主要属性是纪念性质，而不是因具体战功或典型事迹的记功性质。
我军最高荣誉，不是获得勋章，而是获得英模称号。
与世界各国军队不同，我军体现最高荣誉的英模称号，全军将帅无一人荣获，包括最高统帅毛泽东，绝大多数都授予了基层指战员。
董存瑞牺牲前一个月送给战友的照片——董存瑞纪念馆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模辞典》，从自卫战争开始，到新中国之初（不含抗美援朝），共有840人被授予英模称号，除去难以查明职务的11人，其余829人的职级分布大体如下：班长以下战士415人，占比50.06%；连排干部316人，占比38.12%；营职干部49人，占比5.91%；团职干部8人，占比0.97%；师以上干部为0；民兵、工人和群众41人，占比4.95%。连以下基层指战员及民兵、工人和群众占比93.12%。
子弟兵母亲戎冠秀
在共产党领导下，英模多为基层官兵和平民，并非我军将领缺少英雄。恰恰相反，从整体上比较国共两军将领，论智、论勇、论德，我军都远远在国民党军队之上，且英杰辈出，将星璀璨。我军将领之所以很少有人被授予英模称号，不是什么“谦虚”问题，完完全全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及其“人民史观”决定的。
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任何一支军队都需要张扬英雄主义。功勋制度则是对英雄主义的有效激励。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否定杰出领导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人民军队反对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提倡的是革命英雄主义。二者的区别，在于英雄能否融入人民群众之中。
功勋制度，我军自红军时期起就已建立，用革命英雄主义取代个人英雄主义，到抗日战争时期，又发展成为表彰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但从方法和程序上看，一直是自上而下地由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根据搜集上来的情况评定，基层指战员在评功过程中是被动的。
据姜思毅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立功运动，是由战斗在苏鲁皖地区的新四军基层指战员首创的。
那年月，经历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蔚然成风，基层指战员首创的立功运动也就得以很快地被领导机关深入基层发现，逐级上报后，推广开来。
立功运动的雏形，是功劳簿。
抗战结束不久，新四军第一师二团在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我抗日根据地的自卫战争中，多数连队开始建立功劳薄，目的是为选举英雄积累材料。发现连队创造了很受战士欢迎的功劳簿后，第二团政治处在1946年7～8月间苏中战役李堡战斗中，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在战场上比比看，为人民立功劳”，“把功劳记在功劳薄上”等口号，有效激励了部队的士气。
1946年10月8日，第二团在号召“党员应在功劳运动中首建头功”的同时，建立了“三证”制度，即个人有一个“功劳证”，功劳证跟人走，调到哪里都光荣（三营战士建议的）；连队有一个“功劳薄”，记功在案；给家里发个“功劳状”，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群众性的立功运动热潮，随即蓬勃兴起。
冀鲁豫新华书店编辑部美术组绘制的年画——立功报喜
两天后的10月10日，山东军区和山东省政府联合发布命令，公布了在山东自卫队中开展立功运动的暂行办法，号召“每人立一件功劳”，争取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
同年1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短评，肯定山东和华中的创举，号召全解放区普遍开展立功运动。
随即，东北、晋冀鲁豫、晋察冀、陕甘宁和晋绥等地，也相继行动起来。
同年12月13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在及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立功运动暂行条例》。
1947年2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再论立功运动》的社论，指出立功运动“已成为人民解放军争取胜利的有效工具和很大的推动力量”，强调“除在军事斗争各部门应继续普及加强外，还应该在军民生产中间与土地改革中间，按着工作的性质与需要创立起规模来”。
到1947年初，群众性的立功运动在全军上下，前方后方，部队机关，野战军和地方军，正面战场和游击区，开展得热火朝天。
这热火朝天的立功运动，立竿见影地转化成为战场上攻坚克难所向无敌的战斗力。
据1947年9月《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关于一年来立功运动的总结》记载：
【……三纵二十四团开展功运以后，首战宿北峰山，表现了空前的进步。八连攻夺峰山最高点，组织第四次冲锋时，二排突击队有十九个负伤同志不下火线，一致喊出：“我们立功计划上有这一条!”排长李敬德两次负伤仍拒绝抬下火线：“我立功计划上说过，只要有口气不下火线!”九连一个战士身负重伤不让抬走：“拿过来我的步枪，还可以打掩护，我的立功计划还没有完成!”……终于攻克峰山，歼灭敌人。在追击战中战士们自动提出：“快追呀，缴机关枪缴炮立大功!”二十四团贾团长说：“从晋西支队至今，没有像这次打的痛快，听指挥，叫干什么完成什么。”二营孙营长说：“这次真好，从指战员到伙马夫都动起来啦，从来没有像这样好！”
……四纵二十九团立功典型黄有根在莱芜战役中重伤不屈，从山上滚下，表现了顽强的阶级气节。新蒙阻击战中，许多老同志选好地形，挖好工事先让新参军同志隐蔽，安慰和引导新参军同志学习作战，表现了深切的阶级爱护。一纵七团五连四班发明“新式突击队形”，九连两个战士发明“新式机枪掩体”，表现了群众在战斗实践中的创造力。
……
立功运动也有力的发扬了正气，克制了歪风……二十九团七连“鬼话大王”经过两次上功劳簿也转变了。六纵五十三团九连战士马××行军一贯说怪话，自从订了立功计划，反而积极帮助背枪，督促鼓动旁人不掉队。
……二十四团功运开展后一个月内，部队逃亡减少百分之七十，全团十七个单位消灭了逃亡。】
1947年3月10日《晋冀鲁豫军区野战政治部关于立功运动经验介绍的政工通报》记载：
立功运动，让我军的英雄模范彻底融入到人民群众之中，有效地调动和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促进了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那年月，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总结出来的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不少有效方法，虽然在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但无一归功于高级将领个人。
因为，毛泽东旗帜下的战将有着高度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更因为，人民创造了历史，历史文献记载了基层指战员的作用——《晋冀鲁豫军区野战政治部关于立功运动经验介绍的政工通报》明确指出：
这“前线部队现在已经创造出全套的经验”太丰富，太深刻，太实用，太有效了！
仅《晋冀鲁豫军区野战政治部关于立功运动经验介绍的政工通报》就列举了11项行之有效的“全套的经验”，包括：立功的发动，立功竞赛，互助立功，评功、记功、查功，报功，报功榜，贺功，立功旗，立功上报，发挥老战士、土改后参军的新战士、解放战士的“三合一”作用，立功运动与翻身运动两大巨流的汇合，等等。
这“全套的经验”，高高在上闭门造车是创造不出来的。
这“全套的经验”的精髓，即使过了半个多世纪，对于当代干部队伍的建设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此处，只举例讲讲“评功”往事，就足以窥斑见豹。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期间，家母于恒嘉在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医疗队任指导员。9月23日18时，内城攻坚战斗打响，战至24日拂晓，第九纵队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从城东南角、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一○九团从城西南角分别突入城内，战至24日21时，全歼守敌，济南宣告解放。
就是24号这天下午，设在趵突泉西侧张家公馆西北角小楼上的第三十七师指挥所正要跟随第一○九团进入城内，敌军两架轰炸机突然临空轰炸，致师长高锐等身负重伤、师政委徐海珊等光荣牺牲。
这一天，大批伤员源源不断地送到师医疗队，急需被盖。家母于恒嘉先找到师首长开了条子，然后带人来到一座我军刚接管的仓库，准备领取被子回去给伤员盖。刚到仓库，敌机临空，尚未满22周岁的家母不但没隐蔽防空，反而从看守仓库的警卫战士手中一把抓来步枪，朝着飞机就放了一枪。
济南战役结束后，医疗队开展评功活动，鉴于家母于恒嘉在战斗中的一系列表现，最初意见是给家母评三等功，不料，跟随家母领被子的战士给家母提了一条意见：指导员在战役最后一天，未经批准私自放枪，违反了战前她向我们传达的入城纪律。于是，家母的三等功被降为四等功。
对于战士的批评，家母毫无记恨之心。她不但没记住这位战士的名字，连人家是通信员还是卫生员都没记住。
在那年那月的那支部队，战士批评干部，下级批评上级，很正常，司空见惯。
虚心接受下级批评的家母于恒嘉，也面对面地批评过她自己的直接领导——淮海战役结束时，师医疗队在战地弄来一具敌军尸体，准备就地开展解剖教学。家母得知后，当即指出，这样做会在群众中和俘虏中造成不良影响，违反我军政策。见医疗队领导固执己见，家母立刻向师首长反映，硬是让这次解剖教学停了下来。
家母对战士的批评毫无记恨之心，源于党的教育——上个世纪60年代，当家母看到女儿小学毕业时的留言本上，有一位同学写了一首小诗，结尾三个字是“取功名”，便专门和我们子女谈了一次话，指出：
名利思想，其实家母也有，只不过在党组织领导的一次次政治学习、一次次整风运动中，被破除了。家母晚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当多年来党性意识对个性本能的压抑解除之后，潜意识中的本能愿望被释放了出来——她不止一次在幻觉中喃喃自语：
让战士批评干部、下级批评上级成为常态，对干部队伍建设来说，岂止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监督机制，在战争年代，曾经极大地提高了干部的威望，融洽了干部和战士之间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家母所在部队南下福建后，曾在厦门地区招了一批女学生，家母是她们的指导员。这批女学生们对“老指导员”感情之深，超出了我的想象——40多年后，她们辗转找到了“老指导员”后告知：1951年“老指导员”随丈夫调往抗美援朝的志愿军部队后，大家对“老指导员”非常怀念，一位女生甚至将自己的姓名改为“白恒嘉”，之后，支边到新疆落户。
我军政治民主的形式之一“谈心会”
在老一辈的记忆里，这一类的评功往事还多。
有一年，原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政治部主任丁钊来成都，一定要面见老部下吕振辉，并说：
说着说着战斗经历，丁钊伯伯突然冒了一句：
出于好奇，我追问了一句。
结果，又是一件评功的往事：
1947年9月，刚刚组建才一个月的第十三纵队，投入胶东保卫战。一次战斗没打好，担任营长的吕振辉叔叔准备在战评中接受下级指战员的严厉批评。
那时的战评，部队有一句话很流行——“打胜仗开庆功会，打败仗开斗争会！”
在那年那月的那支部队，战士批评干部，下级批评上级，言辞真尖锐啊！换成当代沉溺书斋又好为人师非议中国共产党人当年“救亡压倒启蒙”的酸腐秀才，或换成留恋亭子间生活操持小布尔乔亚情调并对共产党“斗争哲学”恨之入骨的奶油小生，肯定受不了！
战评的内容非常丰富，非常具体，不仅要评勇敢精神，评战术、技术，评战场指挥，评作战协同，评执行战场纪律和俘虏政策，甚至还要评一些具体的伤亡值得不值得。
“斗争”吕振辉叔叔的战评会是怎么开的，丁钊伯伯没说。他只讲了战评会开始的一幕：参加战评会的干部战士到齐后，穿着大衣的吕振辉姗姗来迟。只见他当众敞开大衣，里面光着屁股，两条大腿上各画了一只眼睛。
啥意思？
——仗没打好，不用你们“斗争”，我自己都觉得丢人现眼！
济南战役期间，吕振辉担任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一一一团副团长，总攻那天，他亲率突击队攻城，在城墙之下中弹负伤。直到晚年，对中央军委批准命名的“济南第一团”和“济南第二团”，他老人家还扬着剑眉耿耿于怀不服气：
20世纪50年代，组织上找吕振辉谈话，告知国家需要一批军队干部转业到核工业战线，征求他的意见，是去还是不去？拖着一条殘腿的二等残废军人吕振辉豪气勃发：
从此，隐姓埋名拖家带口去了荒无人烟的大西北。
这，就是当年评功“斗争会”等等政治运动培养出来的领导干部。
值得深思的是，当年评功“斗争会”体现出来的斗争精神，如今，已经被当代公知妖魔化了，已经被不少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遗弃了。我军基层战时政治工作也随之被淡化，被抹杀。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各部队通过掌握“打开连队工作之门的三把重要钥匙”，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
当代管理学、心理学的最终目标是发掘人的潜能，从实践效果的角度看，那年那月的那些共产党人尽管有不少是书斋秀才看不起的“泥腿子”，但他们的伟大实践，却是让当代公知顶礼膜拜的西方管理学大师、心理学大师望其项背。
走群众路线，不是放任群众，其经典的领导方法，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用最通俗的语言总结道：
我军各部队在解放战争期间普遍开展的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于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以及实行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都是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再“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的。
这期间，被如今不少史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和媒体人不屑一顾的基层连队党支部，是学习革命理论提高思想觉悟进而培养战斗力的学校，是集中群众智慧进而凝聚指战员战斗力的核心，是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进而维护战斗力的堡垒，是在战场上遭受重大伤亡后却能重建战斗力的产房。
（一）培养战斗力的学校
“支部是军队中党的组织基础”，也是我军培养基层骨干和干部，进而提升整体战斗力的学校。
1945年12月，胶东军区政治部在《新形势到来后的干部思想与干部工作问题的初步总结》中，明确将培养干部“确定为连队政治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的经常重要任务之一”，并明确了连队党支部培养干部的5项具体责任。还明确了旅、团两级分别对连队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党小组长、新党员、俱乐部委员等的轮训内容和轮训办法。
2008年济南战役60周年前夕，笔者的母亲于恒嘉以当年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医疗队指导员的身份，将她当年的战地笔记捐献给了济南战役纪念馆。在这本早已虫蛀了的笔记中，记录了师政委徐海珊（济南战役牺牲）和副政委丁钊等领导以会代训方式培训基层支部书记的很多珍贵内容，其中之一就是“边打边补充”俘虏兵的一整套工作，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开展“诉苦运动”，提高俘虏兵的阶级觉悟。
父亲生前曾告诉过我，大战之前，华野第十三纵队各团都要举办两个培训班：团长和团参谋长举办班长培训班，主要是针对即将遂行的战斗任务，如攻坚、阻击等，开展相应的战术、技术教学培训。团政委和团政治处主任则举办党小组长培训班，培训内容很多，今天看来甚至很“新鲜”，比如，开展军事民主的方法，包括战前订立“立功合同”，战中完成“合同”，战后开展“战评”活动；再如，如何消化、教育“解放战士”，实现“即俘即补即教即战”；又如，党管干部怎么管，党小组的民主生活会怎么开，等等。
那时基层战时政治工作太出色了！
父亲生前还告诉我：连队党支部就是一所学校，培养出来战士在战场上就能当老师——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期间，战场上的俘虏兵随抓随补，补充到连队后，就在战壕里，由老同志领着开诉苦会，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特别是老解放战士，一对一现身说法，真管用啊！俘虏兵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苦之后，几乎是瞬间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然后，义无反顾地跟着老战士冲锋陷阵浴血杀敌。
的确，不止一支部队的历史文件中提到——“解放战士说一句顶我们说十句。”
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1950年9月在全国英模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曾提到“坚守阵地顽强杀敌的钢铁营长张英才”。
1950年出版的连环画《张英才和钢铁营》
就是这个“钢铁营”，在淮海战役双堆集战场上，涌现了两位堪称“枪林弹雨中的战地老师”——1948年12月2日夜，张英才“钢铁营”即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三旅三十八团一营，奉命接防小张庄。对手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八军的三十一团、五十三团，其中还有一个所谓的“老虎营”。接防次日，敌人发起进攻后，由前沿阵地前出担任警戒任务的侯永福战斗小组两名战士未能撤回，被敌人截断了退路。
侯永福是豫东战役小庄战斗解放的，黄诚是李家庄战斗解放的，参加解放军都不到半年。战斗中，侯永福手中的冲锋枪突然打坏了，手中只剩下3枚手雷。紧要关头，黄诚提醒道：“组长，你看，前面的敌人不是给我们准备好了武器嘛！”说罢，趁战斗间隙，在侯永福掩护下，跳出阵地，从敌人尸体堆里捡回1挺机枪、1支冲锋枪、1支步枪和一些子弹。刚回阵地，十几名敌人又冲了过来。一阵猛烈还击后，敌人死的死，逃的逃，剩下两名被活捉。
此时的侯永福小组，虽然四面受敌，险象环生，生死难卜，但两位老解放战士就有这个胆量，就有这个本事，硬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利用极为短暂的战斗间隙，以亲身经历，三言两语说到俘虏到心窝里，使两名俘虏迅速完成了从俘虏兵到解放战士的思想转变。
据张英才回忆，那天，敌人有一轮突围是在3架敌机轰炸扫射掩护下发起的，进攻非常猛烈。战斗正酣，机枪连指导员跑来报告：“敌人打烟幕弹是为飞机指示目标。我们能不能也往敌人那边打烟幕弹？”果然，我们一打烟幕弹，敌机就上当了。小张庄阵地突出，敌我犬牙交错，烟幕弹一打，敌机再乱炸，地面敌军顿时蒙头转向乱成一团。混乱之中，突然，敌人屁股后面又响起了枪声。见敌人乱上加乱，张英才不失时机地下令吹响冲锋号，一连、三连跃出工事，一个猛冲，将来犯之敌彻底打垮。
这时，张英才营长才发现，原来是侯永福、黄诚带着两名俘虏兵，从敌后打了回来！
键盘敲到此处，我不禁在想，若能换上当代任何一位大心理学家上阵，管他用神马享誉世界的新奇理论，未必能唠叨出像侯永福小组那样神奇的心理学效果！
仅此，足以见我们的前辈不仅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还给子孙后代留下了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摆脱“西化”束缚、实现“中国化”学理创新的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
（二）凝聚战斗力的核心
那年那月的那些共产党人，走群众路线创造的奇迹还多。
本文的标题是“淮海战役功劳谁之最”，在查阅有关淮海战役我军如何走群众路线的史料时，我发现邓小平同志1948年3月6日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机关干部会上的报告，就广泛开展军事民主问题，有这么一句非常醒目：
这一句，虽然讲的不是淮海战役，但以经典战例经典地叙述了人民战争靠人民的基本史实，也经典地回答了“淮海战役功劳谁之最”之史学主题。
蟠龙战役示意图
追本溯源，是1948年1月31日毛泽东在转发朱德关于军事民主及职工待遇问题给中央的信时，所拟批语写道：
据王亚志回忆，彭总讲蟠龙战役军事民主的起因，是1956年3月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军队的民主问题”后，苏军顾问对“军队的民主问题”提出了疑义，要求与中国同志交换意见，以求得一致认识。为此，彭德怀于5月15日在会见苏军总顾问彼得鲁瑟夫斯基上将时，以1947年5月的蟠龙战役为例，专门讲了军事民主的重要作用。
当年，彭德怀的作战部署是以4个旅攻蟠龙，2个旅阻击援敌。5月2日，胡宗南部9个半旅进占绥德，距蟠龙3天路程。彭德怀的野战军司令部位于蟠龙东北之薛家沟。攻击两天后，虽占领一些外围阵地，但主阵地集玉峁未能攻克。彭德怀忆谈此时情况说：
实战情况正是这样，我独四旅与新四旅第七七一团攻占集玉峁后，北山敌军仍在顽抗。新四旅第十六团连续攻占了玉皇峁等地，解除了攻北山部队的侧射威胁后，又派1个营协同第三五八旅攻北山，人人出主意想办法，用对壕作业，即挖S形交通壕，两侧挖猫耳洞，边挖边巩固，逐渐逼近敌前沿，用爆破摧毁了敌铁丝网等障碍物攻占了北山。然后，我军从东、北、西高地下山会攻蟠龙镇，4日夜全歼了残敌。
战后，彭德怀召集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到集玉峁现地讲评。
也正应如此，蟠龙战役的军事民主才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以至于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对党内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开展“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
毛泽东啊毛泽东，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如此重视基层指战员的主人公地位，如此发挥基层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又怎能得不到全军指战员由衷的爱戴！
1948年10月25日，经中央军委总政批准在华东军区试行的《关于支部工作的条例草案》明确规定：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淮海战役我军各部队的军事民主在各党支部的具体领导下，开展得热火朝天。
遗憾的是，蟠龙战役集玉峁攻坚战斗中的军事民主，虽然“收到了极大效果”，虽然反映了我军的根本性质，虽然被最高统帅毛泽东、战区统帅彭德怀反复强调并提倡，但在电视剧《彭德怀元帅》第22集中，却被一句“突出个人”的解说词，一笔轻轻带过——“蟠龙战斗如期打响，在彭德怀等人的精心指挥下，广大指战员发挥军事民主，群策群力，英勇杀敌，此役歼敌六千余人，缴获面粉一万袋，军服四万套……”
还有电影《巍巍昆仑》，电视剧《保卫延安》第13集，以及王震仙逝多年后出版的《王震传》，莫不如此，或莫不类此。
我们的“主旋律作品”都这样，社会上的唯心史观、英雄史观又如何不泛滥成灾！
（三）维护战斗力的堡垒
评价战斗力提升的原因，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在蟠龙战役10个月后，又有一段体现人民史观的经典论述：
这次新式整军运动，是全军（在大别山作战的刘邓兵团主力除外）根据中央部署，利用1947年冬至翌年2月的战役间隙，普遍开展起来的。据姜思毅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新式整军运动一般包括四项基本内容和步骤：
一是学习党的土地政策和中央有关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做好诉苦三查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二是进行诉苦、追根，弄清苦从何来，穷人为什么受剥削压迫，从而把个人的苦同阶级的苦联系起来，把为个人报仇提高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个总任务上去。
三是进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端正每个同志对土改的根本立场和态度，查清每个同志的阶级成分，并针对个人在思想、工作、战斗中的现实问题，用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整顿。
四是把整训和各项任务结合起来，把群众的热情引向练兵和杀敌立功运动中去。
这期间，开展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是三查阶段（查整内容各部队有所不同：东北部队，干部叫“五整一查”，即整立场、斗志、本位主义、享受观念官僚主义和查阶级，战士叫土改教育和民主运动；华北部队则叫“三查三整”，除三查外，还整顿了纪律、政策、作风）。
我军自井冈山建军起，就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连队党支部，是思想战线最前沿的堡垒。1948年10月25日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支部工作的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了支部委员会的任务，其中包括：领导并通过军人委员会，实行有领导有秩序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主运动，反对不良倾向……我国临床医学界迄今为止唯一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并以“造手大师”享誉世界的于仲嘉医师，抗战后期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期间曾在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经中央军委批准，1948年9月荣获“济南第一团”称号）三营七连当过卫生员。于仲嘉回忆说：那年月，解放军战士几乎是清一色的农家子弟。乡下男孩子在家的时候，哪个不嘴谗？几人不淘气？共产党对自己队伍里的“非无产阶级意识”一向很有办法的，就是整顿和整风。特别是那个“三查三整”运动，谁偷吃老乡的枣子了，谁行军时挖了老百姓的地瓜啦，谁借来房东的刀子没还啦，谁跟谁打架啦，谁“革命斗志不高”啦，谁“自私自利”啦，谁“隐瞒成分”啦，谁“打仗怕死”啦，都得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一坦白交代，再做深刻的自我批评。我原来的小毛病就是那时改的，刻骨铭心，一辈子不会忘记。
于仲嘉还说：在党支部领导下，那一场接一场自我教育的群众运动，每个干部战士都发动起来了，只要是违背了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事情，都要面对面地坦白，揭发，批判，斗争。谁做了错事都甭想缩脱，特别是个别干部打仗“光指挥别人往前冲”。
那年那月的那支人民军队，谁要是被批评“打仗怕死”，是很丢面子的，在广大指战员面前头都抬不起来。
如此开展思想斗争，部队的战斗力又怎能不提高？又怎能不人才辈出？
于仲嘉发明并先后和助手再造了8种类型100余例再造手
1978年10月首例再造手，患者高天社手术前后
我军民主运动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时代后期，我们50后这一辈军人是见证过的。
那是1971年末，连队搞年终总结。团里黄玉佳副政委率工作组来蹲点。
当时，全党全军正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连队党支部自然要作相应的汇报。没想到，指导员姜崇业刚开口，便被黄副政委不耐烦地打断了。
黄副政委1947年参军，他爱读书，有理论水平，绰号“黄马列”。不知是不是忌讳这个绰号，“黄马列”接下来没有抬出一句革命导师的话来“拉大旗”，但“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至于该怎么办，“黄马列”既没有“教师爷”式的指手画脚，也没有“保姆”式的包办代替，而是启发连队党支部自己想办法：“至于咋让战士们明白，是你们连队党支部的事情。动脑子，想办法。只要战士们懂了道理，你们连队肯定是最优秀的！”
于是，根据“黄马列”的指示，连队党支部认真的研究了两天，连长张昭远、指导员姜崇业更是绞尽脑汁，最终，拿出了我军的看家本事——开展民主运动。
叶卫东记得，按照连队党支部的部署，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主持召开全连军人大会，发动战士给干部提意见。光自己这个小排长，就被提了70多条意见。
回顾往事，叶卫东感慨良多：这70多条意见中，个别意见有点冤枉。比如，说“看不起农村兵”我就不愿意承认，因为我对排里的农村兵最好了。农村兵朴实、能干，谁不喜欢？但又不能反驳，不能打击战士们批评干部的积极性，只能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倡导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虽说个别意见有点“冤枉”，但整体上还是触动了灵魂。战士们给我的教育，至今历历在目，一辈子铭记在心！
军人大会一结束，连队立刻取消了“开小伙”，随即，干部们叫响了一个口号：看我的！跟我来！
从此，连队面貌焕然一新！
再后来，连队被成都军区评为“硬骨头六连式的先进连队”，并荣立集体二等功！
几十年过去了，虽然几经精简整编，但这个连队至今还在！
前年，叶卫东回到老连队，专门给兵娃娃们讲了这段往事……
（四）再生战斗力的产房
打仗，就避免不了伤亡，有伤亡，战斗力就要相应地被削减，这是常识。
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有这个本事打破这个常识，开创世界战争史上的千古奇观——基层的连、排、班分别制定并在战斗中落实“扩军计划”！
1948年12月29日，山东兵团政治部上报了一份关于济南战役等战役战斗中“边打边补”的情况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九纵王方团”（即华野第九纵队二十五师八十团，团长王歧秀，团副政委代理政委方立凡）的典型事例最多。
“王方团”“边打边补”有一整套方法，跃入眼帘后不能不拍案叫绝：
战前，团党委要求各连队把制定、落实战斗中的“扩军计划”，“做为支部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这“扩军计划”，不是随便抓个俘虏就可以凑个数的。“扩军计划”有基于质量保证并且详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的原则要求：
①即补对象：a.出身中贫农成分较好，忠厚老实者；b.被抓丁、抽丁出来者；c.国民党军队中的战斗兵，年轻力壮者；d.军龄，在三年以下，离家远或家在解放区者。
③不补对象：a.尉以上官佐；b.阶级异己分子、还乡团；c.战场起义、个别自动投诚，但坚决拒绝加入我军者；d.蒋军在作战地区抓的民夫，而又坚决不愿参军者；e.归俘。
还有基于不同编制的数量限制：补充的数量不得超过建制班原有人数的三分之一，一个战斗小组只能补充一个人。
“王方团”八连三班新补充的解放战士王玉川说：“一被抓住，我就寻思完啦!我怕你们要我去送炸药，被炸药炸死，怕你们把我埋在防空洞里，怕你们把我送到最前面去挡子弹，堵‘胡同’口。当指导员叫我拿着两个手榴弹和你们一道去打时，我寻思：‘这真是叫我去堵胡同口了。’我想找机会跑掉，可是一上去，姜同志叫我在他后面压子弹，他在前面打，并向我讲了许多部队的情况，又给我介绍了大汶口解放的傅庆祥同志。我听了傅同志谈他过去的情况后，对原来的想法有些怀疑了。我跟着傅同志向前打，那时我最相信他。打不远，敌人的飞机和炮轰得很急，姜同志很和气地叫我到防空洞去隐蔽。我又害怕了：‘这不真要把我埋在防空洞里吗’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我伸出头来一看，好几个同志都在洞里面向外射击，我就放心了。这时，傅同志带我到前面去看送炸药。我不敢去，可是又不能不去。后来，我亲眼看到去送炸药的同志没有一个是刚解放的，而且炸药响了，一个也没死。我心里就像放下了一个千斤担子似的‘亮堂了’。我什么也不顾虑了，跟着同志们一齐向前打。”
“王方团”八连突入内城时，略有伤亡，连长挂彩，指导员马上提出：“我们要给连长复仇，瞪起眼来，多抓敌人补充自己的力量！”三排机枪班伤了两个，当即补充齐了。一班伤亡3人，也补充上了。六班战士的反映：“我们六班原有8人伤亡5人，若不是在战场上扩军，全班剩下3个人，早就编到别的班去了。我们补充了4个解放战士，还是一个建制班，又能完成任务了！”总之，八连没有一个班不注意补充自己，没有一个班被拆散了建制，直到战斗结束，八连仍保持了原有人数与战斗力——战前的147人，战中伤亡44名，“即打即俘即补”，战后全连148人。
国民党士兵的技术战术是残酷的军阀制度训练出来的，一般都不差，一旦被解放，心甘情愿地调转枪口打老蒋，不但不用培训，还可以当老师！
“王方团”八连刚解放的潘子林，经教育后，马上跟着向前打，并向躲在房子里的敌人喊话。结果，他一个人便捉到3个俘虏。
华野第九纵队某连边打边补的解放战士王月伦，原是国民党整编第二师的士兵，当我机枪射手负伤后，他立刻顶上去当射手，封锁敌人，打倒敌人二三十名，荣立三等功。
华野第十三纵队一○九团九连在突入第三道圩墙时，俘虏敌五十七旅一六九团七连上等兵王文盛等。补入连队后，他发现老战士不会用新缴获的枪榴弹，当即现场教授使用方法，让枪榴弹很好地发挥了大量杀敌作用。他还喊话瓦解了不少敌人。王文盛在战场上代理四班班长后，对新解放战士说：“排长既然这样信任俺，俺们要好好干！”结果，又缴了10个人的枪。华野第十三纵队一一二团一连二班俘虏了16岁的小伙子王成吉，经简单教育后，即拿起枪跟二班向前打。不久，二班又补充两名俘虏兵，班长叫王成吉去教育他俩。那两个新补充的解放战士很奇怪：“你穿的衣服和我们一样，为什么来打俺”王成吉说：“我昨天解放后，就参加了解放军。你们缴枪，就优待不杀。”在王成吉的影响下，那两位新解放战士也表现很好。该团五连补充的小黄，才15岁，第二天打伪山东省政府时，他首先闯入地下室，捉住少将参谋长等4名军官。
辩证法是矛盾的法则，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
现在说起来，都忍不住要发笑。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边打边补充”中的“挑兵”——老解放战士熟悉国民党部队，能识别哪些是兵痞子，哪些是恶霸，哪些是军官，哪些是好兵。于是，有人就利用老解放战士“挑兵”。
比如，“王方团”潍县解放战士宋少卿在战斗中看见前面下来的俘虏，就瞅上了一个，立即建议班长：“班长，第二个不错，小伙子老实，一定能干！”经过战中、战后考验，果然是个好兵。
对于“挑兵”，山东兵团政治部明确批评是“本位主义”，并指出其两种表现：
其一，是“打埋伏”。
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廖海光政委谈道：过去长期在根据地作战，部队得不到补充，大家都想搞几个兵。过去有的部队对“上级一定给补充”的保证，不大相信，认为“补充当然好，但补充的希望不大”，因而在“边打边补”中，就产生了“我弄到手就是我的”思想，愿意多留几个兵，不大愿意上交。
该纵队陈华堂副政委也说：“各个连都有个小埋伏，个别营也有以多报少的，准备逃亡后好补充”。
其二，是“用好的换孬的”，“其他就指令他们到后面去，或者留下好的其他就不管了”。
比如，第十三纵队“济南第二团”三连五班长捉了3个俘虏，留下1个补充，其余2个就不管了。九连二班先补充了4个，后来又捉到6个，觉得后捉的比先补的“好”，于是又换了几个。
换下来的俘虏兵，一些是经过了战地教育，多多少少接受了点新思想，于是，又出现了俘虏兵知晓我军专有术语的有趣对话——第十三纵队一一二团轮训队政指碰到从城里来的俘虏，问：“你们从哪里来”答：“我是城里来刚解放的。”“怎么里面还响枪？”“里面还打仗。”“你解放了不行，还要解放他们，走！走！走！”就这样，俘虏即驯服地跟着走了。
“换兵”，虽然也是问题，但表明：我军广大基层指战员不仅掌握了战场上的“即俘即补即教即战”工作，而且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换兵”，虽然也是问题，但折射了本文的主题——稍微有点战术常识的人都知道，在预有准备大体势均力敌的攻防作战中，通常是打“预备队”，看谁的后劲儿大。我军广大指战员在战场上将“即俘即补即教即战”工作做到了这个程度，能没“后劲儿”吗？能不取胜吗？这功劳苦劳，能首先归于将领个人吗？
不少人以为，作品只要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主旋律”。
错了！
如果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放到“人民之上”，或“人民之外”，而不是放到“人民之中”，那就不是真正的革命的“主旋律”了。
秉持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哪怕是秉持“半截子唯物史观”，不管歌颂谁，都是有害的。
新中国本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在史学界、文艺界、舆论界一旦泛滥横行，不仅为少数人蔑视、压制多数人无穷的创造力，也为精英集团奴役乃至于盘剥草根大众，提供了伦理依据，开辟了舆论通道！
更为险恶的现实是，当中国革命史由劳苦大众解放史被曲解成少数精英奋斗史后，接下来，便被一些人顺理成章地演化成个人权力争斗史，再进一步，便是对人民领袖的恶毒诋毁，进而彻底否定中国革命史。
比如在红西路军史研究领域——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夏宇立于2009年在香港出版了一部颠覆红军史的《史说长征》。就是这位被某些党报、地方政府和主流媒体捧起来的“军史专家”，公开辱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像旧色政坛上那些厚颜的政客一样，……最粗暴恶劣、最卑鄙无耻、最缺德失道、最伤天害理”。
而夏宇立之说，如今已被境外反共势力的先锋张戎等，纳入了对华意识形态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