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改革开放前，小学生中学生的课外娱乐和课外学习，都不怎么花钱。小学时，女孩子喜欢跳绳、踢毽子、跳房子，用毛线编织些小玩意；男孩子喜欢打弹子、“打碑”、滚铁环、拍洋画和烟盒子，还有“捉强盗”、“抓特务”……无论小学生初中生，无论男生女生，则喜欢看连环画。
滚铁环
连环画又叫小人书，是以线描画形式为主，图文并茂，通常为64开本、以小学生为阅读主体的通俗读物，是深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一般说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系小人书最为鼎盛的年代，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小人书”曾经有过的风光。
那时，人们徘徊在温饱线，普通市民家庭大都紧打满算，入不敷出，很少给孩子买小人书。于是，小人书摊及小门店应运而生，它们多在小学校附近不远处的街巷里。
下午上课前尤其是放学后，书摊或门店的低矮长条凳上，挤满了看小人书的孩子。小人书不外借，一分钱看一本，还不让相互交替传看。有些连环画比较厚，精灵的摊主店家就把它拆开分成两本，再制作个简单的封面，叫做“上下集”。
每当有新书上架，学生们便蜂拥而至，有时还要站在旁边等候。有的小学生则带着学龄前的弟弟妹妹，紧紧地贴靠在一起看书，只是为了少占坐凳，免得被老板斥责。有些学龄前的孩童，脸颊被小手抹得白一块黑一块，鼻子下面还挂着“鼻涕龙”，可那聚精会神看书的稚气着实可爱，成一道市井风景线。
在自来水没有入户前，居民须到自来水站买水挑回家。挑自来水的活通常交给放学回家的孩子。总有那么些孩子，看小人书痴了迷不记得回家挑水，自然免不了家长的一顿责骂。
连环画（小人书）郑寿山摄
中学生的课外学习
中学生的课外读物，除了连环画，还有那时候称作的“字书”。一本32开厚厚的书，全是密密麻麻的字，有的书里尚插着那么几幅画图，有的书里一张画也没有。
“字书”的范围很广，有历史题材小说，有现代题材小说，还有大量的苏联译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正值中国与苏联的蜜月期。总之，苏联小说、惊险反特小说、中国古典名著、鲁迅、巴金等现代作品，都是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最爱。
记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长沙市最大的“五一路新华书店”展出并销售十部优秀长篇创作小说：《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苦菜花》、《迎春花》……这十本“大部头”小说的问世，由于是同时发行，更是极大地吸引着喜爱阅读、求知若渴的中学生。
十部长篇小说，其题材均以描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英雄史诗为内容。这些颇具社会影响力的长篇小说，日后都被陆续拍摄成经典故事影片。
长篇小说郑寿山摄
那时，长篇小说，抑或是中篇小说，其价格每本都要七八角钱至一元多钱，大多数家庭是不会替孩子购买的。借阅传阅便是中学生课外阅读的主要方式。
湖南省图书馆和长沙市图书馆给每个班各二三个名额的《借书证》。班主任要求持有借书证的同学，抓紧阅读借来的书，然后传阅给其他同学，并保证按时归还。每当一本炙手可热的新书上市，图书馆里该书的数量也有限，借阅并非易事。于是有学生因在上课时偷看小说，被老师发现挨批评。
有的同学常会准备一个小本子，把小说里的经典、新颖词汇和绝妙语句及独到句式，记在本子上。那个时代的学生啊可没有改革开放后的学生幸运，他们要想多学习增长知识，就得自己想办法。且拿写作来说，全靠多阅读多习作（哪怕写给自己看），不像后来有了互联网，写什么东西，打开电脑立马搜“模板”和范文，信手拈来，照搬照抄或稍加改动就是。当然，如此写作，水平也无从得以提高。
60年代图书阅览室
1962-1963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政党间的大论战，权威报刊刊登的中苏论战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与澳共论战的《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和《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与法共论战的《致多列士等同志》的社论，写得十分精彩，其逻辑性、论理性和疑问句、祈使句、复句的运用，使一些青少年学生大获裨益。毛主席的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正是那个年代的生动写照。
中小学生的课目
小学阶段的课程是：一二年级开设语文、算数，三四年级开设语文、算数、自然，五六年级开设语文、算数、地理、历史；各年级开设音乐、美术、体育课程。
中学阶段按初高中分年级：开设政治、语文、代数、英语（俄语）、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物理、化学、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大跃进时代还增加了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课程。总的来说，课业负担并不轻。
那时候确实没有八九十年代以后社会上盛行的，面向学生群体，名目繁多的课外学科补习班、艺术体育特长班和“家教”，没有校内的“题海战术”和轮番考试。然而那时候的中小学生，有着一门不可或缺、雷打不动的“劳动课”。
60年代学生下乡义务劳动
中学生除了每个周六下午的校办工厂劳动，打铁、绞螺栓，每年还有两至三次的下乡支农——春插、双抢、冬播；以及修铁路、挑土方、运肥料。从十二三岁起，就得挑百多斤的担子……
如果执意把八九十年代以来，拿压在中小学生身上的繁重课业负担说事，简单地与五六十年代的中小学生“课余”作旁比类推，那么，这个“答案”只好由各自来评了。
不读书的年代
我们这一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绝大部分没有得到命运的眷顾而只有遭受命运戏弄的份：这些上下年龄大致相差十年左右的人，除极少数幸运儿进入大学，均只读到初中或高中就戛然而止。至此算是“知识青年”了，然后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准备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1966年、1967年、1968年这三届初中、高中生即“老三届”，他们离校后，基本上都下放到农村成了“知青”。
也有为数不多的城里学生，没有下放农村，进了各类工厂、商店工作。譬如一家有三个孩子系下放对象，已经下放了两个去农村，对剩下的那个也就不再动员下放了。另外，有关系有背景的固然不会被下放农村。硬要说那时候社会上不讲关系，只能说是“公平”二字在人们心中呈模糊概念，“开后门”一词就是那时候流行起来的。
那时初中毕业后，如此分流：进中专和技工学校、进工厂当学徒，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上高中。而即便上了高中，高考能被大学录取的考生，也是凤毛麟角。这不光是那时的高考录取率低，而且是因为高考录取严格讲究家庭成分、阶级出身，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这类家庭出身，以及父辈在旧政权旧军队任过职、参加过反动党团会道门人员的子女，一概因过不了“政治审查”关（简称“政审”）而失去上大学的资格。
这些人即使高考成绩达到录取线，收到的却是《不宜录取通知书》。我的同学中的高考者，大部分“不宜录取”，成了下放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极左路线下的高考录取分为四类：可以录取机密专业，录取一般专业，降格录取，不宜录取。反正按照“政审”结论对号入座。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全国大中专院校全面停止招生，这一“停”就是十一年，至1977年末恢复高考。
“七二一”大学和工农兵大学生
然而，这十一年间，出现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新生事物——工农兵大学生。
1968年7月2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他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称，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批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
1970年，各高等院校（包括中等专业学校）敞开大门接纳“工农兵学员”即“工农兵大学生”。这些大学生系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由所在单位、公社、部队直接选拔推荐，学制2-3年，毕业后一般“哪来哪去”。事实上，所谓选拔推荐，不乏有“特权”作祟。企事业单位领导、公社书记等当权派的子女都是“先得月”者，尽管当时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标语口号醒目震耳。
入学的首要条件是“阶级出身好”，文化基础基本不做要求，一些人仅有小学文化程度。我后来的几位同事，有幸上了中山医学院、中南矿业学院等知名高等院校。王志华，和我平素关系不错，他曾在部队服役五年，立过三等功，但仅读了半个学期初中。他被推荐到中山医学院后，心里一直畏难、不踏实，多次找我诉苦，意欲放弃。我给他“打气”，分析说文化程度低的学生很普遍，自己刻苦努力就是了。王志华两年半学成回到单位，在医务所当上了医生。
论家庭出身也有例外，不是“一刀切”。被认为“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现实表现好”的少数家庭成分不好的知青，也能作为典型送进大学。我家住在游击坪时的邻居，王姓人家的三妹，下放到沅江草尾农村湖区。她虽出身资本家，但因在农业生产劳动中不畏艰辛，刻苦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被推荐上了湖南财经学院。政治思想与学习成绩“双优”的她，毕业后留校任教，数年后评定为教授。
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工农兵大学生是幸运的。原来是职工、军人的，在学习期间带职带薪，农民毕业后也能分配到县区农业局一类的单位工作。到八九十年代进行“职称改革”，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一律填写为“大学普通班”简称“大普”，高于“大专”低于“大本”。他们绝大多数的人，都评定了高级职称。
其实，我自己早在1968年领袖指示发表后，就找单位“革委会”头头，要求正规大学招生后去读大学，他们满口答应，未曾料到1970年春上的“一打三反”运动，已经趋于缓和的文革派性又被激化，让我的大学梦泡了汤。
60年代七二一大学文艺节目表演
文化饥渴后的春天
至1977年年末，大中专院校停止招生十一年后，恢复高考。一拨拨年龄相差十来岁的考生，有的舅舅外甥、姑姑侄子一同进入一个考场。“老三届”是被社会公认的所学课本文化知识扎实，最具录取希望的考生。他们此时年龄大的不过三十岁，年龄小的才二十多岁，是恢复高考后头两届考试中占比最多的考生。
我们这一拨61届的初中、64届的高中同学，比“老三届”还要老，论学业基础与功底，不输“老三届”，但年龄上相比已无优势，大家都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在单位工作的同学，已有十多年工龄和相对应的工资级别，犯不着再参加高考。在农村下放八九年、十来年的同学，返城不久甚至刚刚返城，好不容易有份工作，哪有参加高考的心力。
近年来同学聚会，相互交谈得知，除当年顺利考上大学的几位同学，余下的同学均是在职参加广播电视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职工大学，凭藉着自己原来在中学的扎实文化知识功底，获得国家承认学历的大学文凭。
文化饥渴的亿万民众迎来了学习的春天。人们怀着对外面的世界、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迫切了解的欲望，掀起了一股学习英语的“英语热”。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出现了民众自发形成的“英语角”，素不相识的“英语爱好者”聚集街头，努力用英语对话交流。英语水平好一点的人，不忘“秀”上几句，以博得路人称赞。
80年代外语课课堂
长沙的“英语角”在蔡锷中路“沙利文”食品店南边的人行道上，正好那十多米的人行道较宽敞，不致影响通行。我数次去这个“英语角”，不过是凑凑热闹。离开学校已经十七年，原有的中学英语也丢得差不多了。
而我单位上的一个叫卫星的同事，当时刚刚二十岁的年纪，他从新华书店买回初级、中级英语广播教材，利用工作之余学习，而不像别人打扑克牌钻桌子挂胡子。后来又买了个半导体收音机，从广播教学中系统学习，苦练口语。改革开放伊始，英语人才奇缺，他被调到单位子弟学校执教英语。再后来，单位送他去大学进修。他从最初的一名普通工人，成为一名称职的重点中学高级英语教师。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继而又在1988年9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从此，崇尚科学技术、崇尚文化知识，激发着全国亿万民众。一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学习热潮在神州大地上蔚成风气。
历史犹如一幅长长的画卷，把它卷起来，什么都不可得见，而把它舒展开来，真实的历史画面就会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记忆与回顾正是为人们打开历史的画卷。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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