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大学为什么这么强？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其悠久的通识教育传统。
美国学生在大一大二时，会先充分接触各个学科，之后再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专业，不像中国学生一进大学大方向差不多就定了。
这种教育的好处显而易见。学生在成为专门的人才前，都先成为通才，不仅获得了一套基本而全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还发展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树立了正确的“三观”。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的起点是20世纪初的哥伦比亚大学，后来芝加哥、哈佛也步其后尘，最终将这种先进的教育模式推广至了全世界。
不过，培养通才的理念其实并不新鲜，古代就已有之。在中国西周时期，教育的最高目标是成为“君子”，君子就是通才，要通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总的说来，自由七艺就是人的学问，它体现了理性、自由和民主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西方教育史上扮演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若没有七艺，大学就不可能出现。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自由七艺”的故事。
古希腊自由艺术教育的诞生
自由艺术教育是与希腊的理性之光同步降生的，不过“四艺”的出现要早于“三艺”。这是因为早期的希腊哲学家，更痴迷于对宇宙的探索。
最早提出的“四艺”思想的是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他认为万物的本源是“数”，因而自然强调算数与几何的重要性。同时他认为音乐也具有数学基础，体现了宇宙的和谐。于是，他便将这四门学科联系了起来。
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下，自由公民是城邦的主人，官员都由公民选举产生。有人若想在选举中胜出，他必须要靠演说打动公众，赢得更多的选票。于是，演说的盛行也催生了一批教人演说的职业教师——智者。
正是智者最先将“三艺”引入了教育，他们尤其注重修辞学，著名的智者伊索克拉底还开设了一所专门的修辞学校。
然而，智者的教育却值得诟病，因为他们过分强调教育的功利性。为了让学生能靠演说笼络人心，在辩论中战胜对手，他们甚至教导学生不讲原则的诡辩之术。这种教育下出来的人，顶多是政客和讼棍，而不可能是负责任的公民。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立刻看出了智者派的问题，并积极与之辩论。他们反对智者派的教育理念，认为教育应该承载更崇高的使命——道德和智慧上的卓越。只有拥有完备的道德和智慧，公民才能真正认清自由的意义。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使人自由。”
不过，尽管柏拉图斥责智者的修辞学是假修辞，但他并未抛弃“三艺”，而是对其进行了改造，尤其在辩证法上。智者的辩证法总是导向一种虚无的相对主义，而柏拉图的辩证法却能为知识提供坚实的基础。
同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也提出了理想的城邦管理者“哲学王”所必须接受的教育。这其中既包括“四艺”，也包括他眼中更高级的辩证法。
可以说，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是“自由艺术教育”理念真正的开端。后来的亚里士多德不仅发展了各科的内容，又进一步强调了教育非功利的高贵品质，认为“自由人”的“艺术”应有别于“奴隶”的“技术”。
古罗马时代的自由艺术教育
自由艺术教育促成了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各个学科百家争鸣，但当自由艺术传到罗马后，却有点变味。一方面是教育的功利性变强，一方面是罗马人“偏科”严重。
起初，在罗马人眼里，希腊的一切都很时尚，包括音乐和舞蹈等艺术。但在接触加深后，罗马人质朴和讲求实用的民族性格，让他们觉得这些科目不再适合贵族子弟了。于是，教育的重心放在了文法和修辞上，因为这两门科目在就业上最有用。
不过，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也出现了两位思想大家，站出来反对这种“偏科”的教育。
第一位名叫瓦罗，他将希腊化时代的百科全书传统引入罗马。据说他写过70多本著作，不过留下来的只有两本。他的《教育九书》对于自由艺术的历史尤为重要，因为他首次正式明确了自由艺术教育的科目。不过，比起后世的“七艺”，瓦罗将医学和建筑也算了进去。
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塞罗了。西塞罗以其对拉丁文的贡献，和坚定的共和主义立场著称，后来美国的建国之父们都对他推崇备至。
西塞罗认为过度专注于修辞学枯燥乏味的教育，只能导致迂腐和狭隘。
西塞罗的思想体现在其著作《论演说家》中，尽管他赞成将演说视为一种获得职业成功的手段，但他呼吁教育应该能培养出一种博学而有正义感的演说家，能在社会中起到引领作用。
西塞罗的理想只能说部分实现了。他死后不久，罗马进入了文化的黄金时期，既涌现出如维吉尔、贺拉斯这样的诗才，也出现了普林尼、李维这样的饱学之士。不过，纵观罗马的整个历史，罗马人在数学、天文等理论学科上实在建树甚微。
罗马文化的繁盛并未持续很久。公元3世纪起，罗马帝国突然陷入频繁的内乱和战争之中，文化、思想开始衰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哀叹生活和命运的偶然，古典时期最崇高的理性精神也逐渐让位给了神秘主义的信仰。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尽管古典传统已然衰落，但自由艺术教育的形式和内核却固定了下来。
这时候出现了一本名字古怪却极其重要的书，它首次将自由艺术确定为七艺，为中世纪的学问建立了标准。这本书就是马提亚努斯·卡佩拉的《语文学与墨丘利的婚姻》，这里的婚姻象征着学问和语词艺术的结合，它们分别对应于四艺和三艺。
当然，若非基督教作家对这本书的接受，它也不会对中世纪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了。实际上，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思想家为七艺的传承作了巨大贡献。
这些人里最有名的或许要数圣奥古斯丁了，虽然他对自由艺术的态度比较暧昧，但他本人的著作就体现了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以及作为修辞学家的训练和经验。他本人计划完成的一套有关教育的巨著，也是以七艺的形式组织的。
除奥古斯丁以外，波爱修和卡西奥多卢斯为自由七艺的传承做了更实际的工作。
卡西奥多卢斯也在哥特人宫廷里任职，但没有遭遇波爱修的不幸。他写了一本名为《圣俗学识指导》的书，这本书分别讨论了神圣知识和自由七艺。他主张自由艺术教育应被纳入基督教的教育中。不得不说，人类文明的传承真要感谢历史上这些伟大学者兼容并包的精神。
中世纪与大学的兴起
令人遗憾的是，在中世纪早期，在历经几百年的蛮族入侵后，欧洲的文化还是不可逆转地衰落了。
基督教在这时期接过了文化守护者的职责。在一个几乎没有哲学的时代，其主要的关切是吸纳和保存一个业已远去的学术传统，自由艺术的作用也变得显著起来。
不过，在这个黑暗的年代，通才教育的目标太不现实。实际上，由于日耳曼人入主欧洲，学术语言拉丁文在这时已不再是活语言，文法就成了七艺中的核心，而且研究都非常基础，大多是文献资料的汇编工作，这种情况，即便在当时学术最繁荣的英格兰和爱尔兰也是如此。
8世纪末的时候，情况稍有好转。当时查理曼大帝正如日中天，一手囊括了几乎整个西欧，政治环境变得相对安全。查理曼于是从英格兰请来了著名的学者阿尔昆，帮助他推行教育，振兴文化。
可惜的是，查理曼死后，其帝国又陷入分裂。自由艺术虽然仍在散发着微光，但研究还是集中在基础的三艺上，四艺几乎被忽略。直到11世纪后，欧洲才从持续的动乱中恢复了生气，并终于等来了文化的春天。
这次充当文明使者的是东方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在七八世纪快速崛起，一度成为欧洲的头号大敌，但在双方的你来我往中，欧洲人也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了宝贵的礼物——业已失传的希腊文化。
原来，虽然希腊的古典著作在中世纪的欧洲已经失传，但在阿拉伯人那里不仅保存完好，甚至还有了长足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这场自由七艺的复兴，重新将古希腊人所珍视的理性、自由和民主的古典人文主义精神带回了欧洲。这也为不久以后出现的欧洲大学提供了价值观基础。
12世纪，学校的教师们都展现出了轻松活泼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相信人能够拥有完整的知识和智慧，也相信只要运用自己的理性，就能解释宇宙的环境。这种信念汇成了一股冲天的力量，而这股力量将要重新引导西方文明的方向。
人类的历史就如同人类的精神一样，是错综复杂的。12世纪自由七艺的繁盛，虽然直接导向了大学的诞生，但大学的学习最初也是为了回应城市发展的需求，所以，法学、医学等实用学科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古典学术的发展。
然而，自由七艺也没有因此被时代淘汰，成为了博物馆里的活化石，像它曾经在历史中表现的那样，不断地调整和发展。文艺复兴时期后，传统的七艺开始分化，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文理各学科。
不论自由艺术如何变化，其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核始终不变，它将与西方文明一道，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