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四唯”现象在科研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院士评选等科研活动中一度盛行，饱受诟病。
近日，全国多位学术界人士向澎湃新闻表示，此次对“四唯”的专项清理行动非常必要和及时。目前高校、科研机构等部门人才评价体系中功利化是很大的问题，即“帽子”与“利益”高度挂钩，容易导致学术界出现浮躁、唯利是图的现象。而要去除学问的功利性，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去除资源分配上明显的头部效应。
“体制性造成了学术界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
通知中，教育部等五部门确定了“四唯”现象的清理方向：其一，对政策文件中涉及“四唯”的规定进行修改；对本部门和单位牵头执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涉及“四唯”的规定，提出修改建议。其二，对各类考核评价条件和指标中涉及“四唯”的内容进行调整，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手册、评审细则等。其三，对有关管理信息系统和工作表格中涉及“四唯”的内容进行修改。
其中，教育部将重点清理学科评估、“双一流”建设、基地建设、成果奖励、人才项目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指导和督促所属高校清理内部管理中涉及“四唯”的做法。
她指出，现在我国的科研考核体制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当前的“四唯”，体制性地造成了学术界急功近利、学术不端、浮躁等严重突破职业道德底线的不良风气。最终不仅有害于青年人员的成长，也有害于整个科学研究领域。
“在目前的各类考核评价条件和指标中，‘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肯定是存在的事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业进介绍，博士学位、出国访学经历、论文和专著、（国家级）课题等是中国高校及研究机构在招聘、晋升过程中的必要考核条件，可谓千校一面，大同小异。“对国家级课题的强调、对各种‘帽子’的强调，偏离了产出成果‘是否具有原创性发现、是否真学问’的考核中心。”
刘业进以论文举例：现状是，没有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一般无法获得高级职称，但国内期刊市场尚没有建立起较高的公信力，同行评议和匿名审稿制度等还不尽完善。
“‘帽子’与‘利益’高度挂钩”
另一方面，多位一线学术界人士认为，目前高校、科研机构等部门人才评价体系中最大的问题是功利化，即“帽子”与“利益”高度挂钩。
“这容易导致学术界有人利用规则开展投机活动，出现浮躁、唯利是图的现象。”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褚蓥举例：“比如，现在项目评审，特别看重‘教授’、‘人才’等头衔，或是某个名教授的徒弟都要比普通申报人吃香，显然会造成名实不副的情况。再比如，现在引进某某人才的费用高达几千万，但这个人才实际的科研能力与贡献则没人在意，因为人们只在乎这个人才可以给这个单位带来哪些资源，这些资源与其‘帽子’是绑定在一起的。”
彭峰也表示，大部分的高校引进人才计划都是以“长江学者”、“长江青年”以及很多地方人才计划的“帽子”为引进条件的依据，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部门对高校的考核指标中要求“帽子”，引进费用上明确列出了档次。
“这也是高校的无奈”，她说，因此，教育部门对高校的考核评估指标也应该根据这次“四唯”的要求进行修改。“让学术回归学术，让学者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园。”
而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沈华清看来，“四唯”问题的实质在于人事上的“懒惰症”。
“尤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专业期刊的阅读量和交流价值逐渐衰弱，在人文社科领域就有不少期刊差不多已经沦为靠论文收费为业。这样的境况下，唯论文就更加不靠谱了。”沈华清说，“正是这种‘四唯’阻塞了真才和良才。人事安排和执行者如果只是停留于表格上的描述而没有如伯乐相马的基本能力和意识，人才如何能上流呢？”
不过，刘业进也表示，对于“四唯”清理也需要多角度看待，权威和等级秩序在任何领域都是必需的，只是对于不合理之处还需要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
“申报书中可以去掉行政职务行政级别一栏”
那么，告别科研评价“四唯”，建立新的评价体系还需要哪些关键性的举措？身处学术界的多位人士也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对于当前“人才工程”、“人才计划”各类“帽子”太多，科技人才评价异化为“帽子”大比拼，而不是真实科研成果竞争的现象，褚蓥认为，关键点在于将“利益”与“帽子”脱钩，去除头部效应。
其中，在项目评审、人才引进、职称评定等多方面应实事求是，注重申请人成果和申报书的质量，而不是看其“帽子”。让“帽子”回归荣誉，成为对学者学术贡献予以表彰的手段。
对于这一点，彭峰也非常赞同。她指出，现实中还有不少领导本身并不是某一领域的研究者，然而因为具有行政头衔，申报项目时什么热转到什么方向，就能中标，而真正该领域的研究者却往往落榜。她建议，申报书中可以去掉行政职务行政级别一栏，以成果为标准。
另一方面，刘业进也提出：改革的焦点问题，是把竞争导向真正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勿因破除“四唯”，就搞成不要标准，或者搞成民主表决。学术评价和科技人才评价，肯定是要看成果、产出、论文。这样才能避免把破“四唯”搞成特权当道、学阀当道、没有标准的“改革”。
“其实在破’四唯’之前，有的单位已经开始有这种现象了，打着改革的名义，降低标准，却又未能真正推行代表作制度，甚至连方案都没有。特别是标准年年变的问题，因人而定，是很明显的现象。”彭峰表示，的确要谨防破除“四唯”变成某些领导搞特权的借口。比如，有的单位可能打着破除“四唯”的名义故意降低职称评定门槛，民主表决演化成私人关系好恶之间的投票，反而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基础研究不能太急功近利”
在科研评价体系建设的思路上，几位学术界人士也都强调了各学科之间具有的差异性，建议考虑到基础研究及人文社科领域的特殊性，应将资源相对平均分配。
彭峰表示，建立评价体系时，需要在本学科范围内进行评价，而不应该让学科跟学科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比如关于研究经费、项目的问题，社会科学与理工科是无法横向比较的；再如社会科学内部，经济、法律、宗教学、文学、哲学间也都有很大的差异。
“基础研究是我们的短板，而基础研究的周期较长，需要闲暇这个必要条件，如果评价导向太过急功近利，导致研究人员长期争基金、抢‘帽子’，结果偏离了科学研究的本分，变为不看质量和实际内容的点篇数、计件制的竞争，往往结果是大笔经费花出去而真正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极少。”刘业进认为，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目前“贫富差距”太过悬殊，就当下情形而言，适当加大平均分配的权重，减少基金竞争的强度是必要的。
彭峰提出，对于评价体系的建立，代表性成果与同行评议尤为重要。不过，同行评议的指标体系仍需要进一步的建立，不能单纯以同行打分等手段进行，需要引入客观数据等指标，同时也要考虑到学科之间的特点和差异，建立更细化的指标体系。
在大数据背景下，很多技术手段已经有能力评估一篇论文或一篇研究成果的真实影响力。因此，彭峰建议，同行评议可以根据目前已经有的一些学术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部分综合考量。此外，她还指出，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期刊届享有不小的隐形权力，但是相对的责任、义务却不多，需要有关部门出台规范性文件加以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