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ri在中文系读了六年书，今年年初，她决定跳出熟悉的文化语境，去往位于荷兰的莱顿大学中文系交换。
去欧洲学中文后，Siri觉得自己的人生像开出了一条新的支线游戏。
在这里，她遇见讲着一口北京腔的荷兰教授、听意大利同学感叹古汉语的美丽，也在许多外国人的发问中，尝试认识欧洲人眼里的中国，重新思考自己从小学到大的语言。
最初做出这个选择，迷茫是她最大的驱动力。她形容自己一直是个循规蹈矩的“优等生”，一路保研到国内数一数二的文学院，却在读完第一年研究生后，觉得自己离文学越来越远。
于是她交换、出国，像鸵鸟一样一头扎进沙子里，最后发现这片沙子远比自己想象得更辽阔。
以下根据她的讲述整理。
去莱顿大学的中文系交换后，遇到的所有交换生都会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他们看来，一个中国人，又是中文系的研究生，去荷兰学习中文，是一件很离奇的事情。
最开始我申请交换的时候，没考虑这么多，只是想弥补本科时没能出国交换的遗憾，给自己一个看世界的机会。
我总共选了三门课，一门是面向我这种交换生，介绍荷兰的社会和文化的，另外两门就是莱顿中文系开的，“宋元明的艺术”和“文言文高级阅读”。大家也许会猜测，一个中国人在文言文课上，肯定是秒杀全场的存在。但我来到这边后才发现，在外国学中文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最大的挑战其实是英语。
一段文言文，我得用英语把它翻译得信达雅。一篇有关中国古代艺术的论文，对我而言是长达四五十页的英文阅读理解。
所以不存在想象中那种母语者的天然外挂，反而是我在慢慢适应自己选的两门“中文课”。
尤其是那门“宋元明的艺术”。我对艺术一窍不通，完全是从零开始入门中国古代艺术史。最痛苦的地方在于，尽管这些画、画家、流派的名字都有对应的中文，但所有材料都是用英文写的，还得去一个一个查。
不过适应后，语言不通的痛苦慢慢开始被好奇替代，每天在莱顿观察外国人是怎样学中文的，有点像是我在做一个私人的田野调查。
莱顿还拥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亚洲图书馆，位于大图书馆的顶楼。每次我走到这，看着门口挂着的那些中国的书法作品，就感觉特别亲切。
据说这里的中文藏书量是欧洲各国中文图书馆中的第一位，很多欧洲的汉学家想要借阅中国古籍的话，都会跑到这边来。
有一堂文言文阅读课，老师带我们去图书馆“游学”。图书馆保存了一些珍贵的手稿，有一个早在18世纪就开始苦心学习中文的荷兰人，留下了一本特别厚的笔记，上面全是他学到的汉字和他用拉丁语写下的批注，很认真。
而且他也有点学习方法，会利用同音字去记另一个字的发音。我看了看，发现他每学一个汉字，就在字前加上一个序号，我翻到序号298，也才翻到笔记的一半。
不过，一个18世纪的荷兰人想要学会中文，光靠努力多少有点“生不逢时”。据我老师说，这个人写完这一本厚厚的笔记后，终于发现中文实在是太难了。从此埋头于收藏中国的艺术品，只留下了这一本手稿笔记，不再学习。
这让我想起有次在图书馆里自习，对面坐着的外国男生，在那抓耳挠腮地看朱熹，感觉他连头发都快薅没了。看来无论在哪个世纪，外国人学汉语的心境都颇为相似。
学期过半的时候，文言文阅读课的老师让我们开始着手准备课堂展示——拿一篇自己喜欢的古文，在讲台上给大家讲解、翻译。
这门课是给研究生开设的，选的人非常少，加上我总共只有四名学生。我有点想不出拿哪篇古文去展示，最后脑子里蹦出来高中课本上的《荆轲刺秦王》，我就把最著名的那段“易水送别”摘了出来。
展示完，有一个同学说，可不可以给你提个建议。他希望下次我选这种古文，能尽量从开头的部分开始。我这回从中间截取，弄得他有点一头雾水，他以为“荆轲”是指荆和轲两种植物，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人名。
在选文时，我完全没想到还需要进行什么铺垫。因为所有中国人，几乎都知道荆轲刺秦王这个故事。我很自然地跳过了前情提要，但是忘了自己面对的是一群非母语者。
还有另一个意大利男生，展示的是《说文解字序》，第一句话是“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他刚念完就说，这句话真是太漂亮了，它有点像“之乎者也”，很完美地符合了汉语最古典的句法。
然而我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完全没理解他说的“漂亮”。
课后我特地找他问了这个问题，他就说，可能我已经习惯了现代汉语的思维。我后来想也是，你从小学语文接受了太多规则，恒定的主谓宾句法，自然就不像一个外国人那样，能天马行空地从中悟出语言最纯粹的美感。
来到国外后，我发现外国学生们总是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印象很深的是，有天上课翻译宋词，宋词对外国人来说算是最难懂的中文类型之一。
我和老师是文言文课上唯二的中国人，他们就向我们提问说，你们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去读这些诗词的？尤其是到了宋代，这些诗词里面都有很多的典故，它变得不再像唐诗那样易懂，你们到底是怎么读的呢？
我和老师都有点被问住了，最后老师说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是多读书，从小背，等长大了就慢慢理解了。我就举例说像我们中考、高考都会有默写题，相当于你中学时代一直要背诵那些著名的篇目，才能完成你的考试。
然后那两个意大利男生就说，在他们奶奶辈的时候，教育也是这样的，当时的意大利人必须要去背但丁的《神曲》等等。但是到了他们这一代，这已经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东西。他们都不喜欢去背，因为记不住。
要不是他们提醒，我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像潜意识里我总是把这些知识当作是自然而然获得的。
莱顿大学中文系有一位教授非常有名，他叫柯雷。柯雷教授是荷兰著名的汉学家，也是目前海外研究中国当代诗歌的前沿人物，像北岛、西川几代中国诗人，都是他的朋友。据我所知，他近几年在埋头研究中国的打工诗歌。
年初知道柯雷教授在莱顿教书后，算是坚定了我来交换的想法。因为我还挺想知道，像他们这些外国汉学家，是以什么样的视角研究着遥远的中国。
那天我去拜访柯雷教授，有很多话题想和他聊，不过他实在太忙了，所以就只是浅浅地聊了一下。我一开始说的是英文，有些地方我表达不出来，就换了中文，然后教授也跟着我切换了中文，而且还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腔。
我问教授，应该去哪找外国汉学的文献资料，教授就很热心地给我推荐了一个网站。最后他用中文说，我觉得你可以“小心翼翼”地把这个网站浏览一遍。
所以我有时就会想，人把一门语言学得再精深，可能也还是达不到母语者的程度，人还是会不自觉地把自己语言的习惯带入到另一门语言里去。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一个人看另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来荷兰之前，我对它的认知就是风车、郁金香，到现在，我对它更多的印象是它众多的运河和美丽的桥梁，以及每到晴天，就像没有工作一样占满草坪的荷兰人，因为这些是我看到的。
有个跟我一起来交换的同学，她选修了一门叫“当代中国”的课，期中考试结束后，她跟我们说，考试的内容有点让她摸不着头脑。有一道讨论题是谈谈你对中国信贷系统的看法，她其实不太清楚信贷系统是什么。
最后出成绩的时候，莱顿这边是10分制，5分以上算是“合格”。她一个中国人去考“当代中国”，最后只得了4.9分，不及格，还蛮让人哭笑不得的。
但这学期的几次旅游后，我最终观察到：在欧洲，中文又多又贴心的地方，十有八九是免税店。
最近我刚结束研究生的线上开题。回想去年这时候，我刚以研究生的身份度过一个学期，对未来的规划不外乎做老师、考公、读博。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那么冲动就申请了。现在想来，我可能像一只原地转圈的鸵鸟，身在全国数一数二的文院，却觉得自己离文学越来越远，转而逃去荷兰，暂时把头埋进另一片沙子里。
出国后我发现，中国来交换的几乎全是研究生，但日韩来的都是本科生，我没有遇到一个研究生。同学说，因为他们日韩的学生，百分之八九十，不是要真的下定决心要做学术研究的，毕业之后就会直接工作。不会为了找工作读研，读研也不能帮他们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
我也想，为什么中国没有什么本科生来。想到因为这边的给分太低，绩点太难看了，不管是以后读研还是留学都会有影响，本科肯定不敢来这种给分很低的地方。
他们也很惊讶，说在中国所有人都要读研吗？我说不是所有人，但是想找到好工作，大多数人都得读研。他们就觉得我们好像把大学四年又读成了高中三年。
我从小就是个特别害怕脱轨的人，按部就班地生活，总保持着“好学生”的心态。在莱顿学中文，像我人生开出的一条支线游戏，我在慢慢把它打通关。
今年是我在中文系的第六年。前几天，我去意大利旅游，在罗马万神庙广场被一个自称是作家的大叔拦下采访。知道我和朋友是文学专业的学生后，他很好奇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读文学，因为这个专业“既找不到工作又挣不到钱”。
我们一行人当时就沉默了，有点陷入尴尬。大概所有关于工作的问题，对人文社科的学生们来说都是一种拷打吧。
之前我问一起上文言文课的外国同学，为什么想要做文学研究，有没有过动摇？然后那个意大利男生就回答，如果你很热爱它，你就应该“devoteyourselftoit”（全身心投入）。
在莱顿学中文的这些外国人，他们的出发点都很纯粹、轻松，就是感兴趣，想要做研究。像这个意大利汉学生，他目前是在莱顿读第二个硕士，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等级还不够去读博。
而我在遥远的异国读了一年母语，其实还是没想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一边出来见到了更大的世界和更多的人，一边听着朋友们在秋招上的惨状，忍不住把头在沙子里埋得更紧一些。
唯一确定的是，我对人生的想象不再那么固定了，想要拥有一次“乱来”的机会：和朋友做一个年轻人的文化频道，在荷兰二手市场摆摊卖东西，去书店打工……当曾经看似可行的选择被我全部清零后，可以说到处都没有路，也可以说到处都是路了。