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是一种基础工具，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大、中学阶段，将逻辑作为一种必修的通识教育。
但在中国，作为通识教育的逻辑课，已缺席了数十年之久。
01
逻辑曾是必修课
“逻辑”一词，始于严复对“Logic”的音译。在近代史上，“Logic”还有过“辩学”、“名学”、“论理学”等意思更直白的译名。
简略来说，逻辑是一种基础工具，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科学研究对逻辑的倚重自不必说，人生随时随地之言（与人沟通交流）与行（思考、处理问题），都离不开逻辑。说话没逻辑，即不能有效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想法；做事没逻辑，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缺少逻辑常识，很容易沦为被愚弄的对象而不自知。
故此，自20世纪初，传统逻辑系统传入中国后，教育界即将逻辑学纳入到了正规课程之中。
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政科”三年须开设逻辑课（名学），每周两学时。
1904年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将逻辑课（辨学大意）列为“经学科”、“文学科”、“商科”的必修课；《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则把逻辑学列为公共课程，共一学年，每周3学时。
↑1905年，严复翻译的逻辑学著作《穆勒名学》，该书曾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材
进入民国后，逻辑学成为很多大学、高等师范学校乃至中学的必修或通习课目。讲授的内容，也超出了传统逻辑，如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开课讲现代逻辑（数理逻辑）。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熊十力、胡适等学术名家，亦将逻辑学深入应用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
1930年代，苏联开启了对逻辑学的大批判，勒令大、中学校取消逻辑课。受其波及，一批受苏联影响极深的知识分子，也于1920年代末开始掀起对逻辑学的批判。艾思奇等人宣称要用“辩证法”来打倒逻辑学，甚至公开“宣布了形式伦理学的死刑”。
这场“辩证法”针对逻辑学的大批判，持续到1930年代末，虽然声势浩大，但并未撼动逻辑学在大、中学校课程中的地位。张东荪、金岳霖等人，也尚有空间与叶青、艾思奇进行论战。
1939年，国民政府曾下达指示，欲聘请专家来给官员和公务员讲授逻辑学，以改良公文的书写与批示。
02
逻辑教学两遭重创
1946年11月，苏联作出《关于在中学校里讲授逻辑和心理学》的决议。
该决议认为：每一社会经济形态都有与自已相适应的逻辑，苏联必须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苏维埃的”逻辑。
1950年代，中国大、中学校所教授的逻辑课内容，深受苏联影响。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逻辑学会理事宋文坚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逻辑，则是在我国已有逻辑研究和教学成果上的全面大倒退。受害最为严重的是我国大学的逻辑课程。这种课程是给非理工学科开设的，叫作普通逻辑课。
最先引进的苏联逻辑教材是曹葆华翻译的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195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苏联1945年以前有段时期曾取消了大学的逻辑课程，理由为逻辑是形而上学哲学的产物。
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是1946年开禁后出版的，仍带有对逻辑的高压态势，……其批判多是无中生有或者根本错误。在逻辑内容上则是讲授传统形式逻辑和培根、穆勒的古典归纳，大致是延续19世纪的逻辑教学体系，因而这是一本内容落后、观念陈旧的逻辑课本。1951年出版的维诺哥拉道夫和库兹明合著的《逻辑学》的译本，为苏联高级中学所用，比较简明、讲述清楚、废话不多，但内容仍是陈旧落后的传统形式逻辑。
很显然，逻辑教研室的老师们对这样的逻辑课本是不欣赏的。但即使不欣赏、瞧不上，也仍得以苏联这两本教材为范本。……苏联不改，我们也不能改。……以苏联范本为模式在我国培养的一代逻辑教师，逻辑视野不宽，长期不知有数理逻辑。其中部分人刻板地固守着这类模式不放。影响较为深远。”
进入60年代，“十年动乱”中，逻辑学再遭重创。据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倪鼎夫回忆：
“逻辑科学是重灾区之一。逻辑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逻辑教研室(组)被撤销了，学校里逻辑课取消了，专业队伍解散了。在各门基础课中，‘四人帮’不准老师讲理论推导和论证，污蔑这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是‘脱离实际’、‘故弄玄虚’，是‘回潮’、‘复旧’。结果使学生只知道些现成的结论，不知道这些结论是从哪些前提推导出来的，只知道一些零散的感性的知识，不知道理论的论证。所有这些极大地影响了学生逻辑推理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他们把逻辑工作者看作专政对象，给有研究成果的老专家扣上‘反动权威’的帽子，强迫他们去打扫厕所……”
↑逻辑学家金岳霖及其50年代著作。金晚年对学生诸葛殷同说：“我当初就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书（苏联的《逻辑》教科书）。”
03
短暂复苏与再度消失
70年代末，逻辑课开始在大、中学校复苏。
1978年，第一次全国逻辑学讨论会召开；1979年，中国逻辑学会成立。1981年，教育学家张志公撰文，呼吁“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张认为：
“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一些比较重视教学的高中和师范学校，专门开设过逻辑课，大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四十年代以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普通中等学校以及中等师范学校，不再专门开设逻辑课，就连一般的高等学校和高等师范院校也没有普遍地设置逻辑学课程。这样，使得一般受教育的人，渐渐对于逻辑愈来愈生疏。这是不妥当的。”
鉴于教材、师资匮乏的现实，张志公提出了一种权宜之策：“在中学普遍开设逻辑课显然是不可能的，……由语文学科明确地把逻辑训练和简要的逻辑知识的教学任务承担起来，是可取的。”
“近年来，教育界已有人在上海和北京的某些学校，对中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状况分别做了调查。结果表明，抽象思维的能力和形成概念的能力很低，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相应的审题能力和判断力很差，推理和论证的能力很为缺乏。同上述各种能力的缺乏有关，目前中学生组织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能力也很为欠缺。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曾对中学生语文状况做过调查。从调查取样的三百篇作文来看，很多学生在智力的发展上有以下几种缺陷：
（1）观察和理解的能力差；
（2）分析和概括的能力差；
（3）思维和表达能力差。
三百篇作文反映的情况有一定的代表性，基本可以体现当前我国大多数中等学校学生语文的实际水平。水平的低下是令人吃惊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值得引起普遍的注意。该编辑室还选了三百份测验卷，从语法、修辞和逻辑知识等方面了解中学生的情况。
调查的结果表明，大多数学生基本上没有掌握最起码的语法、修辞、逻辑知识，更不会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知识，用词不当、句子不通顺的情况相当严重。逻辑方面的错误主要是概念不清，逻辑关系模糊，主宾概念不相应。总的看来，除少数基本上符合评卷要求外，大多数水平低下。”
此次删除，让许多一线中学语文教师深受打击。他们在1988年留下了许多痛彻心扉的文字。比如，有人如此写道：
“正准备写一篇文字呼吁加强中学逻辑知识教学，不料修订后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却将中学语文课中的逻辑知识删掉了！……据说，中学语文删掉逻辑知识是为了降低难度……‘让学生真正扎实地把基础知识学好。’（参见1987年1月22日《中国教育报》）我以为这个理由是不可思议的。……（逻辑）可以帮助人们去正确地进行思维并尽快获得新知识(包括学习和发现发明），更准确严密地表达和论证思想，更敏捷地识别和纠正错误，它是给人们提供科学方法的一门基础学科。……总之,我认为中学决不能没有逻辑知识的一席之地。”
还有一些语文教师，在失望中尖锐地抨击了当时的中学语文教材自身所犯下的逻辑错误，然后无奈地感叹道：
“建国也有几十年了，为什么就一直这样糊里糊涂地在编、在教、在学……而且还编得、教得、学得津津有味！这难道不确实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轻形式逻辑、思维习惯有点儿问题吗？这难道不确实说明我们的编者、教者、学者，乃至整个民族，不但不应该删除逻辑知识，而且应该大力地、急迫切地普及逻辑知识吗？”
但这些声音并不足以让事情好转。
进入90年代，情况变得更为恶劣。在很多大学，逻辑从必修课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最典型者，莫过于从1998年起，根据国家教委颁布的文件，逻辑被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基础课程中踢了出去。
对于这种变化，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吴家国如此总结：
这种状况，时至今日，也未见改观。
逻辑课在大、中学校的这种命运，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高校市场化仅是其中之一。曾昭式曾如此总结道：
“目前，许多学校的逻辑课被取消，或者逻辑的课时量被压缩。这既有一些高校领导的责任，也与一些高校没有逻辑教师有关，甚至政府有关部门也不支持逻辑的教学与普及。”
艰深的数理逻辑，自然不必人人修学。但作为通识教育的普通逻辑课缺席数十年，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情。普及逻辑常识，是造就一个良性社会的必要前提。比如，要真正落实言论自由，就必须讲究逻辑，做到“就事论事”，如殷海光所言，“只问是非，不问是谁说的。…无论赞成或反对，应该完完全全以论题为范围，而不旁生枝节。这是言论自由必需的态度和修养。”
逻辑课的长久缺席，必然给社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使之呈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病态。诉诸情感、诉诸传统、诉诸暴力……等背离逻辑的交流方式，常常在社交媒体上泛滥成灾。公共话题的讨论，也往往因参与者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而沦为无意义的互撕口水战，乃至发展成“用U型锁说话”。
殷海光先生说：“逻辑学太重要了，一个人懂得了逻辑，就能明辨是非了。也唯有在中国大力普及现代逻辑，才能把人们的认知能力从泛道德主义、泛情绪主义、泛经验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一个人的最大危险，就是拒绝思考，从而对身边的恶失去警惕；一个人的最大错误，就是在犯错的路上狂奔，却失去了刹车的能力。而逻辑，让一个人在思想上变得清晰，在感觉上变得敏锐，在行动上找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