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对伉俪，是上外最早学习葡萄牙语的学子和开创葡萄牙语专业的教师；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使者，身居葡萄牙不忘祖国，长期奋斗在中葡文化交流的前沿；他们的人生朴实却精彩，他们的生活平淡却充实。他们的名字“小鲁”“小王”与葡萄牙语紧紧相连，他们的人生经历遍布中葡。他们的点点滴滴带给读者无数感动与敬佩。他们就是王锁瑛鲁晏宾夫妇。
上篇：葡萄牙语专业的创建与发展
1、丽吉娅与葡萄牙语专业的创建
1973年，我在上外西班牙语专业一年级学习。有一天，系领导找我和同班的鲁晏宾谈话，说学校打算开设葡萄牙语专业，决定抽调我们俩去学习葡萄牙语，以后留校做葡语教师。
（和西班牙语班同学在一起，前排右一为王锁瑛，第二排右三为鲁晏宾）
当时，学校聘请的德国专家克莱门斯的太太丽吉娅是巴西人，众所周知，在巴西使用葡萄牙语。那时候，中国和葡语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非洲的葡语国家还处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之下。巴西则在1964年发生了军事政变，右翼军人政府上台，进行独裁统治，极端仇华反华，逮捕了中国派往巴西从事新闻、贸易、纺织、交通和文化等工作的九位同志，进行迫害，“九颗红心”的故事当时在国内家喻户晓。独裁统治在巴西长达21年，在这期间，独裁政府禁止巴西公民来中国。丽吉娅是在去德国留学时结识丈夫克莱门斯的，可以说她是冒着失去自由或生命的危险陪同丈夫来中国的，因为她后来对我们说，在她的护照上不能盖中国的入境章，不能显示到过中国的痕迹，否则，她回巴西探亲时会被逮捕入狱。
正是在这样严峻的时代背景下，上外决定充分利用丽吉娅这一资源，请她为上外培养葡语师资。可能是因为我和鲁晏宾的西语学习成绩都很好，其他方面的表现也不错吧，领导就通知我们改学葡语。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所以领导跟我们谈话并不征求意见，直接下达通知，而我们则是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不过幸运的是，从学习葡语的第一天起，我们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一点儿也不后悔当时完全接受了组织安排。
其实，上外想开设葡语课程的想法由来已久。在我们之前，上外就把刘正康先生派往北京广播学院葡语专业学习，打算等他学成后在上外开设葡语专业。不过刘正康毕业后，进入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葡语组工作，没有回上外任教。当上外决定让我们改学葡语时，北京广播学院的葡语专业已经关闭了，只有北京外国语学院还有葡语专业。
当时的外事纪律非常严格，内外绝对有别，或许领导终究不放心让我们两个小青年单独接触外国人，所以又决定抽调俄语中年教师龙杏云陪我们一起学习葡语。
(在上外跟巴西老师丽吉娅学葡语)
当时，我们去农村开门办学，我就和丽吉娅住在一起，带去了老式的打字机和录音机，在农村边劳动边学习。我们接受了收土豆的任务，收完土豆后，地里还留下了很多小土豆，带队的农民说不用捡了，就充当肥料吧。丽吉娅说这些小土豆烤着吃味道特别好，让我去问一下，能不能让她捡一些带回家。我把她的要求反映给领导，校方和公社里的人商量了半天，说给她小土豆，会不会造成误解，使外国人以为中国农村产量不高，产的土豆这么小，再说，送人总要送大的才好。最后的决定是，还是给她大土豆吧。当一篮大土豆送到丽吉娅手中时，她连连说，我不要大土豆，我就是要小土豆啊。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行前，我作为葡萄牙国家电视台的嘉宾，参加了《明镜》访谈节
目。我说了这个土豆的故事，说明不同文化的差异，以及中国人希望把好的一面展示给外人看的朴实愿望。这个节目的收视率比较高，后来我曾在火车上、图书馆、豪华饭店都遇到过素不相识的葡萄牙人，跟我打招呼，说很喜欢我的访谈，其中有一位女士还问：“土豆故事是你说的吧？”到2008年底时，这个片段还被节目组列为当年的最佳访谈片段之一，又作了重播。
(在上外学农时跟丽吉娅老师上葡语课)
如果说我们后来能够运用我们的葡语知识，在教书写书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的话，那么丽吉娅就是第一大功臣。是她给我们打下了扎实的葡语基础。
2、在北外学习的日子
与我们相处一年后，丽吉娅随丈夫离开中国了。没有聘请到新的外教，我们就经历了几个月的自学生涯。每天，我们都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葡语广播录下来，然后开始做听写练习，听一句写一句，再进行翻译。只要句子的逻辑不通，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单词没有听明白，就一遍又一遍地重听，直到听到的单词符合整句的意思。当时的工具书特别缺乏，双语词典只有澳门出版的一部《葡中词典》，收词和释义都极少。所以我们查丽吉娅留下的原文词典，不断地提高着词汇量。
当时，北外有一个73年入校的葡语班。经过我校与北外联系，北外决定接受我们插班学习，于是我们三个人在75年去了北外。在此，要特别感谢我系意大利语老师陈师兰的丈夫李棣华老师。他是上外的法语教师，和当时的北外负责人曾同窗学习。是他主动帮上外和北外联系，并取得了对方的同意，让我们去北京插班学习。
(鲁晏宾在北京和葡语班的同学一起登长城)
北外73级葡语班只有8个学生。1974年，葡萄牙发生康乃馨革命，推翻独裁统治，非洲葡语国家纷纷宣告独立，葡语人才的需求量开始大了起来，于是又招了75级葡语班，共18个学生。当时北外有四个中国教师：王复山、顾逢祥、余才俊和刘崇孝，其中王老师和余老师主要教我们班。还有一对巴西夫妇阿马里约和拉可尔。王复山老师和刘崇孝老师已不幸去世，但顾逢祥老师与余才俊老师仍然在从事葡语教学工作，与我们时有往来。阿马里约曾任巴西共产党主席，当时他们夫妇在中国政治避难，现在也已经去世了。他们六位都是非常优秀的教师。
（鲁晏宾在北京跟巴西老师拉可尔在一起）
73级葡语班不断扩大，继我们加入后，又收了3个解放军插班生和4个朝鲜留学生，形成了一个团结友爱的大集体。我们在北外学习了两年，是我们葡语学习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两年。因为当时葡语界的人不多，几乎大家都互相知道，我们俩也以上海的“小鲁”和“小王”为大家所熟知。直到前不久，著名翻译家、原国际广播电台葡语组负责人范维信还对我们说：“我到现在都叫你们小鲁、小王，习惯了。”
我们还认识了当时在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葡语组工作的一对巴西夫妇贾伊梅和安吉拉以及他们两个可爱的女儿。贾伊梅姓马丁斯，电台的中国同事都称他为老马。他们一家当时也在北京政治避难。
因为在北外学习，我们得以接触到更多的葡语老师、同学和同行，极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我记得拉可尔上课时，习惯叫我在黑板上把她说的新单词写下来，她还笑着说：“现在我省力了，不用自己在黑板上写了。”我还陪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三八妇女节招待会，受到了邓颖超女士的接见。
3、著书立学与葡语教学
1977年，我们告别了北外的老师和同学，回到了上海。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国家教育部也在这一年批准上外开设葡语本科专业，我们的第一届学生将于78年春季入校。我和鲁晏宾着手编写一年级教材。教材写完后，经阿马里约夫妇和老马夫妇审阅后，定稿油印，就作为上外的葡语教材使用了。从那以后，上外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所有教材都是我们自己编写的，有精读课、泛读课、语法课等各种教材，其中语法课教材后来经过修改，定名为《葡萄牙语语法》，由澳门东方葡萄牙学会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分别于1996年和1999年出版。
根据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一篇关于中国葡语教学的硕士论文披露，该语法书以及我们编写的《简明汉葡词典》名列中国葡语学生的五本必读书名单之中。《简明汉葡词典》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于1998年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及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颁发的上海市优秀图书（1995.11～1997.10）评选二等奖，于1999年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三届国家辞书奖二等奖。这两本书至今仍在不断再版。
（和导师黛蕾莎教授讨论《简明汉葡字典》的编撰工作）
（1997年《简明汉葡词典》在澳门发行，左二为当时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社长王益康，右二为王老师）
(《澳门日报》报道《简明汉葡词典》在澳发行)
（《简明汉葡词典》荣获上海市优秀图书评选二等奖）
（《简明汉葡词典》荣获全国二等奖）
1978年春季，我们的第一届学生入校了。一共是10个人，八男二女，4名来自上海，5名来自北京，1名来自广西，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填写葡语这个志愿，是服从分配进入我们专业的。上海地区是我去招生的。蒙招生组领导同意，优先照顾小语种，让我从上外附中英语专业的毕业生中挑选学生。为什么要挑英语基础好的学生学葡语呢？因为考虑到葡语是小语种，万一以后用不上，最起码还能用英语工作。
当时，除了我和鲁晏宾给学生上葡语专业课外，龙杏云老师负责课外葡语活动，每周都有，还教过学生唱葡语的《国际歌》，但她后来又被调回俄语专业工作了。在她调走前，系里已经去调来了邵恒章老师。当时的系主任孙义桢对我们说：“葡语教师太少，你们连出国工作和学习的机会都不能享受，再招一个人，能减轻你们的负担，好吗？”“好吧！”我们说。但实际上，后来的出国援外任务还是邵老师去承担的，我们俩走不开，当然，在未出国期间，他也承担了部分教学工作。
当时很难聘到葡语专家。学校特派鲁晏宾赴北京出差，到国务院外事局申请专家。鲁晏宾在调阅材料时，看到一个德国外教的太太是日裔巴西人，请示领导后，就要了这对夫妇到上外任教。于是在1979年，我们就有了第二位巴西外教杜月珂，日名神野露子。和丽吉娅一样，杜月珂的语言能力也特别强，除了会说葡语、英语、德语、法语外，还会说日语，所以经常在上外的各国外教中充当翻译和联系人。她在上外工作期间，正是我怀孕生子的时候，她到医院去看望我，还赠送了当时上海滩上非常时髦与昂贵的一部婴儿手推车。
(鲁晏宾和巴西专家杜月珂及第一届葡语学生)
当时，我和鲁晏宾确实是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工作，兢兢业业，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但回顾以往，所有的学生都感到能够进入上外葡语专业学习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都感谢我们老师当时的敬业和付出。女同学何定在群里写道：“我三个志愿填的都是英语。后来问我学不学葡语，我妈咨询了一位教法语的老师，告知小语种人才中国奇缺，有前途，我哥也说该上，就上了，结果受益终身。当然更不会忘了两位老师当年尽心教给我们这门学问。”现在北京工作的王伟军说：“老师的严格要求和治学作风我肯定是从中受益匪浅。”当年的班长胡学泽写道：“王老师的敬业在所有老师中是十分突出的，且几十年如一。”
虽然我们年轻，虽然我们人少，但是我们本身的葡语水平好，工作兢兢业业，加上学生的文化基础好，学习认真，所以我们上外培养的葡语学生水平一点儿也不差。卞涛在他的日记里写道：“1978年8月2日中午，收到北京同学吕振波寄来的青年自学丛书《天文知识》及书信，即用葡语给他回了信。”“1978年8月14日上午，收到同学胡学泽用葡文写的信。我们才学了四个半月葡语，居然就能学着用葡语写信了。”
4、困难中前行
1979年，中国和葡萄牙建交，所以在杜月珂离任后，我们得以聘请到一位葡萄牙外教安娜，同时也向葡萄牙古本江基金会和葡萄牙语言文化学会（今卡蒙斯学会）申请到了大批赠书。
在第一届学生于1982年毕业后，安娜继续留任，给我们教师开进修课程，学习葡萄牙语史、葡萄牙文学史及文学作品。我们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系统地接触到了葡萄牙的名作家和名作，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研究葡萄牙浪漫主义作家卡米洛，鲁晏宾则专攻现实主义作家埃萨。进修课程结束后，我和鲁晏宾都写了论文。1996年，我的论文由澳门文化司署（原澳门文化学会）出版，书名《两个爱情悲剧的比较研究——〈红楼梦〉和〈被毁灭的爱情〉》（中葡双语版）。鲁晏宾则去西葡第一届文学研讨会上做了发言，并在《澳门杂志》上刊登了《埃萨·德·克罗斯及其作品》和《葡萄牙语的形成、演变及现状》等文。
教师进修课程结束后，上外于1984年招收了第二届学生，也是一个班10个学生。84级葡语学生进校后，正是葡语大发展的年代。文化部下达任务，要将多部科教片和动画片译制成葡萄牙语，这个光荣任务就交给了我们。我和鲁晏宾先把所有的影片翻译成葡语，科教片都是我和鲁晏宾配音，但动画片里的角色很多，就由我们和学生共同担任配音任务。我们配音的动画片有《火童》、《邋遢大王》、《葫芦兄弟》等。鲁晏宾一般配一号大坏蛋，如蝎子精之类的；我一般配正一号，通常是个男少年，因为根据专家意见，30多岁的妇女声线接近少年郎；我们的学生则担任各种小动物、小植物的角色。
（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配音，前排为鲁老师和第二届学生严岚，
后排均为学生，左一坐着者为葡萄牙外教若热）
（王锁瑛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配音，旁边为外教夫人丽娜，左一为配音导演）
配音工作非常有意思，我们对着屏幕，看着人物的嘴巴，同步动嘴说话。如果话短，就要加音节，如果话长，就要减音节，所以经常在现场改稿，增删译文。同时有一个配音导演，在旁边指导我们应该运用什么感情和语气说话。我们曾经非常担心，不知道我们配音的电影是否受欢迎。后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通知我们，接文化部消息，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邀请当地民众观看电影《火童》，受到极大的好评。听到这个反馈消息后，我们才终于放了心。1986年的时候，我们又聘请到了一对葡语专家，即若热和丽娜。他们也参加了其中一部影片的配音工作。
第二届葡语班于1988年初全班被派往巴西留学。因为在1987年已定全班同学都去巴西留学，所以学校就批准我和鲁晏宾于1987年秋出国，让我去了澳门，让鲁晏宾去了葡萄牙。接着，邵恒章老师也去了葡萄牙。
从1987年到1990年，我先后在澳门文化学会及澳门新华社工作，期间到过葡萄牙考察葡萄牙语，作为考察成果，后来在葡萄牙出了一本书，书是用葡语写的，中文译名为《中国人学葡语——兼谈葡语教学方法》。
1989年，第三届葡语班10名学生进校了。因为当时总是担心小语种的就业问题，所以89级葡语班是五年制的双语班，在大一强化英语学习，到大二才开始学葡语。
1990年，我正在澳门新华社工作，上外急召我回国，因为89级葡语班学生即将升入二年级，开始葡语学习，但葡语教师都在国外。虽然澳门新华社极力挽留我，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回国，担负起教学任务。
从1990年9月到1991年2月，我每天除了给葡语班学生上课，还教一位留校的西语毕业生张黎学葡语，培养她做葡语教师。根据学校交给的任务，我还必须为上外请到一名不需上外付工资的专家。幸亏我于1987/1988年在澳门文化学会工作时，因为了解到当时葡萄牙在东方推广葡萄牙语的工作是由澳门文化学会负责的，便为上外申请葡萄牙公派的葡语外教，获得了批准，所以这时只需落实计划即可。1991年2月，葡萄牙公派外教马努埃尔到任。我和他合作了半年，一起教书，并帮助他适应上海的生活和工作。马努埃尔是一位非常具有奉献精神的教师，曾获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奖、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以及葡萄牙政府授予的恩里克王子勋章。他在上外工作多年后，又被派到北外工作，现在澳门理工学院任教。我们成了好朋友，至今保持联系。而上外的这个公派专家点也一直延续至今。目前在中国，已有30多所高校开设了葡语课程，但是官方的葡语专家点，在中国大陆最初只存在于北外和上外，后来又加上了传媒大学。
（王锁瑛与学生们及外教马努埃尔在一起，前排右五为王老师，右四张黎、左二张敏芬及后排左一徐亦行均为现在的上外葡语教师）
1991年夏天，在安排好上外的教学工作后，我申请自费去了葡萄牙，旨在编写《简明汉葡词典》，后应邀留在葡萄牙担任葡语和汉语教师，就此离开了上外，但一直与上外葡语专业以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保持着各种联系。
（在葡萄牙接待上外戴炜栋校长，校长两旁分别为张黎老师和王老师）
5.与其它语种的共同进步
当时是西俄语系。我们从北外回到上外后，与阿尔巴尼亚语为同一个教研室，教研室主任是张国荣。后来西俄语系分开，我们又与意大利语、希腊语同教研室，主任先后有张世华、朱圣鹏。
在西俄语系时，系主任胡孟浩曾来听过我们上课，称赞我们注重课堂操练，课上得很好，给予了我们极大的鼓励。他后来担任了上外校长。
当张绪华老师担任系领导时，曾组织青年教师上公开课，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我曾上过葡语公开课，我还记得在那节课上教了葡萄牙动词的先过时。张绪华老师作为西语系的创始人及领导人之一，一向十分关心青年教师的业务成长。
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黄锦炎老师。他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们西班牙语，但我们经常向他请教文学作品的翻译处理问题。他每次都给予积极的帮助。我在翻译葡萄牙名著《一个天使的堕落》时，他给我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他的太太高玲玲作为《简明汉葡词典》的责任编辑，为这本词典的出版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下篇：个人故事
1、出生普通，成长不凡
我出生于普通的工人家庭。我父亲生前工作勤奋、嫉恶如仇，是一个工厂的车间主任，曾被评为上海市“五好工人”；我母亲生前是家庭妇女，具有传统的中国妇女所有的美德。我父母生育了6个女儿，我们六姐妹彼此关系很好。很多人对我的名字里有一个“锁”字感到好奇，那是因为在我们六姐妹之前我父母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但还在婴孩时就夭折了，为了留住后来的孩子，就让我们的名字带上了一个“锁”字。我自己和周围的人都认为我正直、敬业、善良，那正是来自父母的身传言教，几十年间耳染目濡。
我于1951年底出生，几乎是和新中国同时成长的。因为赶上大跃进，所以我提前一年入学，和比我大一岁的鲁晏宾是同年级。我在方浜西路小学学习，是学校的大队学习委员。1964年进入上外附中西班牙语班学习。1968年，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要接受再教育的号召，报名去了上海南汇县的东海农场务农。在农村四年，种地挑粪，样样都干，学会了面对艰苦的环境不屈服。我自认为是个坚强坚韧的人，就是得益于农村的这四年。
（1965年上外附中西班牙语班的一张照片。鲁晏宾前排左二，王锁瑛前排右二，后排左一女士是附中刘葆宏校长，左二是教导主任张尧基，外国人为古巴专家。）
我认为，写作文和翻译是学习外语的最好方法。葡萄牙语是一种有语法变化的语言，讲究时态、人称、性、数等的配合。只有写作文或翻译时，才能协调运用所有的知识。我本人学习葡语的过程，就是不断进行写作和翻译的过程。
我喜欢看文学作品。我记得刚进上外时，图书馆还没有完全开放，有些文学作品可以借阅，但在还书时必须附上书评。当时看了不少书，书评也写了不少。
2、教学路上的困难与风景
那时候，我们上外葡语专业的课分精读课、泛读课、语法课、会话课、翻译课、电教课（幻灯试听课、同声传译课）等，什么都教。最大的挑战和困难就是没有合适的教材，都需要自己编写，还要自己录音。
我和鲁晏宾是在上外附中一年级直接跟古巴老师学习西语的，第一节课就学说话；学葡语，也是直接学的会话；到北外插班时，也早过了语音阶段。所以我们在编写一年级教材时，从来没有把语音单独列出来教授，而是特别注重语音、会话和语法的结合，按题材编写，每一课教几个音节的发音、一些会话句子和一些语法现象，这样学生从一开始起就能就所学题材用葡语会话和书写。
这种方法非常有效。我记得1990年12月，澳门教育司副司长欧姬丽到上海访问，来到葡语班跟学生交谈。她知道学生们才学了几个月葡语，以为他们说不出什么话，没想到双向交流十分通畅，而且错误很少。她非常吃惊，说这在澳门是不可思议的，立即邀请我去澳门参加葡语研讨会，介绍教学经验。但是我因为一个人负责这个班，无法脱身，她转而邀请远在葡萄牙的鲁晏宾去澳门开会。
编写语法教材时，正是我怀孕的时候，挺着大肚子，在桌子前面写啊写。那时候没有电脑，全是手稿，再由打字员打蜡纸油印。我婆婆说：“怀孕了，不能老坐在桌子前不动。”但是没有办法，只能坐在桌子前把教材编出来。
3.和学生亦师亦友
（第一届葡语学生和院系领导和外教安娜一起合影
前排左起：安娜、副院长魏原枢、党委书记韩宗琦、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施伯云、系领导施永龄和陈璞珍）
因为实在缺乏师资，早期的葡语专业都是待一届学生毕业后，再招另一届学生，所以我在上外任教十几年，只教过三届学生。
我们和最早的三届学生亦师亦友，近年来，得益于先进的通讯手段，彼此保持联系，互通消息。
我对第一届的黄跃红同学始终抱有歉意。他非常聪明，语感极好，又特别认真，可以说是我们所有的学生中葡语成绩最好的一个。他是上外附中的英语专业毕业生，当年他并没有报考葡语专业，是我从一堆报名单中把他挑出来学习葡语的。他大学毕业时，我们申请他留校，他本人也乐意，但是院系两级领导就是不同意，说没有编制。他被分到了五矿公司，专做小五金贸易，做得很成功，甚至得到了当时的经贸部长陈慕华的称赞。后来，学校说可以给一个教师名额，他也愿意回校任教，但是他们单位就是不放人。再后来我们就跟他失联了，二十年间杳无音信，于前不久刚联系上，才知道他后来一直用英语工作，没有碰过葡语。后来经商了。我一直觉得很可惜，那么好的葡语人才，结果葡语一点儿也没有用上。我一直想，如果我没有把他从英语专业挖来，他在英语方面是否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他当时能够留校做葡语教师，在葡语方面的建树一定比我们更大！
第二届10名学生，除了一名在巴西遇难外，徐伟丽接替第一届的何定，为现任中国驻葡萄牙商务参赞；朱仪在巴西驻北京大使馆工作；王军在鲁能足球队协助巴西教练工作；严岚定居香港，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曾携带全家专程来葡萄牙探望我们；汤蓓、焦翠萍、洪锐忠、郑君辉在巴西经商，后三位于2015年8月专程结伴来葡萄牙探望两位老师；徐文标定居加拿大。第一届学生王伟军和第二届学生朱仪还因为葡语而结缘，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第三届10名学生，除了一名失联外，徐亦行、张敏芬在上外任教，其中徐亦行现任上外葡语教研室主任，于2015年获葡萄牙总统颁发的功绩勋章；刘因之任澳门检查官；张娴在澳门政府机构任法律顾问；谈霏在澳门基金会工作；张广华任巴西中国银行副行长；周晔在中国银行总行任高级经理；夏宁为某外国驻华机构总裁，跟葡语国家有贸易关系；邝灼聪在进出澳门的边检部门工作。
近几年来，来葡萄牙留学和工作的上外葡语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都是我们的学生的学生，我们认识了其中不少人，彼此常有联络，深深感到上外的葡语学生真的很不错，每次看到他们总有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其中有一位学生来葡萄牙后生病，接到徐亦行老师要求提供帮助的请求后，我们陪她去医院看病，还接到家里住了几个星期，当做自己的孩子一般照顾她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看到我们的学生以及我们学生的学生事业成功、生活幸福，我们感到无比的快乐和骄傲。
进入2015年9月后，响应鲁老师的一个倡议，葡语班的第一届学生纷纷出谋献策，打算拟定一份建议书，向上外提出举办上外葡语专业建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
4.和丈夫相濡以沫
鲁晏宾于1950年生在上海，他的祖籍就是小说《红旗谱》里描写的河北蠡县。我的公公婆婆在抗日战争时参加了革命，后来南下留在上海工作。因为残酷的战争环境，我婆婆的身体很不好，50多岁就因病去世了。我的公公婆婆非常平易近人，丝毫没有老干部的架子。鲁晏宾一家在家里都说普通话，所以鲁晏宾小时候不会说上海话，在小学时曾为评为推广普通话标兵。他于1968年被分到上海的一家工厂工作，在工厂里跟师傅们学会了说上海话。
我和鲁晏宾是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和大学同事，当然，谈恋爱是在大学毕业以后，步入婚姻的殿堂是在1979年。从相恋、结婚到现在，在近四十个春秋里，我们共同面对每一个困难、每一个挫折；共同创造每一个成功、每一次辉煌；在人生的道路上共同跨越每一个低谷并攀登每一个高峰，携手走过青年与中年，互相扶持着慢慢变老。
因为眼疾，我的丈夫从壮年起视力就开始下降，到本世纪初完全失明。我要忙工作，忙家务，真是觉得很辛苦。有时我也很想做一个小女人，不要那么辛苦，未免会情绪低落。而我丈夫从看得见到看不见，行动受限，未免有时也会心情不好。为了工作上的分歧，为了家事的处理，因为觉得事情不如意，我们之间也有争议、口角与不快，如同任何一对夫妻一样。但最终，互相之间的深厚感情、共同的理想与价值观战胜了一切。
葡萄牙华人记者于建华在《葡萄牙华侨华人纪实》一书中，这样描写我和鲁晏宾：“在葡萄牙侨界，夫妇俩不仅是最为资深的翻译家，而且平易近人，专心教育工作，在葡萄牙坐拥葡中桃李满天下。……夫妇俩，在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家庭上，携手体贴，风雨同舟，堪称葡萄牙华社模范夫妻。”
（2015年，旅葡侨界称赞两位老师桃李满天下）
5.活在当下
我不喜欢沉湎于过去，也不热衷于设计未来，我觉得应该做好的是当前的每一件事情。
作为一个双语工作者，我时刻感受到一种使命感，即用语言这个工具，促进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来到葡萄牙后，我觉得向葡萄牙人民介绍中国的灿烂文明、传统文化以及当今现实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多年来，与丈夫鲁晏宾合著的主要作品有：
《简明汉葡词典》（获第三届国家辞书奖二等奖以及上海市优秀图书评选二等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葡萄牙语语法》，澳门东方葡萄牙学会（繁体字版），1996；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简体字版），1999
《葡萄牙人学中文》系列教材（带光盘），计划出五册，已经出版三册，由葡萄牙教育科学部下属澳门科学文化中心出版，2006-2010
我出版的其他主要著作有：
《葡萄牙语语音》，上海外语音响出版社，1987
《交谈有助于理解……语法》（葡语和汉语双语版，对两种语言的语法进行比较），澳门东方葡萄牙学会，1992
《两个爱情悲剧的比较研究》（葡语和汉语双语版），澳门文化学会，1996
《华人学葡语——兼谈教学法》（葡语版，葡萄牙InstitutoRainhaLeonor，1991）
作为主要作者，我和我的学生及好友AnaCristinaAlves合著了《龙乡故事/ContosdaTerradoDrago》和《龙乡神话与传说/MitoseLendasdaTerradoDrago》。前者介绍中国的传统故事，2000年初版，2007年第二版，2008年第三版，2002年获葡萄牙评委会的IBBY提名奖；后者介绍中国的神话故事与传说，2009年出版。两书均为葡语版，均由葡萄牙Caminho出版社出版，均被列入葡萄牙全国阅读计划，推荐全民阅读。葡萄牙SIC电视台阅读节目曾有一期专门介绍《龙乡故事》一书。只要上网一查，就可以看到对这两本书的众多评介。
我的主要译作有《一个天使的堕落》（1995）、《十六、十七世纪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1998）及《毁灭之恋》（2000），这三部译作都出版了繁体字版和简体字版。
我还撰写了《华人考驾证》一书，讲解葡萄牙交通法，帮助广大侨胞用中文考葡萄牙驾驶证。从2005年迄今，已有数千名华人得益于这本书，成功获得了葡萄牙驾驶证。
我还接受了多家葡萄牙报刊、电视台和电台采访，大力宣传中国文化。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所有讲座以及我所有的书，都受到了欢迎。
5、翻译问题与未来寄语
现在是葡语大发展的年代，全国有三十多所高校开设葡语课程，每年招生，有的每年招几个班，全国每年招生总人数超过数百名。有很多人还在求学期间，就开始打工挣钱了。因为机会多，我感到有些人有急功近利的想法，重视挣钱，忽视了语言基本功的学习和训练。
在葡萄牙接触到很多国内的汉译葡文件，翻的葡语一点儿也看不懂，交到葡萄牙有关机构，被退回重译。如曾有几个人去中国结婚，带回了结婚公证书后，去移民局申请配偶来葡。结果移民局说他们并没有结婚。当他们把文件拿来给我看时，才知道“登记结婚（registarcasamento）”被翻译成“登记以便结婚(registar-separacasamento)”，多用了一个前置词，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在学习证书上，很简单的一个单词“年级（ano）”被翻译成“grau”、“escalo”、“classe”、“sala”、“aula”，什么都有；“男”则被翻译成“macho”，“女”则被翻译成“fêmea”，看到的葡国人无不哈哈大笑，因为这两个形容词专指动物的性别，意“雄性”或“雌性”。在驾驶证上，把“小汽车”翻译成“minicarro”、“carropequeno”，等等，等等，不足枚举。
目前，我也在葡萄牙阿威罗大学及里斯本新大学给来葡交流的中国葡语专业学生上汉葡及葡汉翻译课，其中包括来自上外的葡语学生。我一直对学生说，凡是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首先态度要认真，只有态度认真，才会努力提高语言水平。
（1985年，参加接待澳督高斯达访沪）
（1997年，与前总统桑巴约在一起，前排左一为王老师）
（1999年，获澳门政府颁发的专业功绩勋章）
（2013年，中国驻葡大使黄松甫在两位教师组织的一次汉语活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