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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经济学》
[美]弗农·史密斯巴特·威尔逊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内容简介
诺奖得主弗农·史密斯力作，反思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将人的情感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对市场中的自利交易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它无法解释人们在交易与生活中的利他行为。经济学家试图通过修补效用函数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无法给出逻辑一致的预测和解释。
在本书中，诺奖得主弗农·史密斯及其长期合作者巴特·威尔逊，通过回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两本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来寻找弥补经济学这一缺陷的方法。他们发现，斯密的理论特别注重人的社会性，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道德伦理等因素对个人决策的影响。所以，不是经济学一开始就建基于太过抽象的假设之上，只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对简洁模型的推崇，才使经济学一步步把“人”抽象为“理性经济人”。
作者认为，是时候将完整的人纳入经济学分析，使经济学能够更好地与现实世界联结，并提高其对现实的解释力。
本书是现代经济学的寻根之旅，也为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可能的方向。
作者简介
弗农·史密斯（VernonL.Smith）
美国查普曼大学乔治·阿吉罗斯（GeorgeL.Argyros）经济学和金融学讲席教授。他因对实验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美国经济学会的杰出研究员，查普曼大学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创始成员之一。
巴特·威尔逊（BartJ.Wilson）
美国查普曼大学唐纳德·肯尼迪（DonaldP.Kennedy）经济学和法学讲席教授。查普曼大学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创始成员之一。
目录
“比较译丛”序
前言
致谢
第一章人的经济学
第二章亚当·斯密所在世界的用语及其含义
第三章社会宇宙中的举止
第四章弗兰克·奈特的先发制人
第五章理解人类举止的公理和原理
第六章预测特定情境下行动的命题
第七章受规则支配的秩序中的合宜性与共情
第八章信任博弈带来的发现
第九章最后通牒博弈与强索
第十章新型信任博弈的设计、预测与评价
第十一章反思传统博弈论的形式结构
第十二章实验经济学与叙事
第十三章从仁慈和正义到《国富论》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实证研究给出了两类截然不同的证据。在信任博弈实验里，匿名配对的受试者明显表现出了人与人之间交往中的关心、利他和相互依赖的特征。信任对方的行动也得到了对方的充分信任作为回馈。在最后通牒博弈里，提议者提出的20美元的慷慨分配方案违反了基于人是自利的假设所做的预测，回应者会欣然接受慷慨的分配方案，却会拒绝经常比一分钱也得不到要好得多的较为吝啬的分配方案。相反，实验市场中的买卖双方则主要表现为自利的、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且他们的效用最大化只取决于自己的私人收益。
经济学家对人性的这种二分化提出了两种虽被广泛接受但不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在个人效用最大化表达式中加入其他人的利益。也就是说，最后通牒博弈的提议者和回应者各自的效用中都包含了对自身利益和对方利益的考量。这种循环推理逻辑似乎轻松地挽救了新古典效用最大化模型，使之成为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前提是你必须恰当地使用纳入了他人利益及其结果的效用表达式。更复杂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了效用最大化理论有待补充完善之处。当某些人发现人们的意图或某些特定情境很重要之后，就沿用历史悠久的托勒密式曲线拟合的传统，在效用函数里添加新参数，以便把这些发现补充进去。但是，并没有更为宏大的未经实验检验的理论框架能够推导或预测出这些实证结果。
第二种方法是承认社会交易只是互惠经济交易的一种特殊形式。在信任博弈实验中，与商品和服务的交易类似，人们在生活中的很多时候互惠互利，也在实验室的信任博弈中相互交换信任。这种解决方法同样属于循环推理，只是给稳健的经验规律贴上了新的标签，即得到善待的人会回报以善行。
以上两种解决方法都没有从更深的根源上重新思考人的社会性。为什么自己的效用函数里会包含其他人的收益？这是怎样发生的？它不可能出现在一个3岁孩童身上，不会出现在反社会人士身上，当然也不会发生在精神病患者身上。换个说法，为什么人们在有机会获得别人的慷慨赠予，且自己的真实身份不会被对方知悉时，却依然会用真诚行动去回馈对方？为什么当你去服装店、超市或通过亚马逊网站购物时，却很少想到要帮助店家，从而购买那些加价最高的商品呢？
《道德情操论》改变了对这一切的思考方式。斯密为人际关系建立了理论模型，这些关系涵盖家庭，也包含更多亲戚、邻朋友和熟人，再向外扩展到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在这样的社群中，通用规则决定了我们对社会性的根深蒂固的遵从，而所有实用性服务的交换都发生在社会性主导的人际关系之从根本上讲，人类具有的情感（sentiment）、同感（fellowfeeling）及合宜感（senseofpropriety）等，正是构建人际关系和通用行为规则的基础。同时，它们也是斯密构建的宏大理论的基石。根据定义，这个理论涵盖了我们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行为表现不符合效用最大化理论预测的各种类型的受试者。根据斯密对感激-奖赏或怨恨-惩罚的情感分析，受试者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类型。在实验室的具体案例中，这些不同类型的受试者（他们可能会在自我克制、情境解读以及自我欺骗等方面犯错）曾经被学者称为利他主义者、有条件合作者、对背叛行为的惩罚者、对不公平报价的拒绝者等等。提出这些分类的目的则是为了让效用最大化理论能继续从表面上解释各种现象。
然而，人们必须通过学习才能习得社会性和通用行为规则。
我们从小并没有这方面的倾向，但天生具备社交能力。父母知道我们的无知，迁就我们不能自我克制的毛病，只是出于安全原因才会稍加约束。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们与自己差不多
同龄的伙伴聚在一起，此时正如斯密所说，“没有谁会得到迁就式的偏袒”。孩子们很快就会发现，如果自己能缓和愤怒，就可以更好地与玩伴相处。他们就这样“进入了学习自我克制的大学校”，并开始坚定地走向成熟。
这些行为规则具有一般性，也就是说，这些规则的出现要么基于想为别人做点好事，这会引发对方感激并给予相应回报的冲动；要么基于想对他人做点坏事，这会导致他人的怨恨，并引发对方更强烈的欲望去施加与怨恨成正比的惩罚。前一种情况事关仁慈（beneficence），后一种情况则涉及通过限制和控制不正义感受的机制来实现正义。社会的两大支柱，即仁慈与正义由此得以树立。仁慈构成了我们称颂的那些美德：礼貌、善良、体贴、同情、荣誉感和正直。良好行为的这些特征无法通过强索、胁迫或立法来实现。正义的目的则是将伤害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惩罚既不过分也不缺失，在对无辜者提供适度保护的同时，为侵害者指明更好的出路。因为如果所有人都陷入毁灭性的相互伤害，社会就无法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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