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此文，旨在与留公子此前推送的剑桥大学“电影与屏幕研究硕士”的申请指南提供理论素材。
作者介绍
裴开瑞教授
(Prof.ChrisBerry)
1.
本文摘要
2.
引言
在过去，活动影像屏幕都用于室内，不管是戏院屏幕或电视屏幕。[1]但是十多年来，尺寸、形态各异的电子活动影像屏幕走向户外，遍布于世界各地城市的公共空间。上至从四面八方覆盖了整座办公大楼和商业中心的巨型LED屏幕，下至ATM（自动柜员机）的显示屏，以及车站和银行或其他对公众开放的休息室和大堂，这些屏幕变得寻常可见。这些公共屏幕于当代城市生活的公共空间，扮演甚么角色？许多研究公共屏幕的学者对某些新颖的屏幕与其特别的应用深感兴趣，如纪念碑般尺寸的屏幕、不是附属而是和建筑物融为一体的屏幕、或用以引发公共议论、用于进行艺术表演的屏幕等。然而公共屏幕的日常性(everydayness)却被忽略。也许因为屏幕是如此的理所当然，所以除非是极其巨大或是播放着预想不到的内容，否则很难为人注意。但它们实际是如何被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呢？全世界的用法都一样吗？就如都市生活其他方面都出现的后现代同质化(postmodernhomogenization)？
第二，与亚洲之外的城市对比，文本屏幕在上海异常盛行。这些屏幕通常都是显示着红色汉字的黑色LED屏幕，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为字符水平移动（通常是自左向右）的电报纸条式(tickertape-style)屏幕，中文称之为「走字屏幕」；另一为一连串不同的文本，像幻灯片一样反覆播放的屏幕。于此，笔者所着眼的是具有上海特色，或是有东南亚色彩的屏幕。文本屏幕的风行，应该被视作一种源远流长而又具有本土特式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人们将书写应用于公共空间，尤其是应用于各式各样的出入口之间的空间。这意味着一种概念上的传承：在中国，甚么才算是公共空间？
综合来看，这两种形式的本地特性表明，在后现代全球化的背景下，日常城市屏幕文化和公共空间也许并非如一般认为的那样普遍一致。此外，人们看到的本地化应用，也并非某种西方或大都会标准的「全球本地化」改造(globaladaptation)，而是在全球新型媒体技术蓬勃发展的情况下，成为同代发展(coevaldevelopment)的一部分。
3.
日常性与世俗魅惑
其次，不同的环境下会呈现特定的社会应用模式。这些模式既有普遍而全面的功能，又跟场地的独特性结合。例如，在交通中心的屏幕，主要用途便是传递信息和引导人流。但是特定的建筑、规例、经济和文化等会影响这些主导功能在特定的机场、火车站和公交车站如何呈现。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选择了三种应用模式：在交通中心引导人流；在博物馆等公共展览空间构造访客的体验；在零售和娱乐中心以「光影景观」吸引消费者。
虽然零售和娱乐中心屏幕的魅力最为显著，但这也只是所有屏幕案例的其中一部分。提供信息的活动屏幕─即使其内容只是琐碎的站点和班次的更新─也能在车站和机场吸引人们稍纵即逝的注意。而在博物馆中，相较于普通的展览品，装配有活动影像屏幕的展品似乎更快更多地吸引观众。即使这可能已经为人注意，但是这种吸引力确实是沿袭了电影的活动屏幕。
正如Cubitt的「魔幻转变」所言，生动性具有一种魅惑的元素。而认为「世界的魅惑幻灭」(thedisenchantmentoftheworld)是现代性的特点，甚至先决条件的观点，实与韦伯(MaxWebber)有关。他认为对科学和理性的接受意味着神话从宗教到魔术的全面消失(Weber,1988)。
研究魅惑与现代性的人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和分歧。在许多人看来，魅惑意味着人性之解放，但对包括韦伯在内的另一部分人而言，魅惑则将世界从意义之中剥离，是一种深度异化体验(profoundlyalienatingexperience)。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韦伯一样对现存的现代性持负面态度，但他们认为魅惑的程度还未够深。韦伯总体上对现代性的看法是悲观的，他们则满怀希望地相信，革命将会驱散魅惑之残余。
然而，绝大部分研究魅惑的人认为，现代性与魅惑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对抗。正如MichalSaler所指，过去十几年来，正是这一冲突发生了变化，也因此改变了日常生活中魅惑的地位。无论是作为前现代的残留物，还是作为现代性之下的执迷，魅惑都不再与现代性冲突。对于某些人而言，这意味着在现代性之中为宗教和超自然保存一席之地的尝试，或者解释为建立「现代宗教」(modernreligion)。而在其他人看来，这指的就是Saler说的「幻灭之魅惑」(disenchantedenchantment)(Saler,2006)。在公共屏幕的环境之中，幻灭或者世俗的魅惑，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融合日常生活，理所当然地应用。
4.
社会功能与场地特性
公共屏幕的形式与应用纷繁各异，那么本地特性又体现在哪里呢？正如上文所指，基本方法之一就是把不同的社会应用模式与每一个场地的特点结合起来。我们挑选了位于上海的交通中心、零售和娱乐区域，以及公共展览空间。而本文这一部分谈及的就是这些场地里屏幕的应用方式，再对比我们在伦敦以及开罗所研究的不同场地，继而进一步解释场地特点。
01/上海科技馆内的访客体验
MichaelSaler解释，存在「幻灭之魅惑」的一个主要领域是对科学的赞叹论述。Saler指出，藉着科学，那些看上去颇为奇幻的特效先引发了观众的兴趣，接着以神秘与理性互相辩证。MichellePierson同样也分析了人们对于科学「幻象」(phantasmagoria)的兴趣，认为现代人对影院特效的兴致，是前者的延伸。这些特效本身产生了世俗魅惑，以一种近乎拜物教的方式在杂志和网站上竭力呈现(Pierson,2002)。科学的世俗魅惑，既神秘而又理性，有助于解释我们在上海科技馆内所见人们如何投入。上海科技馆里的屏幕制造了这种奇妙的科学体验。
从2008到2011年，我们数次造访上海科技馆及其他本文所讨论的场地。该馆于2001年开放，面积达68,000平方米，为钢铁和玻璃所覆盖的弧形建筑物，十分壮观，因而有了装修精致的专门地铁站。[3]从上海科技馆的建筑外观上看，未必能立刻感受到亲临馆内的有趣体验。但是一走进里面，我们便意识到屏幕在这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人们可以使用这些屏幕购买门票，馆内设有的IMAX3D巨幕影院、IMAX球幕影院、IWERKS4D影院和太空数码影院四个影院。尽管如此，大厅四周还是略显冷清。
上海科技馆正门
上海科技馆研究设计院的副院长忻歌在接受访问时告诉我们，他们想方设法尽量让每一样展品都具有互动性。她解释，他们遵照科学原则，摒弃了旧的展区规划，走向主题化。他们也下意识借鉴迪斯尼乐园这些主题公园的做法，为游客创造一种刺激的体验。仅仅拉动拉杆是否令游客产生智力或教学互动，忻歌对此也有疑虑，但她也承认，这一种互动毋庸置疑广受欢迎。[4]
如果说访客体验大致决定了上海科技馆这种公共机构内屏幕的部署，那么与我们在伦敦所选的公共展览空间─伦敦科学博物馆─对比，更见场地特性如何突显本地性。有些差异是一目了然的：伦敦科学博物馆使用触摸显示屏来调节观众与计算机屏幕之间的互动，而上海科技馆使用的则是滚球式鼠标，几乎完全看不到屏幕的身影。在伦敦，较少有展品设计是直接互动的，而且伦敦科学博物馆的主要内容是放在玻璃柜里闪闪发光的展品，这类型的展品在上海要少得多。藉由伦敦科学博物馆里的触屏，参观者能够浏览馆内档案，继而获得更多信息、观看新闻影片和采访等等。这一点，在上海几乎看不到。
上海科技馆室内展馆
02/上海火车南站的人流管理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这两种屏幕的首要功能都是对乘客人流的管理。视讯屏幕的首要目的并非要求周围乘客聚精会神地观看，而是仅仅告诉乘客他们可以坐在这里等。这两种屏幕主要是导引乘客的移动。第一种屏幕引导着乘客的去向，而第二种屏幕则让乘客等待，直到他们受第一种屏幕引导移向别处（也有可能是继续等待）。
把屏幕用于乘客管理的做法在所有城市都具有本地性。然而，特定场地的特点决定了本地特性的另一个层次，通过上海火车南站和伦敦圣潘克拉斯国际火车站(St.PancrasInternational)之间的对比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一点。上海火车南站是由钢铁和玻璃构成的圆形建筑，与圣潘克拉斯以砖头和混凝土建造而成的旧式火车站有着显著的不同。它和那些通常有着长形外观的火车站也大不相同，后者的特点是在月台和延伸向外的通道对面会有一个入口─圣潘克拉斯国际火车站（还在重建和整修中）以及开放于1987年的上海火车站都是这种模式。相反，上海火车南站更容易让人想起机场客运大楼，飞机通常都会呈椭圆形或圆形结构排列。
上海火车南站的目标是借鉴航空旅行的经验，把铁路旅行重新塑造得更加现代化，甚至是未来化，它内部的圆形结构也表明，用途对场地具有主导作用。诚然，这是一座让人惊叹的建筑。乘坐电梯从黑暗的深处上升到车站最顶层那宽敞明亮的空间，旅客们势必会想：「火车在哪儿？」（它们实际上都被藏到地底）如果说建筑本身非常规而又类似机场的特点使人感到惊艷，那么列车的高速也异曲同工─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快的铁路交通，而且还将变得更快。[7]电子屏幕同样也是这个火车站的主要特点。在这里，屏幕活动之神秘与交通活动之刺激相互结合，也许是为了创造出纷杂繁复的刺激感─一个建立在真实交通而非影院虚拟交通的前提之上、代表世俗魅惑与追求的地带。
圣潘克拉斯国际火车站同样也向航空业借鉴经验，设计了登记柜枱，为旅客提供搭乘欧洲之星的服务，同时还运用了现代化新技术，藉由活动屏幕来颢示其对未来化的追求。然而，与这一些志向远大元素相搭配的，却是一栋以自身的历史作为特点与价值的老建筑。因此，圣潘克拉斯国际火车站的设计师不得不去考量原有的建筑，以一种比上海火车南站更为特别的模式来安装屏幕。在该火车站，这两种屏幕的使用既高度一致又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点似乎正呼应了另一种场地特性：圆形建筑可能容易让旅客迷路。上海铁路南站的高级候车室上方的屋顶由一圈梁柱支撑着，每一根梁柱都做了编号。火车站的员工可以通过这些编号来引导迷路的旅客。[8]只是信息屏幕和视讯屏幕的内容明显不同，而且在这一栋对称的建筑物内部，这两种屏幕被大量装置在对应的位置上，这两点对于协助旅客认清方向同样十分重要。例如，在围绕中央通道分布的每一个候车室里，屏幕的布置是完全一致的。无论乘客搭乘的是哪一座电梯，无论他们从哪一个入口进入候车区，他们都会发现，每一个入口处的屏幕都一模一样。
最后，在场地特性的问题上，两个火车站之间最大的差别也许是零售单位。中国的铁路系统是公营机构，盈亏影响小，完全没有英国私有化经营的复杂性和争议性，也不具有英国交通体系那种公私合营的特点。圣潘克拉斯国际火车站跟机场一样，乘客在抵达月台之前不得不受到一堆商店和餐厅的夹击，但在上海火车南站，商店和餐厅的数量有规划限制，所以乘客并不会受到阻碍甚至分心。在上海火车南站，最吸引乘客注意的都是屏幕，而非商店，而且在整个建筑上部那巨大开放式空间里，乘客的体验也会受到屏幕极其系统化部署的调节。与此相反，圣潘克拉斯国际火车站内部找不到一个可以观察整个候车厅的视点，同时也没有系统化、一致化的电子屏幕部署构建我们对车站空间的理解。反而是在参差不齐的商店、餐厅标志、展示窗等等地方才看得到屏幕。这样一来，圣潘克拉斯的内部就象是零售和娱乐中心才有的迷幻光影景观─后者也是本文下一部分讨论焦点。
上海火车南站掠影
上海火车南站室内空间
03/五角场的消费魅力
我们在上海所选择的零售和娱乐中心位于杨浦北区，有五条马路交汇于此。它的中文名叫做「五角场」，英文则通常译为PentagonPlaza
（仲松，2009）。[9]在1930年代早期，也就是日据时期开始之前，五角场周围原本规划为租界之外的上海市政府新中心(MacPherson,1990)。如今，五角场被指定为上海的「副中心」，成为服务两百多万人的零售娱乐中心（仲松，2009）。这些人大部分都来自杨浦区，一个拥有124万居民的地区。[10]虽然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就在附近，但是杨浦区更广为人知的是它之前是一个贫困的工厂区，在挣扎之中求重生(Zhang,2009)。[11]
为了重生，必须振兴五角场以及周围街区。座落于五角场南边的东方商厦就是当时新建的第一栋建筑。为了填补南区的空白，还在东方商厦旁边建了一栋酒店，而在笔者于2011年年初到上海的时候，另外一栋宏伟的商业大厦也才刚在东南角修建完毕。同时还有于2010年开始使用的上海轨道交通10号线的一个站、东北角的万达广场、各式各样的店铺和餐厅组成的建筑群、电影城、西北角的百联又一城购物中心─环绕着中心广场而构建的单栋建筑，里头同样也有一座多院影城。
关于五角场，FrankDiktter在一本关于民国时期物质现代性的书中写道：「上至高耸的圆形屋顶和复折屋顶，下至人行道和地下室，『百货公司一致地建造得光彩夺目』；关于上海的南京路部分，他则写道：『照明彷彿成了电力之神奇一部分。』(Diktter,2007:137–8)如果说旅客来到民国中国城市时会为华丽的光影景观折服，那么在光影景观方面，上海五角场名副其实要比伦敦和开罗的零售娱乐中心来得出色。这一些思考促使他推断：『对于一个会在传统节日和重要社交场合使用竹竿串起灯笼进行盛大展示的国家而言，无数的电灯泡势必被看做吉祥且典雅的象征。』」(Diktter,2007:140)这一点引伸一个疑问：本地性是否并非以不同的社会功能或特定场地的特性而存在，而是依据文化的沿袭存在？
上海五角场外观
5.
走字与文化系谱
中国人对「热闹」有特殊喜爱，而屏幕在上海的光影景观中得到广泛应用，推测这两者之间存在联系是完全合理的。也有证据显示，其他文化的人群也同样受到电光(electriclight)应用的吸引(Whissel,2008;Schivelbusch,1995)。[13]总的来说，世俗魅惑作为城市屏幕文化的一部分，形式会受到特定社会功能和场地特性二者的本地性影响，但是文化特性的本地性却不似前两者明显。
不过，本文最后一部分勾勒出较具中国文化特性的联系。如果对比开罗、上海和伦敦，很明显的是，在每一个城市里，公共屏幕的一些应用是相对具体的。在上海，展示文本材料的屏幕尤为常见，并且通常被放在入口处或其他狭小空间里。上海火车南站里的文本信息屏幕便是一例。在整个上海，这种类型的屏幕主要颜色都是红色，其他的也有绿色、黄色或橙色。所展示的文本则有两种主要形式─文字在屏幕上呈电报纸条式水平移动，另一为图片像幻灯片般切换显示。前者在中国也称为「走字屏幕」。
长城是中国的特色(Waldron,1990)，[15]利用墙身以及内外部之间的界限是今日中国城市空间的一个主要特点。城市和墙在中文里都是同一个字：「城」。黄友琴和SethaM.Low在研究中国私人住宅的论文中指出，「设有大门和围墙的社区一直存在于中国的城市里。中国的传统住宅……以封闭的形式建造而成……建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大部分住宅其形式则是单位大院(work-unitcompounds)，该形式通常都建有围墙和大门，并配有保安。」(Huang&Low,2008)在一种赋予内外界限以重要意义的文化，置于入口的文本屏幕之模式及其应用似乎是为了强化原有的文化模式。
毫无疑问，这种在入口处有文字作告示的做法绝不新鲜。众所周知，过农历新年时，在家门口贴吉祥挥春是一种习俗。这种传统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一直到十四世纪，做法才得到了规范化和正式化(Hsieh&Chou,1981)。在乡镇公共空间的界限点上，经常可以看到牌坊或牌楼沿街伸展开去，或者就立在各式宅院的入口，这种装饰拱门有的现在还在。牌楼的面板中间通常写有题词，其中大部分都只是前方建筑物或是牌楼本身的名字。其他的铭文，尤其是那些献给模范仁人义士的纪念拱门文字，则是推崇孝道、积德行善等社会所尊崇的思想观念的道德训诫（韩昌凯，2008；Elvin,1984）。[16]
如今，这些黑板通常都被幻灯片般切换内容的文本屏幕取代。不过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原物，尽管这个时候，它的内容并不具有那么明显的政治性。在我们做调查时，许多板报上都有着世博会吉祥物「海宝」的粉笔画。在杨浦区（五角场所在）的一处通向传统上海里弄居民区的入口，我们找到了这种粉笔画，图案旁还写有一个公告，建议居民在世博期间尽量为外来人员指引方向，但也不要不懂装懂。[18]
在公共空间（出和入口）中使用文字标出界限的做法历史悠久，而这历史有助解释近几年来在全上海（以及整个中国）文本屏幕地位快速上升的原因，当然，屏幕价格大幅下降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我们可以根据Bolter和Grusin的理论，把上海当地这些彼此相异的公共屏幕视为对早期媒体形态的一种修正(Bolter&Grusin,1999)。须指出的是，这并非仅仅是旧酒新瓶。更确切地说，把这些修正看成一种系谱(genealogy)会更易理解。用传柯(Foucault)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系谱强调偶然性(contingency)和分裂(disjuncture)，而非历史的线性发展(Foucault,1977)。黑板报的转变不只是带动更新的科技变革，同时也是推崇革命思想、扬弃孔子思想的做法─牌楼所传递出的信息便属后者。
6.
本文结论
关于上海城市屏幕文化本地性的讨论，我们应该得出甚么结论？首先，我们不应妄下定论指出现代城市都是大致「雷同」。公共空间中固定活动屏幕并不是千篇一律，它们有各种形式的差异。其一，尽管我们视屏幕的存在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它们并非无所不在。其二，屏幕的种类、尺寸、安装的位置，以及所展示的内容，这些都会依据本地和特定的需要而有所变化。在此，正如本文借上海的例子所讨论，本地特性是由社会功能和场地特性二者的类别所决定的。其次，屏幕与已有的本地化特定做法之间的互动也造就了屏幕地位的提高。
以全球在地化的框架看上海城市屏幕文化的本地性是否适当？我认为并不足够。在当前全球化的环境下，上海城市屏幕文化显示媒体技术一种新的本地性。全球在地化的想法假设一个全球性的标准（通常是西方的），于本地改良或适应。例如，著名例子是麦当劳在印度不采用牛肉，并设计其他产品，以满足当地的口味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时代继续了帝国式都市为中心、其他则是边缘的模式。
本文注释
1.本研究获LeverhulmeTrust及上海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对此本人深表感激。本人谨此多谢研究助理WuDan、YuWenhao、WuChangchang、LuXinyu和MaLing，及上海其他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协助。
2.何谓「公共空间」的定义复杂，值得分开考虑。在本研究的应用较广义，包括公有空间和公众出入的空间。
4.ChrisBerry&WuDan.(2010,October22).InterviewwithXinGe.
5.ChrisBerry&WuDan.(2010,September18).InterviewwithZhangDajin.
6.例如，「现在登机」会闪烁绿色或橙色。然而，我们无法确定站内的信息屏幕有一套系统使用绿色和橙色，也找不到任何人能够向我们解释。
7.China'sHigh-SpeedTrainSetsNewSpeedRecord.(2010,September28).ChinaDaily.RetrievedMarch6,2011,from
8.当我们于2009年10月20日参观该站，一名员工告诉我们，根据她的记忆，车站启用时，这些数字还没有，是其后为解决问题而编上的。但是，ChrisBerry和吴丹于2010年3月25日访问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经理及总建筑师郑刚教授，他是上海南部火车站项目的总负责人，他纠正这一点，并解释说，数字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9.除了众多的旅游材料采用这个英文名字，上海杨浦区的维基百科条目追溯此名于1929年建设一个农民市场时已有
10.人口数字是上海市政府有关杨浦的网页上取得的。上网日期：2011年3月8日，取自
11.SeeTingweiZhang’sdiscussionofYangpu(Zhang,2009).
12.有关整个五路交叉口的重建和建设的细节，请参看龙正兴(2010)，《综合性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13.Schivelbusch强调光线和魅惑之间的连接是现代性进程的一部分，我想强调「魔幻」的电灯引发世俗的魅惑。然而，他有关西方大量投资于展示光芒的文献支持我的观点，在探讨本地文化特性时要审慎处理。
14.这些屏幕漫游的研究于2010年3月25日进行。
15.ArthurWaldron展示中国的长城如何和中国混为一谈，这原是西方人的用法，但现在已为许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采纳。
16.韩昌凯提供了牌楼的详细介绍。虽然他没有一个特定的章节分析牌楼上的题字，整本书的大量插图有很多例子。据MarkElvin所言，清朝资助建造的牌坊，助长贞洁寡妇的崇拜。
17.例如，周五级，1952；周艷、姜波，2002。今天，大量的建议也可在网上找到，例如，范文搜，2008。
18.原文：「为别人指路时，应热情周到地向对方指引和解释。不要歧视外地人。不可指错路。自己不清楚或不确定时应致歉。」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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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部分English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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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裴开瑞(2012)。〈本地与同代：上海的城市屏幕文化〉。《传播与社会学刊》，第21期，页25–50。
理论素材简介
留公子之前深入分析剑桥大学这个硕士项目的第一学期的课程安排后半部分，就有一个重要主线“探讨移动影像研究中的历史地理和理论问题”。
如开篇“推文原由”所述，该学刊为留公子此前推送的剑桥大学“电影与屏幕研究硕士”的申请指南提供理论素材，学刊本身非常具有可读性。
《传播与社会学刊》是由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合办的中文学术杂志，出版地在香港。以上截图，出自于《传播与社会学刊》的2012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