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省市开始“拿英语开刀”了。他们或下调高考英语分数权重，或提出“小学三年级前不开设英语课”。
对于这些“改革新举措”，赞赏者有之，忧虑者亦有之。
其实，你考或者不考，英语就在那里，是交流的工具，也是中国和中国人走向海外的必然选择之一。
如果从1862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同文馆教授英语至今，英语教育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50余年。其间，英语地位的变迁和我们对英语态度的变化，勾勒出的不仅仅是一门语言在他乡的经历，还有我们自己走向世界的脚步和轮廓。
回顾英语在中国一个半世纪的起落沉浮，几乎是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迁的一个缩影，而这门外语被搬上中国学校的课堂后，所引发的中西文化碰撞的火花，更折射出国人心态的微妙变化。英语教学从何开始，因何兴衰，缘何延续？翻开这门外语在中国150年的历史，或许能为我们解答当下中国“英语难题”提供更全面丰富的视角。
若追溯古代中国最早的外国语学科，有证可考的是建于1289年元朝的“回回国子学”。后有明朝的“四夷馆”，前清的“俄罗斯文馆”。不过所教语种局限于波斯语、俄语等与中国接壤的少数几个国家的语言。直到鸦片战争后，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清王朝的大门，英语才作为一门外语列入学校必修课程在全国范围内盛行起来。
光绪帝的英文识字课本
今天的人们如想学习英语，最不缺乏的就是学习资料，更不用说铺天盖地宣传的英语培训机构。但在一个多世纪前，即便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要学洋文，想要一本英文入门课本都非易事。
戊戌变法前，清光绪帝为更多了解西方，决定学习英语，却苦于找不到入门的教材。为此有大臣专门到汇文大学寻找英文识字书，恰好一位教授从美国为自己的女儿带来一本英文识字课本，就送给了光绪。
坐落于崇文门的这所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在1870年创办，是第一批在华传播英语的教育机构之一。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历史最悠久的是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
经历了闭关锁国而被动挨打的屈辱后，清王朝认识到了解西方要从语言开始。正如恭亲王奕欣在《奏设同文馆》中所书：“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识其文字，方不受人欺。”京师同文馆也因此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
全英文授课的教会学校
在最早期的教学机构里，就已经出现后被称为“浸入式”的教学方法：部分教会学校全英语授课，学生从穿衣打扮到言行举止全部模仿西方。而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重西学而轻国学之风更多是殖民主义的时代烙印所致。
如位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在1918年把中文课全部改为选修，撤销中文部，所有课程一律用英文教学。这使得该校在当时属于西化程度最高的教会大学。曾在此就读的林语堂回忆说：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但他也坦言，这所学校过分偏重西学使得自己忽略了中文。他在自传中如此感叹：“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我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
《英语对中国的历史性影响》一书的作者牛道生指出，彼时的英语教育更多强调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而较少触及通过英语这门工具向西方传达中国的文化的作用。但是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在中国的近代发展史中具有两重性。它们在将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带进中国的同时，也把西方的一些现代文明成果和先进科学技术一起带进了中国，为长期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中国人打开了一个借以瞭望西方文明的窗口。
救国运动的重要工具
为更快学习西方科学技术，19世纪下半叶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854年，早在清政府派遣30名幼童赴美留学之前，26岁的广东青年容闳就以优异的成绩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作为中国近代提出“教育救国”主张的第一人，他为后继的中国留学生树立了榜样。
同样为后人所沿袭的，或许还有清政府下令在小学开始教授英语的教育方针。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全国的中小学堂外语课以英语为主。两年后，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其中指出：“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学洋文。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这也成为中国学校普遍开设英语科的起点。
上世纪20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中国教育界出现了学习西方教育的热潮。192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的《新学制课程纲要》中规定从中学开始开设英语课，这也被视为中国教育界力图与国际教育趋势接轨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