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和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织方式和关系状态，主要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与职业结构、城乡结构、社会的组织结构、阶层结构等诸多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由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和城市中国的转变，产生了许多新的特点，潜藏着诸多社会风险。
一、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我国社会结构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与职业结构、城乡结构、社区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等七个方面发生变化。
1.人口结构
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二是人口受教育程度有较大提高，三是流动人口规模长期快速增长后进入调整期。
截至2018年，我国人口总数达到13.9008亿，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当年出生人口1500万，创1961年以来出生人口新低。在出生人口减少的同时，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60周岁及以上达到24949万人，占总人口17.95%。尽管自2015年起，我国生育政策进行了一定的微调，从放开“单独二孩”走向可以“全面二孩”政策，但是，生育新政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积极响应，特别是大城市中青年夫妻对此反应冷淡，总和生育率很低的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还有加剧的倾向。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而且还在加速发展的现实。
1999年起，我国开始扩大大学招生规模，大学毛入学率已经由当年的10.5%迅速增加到2010年的26.5%，2017年则达到45.7%，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3833万人。2018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81.7%，比上年提高2.1%；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99.95%，比上年提高0.04%；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0.9%；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8.8%，比上年提高0.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8.1%，比上年提高2.4%。2017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0.5年。
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的是老年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加。老年流动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503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1304万人，年均增长6.6%。老年流动人口主要由四类人群构成，即劳动迁移者、失能迁移者、健康退休迁移者和家庭供养迁移者。
2.家庭结构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乡家庭结构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家庭规模、家庭类型和家庭关系三个方面。
家庭规模小型化。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家庭平均人口数为3.09人，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家庭平均人口数为3.10人。这些调查数据表明，我国绝大多数家庭是由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组成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传统社会中的大家庭已经几乎见不到了。
家庭类型多样化。由于婚恋观念的多元化和城乡人口流动，我国家庭类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一是不要孩子的丁克家庭、不结婚的单身家庭和迁移流动的漂泊家庭数量不断增多。二是空巢家庭、隔代家庭和分离家庭的比例急剧上升。空巢期平均提前15年，往往是人到中年即空巢。农村中青年夫妻中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经商，把孩子留给父母照顾，使得原来的家庭处于离散状态，隔代家庭、分离家庭比重上升，形成大量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另外，近年来，由于离婚率不断攀升，单亲家庭数量越来越多。根据民政部发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从1987年到2017年，我国离婚率连续15年增加，由0.55‰上升到3.2‰。2017年，全国有1063.1万对新人登记结婚，同年有437.4万对夫妻离婚。晚婚晚育甚至不育成为常态。
家庭关系平等化。由于绝大多数家庭是核心家庭，与传统大家庭相比，家庭关系要简单得多，夫妻关系平等化趋势有所加强，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起挣钱养家、养育子女和赡养双方老人的责任，男尊女卑的现象在城市基本不存在，甚至一些家庭中丈夫承担起“家庭煮夫”的职责。夫妻关系平等化的同时，稳定性不如从前，青年一代的离婚率逐年上升。家庭内部代际关系出现了反转，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在下降。传统社会中老人的家长地位已经基本不复存在，孩子成为了家庭的中心。传统的反哺式孝道观念有所弱化，一些老人特别是农村老人晚年生活状况不佳。近年来，一些地方农村的老人由于生活困难、精神孤独、疾病缠身后对生活失去信心，为了不给子女增添负担，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提前结束生命，使自己得到解脱。
3.就业与职业结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下行压力增大的同时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近10年来，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重塑新一轮社会经济格局。新技术革命对就业的影响通常具有两面性，既有“替代效应”，也有“创造效应”。这两种效应正在我国人力资源市场上叠加显现。从新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创造效应看，技术革新和进步催生出一批新业态、新岗位，拓展新的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就业的灵活性、个性化特征也会越来越明显。从新技术对就业的替代效应看，一是技术进步可能导致短期内技术性失业风险增加。技术革新和进步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以“机器换人”等形式直接替换劳动，势必导致一些岗位被淘汰。据浙江省统计，随着自动化加快，仅2015年全省就减少一线操作岗位57.7万个，占全省制造业岗位总量的4.1%。海尔、美的、京东等企业已经打造出成熟的“无人工厂”“无人仓储”，实现生产全流程的自动化，不需要任何人参与。随着无人机、无人驾驶、无人超市等依托人工智能的生产和经营方式的逐步推广，势必导致短期内就业岗位的减少。
4.城乡结构
2011年，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一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1.27%，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此后城市化一路向前，到2018年底，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9.58%。城乡关系的变化不仅表现为工作和生活在城乡的人口数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因为拥有农村户口则意味着可以享有得到承包耕地和宅基地的权利，而这些则是重要的财产性权利，一旦农村土地被征用、房屋被拆迁他们将能够得到数额可观的补偿。另外，在一些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农村户口还意味着可以享受分红的集体成员资格权。这些财产性权益对农民的意义却今非昔比。2003年以来，绝大多数从农村考取大学的学生不再迁转户口。
不同地域和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人口情况有较大差异，有一二三甚至四线城市的分别。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工作和发展机会多、基本公共服务条件好，成为人们向往的热点城市，这些城市虽然生活成本高，但是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热衷于在这些地方工作和生活。这些地方的城市户口也成为他们渴望获得的资源。而绝大多数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的户口对农民已经失去吸引力。绝大多数农民愿意进城工作和生活，特别是希望让子女能够在城市受教育、寻找发展机会，但是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
不同地域的农村差异很大。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例如珠三角、长三角、闽东南地区城乡基本一体化，城乡差别已经很小，甚至少数所谓的村庄经济实力和居民的富裕程度已经超过城市居民，这些地区城中有村、村中有城，不少“村庄”中的外来人口已经远远超过本地人口。这种情况在城乡接合部特别是大城市周边村庄更是如此。但是，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边远地区的广大农村普遍存在人口过疏化和老龄化、产业空壳化和环境脏乱差的衰败现象。相当一些地方的农村缺少生机和活力。
5.社区结构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因此，城市社区一般与居民委员会高度同构，很多时候人们把居民委员会称为“社区居民委员会”。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外来人口的增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管理的住户数量和人口数量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社区由于房屋产权性质、所处地理环境、基础设施、人口结构、社会需求、资源禀赋等不同而差异较大。一般来说，大城市的社区类型更加复杂多样。在北京，有老旧小区、单位大院、普通商品房小区、高档住宅小区、经济适用房社区、廉租房社区、棚户区改造社区、回迁及安置房小区、城中村社区等；失地农民集中居住区、外来人口聚居小区、少数民族聚居区、“蚁族”聚居区、外国人社区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城市面貌也发生巨大变化，各类商品房社区成为当前城市社区的主要形态。
6.社会阶层结构
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流动不断加强，社会阶层结构继续向着橄榄型的现代社会结构方向发展，一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发生了新的更大变化，二是出现了大量的新阶层和新的职业群体，三是中等收入群众不断扩大。
工人队伍空前壮大，农民工成为主体，内部结构变化较大。2016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2亿人，约占工人队伍的60%。服务业工人的人数超过了工业工人，成为工人队伍中人数最多的部分。随着以通信、金融、物流、电子商务、房地产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一支与新技术、新业态密切联系的、有别于传统体力劳动工人的新型工人队伍迅速成长起来，达到数千万人。国有企业职工所占比重继续减少，经济社会地位分化较大，人们对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的偏好逐渐淡化，人们择业时更加看重的是企业的行业性质、薪酬待遇、工作岗位和成长空间。
农业劳动者在就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不足1/3，而且日益老龄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从业人员达到2.8亿人，占整个就业人员的70%，2017年这一比例下降为27%。改革开放40多年，一方面人口总量增加了将近6亿人，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绝对数量都减少了，所占比重更是大幅度下降。现在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就业人员中绝大多数是中老年人，农村青壮年对农业生产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留在农村从事农耕的职业农民呈现高龄化趋势，40岁以下的务农农民已经很少了。
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迅速成长。20世纪50年代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国民(私)营企业主不复存在，个体工商户也被消灭。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有2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579.3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民营经济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通常被形象地概括为“56789”：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超过50%；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了80%，全国城镇就业数是4.25亿人，非公有制企业就业数3.4亿，这就是80%；这两年特别是去年对新增就业的占比贡献超过90%。2018年11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强调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新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大量产生。2015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新时期统战工作的对象。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以及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2016年，全国新阶层人士约有5000多万人。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和人们就业观念的变化，新的业态和新的职业群体不断涌现，如电商从业人员、网络写手、网约车司机等。
中等收入群体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习近平指出，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经济发展的稳定受益者，他们对社会秩序和主流价值观认同感较强，比较理性务实，一般不希望看到既定社会秩序受到破坏，对社会能起到稳定作用。他要求扩大中等收入阶层，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近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发生了极大变化。不同机构和研究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和方法，计算出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有一定差异。根据李实教授团队的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2002年的10%提高到2013年的27.3%、2016年的28.9%。虽然单从比重来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依然偏低,但若从绝对数量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另外，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主要发生在城市地区。
7.社会的组织结构
二、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
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技术发展是推动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原因，而人口迁移流动、就业和居住形式的变化则是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的直接原因。正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和由此带来的就业形式、居住形式、家庭类型、价值观念的变化，使得我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与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这种特点更加明显。
1.时空压缩特征更加明显
2.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变
3.社会需求在多元化和高级化中呈现阶层化和群体化特点
4.客观地位与主观认同不一致现象仍然较为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和改善，以职业地位测量的客观社会阶层地位都有提高，处于下层和中下层的职业地位群体规模缩小，而处于中层、中上层甚至上层的职业地位群体的规模则相应有所扩大。然而大量的调查数据表明，人们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主观认同却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变化趋势。根据陈光金的研究，2001年至2011年这10年间，被调查者的主观经济社会地位认同结构出现了前期明显下沉，然后不稳定上扬的趋势。当前这种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和2015年年度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均显示，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的个人财富、收入和消费水平都达到了中等程度甚至较高水平，但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中下层或下层。按客观指标定义的中产阶级人数明显增长，但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人的比例却没有明显增长。
5.国家对社会结构的调控能力不断增强
社会保障均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和收入差距在缩小。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0906亿元，其中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节能环保、城乡社区支出115903亿元，占总体预算支出的52.5%，比2017年增长了约7.5%。2018年，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42亿人、1.96亿人、2.39亿人；全年三项基金总收入为5.6万亿元，同比增长15.28%，总支出为4.87万亿元，同比增长16.08%。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12.27亿人。全国有低保对象4620万人，供养城乡特困人员483万人，城乡低保标准同比增长7.6%和12.9%。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201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72倍，2017年为2.71倍，2018年为2.69倍。农村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386万人，280个左右贫困县脱贫摘帽，完成280万人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7%。房价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大批城市中低收入群体搬进新居，实现住有所居。2018年是棚改三年攻坚的开局之年，棚户区住房改造新开工600多万套。
特大城市人口控制能力在增强。例如，北京市最近几年来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流动人口总量开始下降。新世纪以来到2010年，北京市外来人口呈迅速增长态势。其中，2000—2005年期间年均增加20万人，2006—2010年年均增加近70万人。2011年以后，外来人口增速逐渐回落，直到2016年和2017年出现负增长。
党的领导全面加强，为社会结构调整和优化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各地积极谋划推进社会领域党的建设，以发挥党在社会建设中的领导作用。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提出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明确社会组织党组织功能定位，并就健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拓展社会组织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途径、加强社会组织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加强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组织领导进行了部署。2016年9月，作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的民政部发布《民政部关于社会组织成立登记时同步开展党建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督促民政登记管理机关推动社会组织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落实党建责任。开展社会领域党建工作，减低了社会领域改革的风险。
全面深化群团组织改革。党的群团工作是党通过群团组织开展的群众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群团工作和群团改革。2014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强和改进群团工作；2015年7月，中央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此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陆续审议通过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三个改革方案。群团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全面推开，并取得积极的成效。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仍处于快速调整变化过程中，社会流动和社会结构尚未定型，仍然有较大的调整变化空间。
三、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社会风险
总体而言，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结构不断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变化，反映着社会的进步，也为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是，也应该看到，社会结构内部不同方面变化不均衡以及社会结构调整总体上滞后于经济结构，给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带来诸多挑战和风险。
1.人口老龄化的风险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难题。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提前到来的，老龄人口规模大，城乡和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再加上人口大量流动以及家庭人口少、类型多等特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都要大得多，对就业、养老、经济发展、家庭生活和社会稳定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2.失业增加的风险
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寻找非农就业岗位，而劳动力素质、就业意愿与产业结构升级、新型业态新就业形式之间往往不能很好匹配，必然要产生大量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特别是面临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的新形势，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进一步增加。随着人工智能、互联网的发展，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现象会不断增强。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增加了失业的风险。
3.农村基层治理难度增加的风险
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就业，造成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同时，也使得基层组织建设人才不足、能力不够，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现象较为普遍。尽管近年来，不少地方从城市单位选派第一书记到村里任职，同时，建立大学生村官制度，充实和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在实施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城市的资本、人才也会更多地向农村倾斜。但是，总体来看，农村基层治理还面临诸多困难，例如，处理公共事务、治理环境卫生、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村庄治安等力不从心。如何科学配置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资源，防止资源不足和造成新的浪费是一个新的课题。
4.社区融合难的风险
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和发达地区村庄，既给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促进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他们也会与流入地居民产生利益冲突。当前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外出的目的是能够在流入地扎下根来工作和生活，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他们更多的是整家流动，在流入地购房或租房生活，与城市居民杂住混居。在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以后，新建商品房小区、拆迁安置房小区等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居民区越来越多，城市居民本身职住分离情况越来越普遍，居民区内住户之间少有联系，有“区”无“社”现象较为普遍，社区融合难度较大，社区治理存在较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