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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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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概述
1978年后，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史学研究逐渐回归其本质特征。“文革”期间轻视史料工作的学风开始扭转，资料整理出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中国近代史料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史料的重要性得到充分肯定。在史学界开展的史论关系等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中，史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进一步得到肯定。葛懋春在《论史论结合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可靠的历史资料和科学的历史理论，是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充分占有可靠的史料，尽可能地弄清历史事实，对于历史科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注]戴逸在谈及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的问题时，特别强调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用史料学去代替历史科学，但历史研究必须以史料的搜集、整理、排比、考证为基础。史料的突破常常会导致研究的突破，修正或改变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每个历史研究工作者必须勤奋、艰苦地做史料工作，在大量、丰富而准确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有科学的历史研究。”[※注]这一时期关于史论问题的讨论，与1958年不同，学者更多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较少意识形态上的纷争。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肯定，从史料出发，成为学者们普遍遵循的研究路径。
第三，多家专业学术资料刊物的创刊，为整理刊载史料提供了更广泛的途径。改革开放前，专门刊载史料的刊物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改革开放后，以档案馆为依托的史料刊物逐渐增多，相继创刊了《历史档案》《民国档案》《档案与史学》《四川档案史料》《北京档案史料》《湖北档案》《云南档案》等刊物，在发表研究论文和档案工作信息的同时，也刊载历史档案资料。这些刊物大多以刊载单篇史料为主，与专题史料集互为补充。
第五，史料出版呈现多样化趋势，不仅种类、数量繁多，而且形式丰富。编辑方式上不仅有综合性的资料集，也有专题资料集，以及刊发于专业刊物上的单篇资料。既有点校整理排印，也有影印出版。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第六，随着大量史料的整理出版，以及高校中相继开设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课程，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学科逐步发展成熟。1992年4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成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从事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研究的专业学术团体，为学者提供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学术的平台。至2009年，学会共召开了22届大型学术研讨会和40余次小型学术研讨会，以及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抗日战争史及史料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少数民族史及史料研究》（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近现代史及史料征集研究》（新疆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近现代史及史料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近代史及史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等论文集，对于促进中国近代史料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探讨近代史料学理论问题的著述也逐渐增多，对史料学的定义和内涵、史料定义和分类、史料学与历史学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虽然建立独立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学科尚任重道远，但上述成果却推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史料学的发展。
第二节晚清政治史资料的编纂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晚清政治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一方面是基于晚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处于核心地位的政治史在近代史学科中长期居于显学地位；另一方面也与清代以来留存下来的大量政治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不无关系。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初，主持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所列的10个大专题，集中地反映了发生在晚清时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是晚清政治史资料的集大成者，对推动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这套资料的编选，受那个时代的局限，存在着种种缺陷和问题，但它们的出版，为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文革”十年间，晚清史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基本上陷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渐恢复，晚清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1978年至2000年，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综合性的档案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馆藏明清档案的中心，经过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的发展，其馆藏达到1000多万件档案，其中绝大多数是清代档案。这些档案分为73个全宗，包括内阁、内务府、军机处、宫中、宗人府、刑部—法部档案，是研究清朝一代特别是晚清时期国家政治、军事、外交、民族、经济、文化的史料基础。为了满足清史研究的需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1978年起，开始编辑《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出版），每年1—2辑，每辑20万字左右，陆续整理公布馆藏清史档案资料，至1990年共出版14辑。在公布的档案中，相当部分是1840年后的档案资料，涉及晚清时期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李沅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辛酉政变、周福清贿赂科场案、北洋练兵案、毅军纪略、清末币制改革、辛亥革命等。《丛编》刊载的资料虽然零散，但在当时是公布晚清档案的唯一窗口，为学界提供了研究晚清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受到学界高度重视。
不过，历朝上谕均有不同的文本，史料整理的重要工作即是比对各种文本异同，为读者提供确实可靠的资料。但受当时出版经费、人力等条件的限制，《清代历朝上谕档》在整理编辑时，未能对馆藏上谕档进行必要的文本分析，特别是未能对馆藏相同年月的不同文本的上谕档档册进行相互比对和划分，仅采取了在相同年月的不同文本中选取品相相对完好的文本的选材方案，不仅遗漏了不同文本中一定数量的不相同的内容，而且占馆藏上谕档近34%的文本被视作无用的重复部分而未能入选，使读者在运用时缺失了从文本方面判定其史料价值的参考依据，难以真正了解和把握军机处上谕档的全貌。为弥补其缺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馆藏清代军机处上谕档进行了全面数字化处理，使读者能够查阅不同文本的上谕档。[※注]这一弥补举措，体现了传统史料学重视版本比较的思想精髓。
这一时期，在综合性的资料方面，比较重要的还有《清实录》的影印（计60册，中华书局1985—1987年版）。《清实录》是清代历朝官修史料的汇编，其中的宣宗（道光）、文宗（咸丰）、穆宗（同治）、德宗（光绪）四朝实录及《宣统政纪》均属于晚清史料的范围。
（二）专题资料
这一时期，在专题史料的发掘整理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就，不过，史料编辑的主题并未能超越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的范围，即仍然围绕晚清重大历史事件发掘整理，而各专题史料的整理出版成就也不均衡。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鸦片战争
全面反映鸦片战争的综合性史料，有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等编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全书共200多万字，辑录了清嘉庆十五年（1810）至道光三十年（1850）的上谕、奏折、清单、章程、信函、说贴等有关战争前后全面反映清朝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的馆藏档案。资料收集范围不拘于战争本身，对于战前清政府的禁烟活动以及战争之外的资料也予以足够的重视，便于读者全面了解和研究鸦片战争。
此外，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影印版），搜集了中英官方首次正式接触的档案资料，不仅是研究英使访华的背景、过程的第一手资料，又因此次访华对中英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也是了解鸦片战争前历史背景的重要参考资料。
反映鸦片战争在各地的情况的专题资料有《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地方研究室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宁波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1959年由中华书局初版，后增加了新的口述资料后重新再版。
改革开放后，有关林则徐的书信、函稿、手迹资料的整理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1985年，在林则徐200周年诞辰之际，学术界集中推出了增订本《林则徐书简》（杨国祯编，福建人民出版社版）、《林则徐信稿》（黄泽德编，福建人民出版社版）、《林则徐书札手迹选》（刘九庵编选，肖燕翼释文，紫禁城出版社版）、《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陈锡祺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版），从而为林则徐研究和鸦片战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长期以来研究鸦片战争的学者主要依赖于中文资料，有关鸦片战争的外文资料虽然在一些资料集中有所反映，但较为零散。改革开放后，学界对于外文资料有目的地进行了选译。1993年，胡滨翻译编辑了《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中华书局版），是一部较早的有关鸦片战争研究的外文资料集。该书包括英国蓝皮书中有关鸦片战争和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有关鸦片战争两部分资料，属于英方最核心的资料之一，基本反映了鸦片战争全过程，尤详于英国制定侵华政策的经过。该书的出版，填补了国内鸦片战争研究外文资料缺乏的空白，为揭示鸦片战争中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如英国政府与鸦片贸易的利害关系、穿鼻草约是否签订等问题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注]
2.中法战争
在档案文献方面，张振鹍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中华书局1996—2006年版），是一份极有分量的资料汇编。目前已经出版5册。除选编了部分中文档案文献外，该书还选译了大量的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的档案。尤其是占全书近三分之二篇幅的法文档案，系由法国汉学家巴斯蒂夫人从法国数个馆藏机构中帮助搜集的，内容涉及中法战争时期法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殖民活动等，价值弥足珍贵。
3.中日战争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的《甲午中日战争奏稿》（2010年版），收录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开战、议和、签约各阶段翰林院编修丁立钧等上呈奏稿28件，内容涉及朝廷和战之议、甲午军务兵情、呈奏作战机宜、力谏议和签约、纠弹参奏专权误国大臣等，对于研究了解甲午战争期间朝廷主战、主和派及议和签约的斗争，帝后两党及清流派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李鸿章等封疆大吏和淮军、湘军、粤军在甲午战争的作用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辑的《清季名人禀牍奏稿函札——甲午中日战争新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包括“徐邦道禀牍函稿”“张荫桓奏稿家书”及“清季文人函札”三部分内容，其中，总兵徐邦道作为甲午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其禀牍奏稿，记录了所经历的重大战役的过程，是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一手资料。
这一时期，较有价值的资料，还有陈旭麓、顾廷龙、江熙主编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982年版），以及张侠、杨志本等编的《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前者为时任津海关道的盛宣怀为李鸿章办理外交和军务的档案资料，多系李鸿章文集中所未载，可与李鸿章文集互补。后者为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有关中国近代海军创建、发展和衰败的资料汇编，内容涉及海军建置沿革、舰船购造、海防思想与防务设施、海战纪略等，对于研究我国近代海军史、海防史，特别是中日战争中有关海战的情况具有重要价值。
4.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史料》共90余万字，按照资料类别编辑，分为四类：“义和团文献”4种，包括传单、揭帖、乩语和咒言等，是义和团本身的原始资料；“史籍汇录”67种，汇集了文集、函札、日记、笔记、纪事诗、年谱中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原始文件和记录；“四川红灯教”，收录清政府案卷75通，反映了义和团在四川的情况；“方志辑录”，共收199种方志，以直隶、山东、四川等省的方志为多，奉天、黑龙江、山西、陕西、浙江、广东、贵州等省较少。收入的资料中，相当部分为未刊的稿本和抄本，或流传不广的印本，以叙述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抵抗八国联军的侵略为主，也记述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情况。该资料是继《义和团》之后又一部有关义和团运动的综合性的资料集。
《筹笔偶存》原稿发现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外务部档案全宗》之内，是一份汇集光绪二十五年五月（1899年6月）至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公元1903年3月）山东巡抚衙门经办有关洋务交涉方面的官方文牍，按年逐月逐日辑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来文摘抄，包括廷寄的谕旨、各部院的咨电以及省内各道、府、州、县、防营的禀、呈、申、详文书或外国传教士的函牍等；二是山东巡抚草拟的文电函札全文，包括奏折、咨呈文书，答复洋教士的信函及对各下属的札饬、通告、函电、批示等；三是少量的有关辑录者个人的行踪和活动的记载。内容涵盖丰富，凡此期间山东所发生的有关洋务各案，特别是有关拳教事件，都有详细记载和反映，对于弄清山东义和团的源流、山东义和拳的斗争性质以及参加者与反对者、义和团运动的起因问题、山东义和拳与直隶义和团的关系等，提供了最为直接的一手资料。其所反映的民众反抗活动，遍及全省各个州县，其中对一些著名案件及事件的记载甚详，为其他资料集所少见，也填补了《山东义和团案卷》所缺的登、莱、青三府一州的资料空白。
义和团运动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庚子事变的发生。《杨儒庚辛存稿》汇录清朝驻俄公使杨儒在庚子辛丑间，与俄国谈判、俄军撤出东北及交还东三省的文电、奏疏、谈判节略等资料，是有关庚子事变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是对1959年出版的《义和团档案史料》的补充。共辑录档案文件1600余种，起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迄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包括清廷的上谕、官员奏稿，以及各衙门之间往来的电报、咨文、移文、札饬，通告，以及外交文书、部分官员的私人信函等档案，其中反映清廷议结各地庚子教案及义和团运动余波的文件占有相当比重。此外又辑录了近百件义和团运动以前有关清代梅花拳、义和拳等民间会社的档案文件作为附录。其目的正如编者所言，并不是“认为这些秘密组织与义和团运动有什么必然的渊源关系，而是鉴于长期以来学术界在研究和探索义和团运动的源流时，对这些史料颇为注意”[※注]，便于读者了解清代民间会社的发展源流和状况。
5.秘密会社
除上述专题资料外，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立宪运动等晚清史专题资料的编辑出版相对薄弱。在洋务运动方面，比较集中的资料有《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版）、《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高时良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有关晚清经济史的资料中，也有部分洋务运动的资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辑的《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有关清末立宪运动的专题档案资料。该书系选辑馆藏清代档案中有关清末筹备立宪的录付奏折、原折等计370余件，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清末预备立宪的过程。此外，同时期编辑的政治人物文集，如汤志钧编辑的《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李兴华等编辑的《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及其他文集，均可作为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的参考。
这一时期，比较有价值的专题资料还有秦国经、唐益年、叶秀云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整理编辑的《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30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影印版），是研究清代职官制度的原始档案资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978年至2000年，晚清史料的编辑出版主要集中于专题史料方面，综合性的汇编数量较少。
第三节太平天国史资料的编纂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太平天国运动史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曾经取得过较为辉煌的成绩，但十年动乱期间，工作陷入停滞阶段。改革开放后，随着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再度升温，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逐步恢复，并推出了一系列的成果，无论是在太平天国自身文献，还是在清朝官方档案，以及私家著述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收获。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是收藏太平天国运动资料的重镇。改革开放后，在罗尔纲先生的指导下，该馆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先后整理出版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太平天国印书》（排印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太平天国文书》（影印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太平天国文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太平天国艺术》（增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共10卷，38万余字，收入太平天国文书约418件。全书按太平天国的文书种类和事类分卷，各类内按文书形成年代先后排列。除名册、簿记、挥条外，汇总已收集到的太平天国本身形成的文书345篇，是迄今最大的一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该书编者严格按照传统史料学的方法，对收入的文书做了鉴定、标点、分段、校勘工作，在整理校勘的同时，又保留了太平天国的改字、避讳字、新造字原形，保留了文献的原貌，为研究太平天国文书，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资料。书后还附录了李秀成自述、洪仁玕自述、赖文光自述等文献。该书被学界认为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经过专家科学鉴定过的文献资料汇编。
影印本《太平天国文书》，收集已知国内外收藏的太平天国文书精品114件。全书分诏旨、布告、下行公文、察报、外事文书和其他六大类，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太平天国不同时期的文书形制。所收文书，均拍摄自原件，一一注明质地、尺寸、印文、收藏地点等，并经过严格的考证、辨伪。它与《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相互对照补充，对于了解太平天国内部体制、辨伪太平天国文书提供了直观的材料，也填补了我国太平天国文献研究的一项空白。
《太平天国印书》排印本，收录太平天国印书共40种，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多《旧遗诏圣书》一种，是比较完整的一部太平天国印书汇编。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辑的《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收录了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215件，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英国太平天国史专家柯文南先生在英国新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献。此外还收录了152件清政府档案，系从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剿捕档和《钦定剿平粤匪方略》中选录金田起义前后太平军的资料，其中有75件是第一次公布。该资料集的面世，也纠正了以前有关太平军史实的错误，比如据《郑祖璨等奏郁林会众前往金田汇聚并张必椽病故折》记载，金田太平军与清军的第一次战斗，应是1850年11月21日（道光三十年十月十八日）的桂平“石咀之战”，而非1850年12月27日（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生在平南县思旺圩的“迎主之战”[※注]。
这一时期，海外有关太平天国资料的搜寻也取得重要成果。1984年春，王庆成在大英图书馆发现了太平天国早期重要的文献《天父圣旨》《天兄圣旨》，随后编注成《天父天兄圣旨：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献史料》一册，1986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往所见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准备时期的文献极少，而清政府官方文件，也少有“拜上帝会”活动的文献，因而在太平天国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悬而未决，甚至无从知晓。《天父圣旨》《天兄圣旨》，涉及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初期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史事，而且几乎每一件事都是过去不为人知或知之甚少，如金田起义前“拜上帝会”上层内部的情况，冯云山被捕后洪秀全、冯云山二人的踪迹，太平天国的宗教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等等。该资料的发现，为解决长期以来太平天国研究中诸多未能解决的重要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成为研究太平天国早期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也大大地丰富了太平天国历史。[※注]
2004年，王庆成将自己多年来从美、英、德、法、澳、俄、荷，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图书馆多方搜访而来的太平天国文献，编注成《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出版（中华书局2004年版），其中太平天国印书8种、文书4种，均为此前影印史料中所未收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难能可贵的是，编者在每种文献之首均附有“题注”，逐一交代了其收藏地点、形制和格式，并对其要旨、史料价值等作了若干说明或考订。因编入的文献大都是手写文书，间有行草字或勾画，为便于利用，编注者在“题注”说明文字中还附录该文书的正体文字，因此是一部相当规范的史料整理汇编。该书不仅弥补了罗尔纲编辑的《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文书》中的不足，而且以影印形式出版，因此也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改革开放后，有关太平天国的清政府官方档案文献的整理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果。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文书档案，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的就达3万余件，计两三千万字。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已开始对所藏清方档案进行选编整理，但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停止。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重新启动该项工作，陆续编辑成《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出版（26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2001年版）。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是目前为止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一部全面反映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过程的大型档案汇编。该书除全文辑录反映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过程的文件《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外，同时还辑录了与战争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背景，以及与太平军活动有密切联系的其他会党起义活动等方面的档案，如全文收录了拜上帝会于广西桂平金田起义时的146件文件。同时还以附件的形式收录了太平天国文书（诰谕、告示、信函、禀文等）、外国文书、清廷官文书等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所收录的太平天国文书是清政府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搜缴得来的，有的出自太平军将领之手，是直接记载太平军与清军作战的重要史料，如咸丰三年（1853）杨秀清为太平军北伐事给林凤祥的诰谕、咸丰四年（1854）杨秀清为太平军攻打湖北事给秦日纲分别发的诰谕等，极为珍贵。在收录文件的数量、内容、篇幅上，《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大大超越了《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其史料价值也远非后者可比。
除官方档案外，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私家著述也种类繁多，粗略统计约在千余种以上，而其中多数是记一时一地的情况。这些私家著述或分散各地，或湮没在故纸堆之中。1950—1960年10年间，在罗尔纲带领下，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清朝官僚和地主文人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各种记载进行搜集整理，计得刻本、稿本和抄本925种，方志730种，合共1655种，15274册，共计1200万字。编者从中选择了800万字，整理编成《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出版。直至1979—1980年，方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该资料的第一册《平定粤寇纪略》、第二册《中兴笔记》。此外，1995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了《太平天国稀见史料三种》，系苏州市图书馆珍藏的清代周腾虎所著《餐芍花馆日记》《秣营琐记》及徐僖所著《雪烦山房日记》原稿本。
改革开放后，太平天国运动资料的大规模发掘和整理，为太平天国运动史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有力地促进了研究的进展。有学者认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整理编纂太平天国史料的过程中，太平天国史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分支——太平天国文献学，其内容包括辨伪、校勘、注释诸方面，其成果以罗尔纲、王庆成、祁龙威的研究为代表。[※注]太平天国文献学的形成，也丰富了中国近代史料学的内容。
第四节辛亥革命史资料的编纂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酝酿周期长，影响也极为深远，无论在革命中，还是在革命前后，都形成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是研究辛亥革命不可或缺的史料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虽然进行过有目的的搜集和整理，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资料仍然没有得以系统挖掘，有的档案也未能开放。改革开放后，辛亥革命史成为近代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相应地也促进了史料的编辑整理。从1981年起，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大量出版，并且呈现出周年纪念的特征，即伴随着辛亥革命的纪念周年，形成不同的出版高潮，而尤以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之际成果最为突出，出版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档案文献汇编，当中不乏首度公开面世的珍贵资料。
1.综合性档案文献汇编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其第一辑《辛亥革命》（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共收档案资料110题，计192件，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分为四个部分：一为各地人民反抗斗争和武装起义；二是清政府预备立宪；三是四川保路运动；四是武昌起义及各地响应。第二辑为《南京临时政府》，共收档案资料和部分公报资料共268题，计349件，按照政治、军事、财政金融和教育分为四个部分，反映临时政府成立经过和各项政策措施，以及南北议和、孙中山解职的经过。这套资料较为系统地反映了辛亥革命从酝酿到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是研究辛亥革命的第一手资料。
武昌起义后，于1911年10月11日建立的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曾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在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湖北辛亥革命博物馆等编辑的《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汇录1911年10月至1912年4月，以湖北军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或其主要领导人名义发布的公文，包括宣言、檄文、告示、晓谕、照会、命令、章程、法则、决议、条例、函电等，内容分为政治、军事、外交、财政金融、民生实业、文化教育、司法七类，是研究辛亥革命及湖北军政府的重要史料，填补了有关辛亥革命资料的空白。
2011年，在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之际，学术界集中出版了一批规模较大的辛亥革命资料集以示纪念。主要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九州出版社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凤凰出版社版），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上海图书馆藏稀见辛亥革命文献》（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版），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的《辽宁省档案馆珍藏辛亥革命档案：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版），以及近代史研究所刘萍、李学通主编的《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资料是对已刊资料的重新汇集，按照不同的主题重新进行编排。主要有陈夏红主编的《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中国大百科全书2011年版），该书以台湾“国史馆”编纂的《革命开国文献·史料》三卷本为基础，参酌中国大陆地区印行的各种稀见辛亥革命文献，择其重要篇目汇编而成，分为舆论卷、起义卷、组织卷、建制卷四卷。2012年，桑兵主编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10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从各种档案、报刊、文集等文献资料中，搜集和辑录各方致孙中山的公私函电，并附孙中山逝世后的唁函、唁电等，共7600多通，约479万字。
2.专题资料
3.地方史资料
相对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各地方辛亥革命资料，多是精挑细选的珍贵史料，学术价值较高。到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由于之前史料整理已经有了很多成果出版，新资料挖掘极为有限，一些地方史资料的出版也不可避免为纪念而纪念的应景之作。比如有的资料集，除收录回忆、书信、自传等文献外，还收录当代文史工作者的著述，只能算作纪念集。
4.文集、函札、日记等个人资料
5.回忆录与自述
有关辛亥革命的回忆录资料，在“文革”前曾由政协文史资料的方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挖掘。改革开放后，又先后出版了广州市政协文史委编辑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浙江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陕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全国政协文史委编辑的《辛亥革命在各地：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郑庭佑主编的《武昌首义：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浙江省政协文史委等编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文集：浙江文史资料特辑》（浙江新闻出版局1991年，内部印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辑的《辛亥革命亲历记》（中西书局2011年版）、湖北省政协编著的《新编辛亥首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等。
6.外文资料
改革开放后，有关辛亥革命的外文资料更加受到学界重视，先后出版了邹念之选译的《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胡滨翻译的《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前者选译自日本外交文书，共500余件。后者选译自英国蓝皮书，收录了辛亥革命时期英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官员及海陆军将领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往来函电，起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止于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两部外文资料，与中文材料互为补充，对于了解日本、英国政府对华所采取的政策、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辛亥革命在各省的发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对于书中的人名、地名及事件，还作了必要的注释，对资料中原有的错误，也酌情予以注明。书后附有“大事索引”和“译名对照表”，便于读者使用。这两部书出版后，广受好评，成为辛亥革命研究中利用率极高的资料。
由广东省档案馆编译的《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系从馆藏粤海关档案中选译的英文情报。这些情报由专人记录并综合整理，送粤海关外籍税务司签阅，多方面反映了孙中山在广东的活动情况及有关史实。这些情报比较完整和系统，而且以第三者的视角，不仅可以全面客观地了解一些历史事实，也可纠正之前已成“定论”的错误。如陈炯明的军队炮轰广州总统府后对广州造成的破坏程度、孙中山与程璧光在护法运动中的矛盾、胡汉民在商团事件中妥协退让的态度等，都提供了重新解读的资料。[※注]
第五节中华民国史资料的编纂
1978年以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逐渐升温，成立于1972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正式升格为民国史研究室。该室在编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开始《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由此带动了各大专院校民国史课程的开设和民国史研究的开展，也带动了民国史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
民国史料的大规模整理出版，为民国史的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由此推动民国史学科的确立、发展与繁荣，并使之成为“中国历史学诸学科中建立较晚，但发展较为迅速、成就较为显著的学科之一”[※注]。由于目前学界所言的民国史，主要还是民国政治史，故下面所述内容，侧重于这方面。对于本属于大民国史研究范畴的辛亥革命、中共党史、抗日战争等，由于事实上已经向独立的学科发展，将列为专章单独叙述。
（一）《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编辑
民国历史经历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时期和重大的历史事件，除综合性的历史资料外，专题资料的整理编辑对促进这一时期民国史研究的深化无疑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了系列的专题资料外，其他档案机构以及学术机构和个人，也编辑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部分，重点翻译了日本方面关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战史著作，如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齐福霖译，1981年）、《昭和20（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1982年）、《昭和十七八年（1942、1943）的中国派遣军》（1984年）、《河南会战》（1982年）、《湖南会战》（1984年）、《广西会战》（1985年）、《长沙作战》（1985年）、《香港作战》（1985年）、《缅甸作战》（1987年），参谋本部编的《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1982年），以及《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1981年）、《土肥原秘录》（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1980年）等。这些战史著作及回忆录，虽然是站在日方的立场，但引用并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档案。比如《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就引用了日本参谋本部的档案文件，对于了解日方的战略意图、作战计划、战斗经过、结果及影响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资料对改革开放后抗日战争研究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至今仍然是抗战史研究中的重要参考资料。
此外，译稿部分还翻译了其他一些专题资料，如[美]史迪威等著《史迪威资料》（瞿同祖编译，1978年）、《马歇尔使华》（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1979年）、[美]拉尔夫·尔·鲍威尔著《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英]毛里斯、柯立斯著《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1979年）、《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资料》（李铸、贾玉芹、高书全译，1982年）、[美]费正清著《中国之行——50年回忆录》（赵复三译，1983年）等。
《丛稿》继承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撰方式，部分专题资料在开篇撰写有长篇前言，实际是一篇该专题的研究论文；在正文后为了方便读者，编辑有各种形式的附录。比如《清末新军编练沿革》附录有“武昌起义前清末新军一览表”，《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附录有“重要人名表”，等等。
这些专题资料，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人物等内容，为改革开放后民国史研究的起步，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促进了民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但由于《丛稿》依托各档案馆编辑，或采取征稿的形式，事先并未有较为完善的编撰提纲和计划，在内容和体例方面缺乏系统性，且最初编撰的目的是仅供内部参考，并不对外，部分专题资料注明为“征求意见稿”，因此在选材、剪辑、校勘、点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也在所难免。
（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的整理编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中国大陆专业收藏民国档案资料的机构，从20世纪50年代的南京资料整理处开始，经过60多年的发展，入藏了大量中华民国史的档案资料。据该馆统计，迄今已经收藏有民国档案932余个全宗，计180多万卷。自1978年起，为配合民国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该馆着手整理编辑民国史系列档案资料，先后出版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华民国史专题档案资料丛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以及其他专题档案资料，构筑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民国史研究资料体系。
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是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一套大型综合性的档案资料，共计五辑90册，5000余万字。汇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民国政府、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民国各时期的重要档案。
汇编分为五辑，各辑内容为：
第一辑《辛亥革命》（1911年）、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第一、二辑合为1册。
第三辑《北洋政府》（1912—1927年），共17册，约1000万字。按政治、军事、外交、财政、金融、工矿业、农商、教育、民众运动、文化共十大类编排。其主要内容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政府各部门各机关的重要档案，其中包括国会、国务院、内务部、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交通部、农商部、大理院、总检察厅、蒙藏院、总统府军事处、临时执政府军务厅、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陆军部、参陆办公处等机构的档案。
《汇编》的编辑原则是最大限度地保持史料的原貌，在史料剪裁上，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全面地反映历史事实。据该书编者言，为保持历史档案文件的原来面貌，《汇编》“采用原件汇编的形式，唯将其竖行改为横排。其所辑录的档案文件，除对错漏的文字加以必要校勘注明外，均按原文照录，并加以标点；而对一些往来承办的文件，在‘等因奉此’前复述的文字内容过多重复者，则加以删略。这样，既避免了官样文书的重复内容，又保持了原来文书的格式，以示《汇编》资料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注]。在编选原则上，《汇编》对重大历史事件均能如实反映。比如《汇编》第五辑第二编的军事分册，辑录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国共两方的大量档案资料，特别是国民党军队所进行的20余次会战的档案，充分说明了正面战场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去研究中避而不谈国民党抗战的偏颇倾向。
同时，《汇编》在体系安排上也存在不妥之处，对某些档案资料缺少必要的说明，重要案卷未能保持其完整性，一定程度上也给研究者带来了某些不便。[※注]此外，《汇编》在排印点校上也存在一些错误，如错讹字较多，破句之处也不少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书的质量。
2.《中华民国史专题档案资料丛刊》
《中华民国史专题档案资料丛刊》，是为弥补《汇编》之不足而编辑的。《汇编》因采用综合性资料的编纂体例，在反映历史发展面的广度上具有较强的优势，但对于反映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问题的有关档案文件却囿于体例而无法纳入，故在编纂《汇编》的同时，第二历史档案馆又将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党派、社团以及企事业机构的档案资料编为专题史料，以补充《汇编》之不足。
《丛刊》从1979年开始编辑，1980年开始陆续出版。其内容主要有：一、反映民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档案，如《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善后会议》（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二、反映国家行政机构的档案，如《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合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民国外债档案史料》（12册，与财政科学研究所合编，档案出版社1990—1992年版）、《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三、有关政治组织的档案，如《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
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
《汇编》《丛刊》《丛书》的出版，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并构成三位一体的资料系统，以经纬两条线索的编纂方式，基本覆盖了民国史的各主要方面，改变了之前民国史研究中档案资料不足的局面，为改革开放以来民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为改变民国史研究的薄弱局面，促进民国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做出巨大贡献。
（三）其他专题资料的编辑
改革开放后，随着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兴起，有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及北洋军阀的档案资料首先得到了系统的发掘和整理，取得了很大成绩。北京政府时期指从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至1928年张作霖出逃，北伐军占领北京为止，而北洋军阀的历史一般要上溯到袁世凯编练北洋六镇新军乃至小站练兵。北京政府时期是民国史上的重要阶段，由于习惯上将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的历史单独划开，为叙述方面，这里也单独列出。
有关北洋时期的资料，分量较重的是作为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的《北洋军阀》资料汇编，有章伯锋主编（6册，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和来新夏主编（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的两个版本。章伯锋主编本书名强调《北洋军阀（1912—1928）》显示史料是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时限，而来新夏主编本则对北洋军阀形成的早期历史略有涉及。两个版本编撰体例也不尽相同，章伯锋本字数稍多，叙事稍详，选录了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的袁世凯帝制文电及张国淦存稿，以及一些稿本和未刊资料，包括翻译了部分外文资料。来新夏本第五册收录军阀人物传志、大事记、书目提要、论文摘要和附表等工具性内容。两本资料各具特色互为补充，较为全面详细地反映了北洋军阀发展的历史过程。
南开大学、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天津档案馆和天津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先后编辑出版了《北洋陆军史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北洋新军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有关北洋海军的资料，主要有谢忠厚编辑的《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版）。这些史料，规模大，内容丰富，为研究北洋军制及军史奠定了史料基础。
由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辑的《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996年影印版），共分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吴景濂4卷，凡33册，33000余页。袁世凯等四人均为北洋政府最重要的军政人物。所收史料包括其家书、文稿、批示、圈阅文件、函电、条陈、说帖、呈单、报告、译呈等公私文件，涉及的历史内容和人物重要而且广泛，极富史料价值。
陈奋主编的《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史料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收入了北洋时期有重要影响的“财神爷”梁士诒的生平活动忆述、著述、奏折、往来电函及有关的图片、手迹等史料，不仅是研究梁氏个人，而且是研究北洋政府历史的重要参考。
广东省档案馆编选的《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14册，（1987—1988年，内部印行），按照专题分辑，是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广东省地方历史的重要资料。
此外，有关民国时期重要人物的个人函札、电稿、日记、回忆录等资料，也是有相当多整理出版，种类繁多。
（四）专业学术刊物刊载的资料
整理出版有关民国时期图书、期刊等目录索引也是这一时期史料学的重要工作之一。民国时期出版了大量的书籍，据统计，民国时期文献数量超过了存世的古籍总量，现分藏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党史馆、博物馆以及研究机构等，编辑出版民国时期文献、期刊联合目录，无疑是一项嘉惠学林的有益工作。目录编纂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辑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收录了全国50家图书馆1957年以前所藏的中文期刊近两万种。北京图书馆编辑的《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7年版）收录了1911—1949年9月的中文图书12.4万余种。国家图书馆编辑的《民国时期发行书目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全面系统地收录了民国时期编印的各种图书发行目录。
这一时期，有关民国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为民国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基础，有力地促进了民国史研究的深入。但相对于所存民国时期档案和文献来说，已整理出版者不过是沧海一粟，大量的档案资料需要进一步发掘和整理，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档案资料仍然流失海外，利用极为不便，也妨碍了其学术价值的发挥，因此，进一步搜集和整理民国史料的工作任重而道远，有待后来者努力之处尚有多多。
第六节中国革命史资料的编纂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史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80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同时，地方各级党组织也相应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机构，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或征集小组。1985年，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制定了《关于中共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十年（1985—1994）规划（草案）》，规定：全面征集党史资料、认真整理党史资料、编辑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为委员会工作的主要内容。此外，中央还成立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开展党史研究；成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党的历史文献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年谱、传记等。
由于中央的推动，全国性大规模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从上到下开展起来。这种自上而下的征集方式，非常有效，成绩卓越。据学者统计，以河南省为例，截至1990年，先后调查访问老干部80215人次，召开老干部座谈会816次，参加座谈的达57250人次，征集历史文献114338件，电报2627件，回忆录68098篇，历史照片16416张，历史文物807件，其他资料7328件。[※注]同时，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开放，以前被严格规定为内部出版物的党史资料得以公开出版，并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编撰中对于史料尽量保持原貌，不任意删改。
这一时期中共党史资料出版方面的成果主要有：
1.综合性的档案文献
在综合性的资料方面，1979年，人民出版社重印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以活页形式印行的内部资料《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并出版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延安整风时期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选编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其中，《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选录了一些之前未曾公布的资料。同时，原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的《党史参考资料》经补充修订后，更名为《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再次印行（1979年），共11册，900余万字。但因这套资料未公开出版，所以研究者仍然难窥全貌。
2.专题性的档案文献丛编、丛书、丛刊
上述有关中共党史的综合性资料，主要偏重于中共中央及领导人的决议、报告、指示等内容，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此同时，为促进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还整理出版了许多专题资料。这一时期出版的专题资料丛编、丛书、丛刊，比较大型的有三部。
上述专题资料汇编，涵盖面较广，不仅包括中共党史，也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国共合作等方面的资料，史料价值较高，且资料集中，使用起来方便。
3.地方革命史及根据地资料
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内容。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了中央和地方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大本营。有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资料，主要有江西省档案馆编辑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辑录了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到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文献资料共260篇，按专题分成9个部分，即“综合报告”“组织问题”“政治问题”“军事问题”“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经济与文化建设”“肃反运动”“群众运动”部分。进入21世纪后，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和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又通力协作，编辑出版《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拟为读者提供较为全面系统的史料。这套文库按照组织系统编辑，分为党的系统、政权系统、军事系统、群团系统和分省系统，目前已经出版了“党的系统”（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所收录的资料，主要是与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历史有关的文献资料、革命回忆录、口述资料和参考资料，其中20%的资料为首次公布。
这一时期，出版的地方根据地史料还有《川陕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等，以及回忆录《“围剿”边区革命根据地亲历记》（该书编审组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4.中共组织史及军史资料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中，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颇为完整。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开始筹划有关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编辑工作。1986年，该项工作正式启动。2000年，经过近15年的资料搜集及编辑工作，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联合各级党史部门合作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全部出齐。这套系列资料共3065部，总字数逾15亿。其中县一级2700多部，地一级300多部，省一级29部[※注]，是一套有关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百科全书。其内容包括两大类，一是从党的创立至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有关各级党组织的文献。二是各级组织机构沿革及领导成员名录。采取的编辑方针是“广征、核准、精编、严审”。这套资料，对于了解中共中央及基层组织的发展过程、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是党史研究最基础史料之一。
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编纂大型军史资料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为此，全军各大单位、各部门均成立了编研室。计划分43个专题，250分册，共约2亿字，包括综述、大事记、文献、回忆史料、图片、表册等。该套丛书从1992年陆续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战争》《红军反“围剿”》《红军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山西新军》《东北抗日联军》《华南抗日游击队》《解放战争战略防御》《解放战争战略进攻》《解放战争战略追击》《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剿匪斗争》《后勤工作》等专题，其中部分专题又按照地区或军种划分。
由军事科学院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编辑了《毛泽东军事文集》《邓小平军事文集》《周恩来军事文选》《朱德军事文选》等党的领导人的军事著作；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办公厅组织编纂的大型史料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档案馆编辑的《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等资料也陆续面世，从而形成了规模宏大、史料翔实、内容丰富的大型军史、战史资料典籍，为把人民解放军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
5.工农运动史、妇运史、青运史资料
有关农民运动的资料，除《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系列之外，重要的还有江苏省档案馆编辑的《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的农民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衙前农民运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与天津历史博物馆合作编辑的《秘笈录存》（中华书局1984年版），系根据徐世昌家藏的其任北京政府大总统期间秘书厅归档后的电报编纂而成，辑录了有关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大部分重要文件，多数是第一次公布。
有关五四运动在各地的发展情况的资料也得到了系统的整理，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先后出版了《五四运动在天津》（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胡汶本、田克深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五四运动在武汉》（张影辉、孔祥征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五四运动在河南》（庞守信、林浣芬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些地方资料，主要根据当时的报刊资料或出版物编辑而成，反映了五四运动在各地的发展概况。
此外，《五四时期的社团》（张允侯等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81年版）也是研究五四运动时期社团发展概况及妇女运动的重要参考。
2012年，由王聿均访问记录的《汪崇屏先生口述历史：我所知道五四运动及吴佩孚一生成败》（九州出版社）一书，是一本较新的口述历史著作，系根据对民国时期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秘书的汪崇屏的十次访问记录编辑而成。主要介绍其参与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背景和经过，以及受蔡元培先生委托，负责与吴佩孚联络工作的历程，对于了解有关五四运动的细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五四运动外，有关青年运动的资料，还编辑出版了《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孙思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一二·九运动在河南》（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汇编委员会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三一八运动资料》（孙敦恒等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山东青年运动档案史料选编》（山东省档案馆编，1984年，内部印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版）等。
有关中国革命史的专题资料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列举的这些，还有一些较有特色的专题史料，如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的《安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史料选》（1986年，内部印行）、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金炳华主编的《上海文化界：奋斗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湖南省档案馆编辑的《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革命历史文献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瑞金县人民法院编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判资料选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版）等。
一些重要的期刊，如《党史研究》（后改为《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党的文献》，以及《党史资料丛刊》《江西党史资料》《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等，也刊发了大量珍贵的档案文献。《党的文献》的前身是《文献和研究》，1982年创刊，最初为内部发行，自1993年改为公开发行，已出版百余期，是公布中国共产党文献档案的重要渠道，系统地公布了大量未曾公开发表过的党的重要文献，如《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关于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献选载》《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文献选载》《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等，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具有重大的影响。
6.共产国际及国际共运文献的刊布
共产国际文献的刊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获得重大突破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共产国际曾发挥过非常重大的影响，中国革命史上所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共产国际，研究中共党史，共产国际是绕不开的问题。
最早出版的有关共产国际的文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90年版）。该资料共3辑，收录1919—1943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决议、报告和函电等，主要涉及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建立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粉碎反革命“围剿”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也开始恢复出版，先后出版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四辑）（人民出版社1985—1988年版），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组选编的《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这两套资料为20世纪80年代国际共运史研究的起步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
丛书出版后，在中国党史学界，形成新的研究热点。据不完全统计，1997—2012年，各主要期刊发表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论文超过500篇，出版专著达60余部。由于一批关键性档案资料的公布，在诸如中共建党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共的作用，共产国际、苏联对孙中山的帮助，共产国际、联共（布）与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以及对冯玉祥国民军的支持和援助，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毛泽东、王明、陈独秀等人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共产国际、苏联与东北抗日斗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研究都有了突破性进展。[※注]
该丛书的出版，对之前出版的一些有影响的著述的修订补充也提供了资料基础。比如著名党史研究学者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一书[※注]，就大量利用该资料，对其重新进行了补充修订，深化了之前的研究。同时，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也利用这些历史资料对其书中的一些表述进行了重新修订，比如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犯的右倾错误问题、大革命时期“三次大退让”问题等都做了更为客观公正的评述。
《文献》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主要是同盟的纲领、章程和通告，同盟各级组织的会议记录和决议，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同盟领导人和重要活动家的有关书信、著作和回忆录等。第二部分为第一国际文献。第三部分为第二国际文献，包括第二国际代表大会文献和社会党国际局文献。第四部分为共产国际文献，包括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文献，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文献，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文献。第五部分为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文献，主要收录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通过的决议、会议记录以及有关领导人所作的报告等。
这套文献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系统记述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到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历史过程，全面展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来的宏伟画卷。与之前出版的同类文献相比，这套文献的特点是：第一，资料更详尽，收文更齐全。汇集了国内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文献资料；第二，采取开放式结构，搜集和选材范围较大；第三，最大限度保持文献真实性，不作任意改变、删改；第四，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参与此项编译工作的均为国内著名学术机构和知名学者，保证了文献的准确和权威。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中央编译局的标志性理论成果之一，对国际共运史学科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中国革命史特别是中共党史学科的特殊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史研究和著述主要是作为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的教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种局面得以扭转，学术意义上的党史研究开始出现。促成这种转变的因素很多，但史料学的繁荣、大量史料的公开和编辑出版，在中共党史学术化的进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繁荣提供了前提条件，也有力地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
第七节抗日战争史资料的编纂
与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相似，三十多年来抗战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及出版工作，呈现出“周年纪”的特点，及逢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抗战胜利等周年纪念，资料的整理出版形成高潮。下面就目前所及，择其重点，分别加以叙述。
（一）综合性资料集
1997年，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六十周年之际，两套综合性的抗日战争大型资料集的面世，引起学界瞩目，分别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南京国民政府”第二编《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八年抗战》（江苏古籍出版社版）[※注]，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编辑的《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版）。这两套资料集各有特点，互为补充。
作为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的《抗日战争》资料集，由长期从事资料编辑整理的专业工作者完成，在体例设计、结构安排、资料取舍以及考证等方面，均显示出较高的水准。
在资料选材上，编者较为注意资料的全面性和核心性，同时力求在部分专题上有所突破，采取有所侧重，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少我多的编辑原则。比如在外交卷中，鉴于学界有关外交资料，特别是外文资料缺乏的局限，除重点编译了已刊布的美、英、德、法的《外交文件》《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等资料外，还搜集选译了英、美国家档案馆未刊的档案，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总馆所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档案”“陆军部作战计划处档案”“二次大战中缅战场档案”，罗斯福图书馆藏“地图室档案”，陆军部藏“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团”缩微胶卷；英国公共档案馆丘园新馆藏“外交部档案”“首相府档案”“内阁档案”等，近100万字，当中不乏一般研究者难以寻觅的罕见史料，为战时外交研究提供了一批极具学术价值的资料。
该书在编辑上也有特点。如第二卷《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编者摒弃了传统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分开直线叙述、各不关联的编选方法，而是依照历史发展的本来进程，按不同的阶段列出敌我友三方的资料，“在互动相挈关系中建构战争主体发展的宏伟画面，较好地体现出历史进程和逻辑发展的一致性。这样一种体系就为研究认识两个战场的战争规律和相互关系提供了方便”[※注]。又如第一卷《从“九一八”至“七七”》，为使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追溯日本向中国侵略扩张的思想渊源，该卷以19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作为资料编辑的起点，从而对研究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历史背景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上述两套综合性资料集，是改革开放以来抗战史料整理出版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综合性资料集，具有资料系统全面、涵盖面广、容量大等特点，便于对历史的全面把握，但对资料编辑者的水平要求也较高。虽然这一时期，有关抗战史的综合性资料种类不多，但上述两套资料相互补充，至今仍然是研究抗日战争史的最全面、系统的基础史料。
（二）专题类资料
将某一专题资料集中整理出版，以便对该历史问题或该领域历史发展状况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是史料编辑的最主要形式。改革开放后，有关抗日战争史专题类资料的大量问世，是这一时期史料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
1.有关日本侵华政策及进程的资料
自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侵华战争持续长达14年，其侵华政策及进程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战败前夕，日本政府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日文档案，因此，相对于其他专题资料，这方面资料较为缺乏。改革开放后，国内学界进行了多方面的资料搜集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北京档案馆编辑的《日伪在北京地区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收录了抗战期间日伪在北京地区为巩固其占领区域五次推行“强化治安”运动的有关文件，及1946年国民党政府对日军在“强化治安”期间所犯罪行的部分调查材料，是研究日军治安强化运动最直接的史料。
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方面，除满铁资料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还依托各档案馆所藏资料，相继编辑出版了日本对中国经济掠夺的区域性专题资料。重要的有居之芬主编的《日本对华北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居之芬、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上海市档案馆编辑的《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对于研究日军在华北、华中经济侵略政策及活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此外，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国档案出版社影印刊出的《日本侵华战犯笔供》（2005年版），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审判的45名日本侵华战犯的亲笔供词，为研究和了解战时日本的侵华政策、揭露日军的罪行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
除档案文献外，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日军官兵的回忆录和日记，也为研究日军侵华战略及进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些回忆录和日记的作者不仅有日本主要军政人物，也包括普通士兵，如《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重光葵的《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以及水野靖夫的《反战兵士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辑的《侵华日军战犯手记》（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
2.有关两个战场的资料
全面反映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概况的专题资料，主要有第二历史档案馆依托馆藏档案编辑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二者均为《中华民国史专题档案资料丛刊》之一。《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所收资料内容，主要为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方针与计划部署，以及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主要战役战况，包括函电、作战计划、战斗详报、作战日记等。2005年，又补充了中国海军和空军作战史料，扩编为上中下三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这些档案，基本上反映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日作战方针的变化和各个战役的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主要记载了1939年1月至1945年12月国民党军队各战区对日作战情况。这两部资料，第一次从档案史料的角度揭示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概况，从而推动对国民政府抗战问题的学术研究有了重大突破。
在各地区抗战史方面，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辑的《卢沟桥事变与平津抗战》（1985年，内部印行），上海社科院编辑的《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及《“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武汉市档案馆等编辑的《武汉抗战史料选编》（1985年，内部印行），四川省和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分别编辑的《川军抗战亲历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滇军出滇抗战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四川档案馆编辑的《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西南交通大学2005年版），厦门市档案馆编辑的《厦门抗日战争档案资料》（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湖南省档案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此外，西安市档案馆编辑的《筹建西京陪都档案史料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是关于国民政府筹备抗战的专题资料。
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国共合作的形式下，国民政府承认其合法的地位，起着抗战领导核心的作用。有关边区及根据地的资料，主要有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写组编辑的《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资料选辑）》（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甘肃省社科院编辑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1985年版）、陕西档案馆等编辑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开始出版，至2012年已出10多集）、中央档案馆等编辑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等等。
在民族危机面前，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实现了两党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这是抗日战争两个战场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有关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资料比较丰富，主要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的《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
3.日伪政权与沦陷区资料
从“以华制华”战略出发，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先后扶植成立了伪满洲国、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伪北平临时政府、伪南京维新政府、汪伪国民政府等傀儡政权，作为统治其占领区的工具。
华北伪政权方面，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2010年版）及《华北政务委员会公报》（2012年版），全国政协编辑的《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南开大学历史系、唐山档案馆合编的《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北京政协编辑的《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等。其中《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华北政务委员会公报》，均系国家图书馆编辑的《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中的两部，前者系统地收录了1938年1月17日至1940年3月30日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公报，后者收录了1940—1944年华北政务委员会出版324期的公报，是研究华北伪政权极为重要的基础资料汇编。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资料不再单纯局限于揭露汉奸及其政权的卖国罪行，而是力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更全面地反映伪政权的建立、运行过程及殖民地的形态特征，从本质上揭露日本对中国的殖民统治性质。
4.日军暴行及战后遗留问题资料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侵华日军暴行史研究从揭露控诉向实证研究的转变，在国家科研基金的支助下，资料整理出版出现了较大的转变。一方面是资料类别和范围逐步扩大，除档案外，注意对实证性资料的挖掘，比如幸存者的证言、证词、录音、录像，遗址遗迹的实证调查，以及第三方资料的搜集，文本从中文向多种文本扩大。二是资料规模扩大，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惨案，如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等暴行，均以资料丛书或丛编的形式编辑，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资料体系，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三是在战后遗留问题、中国战时人口与财产损失等资料方面，均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
2000年以来，为了推动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建议并支持南京学者开展大规模、系统的资料搜集工作。2011年，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领衔，联合南京各学术及馆藏机构的学者共同编辑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历时10年、分3批全部出版。
1938—1944年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无差别战略轰炸，历时之久，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给重庆人民和城市造成巨大损失和破坏，是侵华日军战争暴行的突出表现之一。但相对于南京大屠杀而言，战后对重庆大轰炸研究成果不多，这与史料挖掘出版不足有很大关系。有鉴于此，重庆市政府及学术机构近年来投入相当多的力量致力于大轰炸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出版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2007年由周勇主编的《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史料丛书》（2007年，内部印行），分档案、文献、证言三类，共五编12卷，总计600万字。其中前四编包括“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反空袭斗争档案”“证人证言”部分，第五编由文献史料、重庆大轰炸日志、报刊资料和回忆里录组成。此书后又以《重庆大轰炸文献》之名列入由章开沅任总主编，周勇任副总主编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档案文献甲”，包括“轰炸经过与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证人证言”系列。其中“轰炸经过”附列“重庆大隧道惨案专门档案”，搜集了未曾公布的65件重要档案。
自2000年以来，日军暴行资料的搜集，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战后遗留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苏智良等所编《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一次对日军在上海设立的100多所慰安所遗迹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调查。李秉刚主编的《日军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李晓方主编的《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通过田野调查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为揭露日军迫害劳工、对中国军民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提供了最直接的实证资料。这些资料的出版，对于促进学术研究的进展和从政治上揭露日本右翼的言论，均大有裨益。
5.战后审判资料
为了促进抗战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抗战史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史料基础，需要加强国内外及海峡两岸的合作，进一步拓展资料的视野。首要的工作，是对于分藏国内和海外的史料进行摸底，条件成熟后，进一步进行整理。近年来随着国外档案机构资料的开放，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把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引进到国内。比如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美国胡佛研究所所藏宋子文档案中，选录、编辑的《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吴景平、郭岱君编，2008年版）、《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吴景平、林孝廷编，2009年版）、《战时岁月——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新编》（吴景平、林孝廷主编，2010年版）、《风云际会——宋子文与外国人士会谈记录（1940—1949）》（吴景平、郭岱君主编，2010年版），这无疑会促进战时外交研究的深入。据了解，类似的资料在欧美一些档案馆还有大量的收藏，比如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日军细菌战资料等，急待发掘整理。
第八节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曾经取得过卓越的成就。“文革”爆发后，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编辑工作陷于停滞状态，已经开始进行的一些专题资料未能完成，十年间几乎没有任何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出版。
这一时期出版的经济史资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经济史资料
有关晚清综合性的财政经济史料，主要有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影印的《国家图书馆藏清代税收税务档案史料汇编》（2008年版），共收录中央及地方各种经济资料150余件。这些资料既包括各种钱粮清册、税收清册、进出口货物清册等，如道光年间的《汇核道光四年各直省出入钱粮清单》《保定府属豁免旗租底册》，光绪年间的《司库地丁等项岁入岁出清册》《比较进口货税清册》等，还收录了当时的各种经济文献，如《筹办四川票盐文稿》《闽省盐务纪略》《太平天国时代中国盐政概观》等，涉及田赋、差徭、盐务、烟酒等内容。陈振汉等选编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012年版），虽然系资料摘编，但因出自《清实录》，资料的权威性不言而喻。
“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影印社”编辑的《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收入清末至民国时期财政史料54种，内容包括各种档案、统计数据、地方政府财政报告等。所收的史料大致可归为以下三类：一是清末至民国政府时期中央和各省区政府有关财政的文书、表册、档案等；二是清末清理财政后编辑的“各省财政说明书”，以及地方史志等文献中保存的地方财政资料；三是私人和团体著述等其他文献。2008年，由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编辑的《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补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对其进行了补充，收录了上书中未收的直隶、黑龙江、四川、河南、奉天、安徽、江西、陕西、云南、贵州、湖北、山西等省的财政说明书以及湖南、江苏财政说明书的一部分补充内容。清末的各省财政说明书是根据清末度支部颁布的清理财政章程第十条的要求编制的，内容不仅涉及财政方面，还包括农、工、商、军事、教育、行政、司法、对外贸易等多方面，因此对清末民国财政史、经济史、地方史的研究颇有价值。在财政预算方面，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有《清代民国财政预算档案史料汇编》（2008年版），当中资料虽有散佚，但也提供了部分统计数据。
此外，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出版有《清末民初通商口岸档案汇编》（2009年版），收录清同治元年（1862）至民国四年（1915）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民国外交部通商事务档案十种，形式为清册或公文，可以作为上述海关史资料的补充。
2.金融货币史资料
在货币史资料方面，主要有《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991年版）、《武汉近代货币史料》（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金融研究室编，内部发行，1982年）、《贵州钱币资料》（中国人民银行贵州分行金融研究室编，内部发行，1984年）。此外还有反映票号的《山西票号史料》（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合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上述资料，主要依托各档案馆、各银行保存的档案资料编辑而成，具有第一手资料的性质，且收录全面，有的为影印出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资料的全貌。比如《四联总处会议录》，全书共64册，记录了国民政府经济金融中枢机构四联总处379次会议的全部内容。四联总处，全称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后改组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是战时国民政府最核心的金融决策机关，由四行及行政院、财政部、经济部负责人组成理事会，蒋介石亲任理事长。《四联总处会议录》反映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演变以及经济活动情况。上述资料的出版，对于研究中国近代以来金融发展史，特别是深化银行个案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民国时期，各金融机构出版的刊物，往往刊载一些重要的经济资料。殷梦霞、李强选编的《民国金融史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影印）是《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之一，共280册，汇编了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金融机构出版的各种月报、月刊、季刊、通讯，如《中央银行月报》《中行月刊》《交通银行月刊》《交行通信》《中国农民银行月刊》《中农月刊》等，以及金融、证券类刊物，如《金融周报》《金融导报》《金融周讯》等，对研究民国金融史、经济史，都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3.商会史资料
苏州商团是苏州商会附设组织。《苏州商团档案汇编》（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之一，章开沅等编，巴蜀书社年版）2010年出版，该书收入商团组织沿革以及活动等多方面的档案，是研究商团组织的重要参考资料。
上海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成立于1912年2月的上海总商会，是近代上海民族工商业者组建的新型工商团体。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02年组建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民间商人社团。以上海总商会为主体的上海工商社团，在民国时期各项重大经济，乃至政治活动中，曾发挥重要的作用。继天津、苏州之后，有关上海总商会的资料也开始整理面世，自2004年起，《上海总商会系列丛书》陆续出版，至今已经出版了三种有关上海总商会的大型资料集，分别是由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合编的《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由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的《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上海总商会历史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这三种资料，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上海总商会的发展历程。
《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为1912—1928年上海总商会会议记录及办事报告的档案汇编，对于研究上海近现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上海总商会历史图录》以影像的形式直观反映了上海总商会的历史。这三种资料，构成相对完整的上海总商会的历史资料，从而为研究中国近代工商业史和社团史，以及上海史，提供了个案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近年来，有关商会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不再局限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而是进一步向中小城市发展。《民国安顺县商会档案史料汇编》（贵州省安顺市档案馆、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合编，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保定商会档案》（姜锡东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影印版）的出版，即反映了学术视野的变化。同时，武汉、汕头、沈阳等地档案馆也发现收藏有大量的商会档案，其整理工作也在逐步展开。
贵州省安顺市档案馆馆藏的民国时期安顺商会档案，是西南地区现今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档案。《民国安顺县商会档案史料汇编》包括安顺县商会简况、章程法规、年度工作总结等内容，不仅是研究安顺地区商会历史，也是研究西南地区商会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反映了西南地区商会发展不同于天津、苏州等城市的地方特色，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保定商会是北方内陆中等城市商会的典型。《保定商会档案》较完整地记载了保定商会及其所属各同业公会在不同时期的机构设置、组织结构及人员更迭的情况，全面记录了保定商会与同业公会的历史沿革、职能作用与社会活动和影响。特别是商会档案中还保留了大量抗日战争时期日伪政权强化金融统制、实施粮食统制、推行各业组合与物资统制，对保定及周围地区实行残酷的经济掠夺的资料。这些珍贵的商会档案为研究近代保定及华北城市的发展变迁，提供了真实而可靠的记载。
4.行业史、企业史资料
企业史方面，首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上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编辑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得以继续编辑完成，先后出版了《大隆机器厂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刘鸿生企业史料》（上、中、下）以及《荣家企业史料》（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上海市档案馆编辑的《上海档案史料丛编》，先后出版了《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原化工厂卷”和“天厨味精厂卷”（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1992年版）。这两套资料，加上“文革”前出版的有关上海民族工业企业资料，基本上涵盖了上海重要的民族工业。
对汉冶萍公司资料的发掘，是这一时期资料整理编辑较为突出的方面，主要有武汉大学经济系编辑的《旧中国汉冶萍与日本关系史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3册，上海人民出版1984—2004年版），湖北省档案馆编辑的《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1994年版）。这些资料集的编辑出版，对深入研究汉冶萍公司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工业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自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资料的出版，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繁荣，深化了经济史的研究，为经济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深厚的资料基础。但也应看到，相对于经济史研究，资料的整理仍然滞后，体现在一些专题性的资料仍然较为缺乏，一些领域的资料也有待开发和挖掘。近年来虽然在资料领域中有拓展，比如契约档案方面，先后出版了《清代以来天津土地契证档案选编》（刘海岩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清代地契档案史料》（熊敬笃编，四川新都档案局1987年，内部印行）、《吉昌契约文书汇编》（孙兆霞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保定房契档案汇编·清代民囯编》（刘秋根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但还远远不够，一些行业史、企业史方面的档案资料仍然薄弱，需要进一步挖掘。有关经济思想方面，目前仅见巫宝三、李普国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明清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此外，有关旧报刊如《银行周报》《银行月刊》《银行杂志》《中央银行月刊》等由于收藏较为分散，不便利用，也有待于集中整理。这些都给史料整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九节中外关系史资料的编纂
1.综合性资料
2.中俄（苏）关系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是沙俄与日本为争夺中国东北与朝鲜，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而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不义之战。这次战争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由全国图书馆文献复制中心影印的《清末外务部日俄战争议和档案》，收录了1904—1905年清外务部有关日俄战争议和档案七种，内容涉及美、英、法等国对日俄战争的态度、日俄战事进程、日俄议和条款、中国因应善后对策等，对于了解日俄战争时期晚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该中心影印的《清末日俄战争善后档案》，收录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军机处等机构有关处理日俄战争善后事宜的档案文献，可与上书互为补充。
有关中俄关系的外交史料，还有薛衔天、李嘉谷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1997年版）、吕一燃编辑的《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前者主要收集了1919—1924年、1933—1949年有关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文件，包括中东铁路、外蒙古、新疆、侨务等问题的各种交涉；后者主要是中方与俄方就蒙古问题交涉的文献汇编，包括官方档案和私人著述，如《外交部交涉节要》《中俄蒙三方恰克图会议录》，唐在礼、唐在章撰的《蒙古风云录》，孟矩撰的《乌里雅苏台回忆录》，陈篆撰的《止室笔记》，毕桂芳撰的《外蒙交涉始末记》，恩华撰的《唐努乌梁海图说略》，对于了解蒙古问题的由来及其演变，极有参考价值。
3.中葡关系
在出版《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的基础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广东社会科学院合作编辑的《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澳门基金会2000年版）、《明清澳门问题皇宫珍档》（华宝斋书社1999年版），选取部分馆藏档案影印出版，可使读者一窥档案原貌。
4.中日关系
5.中朝关系
第十节教育史、科技史资料的编纂
1.教育史资料
这一时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系统编辑出版的有关教育史资料也较为丰富，这些资料主要反映近代各地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因是当事人亲历、亲闻，较为真实和生动，不仅弥补了档案资料的不足，也细化了教育史研究。这些资料主要有政协广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黄玉生编辑的《江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秦一心编辑的《20世纪济南文史资料文库：教育卷》（黄河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
这两套资料因涵盖时段长，资料相互补充，成为研究近代教育发展史最基础的史料。
杨学为主编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档案馆等多家学术机构和档案机构共同编辑，全书共9卷，收录了从先秦至20世纪末中国考试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史料，其中第6、7卷分别为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考试资料。
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民国历史文献丛编》，出版有《民国教育公报汇编》（共208册，2009年版）和王燕来编辑的《民国教育汇编统计资料》（30册，2010年版），前者较为全面地收录了民国时期教育部、大学部及各省（市）教育厅所编的各种教育公报，后者收录民国时期全国性与地方性的教育统计资料74种，涉及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是两部民国时期教育文献汇编。
高等教育院校，特别是那些历史较悠久的名校校史研究是教育史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撰写校史成为教育史的一个热点，许多大学也编辑出版了校史资料。北京育才学校校史办公室编的《从延安到北京：北京育才学校史资料选（1937—1983）》（1983年，内部印行），西安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编辑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王文俊等选编的《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辑的《抗大四分校校史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辑的《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1994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合编的《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杨家润主编的《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史料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湖南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湖南近现代名校史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等。
2.科技史资料
改革开放后，科技史资料的成果，首先体现在对科学家文集、日记等资料的搜集整理上，先后出版了《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李四光全集》（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001年，中国科学院又启动了对《竺可桢全集》的编辑工作，2004年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分卷出版，至2012年共出版了22卷，包括文稿、信函、日记等，全部工作将在2014年完成。全集内容丰富，除气象、地理外，还包括数理天文、地质生物、国际政治、中外历史、哲学名著、流行小说、诗词歌赋、博物杂俎等；涉及人物众多，除科学家外，还涉及政治人物，毛泽东、蒋经国、陈毅、陈寅恪、顾准、钱钟书、黄万里等，不仅是研究科学史，也是研究政治史、文化史的重要史料。
其次，文献史料的编辑。主要有王扬宗编辑的《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文献与史料选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从1849—1916年间有关清末民初科学文献中，编选若干重要资料，按照文献类别，分为译著；译著序跋、凡例；论说；人物、机构、纪事、诗歌；书目、提要、读书指南等内容，其中包括《天文论略》《格物穷理问答》《博物新编》《物竞篇》《天择篇》《日本调查算学记》《益智书会书目》《初学读书要略》《东西学书录》和120余篇译著序跋、例言等，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校勘、标点和整理，不仅是研究中国近代科学史，并且是研究文化交流史、翻译史、思想史等重要的参考资料。
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辑的《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分为陶瓷、琉璃、紫砂、农业机械等内容。吕振涛、刘国华主编的《伪满科技史料辑览》（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主要收录日本侵略东北时期殖民地的科技发展史料。而韩健平编辑的《日伪时期的殖民地科研机构：历史与文献》（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则重点介绍了日本侵华时期殖民地科研机构演进的历史，这些机构所形成的文献及其在战后的接收及调拨情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辑的《抗战时期西南的科技》（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李师程等编辑的《云南文史集粹（七）教育科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揭示了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武衡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中国学术出版社1989年版），是第一部关于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科技发展史的专题资料。
最后，专业刊物的创刊。1980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所主办的《中国科技史料》（季刊）创刊，由邓小平题写刊名，2005年更名为《中国科技史杂志》。这是目前中国唯一系统汇集发表中国科技史料的学术性期刊，以搜集、抢救整理各历史时期科技史料为主要目标。自创刊以来，该刊发表了大量的中国近现代，尤其是近100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及其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史料，总字数达上千万字，成为研究近代科技史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促进近代科学史研究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十一节社会史、文化史及思想史资料的编纂
1.社会史、文化史资料
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史学观念发生变化，社会史、文化史逐步兴起，成为新的学术亮点。为了促进社会史、文化史的发展，学术界开始有意识地编辑社会史、文化史资料，其内容包括社会习俗、宗教、礼仪、饮食、服饰、医疗卫生，并进一步扩展到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人口、自然灾害等方面。
刘子扬、张莉的《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线装书局2006年版），是一部集研究与档案资料于一体的专题性著作。该书第二部分辑录了清代的题本、奏折、谕旨、实录中有关清廷查办秘密社会的档案，可作为研究清代秘密社会的资料参考。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民国帮会要录》（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主要收录了青洪帮的组织活动资料，兼收一些会党的活动资料。
继《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之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也编辑出版了《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民国调查报告丛刊》（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将社会调查资料的范围扩大到清代。全书辑录调查文献80种，既有社会调查，又有专项调查。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出版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收录南京图书馆所藏1931—193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对江、浙、沪、鲁、鄂、皖等地部分市县的实习调查报告470余册，反映了抗战爆发前上述区域的社会经济情况。另外，采用影印方式出版的大型民国文献丛书、丛刊，如周谷城主编的《民国丛书》（上海书店1996年版）、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旧上海史料汇编》（1998年版），熊月之主编的《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也收录了大量的民国时期社会文化史的文献，可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互为补充。
社会救济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较为分散。由国家图书馆编辑的《民国善后救济史料汇编》（1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汇编影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及其下属各厅1945—1947年的工作计划、报告，并收录了冀热平津、鲁青、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上海、广西、台湾各地分署，青岛、汉口、九龙等物资储运局，昆明等难民输送站的章则辑要、工作报告、统计资料，共计80余种，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战后社会救济的基本情况和具体过程。
在编辑《汇编》的同时，由各省市地震局组织，对于《汇编》未能尽收的资料，以编辑各地区地震史料汇编的形式予以收录，以弥补《汇编》的遗漏。各地先后出版了《北京地区地震史料选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76年编印）、《河南地震历史资料》（河南省地震局、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湖南省地震史料汇编》（湖南省地震史料组编，湖南省地震局1980年内部印行）、《江苏地震历史资料汇编》（江苏省地震局、江苏省地震史料工作小组编，江苏省地震局1980内部印行）、《安徽地震史料辑注：公元前179年—公元1949年》（安徽省地震局主编，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西藏地震史料汇编》（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等编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清代台湾自然灾害史料新编》（徐泓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相对于地震灾害，旱涝灾害是中国历史上更为常见的自然灾害。历代政府及民间记载灾荒情况及抗灾赈济的各种档案及文献极为丰富。1975年，中央气象局研究所编印了《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联合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在20世纪50年代搜集的资料基础上，开始编辑《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从1981年起，该套丛书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包括《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1981年版）、《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1988年版）、《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1988年版）、《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1991年版）、《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1993年版）、《清代辽河、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洪涝档案史料》、《清代浙闽台地区诸流域洪涝档案史料》（1998年版）。此外，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编辑了《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骆承政、乐嘉祥主编了《中国大洪水——灾害性洪水述要》（中国书店1996年版）。有关气候灾害史料或综合性的地区灾害史料也有面世。
有关自然灾害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不仅是改革开放后史料学新领域的拓展，也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近代灾荒史研究。
相对于灾荒史资料，人口史资料的整理略为薄弱，这也许与人口统计历来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有关。这一时期，主要整理影印出版了清末和民国年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数次人口统计资料。如国家图书馆编辑出版的《民国人口户籍史料汇编》（2009年版），主要收录了国家图书馆及部分省市图书馆馆藏的民国时期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部分户口统计、法律法规、户口管理等资料，包括部分民国年间有关人口史研究的著作。姜涛为《汇编》所写的“序言”，详细解读了所收文献的史料价值及存在的问题，是一篇很有分量的史料学著述。全国图书馆缩微中心编印的《近代中国人口史料汇览》（2009年版），收录了近代以来有关人口理论方面的著述、全国和部分省市人口分布及人口统计资料、部分省市的出生和死亡的调查资料。不过，上述两部资料集，所收资料并不完整，有的年份或省市的统计资料缺失较多。此外，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编辑有《近代云南人口史料》（1987年，内部印行）
在文化史资料方面，主要出版了有关新闻、出版业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有：谷长岭等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参考资料》（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周保昌编著的《东北解放区出版发行工作的回顾》（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辑部编辑的《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资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刘哲民等编的《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各地编辑的出版资料，如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编辑的《天津出版史料》，《山东出版志》编纂组编纂的《山东出版志资料》，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编辑的《湖南出版史料》，等等。
2.思想史资料
改革开放前，有关近代思想史的资料只有零星的几部，且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辑的《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的《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张枬、王忍之编辑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
除综合性及专题资料外，近代思想家的文集，也以丛书、丛编的形式大量汇集出版，如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批共35卷，收录44位近代学人的文集，包括陈寅恪卷、章太炎卷、熊十力卷、廖平·蒙文通卷、太虚卷、唐君毅卷、萧公权卷、钱宾四卷、汤用彤卷、梁漱溟卷、胡适卷等等。此外，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思想史类》（1996年版）、王元化主编的《近人学术述林》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戴逸主编的《20世纪中华学案》（北京图书馆1999年版），均分别收录了近代著名思想家有代表性的文集。
这些丛书、丛编为学者了解和研究近代学术思潮无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复出版的现象。这一时期有关思想史的资料仍然偏重于个人文集，综合性的、系统的资料仍然缺乏。
第十二节方志、边疆史、民族史等地方史资料的编纂
1.编修新志与整理旧志
地方志或方志，是记述地方自然形态、建制沿革、政治经济、军事战争、民风民俗、文化教育、自然灾害多方面历史信息的文献宝库。由于地方志具有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可靠性等特点，对于了解各地历史地理、物产资源、风俗民情、农业生产、自然灾害、社会习俗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历来是地方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中国历来重视地方志的纂修工作，保留下来的地方史志资料也极为丰富，而且种类繁多，有总志、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镇志、卫所志以及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教育，或行业志、企业志、部门志等各种专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仅保存至今的宋至民国时期的方志就有8264种，11万余卷，占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实际数字尚不止于此。这些方志文献，分藏于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及研究机构，还有相当一部分流落海外。
1957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把编写新的地方志列为《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草案）》的12个重点项目之一。次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地方志小组，全国修志工作逐步展开，后因“文革”爆发，修志工作被迫中断。“文革”结束后，修志工作再次提到议事日程。1980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80）16号文件号召“全国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4月8日，胡乔木在全国史学会代表大会提出，“地方志的资料要收集、保存、研究”。次年2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山西太原成立，开始筹备整理旧志与编纂新方志的工作。1983年1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恢复，负责领导全国的修志工作，各地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简称“方志办”）纷纷成立，正式开始了大规模的新修志书的工作。30多年来，新修志书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据统计，“在首轮新方志编修过程中，全国共出版三级志书约6000部，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约2万部，山水名胜古迹志约400余部，地情书约7000部。在20世纪末本世纪初启动的二轮修志中，也有700余部三级志书出版面市”。此外，“全国地方志工作系统编纂的三级地方综合年鉴已多达1500余种”。[※注]
整理旧志是各地方志机构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在编纂新志的同时，各地修志机构还开展了历代旧志的整理与出版工作。旧志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各个历史时期所编纂的地方志书。早在1979年，就有学者建议编辑一部《中国地方志集成》，从今存的1万多种方志中，从每种方志中平均选择1万多字、图五幅、表三件，共选1亿多字，5万多幅图，3万多件表，编为1万卷的大类书。[※注]
此外，中国书店出版的《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1992年版），收录方志167种；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稀见地方史料集成》（2009年版）也收录了116种志书。
由来新夏主编的《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集》（学苑出版社版2009、2012年版），博采民国前及民国时期近3000种地方志按《建置沿革志》《灾异志》《金石志》，分类汇编而成，是一部大型专业性方志资料专集。为方便读者，书后附有“今旧地名对照表”及分编索引。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首次汇集出版的《中国名山志》和《中国书院志》（2004年版）是两部较有特色的专志。《中国名山志》收录了《华山志》《泰山志》《九华山志》《武夷山志》《普陀山志》《五台山志》《黄山志》等十余种志书。这些志书记录反映了该地区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既有山图形胜，又有艺文诗赋，是一部全面记录我国历史名山极有史料价值的文献。《中国书院志》收录了《岳麓书院志》《白鹿书院志》《嵩阳书院志》《东林书院》《文正书院志》《南溪书院志》《云门书院志》《虞山书院志》等志书，首次将我国的书院文献汇聚成册，为了解和研究中国书院的发展历史及中国教育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中国方志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流散在海外，为日本、美国等国图书馆所收藏，有些国内仅存其目。国家图书馆通过国际交换等各种渠道，广泛查寻、搜集流散于海外的方志，并制成缩微胶卷。2001—2003年，又选取其中现为日本所藏、国内罕见的地方志百余种，先后编成《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及《续编》影印出版。这些方志，不仅在国内均为稀见，而且有一些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还不见著录，填补了国内志书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史料价值。
旧志资料的选辑汇编并非易事，因此在出版的地方志书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有的编辑体例混乱。如《中国地方志集成》中，目录上给人府县是隶属关系的印象，但实际并非如此，容易给读者造成混乱；由于清代和民国的行政区划变更频繁，使得各府州县的名称和归属也比较繁复，而所选方志不仅有清代的，还有民国时期的，编辑中缺乏必要说明，使人们往往对其归属和源流产生误解；一些山水志、补遗志等等的出现往往给人造成错觉，误认为它们也是州县所属。[※注]二是缺乏必要的检索工具和参考用书。由于志书数量庞大，翻检不易，在大规模修志的基础上，需要编撰方志目录、方志提要、方志索引和地方志分类资料等，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开展二次文献的工作”，编撰检索工具和参考用书。[※注]
2.以特定地区为主题的文献资料整理
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区域史或地域史研究的兴起，以一定的地域为范围，收集整理地方文献成为史料学中的一个热点，各出版机构纷纷推出以地区冠名的文献资料，如“西北文献”“西南文献”“东北文献”“华北文献”“湖湘文库”“金陵全书”资料系列。
继湖南之后，南京市政府2009年也启动了《金陵全书》编纂出版工程，拟全面整理、南京地方文献，编辑出版一套规模空前的南京综合性地方文献丛书。丛书共分方志、史料、档案三编，约400册，总文字量达4亿以上，目前已经出版了13个系列，约150册文献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地方史的研究，各地学术机构还从古籍中辑录或整理出版了一些综合记录地方社会的史料集，如新疆民族研究所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1978—1979年，内部印行），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选编《清实录山东史料》（齐鲁书社1984年版），王刚编《大清历朝实录四川史料》（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张本政主编《清实录台湾史料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薛云等编《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1987、2009年版），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四川大学历史系等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等。特别是《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的编辑出版，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清代地方基层政权资料的匮乏，对于地方史乃至近代史研究都极具史料价值。
上海租界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上海城市史特别是租界史研究具有多重学术价值与意义。由上海市档案馆整理翻译的大型租界档案史料《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共28册，中英文对照，中文译文达700多万字，收录了1854—1943年租界工部局历届董事会的会议记录，反映了上海公共租界内有关政治、经济、市政、文化等事务讨论和决策的全过程，为迄今为止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有关上海历史的档案文献资料，不仅是近代上海城市史、租界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也是近代中国政治史、经济史研究极有价值的原始史料。全书未采取影印的捷径，而采取中英文对照的方式，不仅保留了资料的原貌和完整，也为使用者提供了便利，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有相当分量的史料集。
3.台湾史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逐步改善，台湾历史研究也成为大陆史学界的新领域。但由于台海相隔几十年，特别是政治、历史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有关台湾历史的文献资料散落各处，给台湾历史研究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搜寻发掘史料成为这一时期史料学的重要工作。经过各方数十年的努力，台湾历史文献资料的发掘和出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2009年，台湾大通书局、人民日报出版社联合影印出版了由台湾编辑的《台湾文献史料丛刊》。该丛刊收录了有关台湾的各种文献资料400余种，是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资料。
上述台湾文献资料的系统发掘和出版，为台湾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台湾史研究向深入发展，不但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边疆史地资料
改革开放后，边疆史地资料的编辑出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除前面提及的方志外，档案、文献、日记、游记、调查报告等资料得到更深入发掘和整理，为边疆史地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对于学科的建设和研究的推进都具有积极作用。
在专题档案方面，主要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八年至十五年）》（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联合翻译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94年版），西藏档案馆编辑的《西藏历史档案汇萃》（中国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等资料。
在综合性的文献汇刊方面，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88—1992年版），包括综合卷和新疆卷、蒙古卷、滇贵卷等。
或因为编者有贪大求全之心，因而该文库在资料收录以及编辑体例上不免产生一些问题。文库宗旨本为“补充前人遗漏”，但入选的一些文献在之前出版的资料集中早已收录，如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的《东三省经济调查录》，分别在《民国史料丛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已经收入；许景澄《西北边界地名译汉考证》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已有收录；姚文栋《云南初勘缅界记》也收入《中国边境史料通编》（翟清福主编，蝠池书院2008年版）中，等等。另外在编辑体例也有不统一的地方，如“西南边疆”范围，文库确指为西藏、云南、广西三省区，但在“西南边疆文献”资料中却收录了西康省的资料。
从2005年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推出了《历代边事资料辑刊》，收录历代边疆资料七种，内容涉及历代西北、东北、西南等边疆地区的地理、政治、军事等方面，多为稀见史料，对于研究边疆史及民族关系史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马大正等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清代蒙古史料合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清代蒙藏回部典汇》（吴燕绍纂，中华书局2005年影印版）、《清代川滇边务档案史料》（该书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中国边疆社会调查报告集成》（王晓莉、仲益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影印版），也是这一时期出版的较为重要的边疆地区资料。
史料的发掘，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基础，大量史料的面世，使中国边疆史地学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
4.民族史资料
第十三节文集、日记、年谱、函札、笔记等个人资料的编纂
2000年前，有关近代历史人物个人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还是依托国内的收藏。从2000年后，开始出现流散海外资料回归大陆的现象。另外，随着国内馆藏机构对档案的解禁和开放，历史上重要历史人物的函电、日记等陆续被发掘整理，结集出版。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相继推出的谢幼田整理的《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8册，2004年版），由陈红民辑注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15册，2006年版）、《谢持日记未刊稿》（6册，2007年版），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上海图书馆庋藏居正先生文献集录》（9册，2007年版），程焕文、张靖、周旖辑注的《邹鲁未刊稿》（2册，2008年版）。由于这些人物的特殊地位，其函电、日记等资料，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以下分别略加介绍。
1.文集
除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外，“国家清史工程文献丛刊”，也整理出版了许多晚清重要人物的文集资料。目前已经陆续完成出版的有《李鸿章全集》（顾廷龙、戴逸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张之洞全集》（赵德馨主编，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黄遵宪全集》（陈铮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陈宝箴集》（汪叔子、张求会编，中华书局2004—2005年版）、《翁同龢集》（谢俊美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丁日昌集》（赵春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祁寯藻集》（《祁寯藻集》编委会编，三晋出版社2011年版）、《张謇全集》（李明勋、尤世玮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等。由于集主均为晚清时期著名的历史人物，这些文集的出版，不仅对于晚清历史人物研究，而且对于整个晚清历史的研究，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2.日记
在日记方面，仍然以中华书局主持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及“清史工程文献丛刊”系列规模最大。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王韬日记》（1987年版）、《李星沅日记》（袁英光整理，1987年版）、《李兴锐日记》（1987年版）、《王文韶日记》（袁英光、胡逢祥整理，1989年版）、《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1989—1998年版）、《郑孝胥日记》（劳祖德整理，中华书局1993年版）、《姚锡光江鄂日记（外二种）》（2010年版）、《许宝蘅日记》（许恪儒整理，2010年版）、《翁文灏日记》（李学通等整理，2010年版）、《翁心存日记》（2011年版）等。
“国家清史工程文献丛刊”系列出版了《恽毓鼎澄斋日记》（史晓风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影印版）、《薛福成日记》（蔡少卿、江世荣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晚清东游日记汇编》（王宝平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姚永概《慎宜轩日记》（沈寂等标点，黄山书社2010年版）等。这些日记内容丰富，尤其是李慈铭积40年心力所记的《越缦堂日记》，与《翁同龢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齐名，并称晚清四大日记。日记中对清咸丰到光绪近40年间的朝野见闻、人物评述、名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以及北京等地的社会风貌等内容均有翔实记述，并记载了大量的读书札记，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日记中还录有李慈铭本人的诗词、骈文作品，对于研究作者本人的文学创作也颇具参考价值。又如《薛福成日记》，前后记录了自清同治七年（1868）至光绪二十年（1894）共26年的见闻，涉及晚清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变化、灾异、运输以及中外交涉等方面的情况，不仅对于晚清诸多历史事件研究，且对于了解西学影响和冲击下晚清士大夫的心态，都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这一时期，来华外国人日记也开始纳入出版视角。比如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德国公使夫人日记》（秦俊峰译）。该书是德国公使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在中国期间（1896—1899年）所写的日记节选，详细描写了在德国军事强占胶州湾和戊戌变法的历史大背景下，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现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英国随军记者乔治·林奇的《文明的交锋：一个洋鬼子的八国联军侵华实录》（李国庆等编，[美]王铮译，2011年版），记录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经过，和他在中国的见闻。
3.函札
此外，由广州图书馆编的《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收录光绪六七年间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共计62通，另附有诗文、题记3件，均未见《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全集》，可补上述两书之阙。
改革开放后，有关私人书札资料出版数量最多的还是文化名人的书信集，如《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陈垣来往书信集》（陈智超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俞平伯书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陈独秀书信集》（水如编，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行知书信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梁漱溟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章太炎书信集》（马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马奔腾辑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康有为往来书信集》（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
4.年谱长编与年谱
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大型的有关孙中山事迹的年谱长编，该书根据国内外大量已经刊布和未曾发表的孙中山著述和有关档案材料，经过认真鉴别考订，较为全面、系统、详细地记述孙中山的生平思想、言论和革命实践活动。
夏东元主编的《盛宣怀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从编者积累多年的已刊、未刊函电、条陈、企业章程、奏稿等史料中，反复排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内容，按年编次，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盛宣怀一生的重要经历及其事迹，对于重新认识和评价盛宣怀，以及洋务运动，乃至中国近代企业，都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丁文江、赵丰田编辑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经欧阳哲生整理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最早出版于1936年，仅油印了50部，但一经问世即被视为年谱长编中的经典之作。书中除搜集大量谱主的著述和未曾公开的信札等材料外，还收集了有关的报刊及与之交往密切的人物的日记、年谱、来往书信等，极具史料价值。中华书局的整理本以油印本为底本，参校1958年台北世界书局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和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赵丰田编辑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并在此基础上又作了新的修订，并编辑了《人名索引》。不仅方便了读者利用，而且是一部规范的史料整理集，在当下资料出版以影印为主流的形势下，十分难得。
5.笔记杂著
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文革”前曾经出版了数种，“文革”后逐步恢复出版，除收录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日记、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亦予以选择性的辑录，先后出版了60余种笔记史料，包括《崇陵传信录》《东使纪程》《东游纪程》《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直皖秘史》《癸亥政变纪略》《滇輶日记》《庚子西狩丛谈》《陶庐老人随年录》《南屋述闻》《瓦德西拳乱笔记》《汪穰卿笔记》《湘军援鄂战史》《湘鄂川鄂战争纪略》《湘灾纪略》《辛壬日记》《新华秘记》《癸亥政变纪略》《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北京官僚罪恶史》等，是一部规模最大的笔记丛刊。
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史料笔记丛刊》（1995—2000年版），收录25种民国时期的笔记史料，如《国闻备乘》《洪宪惨史》《旅俄日记》《民国政史拾遗》《死虎余腥录》《满宫残照记》《北洋述闻》《自勉斋随笔》《京话》《旅俄日记》《汪穰卿笔记》《新语林》《上海俗语图说》《睇向斋谈往》《故宫五年记》等。这些笔记杂著，内容广泛，记叙详细，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近代史料的范围，尤其对于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极有裨益。
徐德明、吴平主持编辑的《清代学术笔记丛刊》（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是一部专门收录清代学人笔记的资料集，共收录清代笔记240余种，其中相当部分为清代学术笔记之精华。
这一时期，除上述各类个人资料外，在有关人物研究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由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汇编，齐鲁书社影印出版的《三十三种清代人物传记资料汇编》（2009年版），共45册，系根据1932年杜联喆、房兆楹编辑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所对应的33种清代人物总传汇辑而成，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利用。
文集、日记、函札、笔记等，不仅是人物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也与其他资料互为补充，甚至是研究政治、社会、经济等历史问题的关键史料。
第十四节回忆录资料的撰写
1.回忆录题材的拓展
回忆录是当事人对往事的回忆，包括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因此是史料的重要类别之一。改革开放后，回忆录的撰写经历了一个从题材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过程。“文革”结束之初，因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在“文革”蒙难或相继去世，使人们对抢救史料有了更迫切感觉，从而掀起一股撰写革命回忆录的高潮。1977—1980年，主要以回忆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平事迹为主题。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回忆毛主席》（1977年版）、《战争年代的朱德同志》（1977年版）、《横刀立马彭将军》（1979年版）、《回忆贺龙同志》（1979年版）、《回忆陈毅》（1980年版）、贺清华著《跟随毛主席在陕北》（1978年版），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1977年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毛主席在陕北》（1977年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组编辑的《忆董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这些回忆录，最直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纪念，同时也有在党史领域拨乱反正重新塑造在“文革”中被歪曲乃至丑化了的形象。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各种专题类革命回忆录，如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大回忆录》（1980年版）、谢立全著《挺进粤中：革命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王作尧著《东纵一叶：革命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林维先口述《敌后三年：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1984年版）、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辑的《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
从1985年起，随着思想解放及学术研究的多元，回忆录的题材逐渐增多，不再单一地集中在革命史方面，而是向晚清史、民国史方面拓展，一些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关于旧政权的回忆录也得以公开出版，不仅数量增加，且题材丰富，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等多个方面。这些回忆录，或以人物、事件、地区、行业、单位等为中心，或自述，或他述，不拘体例，长短不一，极为丰富多样。
在中共党史方面，解放军出版社从1986年至1999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回忆录》丛书，收录了30多位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包括《徐向前回忆录》《聂荣臻回忆录》《粟裕回忆录》《王新亭回忆录》《叶飞回忆录》《吕正操回忆录》《许世友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宋任穷回忆录》《张宗逊回忆录》《陈再道回忆录》《陈锡联回忆录》《洪学智回忆录》《杜平回忆录》《郑维山回忆录》《刘华清回忆录》《张震回忆录》等，这些回忆录，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外，还出版了一些单册的回忆录，如《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新华社回忆录》（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等等。在“文革”中中断的大型回忆录资料集《红旗飘飘》也恢复出版，至1993年，共出版至32集。《星火燎原》出版了选编、丛书、丛编、《星火燎原未刊稿》等。
在敌后抗日战场方面，有张劲夫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刘大年的《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朱亚民的《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忆淞沪支队逐鹿浦江两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杨迪的《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位作战参谋的历史回眸》（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解放战争历史方面，包括国共双方的回忆录，如全国政协等编的《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郑维山著《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的《解放战争战略防御：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陈士渠著的《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2.文史资料的专题化及对库藏史料的清理
为了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决定将编辑方针从综合性丛刊向专题资料转变，将征集到的4亿字的回忆录资料逐步整理编辑出版，使文史资料专题化、系统化。从1985年起，由全部政协文史委主持编辑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陆续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包括《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晋绥抗战》《中原抗战》《武汉会战》《湖南四大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远征印缅抗战》共12个专题。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记录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专题丛书，较为客观、公正地反映了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史实。
2002年，全国政协文史委主持编辑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版），按照时经事纬的方法，以历史先后排序，按文稿内容分专题出版，全书分为《晚清·北洋》《东征北伐》《十年内战》《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日伪政权》《全面内战》《政府·政党》《特工组织》《军事机构》《军事派系》《军政人物》《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专题，含目录共26册，近3500万字。这套丛书是对过去认为史料价值不高或不宜公开发表而束之高阁的文史资料的一次大清理，大大地丰富了文史资料的范围和内容。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协也进行了本地库存资料的清理工作，如出版了《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等。
从20世纪80年代末，文史资料的征集题材逐渐扩展，从过去的集中于政治、军事方面，向经济、文化、少数民族等方面发展。1989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联合开展了《近代中国工商经济丛书》的征集出版工作，从1991年开始，先后出版了《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4种，《中华百年老药铺》《近代中国的典当业》等行业史2种，以及《抗战时期民营工厂内迁纪实》《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外商银行在中国》《回忆中国工合运动》《晚清企业纪事》《近代长芦盐务》《章元善与华洋义赈会》专题资料7种。此外还出版了《缪云台回忆录》《胡厥文回忆录》《钱昌照回忆录》《猪鬃大王古耕虞》《工商泰斗孙越崎》《陈光甫与上海银行》《周作民与金城银行》《追忆商海往事前尘——中国电光源之父胡西园自述》等近代工商人物回忆录8种等。
随着学术研究逐步走上正轨，以前仅限于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开始公开出版。同时，各种文史期刊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创刊。继《纵横》1983年创刊后，《文史精华》（河北）、《文史月刊》（山西）、《钟山风雨》（江苏）、《江淮文史》（安徽）、《文史大观》（江西）、《春秋》（山东）、《文史博览》（湖南）、《文史春秋》（广西）、《文史天地》（贵州）等一批文史期刊先后编辑出版，在发掘地方文史资料工作中发挥了极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